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吴惠芳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事业之途犹如喜剧，许多“没有想到”的事情让它既多彩明亮又五味俱全，令人回味不尽。

 

五十年代：一个小女孩所没有想到的

1952年，我从武汉市二女中(后改为武汉市十七中)初中毕业后，响应政府的号召，进了武汉第一师范学校，从此，立下了当教师的志愿。1954年，中师毕业后我已下定决心做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可是没有想到组织却挑选我去报考大学。通过全国统考，我进了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入学不久，我便受到组织的重视与培养，195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时[1]，我被评为“三好毕业生”，且因成绩优秀而成了当时全年级一百零八人中唯一的一个留校生。留下来后分配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担任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两门课程的辅导。不久，作为一名刚踏上大学讲坛的年轻教师，便因工作努力，各方面表现积极而获得了校“三八红旗手”称号。

六十年代初期：一个青年教师所没有想到的

1960年，为培养“自己的”文艺理论人才，学校又举荐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让我继续深造。没有想到考入人大后惊喜地发现，除校长是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先生外，班主任竟是何其芳先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亦是朱光潜、季羡林等一批大师和名师。三年来在他们的直接教育与熏陶下，培养了我正直为人的品格和踏实治学的作风，奠定了我扎实的专业基础。在人大的那三年，国家尚处在困难时期，同学们虽然来自全国各地，经历也颇有差异，但大家都很友爱，女生常常将自己的粮票节省下来支援饭量较大的男生，凡有同学的配偶到来大家都会热情地腾让房间，新年元旦，虽然物质并不丰盛，但同学们一起吃饺子加餐的欢乐情景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年轻教师所没有想到的

1963年从人民大学文研班毕业后，按当时的政策我回到了华南师范学院。1963-1966年，在华南师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讲授“文学概论”，潜心于教学工作。没有想到爆发了人们意料不到的文化大革命。……。

正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高潮的1970年夏天，又没有想到我却例外地被湖北省沙市市革委会请到了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作为市政府军代表的特邀客人安排到全国电子工业的先进典型单位——沙市晶体管厂工作，成了受工人阶级欢迎的朋友与老师[2]。在这里虽然只工作了几个月，但却让我看到并亲身经历了当时属于尖端科技的半导体器件的生产，且实际体验了成天与工人相处在一起的工厂生活。

次年，因高校逐步恢复教学与科研活动，所以我便与指导沙市晶体管厂建设的我爱人李谟介一起回到了华中师范学院，在华师中文系从事“文学概论”、“马列文论选讲”、“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等课程的教学。其间，到过湖北省的许多农村、工厂、山区，去“开门办学”，当然也参加过不少劳动，除在“五七干校”从事过农业劳动外，还曾到武昌火车站挖筑防空洞（学校的教职工都必须参加）。

在春天的阳光下：一个满怀信心的中年教师所没有想到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被评为讲师不久没有想到湖北省委突然将我借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这里虽然是许多人羡慕的地方，但去了几个月，由于不习惯那里的“机关工作方式”我便毅然要求回到了学校，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教师工作。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于教师岗位上除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外，还编写了《马列文论选讲》、《马列文论选读》、《文学鉴赏论文集》等多本教学参考书，在科研方面发表了“新时期十年小说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该文被《新华文摘》在封面上列题推荐）等十多篇学术论文及教学指导文章。

    

 

可是没有想到，经过十年浩劫，正当我乘着新时代的春凤在教学科研方面满怀信心地起步向上的时候，1989年秋季刚开学教育部突然发了个文件，规定副教授女同志五十五岁退休，巧合的是当时我正满55岁，虽然这个文件只在华中师大实行了约两个月便被上面撤销[3]，但学校有关部门却在这短促的时间内由相关干部迅速地“代为”办理了我与其他二十多位女教师的退休手续，——是办完手续后才通知我们的，这样便突然阻断了我在专业方面继续发展的通道。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群弄潮书生所没有想到的

