【专访】英年早逝的学者——吴方（78级本科）

吴方(1948-1995)：生于北京，祖籍安徽怀宁。曾辍学做工，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在《文艺研究》任编辑，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在近百种刊物上发表过散文、小说、杂文、文学评论等文字逾百万。1990年1月，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到的文人的随想，遂奠定其在学术上的地位。1995年因癌症病逝。

《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本书从吴方旧著《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斜阳系缆》、《尚在旅途——吴方书话》及散碎发表于报刊的有关晚清、民国时期人物评传类文章中辑出，重新编定而成。它追寻的是那些在历史情境中独具风貌并留下深刻印迹的人物，如龚自珍、王国维、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以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勾勒各种文化性格，阐发人物心灵隐秘，评估人物历史功过。夹叙夹议，兼得传记特写与评论之妙。读之不惟可了解近现代著名人物，对理解反思当前文化现象，亦多有裨益。

2005年8月28日，“纪念吴方逝世十周年座谈会暨《追寻已远》首发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沈昌文、葛兆光、雷颐、吴彬、季红真、叶君远、韩小蕙等文化界、出版界有关人士，及吴方同学、故友及亲属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

座谈会上，大家除追思了吴方质朴宽厚的人格魅力，研讨了吴方著作的学术特点及价值，还对当今的文化现象发表了意见。与会者一致认为，吴方是中青年一代

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有关近现代文化史的文化随笔，人物择选、研究视角独特，方法、观点前瞻，并能自觉地用洗练雅洁的文字去营造一种情理结合的意境，是文化随笔中难得的精品。

作为较早发表吴方文化随笔的《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则借《追寻已远》跋中的一段文字，“我说不准知识分子的定义，但想总不能少了对人生意义和终极真理的不断思考和探寻；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对人格理想的坚持和做学问认真、老实的态度”，表达了对《读书》应坚持的编辑方向的期待。

 

擦桌子的“主义”——我和吴方的问答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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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方是我们人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同班同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方经常给同学擦桌子。他到教室后，先给自己擦，随后给前后左右的同学擦，有时甚至擦全班的桌子。次数多了，我就有点不舒服。倒不是因为他这个副班长盖过了我这个班长，我觉得，这里有人生观方面的大问题。

我在中学也干过类似的事，但坚持的时间不长。我插队时做过更无私的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坚持越久，困惑越重。最后，所有困惑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热爱人民吗？爱，擦桌子扫地和英勇献身都不成问题。不爱，这么做是否矫情？是否虚伪？或另有所图？

这是一个让我恐惧的问题，它导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答案。如果把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换作我熟悉的那些贫下中农，那些既有长处也有毛病的真实个体，那么，我的真实感觉是：不爱。有同情，有怜悯，有尊重，有轻蔑，对某些人也挺喜欢，但就是谈不上爱。我当时已经有了暗恋的经验，尝过爱的滋味。为爱人做事是满心甜蜜的，甚至比为自己做事更加甘心情愿，而我为贫下中农做事却感觉很苦，心里很不平衡。

一天下午，大概在1979年春季，我和吴方一起骑车去什么地方办事，我借机向他发难。我问：“我看你经常为同学擦桌子，为什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擦呀？……你爱他们吗？”

吴方不说话。我逼问道：“爱他们，帮他们擦桌子就很自然。否则就不自然，就值得自我追问。你能感觉到爱吗？你爱人民吗？我很好奇，你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吴方说：“我没有想那么多，随手就擦了，手里有一块抹布，擦一张桌子也是擦，多抹几下也不费什么事……我没想那么多。”

我失去攻击目标了。现在回头看来，吴方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我当时习惯了两极化的思维，擅长上纲上线的批判，很缺乏分寸感。我硬把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就自说自话地往下讲。

我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奥斯托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些说法都很漂亮，但最终都需要一个基础：热爱人民。如果不爱呢？岂不是与最深刻广大的幸福彻底绝缘？岂不是命中注定只有那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我说，这些想法让我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感觉到近乎绝望的恐惧。进一步说，这种个人患得患失的恐惧本身也让我感到恐惧——我的根子居然也是自利的：我怕与最深刻的幸福绝缘，因此才要热爱人民。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自我改造，真可以进入大公无私的境界吗？这在逻辑上如何说得通？我不敢深想，也想不下去，但我不能不面对内心的真相。

