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仪先生和《文学概论》

李思孝

 

因为搬家，在整理书笈时，发现一本蔡仪先生的《探讨集》，打开扉页，是一行竖写的工整娟秀的钢笔字：

李思孝同志惠存　　蔡仪　1981.12.3

噢，我立即想起了当年拜访蔡仪先生的情景。

1981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好像也是当年我们人大文研二班的第一本书，我自然十分高兴。同时我也想到，能够出书，是同人大文研班3年的学习岁月分不开的。我本来是学新闻的，上大学时，正赶上反右、大跃进等大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没有学多少专业课程。大学毕业后，我本来准备好要“充军”新疆的，没想到分配时让我留校，并保送到人大文研班深造，准备毕业后到人大语文系当老师。这一切都是我意想不到的，却正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高兴得连家也没有回，就去报到了。然而一开学我就发现，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当时国内顶级的专家教授，而对他们讲授的专业内容，我这个没有打好基础，况且又是改行的学生，简直就是一名“白丁”。为了改变这种教、学互不适应的状况，我暗下诀心，要加倍努力，不要错过人生的这一大好机遇。小时候父亲给我起学名时，送给我一个表字：慎五。这是由“思孝”的“思”字引起的，这就是儒家经典之一《大学》中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后来朱熹把它们作为为学之序，写进他的白鹿洞书院的教条中，步武先圣，我就把它作为我学习的座右铭。

文研班3年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大大丰富了我的学识，大大提高了我研究问题的能力。《浅说》可以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取得的一个硕果。所以我打算把他送给一些老师和同学，一来表示汇报，二来请求指教。

蔡仪先生当时住北京建外永安南里的学部宿舍，而我住建外予王坟的人民日报宿舍，相去不到两站路，步行几分钟就到，所以我首先给蔡仪先生送去。在此之前，大约1978年，我己经去过他家一次。其因是在湖南师院中文系任教的蔡仪先生的女婿汤发龙和文研班的同学王宝贤曾出访京、津各高校中文系，调查文艺理论的教学情况，告诉我蔡仪正在修改《文学概论》一书，我拜访蔡仪先生就是询问有关情况和请教问题。记得当时王朝闻先生刚刚出版了《论凤姐》一书，这也成为那次我们的话题。王朝闻先生也曾在文研班给我们讲过课。另外，我常去学部文研所走访我的文研班同学，一来二去，认识了蔡仪先生的夫人乔象钟先生，她很热情，很随和，跟我很聊得来。所以我上蔡仪先生家，没有什么顾虑。记得当我把《浅说》送给他请教时，他很高兴，说还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书，他问了写这本书的经过，连说：不错，很有必要。他还问了文研班其他同学的情况。他还问了1980年10月在天津召开的“人性、人道主义”学术讨论会的情况，这次会议是由全国马列文论研究学会主办的，我作为学会的副秘书长，参与了具体筹备和操办工作。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吕德申先生以及几名研究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蔡仪先生的信息，估计就是吕德申先生提供的，当时他们正在一起修改《文学概论》一书。

当我准备要告辞时，蔡仪先生说，稍微等一下！随即到里屋去拿来一本书，送给我，题写前面引过的那一行字并签名。我接过来一看，是《探讨集》，刚刚(1981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1945年到1978年，他发表过的15篇论文。有些内容是给我们讲课时讲过的。我可能会成为这本书的最早的读者之一，对此我深感荣幸并表示感谢。