东坡路绝攀西坡。八十年代末恰逢改革开放的第一波高潮，被退休后我就常到谟介的华中师范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半导体薄膜实验室协助他进行透明导电膜研究。我虽不谙科技，但却能帮忙做些实验数据的记录等工作。我的事情虽然不复杂，但亦寒暑忙碌，那几年和谟介一起有时大年（春节）初二就进了实验室，因而也掌握了一些相关的知识与信息。

1990年前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教委科技司、湖北省教委科技处、武汉市科委、武汉东湖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上级有关部门不断有领导同志来我们的实验室视察，他们都建议谟介把重点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技术开发，并鼓励我们建立一个专事科技推广的校际联合体，以其协助华师应用物理研究所开展工作。经与华工[4]、武大、华师等在汉高校以及有关研究所的相关教授、高工和留美归国人员商定，共同决定在武汉东湖开发区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开发联合体，我也成了这个科技开发队伍中的一个成员。

那几年，我们像看万花筒一样，感受到改革开放的世界真绚丽、国家的发展真快，但同时也体验到在变革大潮中的世态使人难以琢磨、许多社会活动的非常规则让单纯的书生们无法适应。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一，1991年，一位台胞陈先生了解到半导体薄膜具有奇特的性能，便决心拿出资金支持我们进行半导体透明导电膜生产技术开发。大家考虑到生产性技术研发需要各种相应的条件，所以建议他将这钱投放到曾无私支援我们进行基础研究的河南密县的一个乡镇企业里，在那里建立一个科技开发基地，开展透明导电膜生产技术的研发。陈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将外汇带进来成立了该县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正当合资公司积极进行有关技术开发和生产准备的时候，没有想到地方有关部门便来给予“指导”，说当时美元难得，不如先拿去建一个能快速发财的水泥厂，等一年半载把钱赚回来后再搞我们的高科技。作为乡镇企业家的公司总经理只得照办。岂知这一下去，过了一年、两年，……，只到二十一世纪这钱也没能回到半导体透明导电膜的生产技术开发上来

例二，1995年，湖南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与我们合作，开始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家很快就开发出了一种让人颇为满意的民生产品。可是又没有想到，对方却在这令人振奋的形势下突然冷了下来，后来得知，因为南方的政策更具有吸引力，他们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骨干跑到南方个人发财去了，不久，这次合作也只能叹止。

例三，1997年，武汉市有几个热心在科技战线上发展的国家干部愿意与我们共同创业，他们筹集了资金，也接受我们首先研发中间试验设备的建议，而且设备亦按我们的设计加工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再次没有想到在生产性中间试验的地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们希望试验地点建在供水供电以及开展研究的其它条件都比较理想的武汉城区内，而对方却愣要将其设在远郊的某地，并且很快便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一个风景秀丽但无人居住的小山头上建起了一幢漂亮的实验小楼房。果然，设备安装起来后竟没有可供试验用的自来水，虽然费力地打了一口深井，但抽出来的却是苦涩不堪的碱水，这是半导体材料绝对不能接触的东西，这样，工作开展不了，又只能停顿下来。

至此，我们的科技开发探索之旅也就走到了尽头。

 

我经历过的故事很多，其中，许多是我们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不少是改革开放初期因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且我们或合作者又经验不足而留下的遗憾，但也有个别是不该发生的社会歪相。

我的人生是美好的，工作经历是多彩的。我的身份虽然是文艺理论教师，但事业历程却跨越了文理，并在国家干部的岗位上歇过脚，在科技开发战线上见过市面；改革开放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看到了前途的美好，但在探索的道路上也让我们遇到过种种无奈与失败。今天回忆起来，那许多“没有想到”正是点缀我人生的美丽彩霞，也是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所处时代的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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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全国应届毕业生均于上半年春季提前毕业。

[2] 这是由于当时湖北省正在“狠抓新兴科技产业”，而我的爱人李谟介是被湖北省委组织部派去指导沙市晶体管厂建设的专家，所以破例地受到了特殊的优待。

[3]武汉的其它高校基本上未执行。

[4]即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