我很希望吴方和我争论，在内心冲突中我练熟了一些招数，自信可以打退他的驳难。例如，爱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的一种肯定性情感。如果我是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与张三李四这些人民的构成者有什么关系？或者我是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吃饭，做好我分内的那点事，拿自己的劳动与别人交换，一点也没有欠谁，爱的基础又是什么？把寻常合作或平淡交易说成热烈的爱，是否有矫情或滥情之嫌？等等。我寻机驳倒他，在潜意识中更希望他驳倒我，把我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但吴方只是凝神倾听，并不和我争论。

据说，两个人交往的深度，在说者的感觉中，等于袒露内心的程度，听者只要用心倾听就可以了。我和吴方的这次谈话，尽管他没说什么，但我袒露的恰好是内心深处的困惑，所以我对他总有知己之感。

二、

中国古诗反复咏叹生命在无限时空中流逝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吴方是诗意很浓厚的人。

似乎在快毕业那年的元旦，班里组织活动，最后有互赠送纪念品一项。吴方给我的纪念品是一张明信片，上边抄着李商隐的两句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种诗意很接近吴方的格调。虽然在意料之中，我仍然感觉强烈。当时我24岁，他也不过30出头，笔下却如此暮色苍茫。

很久以后，我看到二战后一个德国战俘的自述，他从战俘营获得释放，回家的时候，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尽管年方十九。恐怕许多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熟悉这种感觉，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失败和挫折。当年投入得越彻底，历尽沧桑的感觉越浓重，人生刚到立春，心灵已进入深秋。在时空差异极大的相似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感觉与生活的浓度有关，与失败和挫折的强度有关，与国籍地域或年龄并无直接关系。

当然还存在着个人差别。吴方的气质似乎与秋天特别合拍。他去世前半个月，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家探望。只见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幅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用当时已经传入的西学术语来说，这个文本贯穿了根本性焦虑，体现了终极关怀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原来，吴方的读写生涯，就是在这种背景上进行的。

三、

我的书架上有吴方的两本书，一本《世纪风铃》，1993年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买的，随手翻翻就放下了。一本《斜阳系缆》，吴方1995年去世后出的，为他儿子上大学集资的同学们人手一册，留为纪念。据说，《斜阳系缆》这个书名，是吴方去世前一两个小时打电话给责任编辑确定下来的，一派告别人生的意境，让熟人不忍遽入。

一转眼吴方去世十年了。翻看故人的两本书，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当年无解的问题也复活了。细读吴方，跟随他去理解晚清和民国的历史人物，我在类比之中领会了1979年那次追问的实质及其历史背景。

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改造试验中走到尽头，改弦更张式的大变革悄然启动，但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工农业政策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螺丝松动了，架子还撑着。

当时的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仍局限在毛泽东思想的视野之内。用这种眼光看，我上大学就属于临阵脱逃：从学大寨运动的最前线败下阵来，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路上碰了几个钉子就半途而废，变相追求舒适的生活。我心里有点愧疚，又扭扭捏捏地不肯认账，我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路走不通不是我的错。这种“非战之罪”的自我辩解，逐步转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及其指导理论的怀疑。

至于热爱人民问题，就是对毛式理想的置疑，就是对“公而忘私”甚至“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根基的置疑。锋芒所指，竟是一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核心，一种创造新人的历史性努力的软肋。在这类置疑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取代集体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开始转型，转变至今仍在进行，但大轮廓已经可以辨认了。我的个人追问，其实是极左阵营内部在实践中发生的对毛式道路的置疑。

个人主义是如何大规模取代集体主义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吴方站在前沿的方阵里。他研究晚清和民国人物的思想，搜寻上一轮历史选择所丢弃的瑰宝，重现被扼杀的历史可能，帮助我们接续一度中断的探索和建设。

1991年7月，吴方在《百年话胡适》中写道：“在胡适早期思想中，有分量的一节就是他所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吴方引用胡适的原话解释这种人生观：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吴方进一步解释说：“胡适在这里所强调的‘个人’不应误解为‘利己’、‘自私’，实际上是为‘安身立命’，为文化设定寻求一个有别于传统意识的价值根基。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许多历史曲折和炼狱之后，不觉得缺少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大历史遗憾，而且值得深长思之吗？

“‘个人自由’也未尝不是一种责任，只不过它与牺牲个性去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不在一个理路上。而我们往往用后者排斥掉前者，因为现实的优先考虑总是‘社会根本性的改造。’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革命，似乎能够为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并满足某种‘一抓就灵’的幻想。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中国历史把希望放在了一场场‘外科手术’上，而其后遗症同时留给了自身。”

