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文物鉴赏界的青年才俊——甘学军 （79级本科）

        甘学军：文学院79级本科（1979-1983），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1962年出生，仙桃沙湖人，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文化部党组秘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93—1997年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7年—2001年任北京华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年创办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今。现为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理事。

        在文学院50周年院庆之际，甘学军为了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向学院捐款25万元，在文学院设立华辰文化教育基金，用于文学院的文化教育发展事业，资助优秀学生。

 

甘学军简介：

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甘学军，是大陆艺术文化事业领域中颇具知名度的少壮派。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也带领着同样年轻的华辰拍卖公司亲身经历了这个市场从平静到火爆的过程。平易近人的性格加上斯文的书生形象，使甘学军在中国收藏界人缘极好，与两岸三地的收藏家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近年来甘学军在文化艺术品拍卖中的表现十分抢眼，圈内人士一直对他保持着肯定和期待。 

　　提起拍卖，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名流云集的高档会所里，一件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艺术品随着清脆的槌响，以百万计的价格被不愿透露姓名的买家收入囊中。几分神秘感，又搀杂着几许贵族气，拍卖行这一在西方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行当，现在也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伴随着日渐繁荣的拍卖市场获得了飞速发展。

　　已过不惑之年的甘学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幸运的。走过文革的他抓住了上大学的机会，四年人大中文系的学习带给他扎实的文史基础。毕业后又先后任职于国家文化部和文物局，极为年轻即在政府文物单位崭露头角。

　　甘学军进入拍卖业始于参与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他谈起当时的情况感慨颇多。“当时我们除了知道齐白石、徐悲鸿外，真是什么都不懂，好在谁先学谁先知道。客户来电话说他有藏画，我们就赶紧找书查资料，见面一谈才发现客户对画的了解比我们还少，反而很佩服我们，挺有意思。”作为从行业初创就在其中摸爬滚打的老将，甘学军自信对这个行业有一些心得体会，具备一些相应的技能，自然就希望有一方自己的阵地去做一些事情。

　　离开嘉德后甘学军创办了华辰拍卖。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是由文化部所属的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中国文化国际旅行社和北京华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拍卖机构，主要从事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其它物品的拍卖。华辰，在组建之初就是以国际化为目标，现已成为中国拍卖业的一支生力军。“我们当时的判断是中国拍卖行业的格局还没有最终确立，正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我们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市场的核心部位来做一些事情。”

　　甘学军的故事，不单是一部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奋斗史，文化改变了他的命运、文物成就了他的事业，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改革开放、共和国繁荣带来的强大助力。他庆幸自己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更加庆幸自己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复苏、繁荣过程中的亲历者、参与者。

　　甘学军24岁时成为当时文化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而立之年仕途得意之际从国家文物局的管理岗位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体会过弃官从商、身份落差的苦涩，经历过市场的跌宕起伏，现任北京华辰拍卖公司董事长的甘学军回忆起当年的决定感慨不已：中国拍卖业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我与万千艺术品从业者共同缔造着这一成果，也分享着收获的甜蜜。

　　“窝头比文物更实在”

　　1962年，甘学军出生在湖北仙桃沙湖一个农家，家中兄弟姐妹7人。沙湖十年九涝，国家又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甘家家境的贫苦可想而知。在饥饿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家人有干不完的活，甘学军很小就开始干活贴补家用。和兄弟姐妹编草席卖、到镇上打短工……当然这一切都要避过大队干部的眼睛偷偷进行，在那个年代，做这些都属于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

　　饥饿的童年让甘学军早早地开始思索人生和未来。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时常羡慕地看着大队的干部，幻想着将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想象不到，若干年后，他能离开这个偏僻的乡村，并结缘文物艺术品，在中国拍卖市场中搏出一方天地。他更不知道，他日后结缘的文物业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1977年，恢复高考。正在上初二的甘学军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参军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这两扇大门早已对他关闭，恢复高考的这一决策让甘学军又抓到了改变人生的稻草。父亲曾说，就是累死也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完。从小就喜爱读书的甘学军立志要离开僻壤之乡，不再重复父辈的生活。1979年，甘学军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成为公社乃至全县的新闻。自出生从没穿过新衣服的他带着父亲给买的一红一蓝两套秋衣，跟三个沙湖同乡乘机帆船倒江轮到了汉口，又倒火车驶向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在他实现人生第一个梦想的同时，这个17岁的瘦弱少年还不知道，最终成就他事业的中国文物界也正经历着变革和新生。