说到给文研班讲课，基本上由“三驾马车”主宰，这三驾马车就是何其芳、唐弢和蔡仪。他们的课是文研班的主课，即是说是每个学员必修的课。蔡仪先生主讲文学理论，不仅因为早在1943年，他就出版了《新艺术论》一书，1947年又出版了著名的《新美学》一书，从此他就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理论权威。还因为他当时正承担着一大重任；主编全国高校文科重点教材之一《文学概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是建国以后的一项重要工程，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亲自推动并组织和领导的。而《文学概论》又是他亲自抓的一个重点。当时全国编写文学概论教材的，有两个点，一个是上海的叶以群，他领导复旦、华师、上海师院、南京大学等院校的一些青年教师，编写后来公开出版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个就是北京的蔡仪，他手下集中了学部文研所、外文所和北大、山大、武大、东北师大的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目标就是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文学概论》。从1960年到1963年，我在文研班学习的3年，也是《文学概论》组织、讨论、编写的3年，二者可以说是同步的。这使我们在学文学概论这门课时，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得益匪浅。蔡仪先生给我们讲课时，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比如，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文学的形象思维；丈学的典型创造；文学的创作方法；文学的社会功用，等等。二是介绍编写组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讨论的情况。也解答我们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三是通报周扬给他们编写组的指示和谈话的内容。看来周扬并不满足于对他们的空头领导，而是同他们一样，专研一些理论问题。因为周扬的谈话，除了涉及于也所熟悉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苏俄学派外，还谈到中国的孔孟、老庄、桐城学派、王国维以及《乐记》、《文心雕龙》等论著。他谈到《乐记》时，把礼、乐作为政治与文艺一对范畴，着重论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及对政治的反作用，这是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强调劳逸结合，这一点，甚至可以从礼、乐关系上得到求证。所以给人印象很深。还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周扬还谈到沈元。沈元是北大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因私自翻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劳改中仍刻苦钻研业务，写出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些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最轰动的，是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急就篇＞研究》一文涟郭老也称赞道：“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来”。周扬对沈元的才华也持欣赏态度，并就其坎坷遭遇，发出对人事组织制度的评论，大意是，只要你犯了错误，在一个单位立不住，那你跑遍全国，会走投无路，没有一个单位会收留你，真是天罗地网。这一点当时对我印象极深，因为在“文革”中翻印的关于周扬的黑材料中，把这篇讲话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点。其时，沈元因为被批斗，身无立锥之地，不得己用鞋油涂黑脸面，冒充黑人，企图闯入苏联大使馆去潜逃！这一举动比他当年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要幼稚、愚蠢，自然招来杀身之祸。而周扬欣赏“沈元道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

蔡仪先生的讲课，跟他的文章一样，很严谨，逻辑性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然而也显得古板、拘谨、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不怎么吸引人。这是理论课程普遍具有的通病。尽管如此，当得知会传达周扬讲话或编写组的讨论情况时，我们还是非常踊跃去听讲。

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文革”前没有完成，只是一个详细的提纲。1964年初，我从文研班毕业后足足等了半年，才把我分配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我报到后尚住在学校的招待所，便让我随同中文系师生到河北抚宁县牛头崖公社郭高马坊大队去参加“四清今运动。6月份回校想回老家探望母亲的，却接到教研室通知：下学期开学给64级新生开文学概论课。我本来希望开美学课的，却让我开我并不熟悉的文学概论课。无法，只好放弃回乡探母的计划，利用暑假好好备课，当时我依靠的就是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讲课提纲。这提纲虽说死的，但我一碰到它，就想起蔡仪先生讲课的情景，连有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这样，提纲在我面前仿佛活了起来，显得有血有肉，十分丰富。一个暑假，就基本写完了一个学期的讲稿。开学后、第一次走上讲台，还好，没有砸锅，差强人意，应该说是蔡仪先生救了我。78年那次跟蔡仪先生见面时，我特别提到了这件事。

“四人帮”垮台后，蔡仪先生可以说迎来了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青春期。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蔡仪先生就是一员干将。在60年代初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中，他仍然是一员干将。第一次可以说是“战国时代”，朱光潜、黄药眠、蔡仪、吕荧、洪毅然、蒋孔阳、李泽厚、高尔泰、周来祥等人纷纷亮相，众说纷纭，互相批判。第二次可以说是“三国时代”，虽然仍是众多亮相，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形成了三大学派：即实践学派，典型学派，主客观统一学派，分别由李泽厚、蔡仪、生光潜为各派的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后，可以说是“列国时代”，大家各说各的，不再互相批判了。可以看出，无论在“战国时代”，在“三国时代”，还是“列国时代”，蔡仪先生都是一位异常活跃，不可或缺的人物。

到了新的历史时期，蔡仪先生己不满足于仅仅撰写文章，参加讨论，而是招收研究生，创办美学刊物，开设美学学习班，应邀讲学，广泛开展各种活动。于是我们看到，《美学论丛》创办了，美学研究生出炉了，由他指导的不定期出版物，就有山东的《美学评论》，湖南的《美学丛书》，广西的《美学讲坛》等。有了阵地，有了人马，等于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的平台，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很快由蔡仪指导，由涂武生、杨汉池、王善忠、杜书瀛集体撰写的《美学原理提纲》也问世了。蔡仪团队的显著特点，是凝聚力特别强，抱成一团，在同其他学派“兵戎”相见时，往往占据上风，毫不示弱。