1992年12月，吴方在《吴宓与学衡》中写道：“吴宓确信‘自治’的选择是最好的，由此方可推及于国家、社会。他相信贵在做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能坚守‘内心生活之真理’是人生的进境。尽管在孤绝的价值与世欲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人文主义者仍不肯认同‘干涉’的合理性。自然，这同大规模社会改造理论是极不合拍的。”

读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听出了吴方对我在1979年那次逼问的回答。他拉出来另一种主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而且以他平实体谅的风格，娓娓讲述着前人的经验和故事，使抽象的主义有了血肉之躯。这套理论并不反对给同学擦桌子，甚至可以容纳舍己救人的英勇，但基础却是对追求个人自由权利的自我和他人的尊重，而不是我们曾经习惯的轻蔑和反对。这是自尊和同情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忘我或斗私的结果。

遥想当年，我能驳倒这种理论吗？我听得懂、听得进吗？我有能力在他讲述的前人那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迷途之处，从而恍然大悟吗？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回顾来路，我们竟然走出这么远了。眼光的改变，视野的融合和扩展，观念的变迁，需要时间和各方面的配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吴方的书就是应和时节的几洒细雨。

在《白发书生寂寞心》中，吴方追寻王国维的心灵轨迹，说他“在彼时历史文化的沉浮中，更加深了人生原始问题的困扰”。关注历史思潮的时候，吴方也念念不忘人生根本问题，满怀有限人生面对无限存在的怆然，情理交织着写出一篇篇充满感性体验的文章，几乎每篇都浸染了苍凉秋色。

吴方在谈论王国维的文章里有一句话：“悲怀可能使人生困顿于迷惘，却可能造就某种诗人气质以及对人生的诗的透彻理解，因而使悲怀幻化为永恒的人类经验。”吴方的悲怀和他对人生的理解已经成文，已经出版并且即将编辑再版，因此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的文章能够流传多久，但在永恒的人类经验中，在我们亲历的观念变迁中，已经融入了吴方的一片心血。

2005年7月30日

 

怀念老同学吴方

顾晓阳

在文化界知道吴方的人不少，读过他文章的可能更多一些。不过，在我出国的这七年多里，说来惭愧，基本上没再看过他写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说不出什么。我悼念他，是因为和他有十几年的交情，以及他最近的这种死法。

七八年刚上大学的时候，是第一天吧，由胡华进行“校史教育”，排着队去礼堂的路上，我注意身旁一个黑脸膛个儿不高的“老爷们”，一跟人说话脸就通红，正好还是跟前边的人凑着说话，结果把人家的鞋后跟给踩掉了，脸不就更红了嘛——后来知道此人叫吴方，是我们班的班长，上学之前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煤窑里当过矿工，说他是“老爷们”，其实当年也就三十岁，只不过那时候我小，看三十岁的人都像老爷们。

吴方的特点是闷头干事，不大说话。开始我和他接触不多，不知怎么他蔫不唧地就拉上何东宪办了个油印刊物。我那时闷在家，偷偷写小说，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写完了不知道像不像个东西，战战兢兢地给了吴方，毕竟也算初次投稿嘛，蛮紧张的。第二天，我印象很深，我在教室里，吴方进来了，旧蓝布制服，手里拎个黑塑料口袋，就是到乡下检查粮食产量和计划生育的公社基层干部拎的那种口袋。他直接走到我面前，脸一红，说：“你那小说我看了，我真想今天就出第二期……”我一听，血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激动得不得了。我在这方面的自信心，可能就是从那一刻建立起来的吧。

吴方写作很勤，不但登在油印刊物上，也往教室的壁报上贴，里面经常引贝多芬和罗曼罗兰的话，自己写的句子也跟老贝他们写的一般无二——我们不都这么写嘛，毕竟他才三十、我刚二十二嘛。比如有这样的句子：只要你对我伸一援手，我就紧紧握住不放。我们这几个坏小子认为吴大哥这话后面有故事，着实说笑了好一阵子，只要何东宪起一句“只要你对我伸一援手”，我立刻像演舞台剧似的夸张接道“我就会紧——紧——握住不放！”这有个段子：一位女生受潮流影响买了个卡片盒，装了些卡片，做学问，后来有人打开那盒子一看，里边卡片上摘的净是吴方文章里的警句。这也被我们传为笑谈，但是件真事。