　　甘学军也在人大校园里如饥似渴地苦读。5分钱一碗的熬白菜几乎成为他四年里的专利。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买书的钱都是从12块5的助学金里省下来的。为了买本牛津英汉词典和《辞源》，他两次将家里给添置的新衣服低价卖给同学，一次是一件白的确良衬衣卖了7元钱，另一次是大二那年，他用一件防寒大衣换回了新书。

　　1983年，甘学军大学毕业，幸运留京，分到了文化部，开始了他与文化的不解之缘。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部机关里的电话值班员。他每天面对三部电话机，负责文化部与上级、内部和对外的电话记录。踌躇满志的他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同学笑话他，找甘学军很好找，打文化部的电话就是他接。但他从接传电话中得到许多信息，并结合文化部领导工作，编成领导活动安排一览，赢得不少赞许声。后来他觉得光做这个没意思，就每天上班先把各大报纸全读一遍，把重大时政新闻及和文化有关的新闻摘录、打印出来，10点前整理完给每个领导桌子上放一份，部长们都很欢迎。这份工作虽然平淡，但培养了甘学军善于钻研的精神，这种积累的优势在他以后从事的艺术品工作中逐渐显现出来。

　　住了7年集体宿舍后，1990年甘学军分到一套建筑面积46平方米的房子，搬家时，甘学军乐得不行，连说此生足矣！在文化部工作了8年后，1991年，甘学军调到了国家文物局，做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从商的风潮，一大批人弃文从商，弃官从商。那时他也开始考虑起今后的人生路。“也许是因为在文化部机关太顺了，所以做得有点乏味了，觉得自己好像还应该有更大的能量。”甘学军说。 “后来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陈东升当时有做艺术品拍卖的想法，正好有我的朋友介绍他找我。”陈东升直接推开甘学军办公室的门，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一拍即合，“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一行没人干，很有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商店的文物只卖给外宾，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到90年代才开始收人民币。“可以说这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市场是媒介、是平台，如何开发利用值得思考，我觉得拍卖是个好形式。”而且，细心的甘学军发现，国家文物局不知不觉中将流散文物处改名为文物三处，他从这个细微的改变中品味出管理部门实际上是支持文物市场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改变对社会、对市场都预示着机会。我们身处其中，觉得是时候来做拍卖了。”

　　当时甘学军还不是很了解拍卖，只是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手里有资源，他对文物专家很熟悉。“我知道谁懂呀!那时候大家的信息很闭塞，有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找谁看，但是我知道，这点就对我从事拍卖行业有决定性的意义。”

　　1993年，中国首个股份制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就在陈东升、甘学军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1994年春，中国嘉德的首场拍卖便创造了1400多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震惊全国，从此拉开了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大幕。后来拍卖行业的迅速成长，印证了他们的想法，只是没想到成功会来得那么快。 辞职参与创建嘉德拍卖公司前，甘学军已先后担任文化部党组秘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位了。提出辞职时领导和同事都很震惊：“年纪轻轻就当了这长那长的，干得好好的怎么要变呢？一个文弱书生经商怎么行呢？”领导甚至说，“你试吧，不行再回来”。中国拍卖业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改革开放释放人们很多潜在的能量，有着对改革开放整体形势的判断，加上自身在文博系统的资源，我没有采用停薪留职等变通办法，而是直接辞职了。 “我理想化地断了后路，组建嘉德时就我一个人是辞职的，别人还在原单位挂了一段时间才彻底进入。”回忆起当年的决定，甘学军很庆幸自己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陈东升、甘学军，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在机会到来时跳进了商海，他们抓住了机遇，然而，也难免呛到苦涩的海水。从国家机关到公司，难免经历了巨大的身份落差，甘学军对这一点体会太深了。“在机关去地方做调研时，行程都被地方安排得滴水不漏。”进入嘉德后，他很快发现必须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出差自己订饭店，自己打理一切，凡事亲力亲为。一次，他出差想见当地一个文物商店的经理，人家作为国营单位的负责人，根本没把民营拍卖公司放在眼里。就在几个月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甘学军，可是这位经理想见都见不着的人物。“心里有很多不平衡，你能坦然面对这个现实很难。”

　　2001年，甘学军在离开嘉德公司四年后再次成立华辰拍卖公司。“我深深体会到拍卖行业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中国的市场和国外不一样，国外是一级市场特别发达后才来做二级市场，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形态，拍卖在艺术品市场的地位和国外不一样，用拍卖来带动市场是最直接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