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开花的冯至先生

李思孝 

上初中时，我就知道了冯至先生。那时我喜欢阅读综合性的《新观察》杂志，那上面正在连载吸引我的两部作品，一部是王玉胡的《哈森与加米拉努，一部便是冯至的《杜甫传》。小时候父亲曾教我背诵过《唐诗三百首》，依稀记得杜甫的几首诗，而《杜甫传》引用了很多杜甫的诗，但我大都没有记住，而李白的一首诗，我却记得很牢：

饭颗山头逢杜甫，

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我是出于好奇：既然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应该是相知很深的，为什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再说，杜甫一直到晚年、到死，都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为什么偏偏只说“当年”？这显得李白很不厚道，很不够朋友。好在冯至说这首诗是伪作，是不可信的。对此，我是举双手同意的。

初中毕业，我到兰州一中上高中，语文课本里收了冯至的一篇散文，选自《东欧杂记》，记述了一次会议上，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许立群站起来驳斥对新中国误解的一些言论，印象很深。

那时，冯至的《杜甫传》已经单独出书了，我是穷学生，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但还是咬紧牙关，省下钱，买了一本。同时还买了一本王瑶先生的《李白》一书，说明我对中国文学史的双子星座，即“诗仙”和“诗圣”是多么喜爱！

1955年，是“一二·九”运动2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10周年。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我们演唱《黄河大合唱》的片段，以及《五月的鲜花》等革命歌曲。我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由同班同学巩光明谱成曲，拿到全校歌咏会上去演唱。在阅读“一二·一”运动的有关资料时，当时冯至写的《招魂》“仅呈于‘一二·一’死难者的灵前”的诗，吸引了我：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

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咱们合在拼起呼唤吧——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我当时很激动，几乎是噙着热泪反复吟哦了这首诗。我可以想象，作者当时也是很激动、很义愤地写下这首诗。因为真正的诗，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不是表白出来的意见，而是从一个伤口或一个笑口涌出来的真情实感。它就像一首歌曲，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首诗就是如此，它没有黄钟大吕，没有闪电雷鸣，有的是质朴，有的是醇厚、能像酒一样熏醉人。

从此，我爱上了冯至的诗。把包括《北游》在内的他所有的诗都拿来读了。觉得鲁迅对他的评价是准确的，他不愧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1956年，我从兰州一中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刚一跨进北大校门，就被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搞得眼花缭乱。当时掌管中文、西语两大系的系主任，分别是当年“沉钟社”的两员大将杨晦和冯至，他们二人从始至终是真挚的朋友。这两个兄弟系的社团活动，我差不多都参加。记得进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我就参加了西语系的一个讲座，由冯至讲“怎样提高语文程度”的问题。冯先生举子许多生动的例子，说明勤学苦练对提高语文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内容现在记不清了，但有一个例子至今仍深深留在我脑海中。有一个私塾的老学究，给学生批阅作文，有一篇作文东拉西扯、又臭又长、不得要领，总是扣不上主题，老学究没有直白地写下批语，而是大笔一挥，录下了壮甫的两句诗：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然后冯先生问大家：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没有人回答得出来。

冯先生最后给出了答案：第一句是：不知所云；第二句是：离题万里。

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嬉笑声和鼓掌声。

那时，给我们上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来自燕京大学的阎简弼副教授，他在讲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这首五言古诗时，几次提到冯至教授特别喜欢这首诗。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大概因为我来自西北的一个小县城，还能体验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淳朴的民风和人生况味吧，仿佛也拉近了我与冯至先生的距离，增添了对他的敬佩之情。

不久，迎来了1957年的早春天气，党的整风运动勃然而起。5月19日是北大共青团的团日。特邀于光远来作报告，会上，他问北大党委副书记崔雄昆：北大有多少学生和共青团员？回答竟然是不知道。于是大字报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贴满燕园。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大师兄张元勋和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更是点燃了年轻人的激情。他们计划办同仁刊物《广场》，苦于缺少经费，便打出“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的广告，进行募捐。吴组缃教授等答应资助，冯至教授也好像名列其中。西语系还搞了一个什么控诉会，记得冯至也出席了，弄得很尴尬。

在1958年“一年等于20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文系的55级学生出了一本红色中国文学史。而西语系则由冯至领衔出了一本《德国文学简史》。文艺界在揭发批判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等“反党”集团后，发表了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权威文章。《文艺报》则开辟“再批判”专栏，把延安时期王实味、丁玲、艾青、肖军、罗烽等人的“反革命”奇文，逐一加以批判。冯至批判的是同是诗人的艾青。

