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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采访87级本科院友谢力

发布时间:2010-11-25
来源:校友


 

  谢力:文学院87级本科,现任中国文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时间过得很快,我从人大毕业到现在应该说是二十年了。我们的文学院当年还是中文系,当我长成一个四十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中文系也长成了文学院。我感到非常开心。祝我的老师,我亲爱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谢谢!”

  记:您在校时分专业吗?

  谢:分。我学的是文学。当时只有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向,不像现在这么细。杨恒达老师还在吗?

  记:在。

  谢:我跟他特别熟,但是好像也有两三年没见面了。他那时老给我们做饭吃。他是上海人,蒸的鸡蛋羹特别好吃。他对我非常好。

  记:您当初是出于何种考虑选择人大中文系呢?

  谢:我是八七年从山西考过来的。当初第一志愿是社会学,那是一个新兴学科。我很感兴趣。结果是中文系的老师去招生,我的语文分数比较高,我父亲也是搞文的,老师就说,这顺理成章,就到我们中文系来吧。于是我就到了中文系。我们正好是第一批实行公寓制的时候,不用带被褥,每层有两个服务员,帮助打扫卫生。半个月换一次床单,一个月换一次被罩。每个人的床单被罩都标着号,洗完后依号领回。我觉得挺科学的。还有,每层都有集中的仓库,大号行李就存放在那里,宿舍里每人有一个小格子,没有卫生间。我后来去吃过几次饭,就在西门那儿的餐饮区。当时有个学六食堂,现在可能已经拆了。

  记:你们当时学生是不是比较少?

  谢:我们刚报到的时候是39人。26个男生,13个女生。有一个女生转系了,就成了12个女生,才两个女生宿舍就够了。

  记:您在校时中文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霍:我们当时住在最西头,大二、大三、大四的都在最东头,联系特别少。我当时担任团组织的组织委员,因为要收团费,所以跟他们上面的人联系多一些。系里组织的活动不多,但我们班里的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自己搞过班刊,是手写本,还有春游、秋游、月下游、骑车游,经常一起看电影,那会儿是买一套两个月的套票。我当过班长,还经常组织宿舍与宿舍的对抗。

  记:听您这么一说,你们当时的大学生活在精神上真的比我们充实。

  霍:有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一个月一百,已经很富足了。那个年代连BB机都没有,大家想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要到一号大会议楼排队,长途电话有三个公用的,九点以后是半价。那会儿整个宿舍楼只有传达室有电话,有谁的电话都需要喊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冬天特别的冷,天气特别的晴,我们从图书馆里走出来,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怎么也放不下。有一阵儿我狂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我都看了。有时看到最后图书馆闭馆了,从里面出来也不觉得冷,一边抬头看着月亮,一边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就觉得还沉浸在书里头。心里头特别静,特别兴奋。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还有,熄灯以后,我们经常开卧谈后,想家了就互相诉说,各自说家里头好吃的东西。要不就是互相考背诗,背到最后差一句,谁都想不起来,就看谁输了,谁就跳下床拿着课本到外边看一眼回来告诉大家。那会儿总要想做的事。珍贵的回忆真的特别多,比如第一次在外面吃东西,第一次喝北京的酸奶,看的第一个电影是《红高粱》。

  记:您当时是分配工作吗?

  谢:因为八九动乱,我们赶上了分配的尾巴。那时已经开始有双向选择了。当时宿舍楼每天很早就有很多人出去了,去找工作。说明可以双向选择,可以自己去联系,只要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放人。但是有留京指标的限制,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记:

  谢:现在工作是不好找。但其实我们那一年分配的情况并不好。但是因为学潮的影响,从八六级开始,真正开始吃瓜落儿了。我们比86级好一点,双向选择的机会多了一些。有些进入了企业;有些由于受到留京名额的限制只能回去,但是回去后不甘心,继续考研,考回北京;还有些是又漂回来的。比如有个同学回到了福建,在福建侨办,看起来不错,但由于当时的政策是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要下基层锻炼,她一下子就被分配到了福建某县的一个农场,条件非常恶劣,后来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寻找各种机会,一步一步通过考试回到了轨道上来。我们有一批同学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班出国的很少,现在班里在北京的大概有一半以上。

  记:您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谢:我现在所在的部门,就是一个上传下达、左右协调的部门。所有到达这个单位的公文都要从我们这儿经过,所有发送的公文都要从这儿出去。现在进机关都要考公务员。我们文联也是参照公务员。文化部是属于国家、政府管理文化工作的职能部门,我们属于中央直属单位,从宣传部这个口过来的。等于是做联络协调的工作。经常在春节、元旦等节日下基层搞演出,推动艺术家之间的团结协调。我们的主席团、荣誉委员都是鼎鼎大名的艺术家。

  记:公务员太难考了。

  谢:是,现在让我考我也未必能考上,这是真的。但是没办法。你们能考出来也不容易,现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那一批大多数六八年、六九年出生的,是一个出生高峰,家里的孩子是比较多的。你们作为独生子女,来到大学以后会有很多新的问题。

  记:那您近年来有没有重回校园看看?

  谢:去年我回去过。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觉得都变了。现在校园扩大了,原来二炮占得特别多。

  记:您觉得学习中文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实际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霍:我觉得中文是一个基础。无论学什么,没有语言方面的功力和基础,理解力都会受到限制,接受的速度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有人说,文学是民族的营养液。我挺同意的。我父亲就是搞文字的,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觉得文学就像空气会跟着你。多愁善感是一种性格,不是因为学文学才有的。如果你天生比较敏感,那只能说通过文学,你的这种敏感被表达出来。只要你能把握好度的问题,文学会帮助你改善你的性格。

  现在很多人在实践中发现,许多以文字为载体的岗位,比如报纸、期刊,他们更愿意要的人不是纯粹新闻系的学生,新闻系在一二年级学习的课程和中文系很相似,但年轻越高,越要开始接触媒体专业的东西。在实践中,他们一般用一用积累就缺乏了,马上要开始充电。中文系出来的是慢热型,一旦适应了环境,很快就有飞跃。因为你的理解力、领悟力、接受和适应能力都是比较深厚的。文字、文采这些基本功还是有用的,但我觉得学中文最现实的功能是,它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生活的心态,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记:很多人觉得文学是“万金油”,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什么技能?比如一些单位看到是中文专业,也不知道他们适合干什么。

  谢:中文系“万金油”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几十年了。“万金油”生活中离得了吗?离不了就是它的一个价值。为什么说它是“万金油”,是因为学中文的人似乎去哪儿都行,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只要把这段过程走完了,一般会比别人走得快。我就是这种感觉。反过来说,学文学的人中也有不争气的,也有特别脱离生活的阳春白雪型,他们走到了另一种极端,使得很多人对文学有一种误解。生存能力和所学专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学什么专业都是标签。你们不要有负担,不要介意你开始做的是什么,要让自己的经历尽量地丰富。多一种经历就是一份优势。你们不要担心起点问题,或者是专业不对口。开始时,你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当你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就做一些你感兴趣的事,做一些具体的事。别让自己闲着。我比较相信命运,很多时候你觉得是你在选择,实际上不是。是你的经历、你的性格和机遇推着你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