后来流行跳交谊舞，吴方是好意，班长嘛，活跃活跃班里的气氛、增强增强团结，组织个舞会吧——其实就他的个性来说，跟这类事完全不合，跳舞等于活受罪。那时风气不开，人都到齐了，却没人好意思去跳，场子是空的，人都围在边上笑，吴方劝这个劝那个都不听，只好自己带头，说服一位性格开朗些的女生跳起来。巧就巧在这，正在这时，他太太来学校找他有事，刚好走进食堂（舞场）的门，一眼就看见他搂着个女的跳舞呢，呱啦一下子脸就耷拉下来了。吴方是冤枉到家了，什么都不能说，越解释就好像真有什么似的。他和他太太是在矿上认识的，他太太在食堂卖饭菜，我们常开玩笑说，准是他太太经常多给他半勺菜，爱上了。后来他调到煤炭部当司机，他太太也在机关里工作了。上了大学，跟当司机就不大一样了，也算时来运转吧，他太太自然会有些想法，对他在学校的举动比较在意。其实吴方在这方面自律甚严，是个忠于太太、爱孩子顾家的人。

我们住同一宿舍，都是北京的，相处甚欢。里面坏小子居多，都不大念书，喝酒侃山往往达旦，主要是奔荤里侃。吴方一般不参与，有时听得心里痒痒了，突然来一句，绝倒众人。因为他是煤窑里混过多年的，井下黑古溜秋的什么糙话不说啊，他即使无心也得记住大半，我们就显得嫩多了。我们这种聚会一直持续到八八年我出国，每月至少一回，阿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就这么叫他了）越来越经常参加最终成了必不可少的成员，还在他家里摆过一桌菜请我们去，可能是他看来看去还就是这几个坏小子可交。

阿方毕业后分在文研院《文艺研究》杂志，开始写戏剧评论，后来负责文学，写了不少文章，俨然成家，还当了副主编，后调到研究所闲居。九三年托来旧金山的人给我带来一本他写的书，阴差阳错，我至今也没有收到，诚憾事也！

阿方性格内向，有事都憋在心里，烦恼很多，好像总是不如意。去年发现他肝癌晚期后，我们都说这病跟他常年抑郁有关。翻看过去他给我的信，里面都是这样的话：“我有时想起来人这一辈子，真是庸常可怜，无足道者”“（写作）这事越做越无聊，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整个一个人生茫茫，无处是岸”“现如今不知干什么好，瞅什么都别扭”，有一封信里写到他去北京站接人，不自觉到我家凭吊了一番当年的旧事，“只见朱门紧闭，甚为岑寂，想院中荒草可能侵阶，往事历历，人各一方……”这是何等的心境啊！想到阿方，我总觉得他好像是鲁迅那个时代的苦闷青年，肩上压着铁一般的沉重，口里喊着“寂寞啊！寂寞啊！”这种人现时真是不多见哪！

他的病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据说他自己很清楚，但很平静，何东宪形容他是“人于生死大限之前，视世间万物为浮云，心胸之阔，可纳天地”。我在今年新年给他寄的贺年卡里，写了几句友谊如何如何的话，关于病，一字没提，想来他也明白我的意思。两三月前，听说他的限日不多了。七月中旬，伦敦的赵毅衡兄要回大陆，说是一定去看吴方，那时我正在伦敦，就托赵兄说切切转达我的问候！还真赶上了——这是使我非常欣慰的事！据说他从赵毅衡兄那儿听说了我私人的一些“新闻”，死前几天，还打电话给朋友，拿我开了玩笑。

两天前，我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本来是为别的事，不料他劈头就问：

“阿方的事你知道了？”

“不知道啊！怎么，过去了？”

“八月十六。他是……自己结束的……”

我脑袋轰的一声，然后问：“用药？”

“不，”停了一会，“绳子。”

阿方啊阿方，你一辈子想不开，临了临了还想不开，这是何必呢！我脑子想不了别的，一个劲儿想象他在拿绳子之前，阿方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深夜不寐，秉烛窗前，翻看历年来阿方给我的信，遥想大洋彼岸斯人已去，能不泫然！

小时候读古人哀悼的诗文，与其同悲，好不羡慕——他们可真有的可悼，那是多么丰富的人生啊！现在可好，一眨眼的功夫，轮到自己悼亡了，才知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悲夫！

阿方，你我相交一场，亦称有缘，忆及往事，书以记之。我性喜戏谑，耍贫嘴耍惯了，若有得罪，谅你知我，必不怪也。

1995年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