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采访87级本科院友谢力

　　谢力：文学院87级本科，现任中国文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时间过得很快，我从人大毕业到现在应该说是二十年了。我们的文学院当年还是中文系，当我长成一个四十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中文系也长成了文学院。我感到非常开心。祝我的老师，我亲爱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记：您在校时分专业吗？

　　谢：分。我学的是文学。当时只有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向，不像现在这么细。杨恒达老师还在吗？

　　记：在。

　　谢：我跟他特别熟，但是好像也有两三年没见面了。他那时老给我们做饭吃。他是上海人，蒸的鸡蛋羹特别好吃。他对我非常好。

　　记：您当初是出于何种考虑选择人大中文系呢？

　　谢：我是八七年从山西考过来的。当初第一志愿是社会学，那是一个新兴学科。我很感兴趣。结果是中文系的老师去招生，我的语文分数比较高，我父亲也是搞文的，老师就说，这顺理成章，就到我们中文系来吧。于是我就到了中文系。我们正好是第一批实行公寓制的时候，不用带被褥，每层有两个服务员，帮助打扫卫生。半个月换一次床单，一个月换一次被罩。每个人的床单被罩都标着号，洗完后依号领回。我觉得挺科学的。还有，每层都有集中的仓库，大号行李就存放在那里，宿舍里每人有一个小格子，没有卫生间。我后来去吃过几次饭，就在西门那儿的餐饮区。当时有个学六食堂，现在可能已经拆了。

　　记：你们当时学生是不是比较少？

　　谢：我们刚报到的时候是39人。26个男生，13个女生。有一个女生转系了，就成了12个女生，才两个女生宿舍就够了。

　　记：您在校时中文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霍：我们当时住在最西头，大二、大三、大四的都在最东头，联系特别少。我当时担任团组织的组织委员，因为要收团费，所以跟他们上面的人联系多一些。系里组织的活动不多，但我们班里的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自己搞过班刊，是手写本，还有春游、秋游、月下游、骑车游，经常一起看电影，那会儿是买一套两个月的套票。我当过班长，还经常组织宿舍与宿舍的对抗。

　　记：听您这么一说，你们当时的大学生活在精神上真的比我们充实。

　　霍：有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一个月一百，已经很富足了。那个年代连BB机都没有，大家想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要到一号大会议楼排队，长途电话有三个公用的，九点以后是半价。那会儿整个宿舍楼只有传达室有电话，有谁的电话都需要喊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冬天特别的冷，天气特别的晴，我们从图书馆里走出来，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怎么也放不下。有一阵儿我狂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我都看了。有时看到最后图书馆闭馆了，从里面出来也不觉得冷，一边抬头看着月亮，一边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就觉得还沉浸在书里头。心里头特别静，特别兴奋。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还有，熄灯以后，我们经常开卧谈后，想家了就互相诉说，各自说家里头好吃的东西。要不就是互相考背诗，背到最后差一句，谁都想不起来，就看谁输了，谁就跳下床拿着课本到外边看一眼回来告诉大家。那会儿总要想做的事。珍贵的回忆真的特别多，比如第一次在外面吃东西，第一次喝北京的酸奶，看的第一个电影是《红高粱》。

　　记：您当时是分配工作吗？

　　谢：因为八九动乱，我们赶上了分配的尾巴。那时已经开始有双向选择了。当时宿舍楼每天很早就有很多人出去了，去找工作。说明可以双向选择，可以自己去联系，只要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放人。但是有留京指标的限制，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记：

　　谢：现在工作是不好找。但其实我们那一年分配的情况并不好。但是因为学潮的影响，从八六级开始，真正开始吃瓜落儿了。我们比86级好一点，双向选择的机会多了一些。有些进入了企业；有些由于受到留京名额的限制只能回去，但是回去后不甘心，继续考研，考回北京；还有些是又漂回来的。比如有个同学回到了福建，在福建侨办，看起来不错，但由于当时的政策是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要下基层锻炼，她一下子就被分配到了福建某县的一个农场，条件非常恶劣，后来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寻找各种机会，一步一步通过考试回到了轨道上来。我们有一批同学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班出国的很少，现在班里在北京的大概有一半以上。

　　记：您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谢：我现在所在的部门，就是一个上传下达、左右协调的部门。所有到达这个单位的公文都要从我们这儿经过，所有发送的公文都要从这儿出去。现在进机关都要考公务员。我们文联也是参照公务员。文化部是属于国家、政府管理文化工作的职能部门，我们属于中央直属单位，从宣传部这个口过来的。等于是做联络协调的工作。经常在春节、元旦等节日下基层搞演出，推动艺术家之间的团结协调。我们的主席团、荣誉委员都是鼎鼎大名的艺术家。

　　记：公务员太难考了。

　　谢：是，现在让我考我也未必能考上，这是真的。但是没办法。你们能考出来也不容易，现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那一批大多数六八年、六九年出生的，是一个出生高峰，家里的孩子是比较多的。你们作为独生子女，来到大学以后会有很多新的问题。

　　记：那您近年来有没有重回校园看看？

　　谢：去年我回去过。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觉得都变了。现在校园扩大了，原来二炮占得特别多。

　　记：您觉得学习中文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实际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霍：我觉得中文是一个基础。无论学什么，没有语言方面的功力和基础，理解力都会受到限制，接受的速度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有人说，文学是民族的营养液。我挺同意的。我父亲就是搞文字的，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觉得文学就像空气会跟着你。多愁善感是一种性格，不是因为学文学才有的。如果你天生比较敏感，那只能说通过文学，你的这种敏感被表达出来。只要你能把握好度的问题，文学会帮助你改善你的性格。

　　现在很多人在实践中发现，许多以文字为载体的岗位，比如报纸、期刊，他们更愿意要的人不是纯粹新闻系的学生，新闻系在一二年级学习的课程和中文系很相似，但年轻越高，越要开始接触媒体专业的东西。在实践中，他们一般用一用积累就缺乏了，马上要开始充电。中文系出来的是慢热型，一旦适应了环境，很快就有飞跃。因为你的理解力、领悟力、接受和适应能力都是比较深厚的。文字、文采这些基本功还是有用的，但我觉得学中文最现实的功能是，它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生活的心态，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记：很多人觉得文学是“万金油”，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什么技能？比如一些单位看到是中文专业，也不知道他们适合干什么。

　　谢：中文系“万金油”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几十年了。“万金油”生活中离得了吗？离不了就是它的一个价值。为什么说它是“万金油”，是因为学中文的人似乎去哪儿都行，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只要把这段过程走完了，一般会比别人走得快。我就是这种感觉。反过来说，学文学的人中也有不争气的，也有特别脱离生活的阳春白雪型，他们走到了另一种极端，使得很多人对文学有一种误解。生存能力和所学专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学什么专业都是标签。你们不要有负担，不要介意你开始做的是什么，要让自己的经历尽量地丰富。多一种经历就是一份优势。你们不要担心起点问题，或者是专业不对口。开始时，你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当你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就做一些你感兴趣的事，做一些具体的事。别让自己闲着。我比较相信命运，很多时候你觉得是你在选择，实际上不是。是你的经历、你的性格和机遇推着你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