不过，蔡仪先生的“美是典型”说，并没有获得多少人的赞同。主要原因在于，它虽然企图立足于唯物论，却失足于机械论，是机械唯物论，也经不住事实的验证，自圆其说。另外他也未能挖掘新的学术资源，以壮其说。比如；他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一宝贵遗产，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相形之下、他当年主持制定的《文学概论》教材，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他和吕德申、王燎荧先生修改重写后，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一次就印了18万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独立编写的拥有自主产权的第一本著作。在此之前，1954年，北京大学曾办过一个文学理论进修班，由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主讲，此人是乌克兰的一位副博士，水平不怎么高，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即：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又是苏联老大哥，人人必得学习。所以他的讲稿，以《文艺学引论》为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主宰了当时高校的讲台，风靡一时。但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默默无闻了。倒是参加进修班的那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和教学骨干，功不可没。这批学员中，有的后来成为蔡仪《文学概论》编写组的成员。但是这部产生于封闭年代的教材，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显然有些陈旧了，在西方新潮思想的冲击下，各种版本的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在新的版本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蔡仪《文学概论》的蛛丝马迹，这足以说明它的影响力。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概论》，后来者可以居上，但奠基者的地位无法动摇。

人们只知道蔡仪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和贡献，却忽略甚至忘记了，他还是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的先行者。早在华北大学期间，他和李何林先生就讲授中国新文学史的课程，直到解放初期。1952年出版了他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比王瑶、刘缓松先生的同类著作都要早。另外，他在去日本留学前，创作过诗歌和小说，多在杨晦、冯至主编的《沉钟》社刊物上发表。留学日本时，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倾向革命。回国后他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化活动，一步一步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终生不渝的驰骋在文艺理论战线上，一直到逝世，他都坚持这一立场，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你看他解放前对朱光潜的批判，“六四”后对李泽厚的批判，首先着重于政治层面；就证明了这一点。

晚年蔡仪先生仍笔耕不辍。他把主要心血倾注于《新美学》的改写上，可惜这项工作生前未能如愿完成，生前只出版了第一、二卷，第三卷是死后才出版的。

他的逝世，跟理论战线的另一工程也有关系，说来是让人心酸的。

1990年，国家教委启动了一项编写《文学理论》讲授纲要的项目，目的是企图作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由吕德申先生主持，参加者是几所高等院校的文学理论老师，有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吴中杰，杭州大学的王元骧，武汉大学的何国瑞，四川大学的唐正序，中山大学的潘翠菁，山东大学的狄其骢，人民大学的陈传才，还有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陆梅林等，我也参与其中。还有一些人，如我的同事陈德礼，也参加过活动。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在学术问题上，要搞一个“舆论统一”是很难的，编写组先后在山东威海和吉林长春开过两次讨论会，最后写成有十条内容的《文学理论》讲课纲要。据我所知，这个纲要最后不了了之，根木没有贯彻实施过。因为它写出后，正赶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的基调是反“左”，所以在反“左”的大气候下出笼的纲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纲要在北大临湖轩讨论完成，1991年12月23日，在北大勺园召开最后一次定稿会，在邀请出席的理论权威中就有蔡仪先生和陈涌先生，那一天天气寒冷、还下着雪，在接蔡仪先生时，汽车不能开进院内，蔡仪先生只能踏着雪，冒着严寒走到路口才能上车。劳累了一天，回家后就感冒了。

老年人感冒，最容易酿成肺炎。这次蔡仪先生也是如此，他住进了医院，最后未能出院，于1992年2月28日逝世。

我参加了文研所为蔡仪先生召开的追思会，最感人的是，年高87岁的冯至先生，以耄耋之年，以虚弱之躯，不听劝阻，前来与会，并作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发言，深情回顾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我第一次知道蔡仪先生年轻时搞过创作，我为他们之间这种深厚的战友之情所感动。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即1993年，冯至先生也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

2002年，是蔡仪先生逝世10周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一个蔡仪学术讨论会，有50多人参加，有些是从外地赶来的。大家高度评价蔡仪先生的学术成就，外文所的陈燊研究员更是语出惊人，他说蔡仪建立的是世界级的理论体系。陈燊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他的发言，自然带有惺惺相惜之意。另一位布尔什维克式人物杨柄也参加了会议，不过他没有发言，会后不久，就传来他自杀身亡的消息，此前他就曾经自动退党，是世浊我清，世醉我醒式的人物。

这次会议，还是10卷《蔡仪文集》的首发仪式，与会者每人都得到了一套。

2007年蔡仪先生逝世15周年时，文研所还举行过一次纪念会，那次我因为有事，提前离开了会场。

蔡仪先生在文研班为我们讲课，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离开我们也20年了。天地玄黄，人生迭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永存的是一个人的立言、立德、立功。每当我翻阅10卷本《蔡仪文集》的煌煌巨著，我都会向蔡仪先生默默悼告：安息吧！您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