《德国文学简史》和批判艾青的文章，前者有些粗制滥造，后者则纯粹是奉命而为的违心之作。它们后来都成为冯至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抱憾终生。这也难怪，在那个疯狂和扭曲的年代，人常常是身不由己的，连许广平写鲁迅回忆录，也得看上面的脸色，听上面的旨意，结果史实被阉割了，人物也被脸谱化了，这都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

1960年我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被保送到人大文研班深造，准备毕业后在人大语文系当老师。在文研班的3年，即从1960年至1963年的3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一方面是一场阶级斗争过后的间歇期；一方面，又是一场更加剧烈的阶级斗争的酝酿期。由于落实和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处境好一些了，心情也愉快一些了，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这一点从给我们文研班讲课的知名的专家教授身上看得十分清楚，其中就包括冯至先生。

那时冯至己离开北大西语系，调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外文研究所任所长。他充分发挥他的学术特长，给我们讲过歌德，也讲过杜甫，可以说中西开花，全面丰收。

他讲歌德，主要讲《浮士德》。我过去读《浮士德》，都是似懂非懂，特别对其中的魔鬼靡菲斯托·菲斯特，究竟占据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始终搞不清楚。这回冯至的讲课，正好把这一点讲得明明白白，使我豁然开朗。我还由此联想到，曹雪芹在其《红楼梦》中，也写过一僧一道，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占什么地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对二者进行了类比，似乎也有某些相同的地方。

他讲杜甫，可以说是打擂台。因为文研班也请了山东大学的肖涤非教授，也来讲杜甫。其时是1962年，正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一些研究唐诗和杜甫的专家，如林庚、傅庚生、马茂元等，都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北京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很隆重，坐在主席台上的有：陈毅、郭沫若、茅盾、巴金、陈叔通、楚图南、张奚若、包尔汉、肖三、柯仲平、游国恩、何其芳、臧克家、阿英、朱光、刘芝明，还有斯特朗、西园寺公一、凯尔等外国朋友。郭老致开幕词，冯至作主题报告，内容正好是几天前为我们讲的课。会后是文艺演出，著名古筝演奏家查阜西还抚琴吟唱了杜甫的《哀江头》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两首诗，俞振飞、言慧珠演唱昆曲《长生殿》的《小宴惊变》一折。

在这一关于杜甫的大合唱中，冯至可以说独树一帜。在讲台上他新意迭出，这要归功伟大领袖的青睐，据说当年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看完连载的《杜甫传》后，我就不再看《新观察》了。后来他参观成都杜甫草堂时，曾说杜诗是“政治诗”。冯至特受其惠，顺其思路加以发挥，自然就达到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这最高要求了。

除了课堂上讲杜甫外，冯至还重操旧业，写起历史小说来了。过去他写过《伍子胥》，这次他写的是杜甫。这就是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白发生黑丝》这篇小说。此前，原“沉钟社”成员陈翔鹤，就己发表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但冯至的《白发生黑丝》把他关于杜甫的活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我是非常认真地读了这篇小说，尽管对其中涉及史料一点不懂，但小说还是深深感动了我，我还不自量力，写了一篇对这个小说的评论，其实就是读后感，以表达我对杜甫以及冯至的双重敬佩之情。自然，这样幼稚浅薄的东西，报刊上是不会采用的。

转眼之间，到了1966年，即灭绝人性的“文革”年代。我到学部去看大字报，先看文研所，再看外文所。作为所长的冯至，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一有一条大标语是：打倒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至！我看后心中暗自发笑：既然不学无术，怎么又是学术权威，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再说，如果连冯至这样中西贯通的人都不学无术，那中国还有几个有学有术的人？

我看见冯至和大批“牛鬼蛇神”一起在劳动，中午，他们到食堂去吃饭升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养尊处优，‘肥头大耳是蠢驴；高官厚禄，青面獠牙似阎王”。横批是：“猪儿满圈”。我看见冯至被剃了阴阳头，他高大的身躯似乎萎缩了。原来安详微笑的脸上，现在是阴霎扩茫然和无奈、似乎陷于深渊，而看不到天日。因为晚上他回到北大的住处，还要受到北大造反派更猛烈的冲击。他从德国带回来的塞纳河畔温柔少女的面膜，是他随身携带的珍藏，也被红卫兵砸了。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冯至，你是冯定的兄弟，你等着，我们明天揍你来！”冯定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原是华东局宣传部长，以《平凡的真理》一书而闻名，跟冯至一竿子打不着的，却被张冠李戴为“兄弟”，令人啼笑皆非。我心中闪过一丝悲哀，不禁想起他的诗：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提出要学马克思主义的六本书。搞文艺理论的人，想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发掘他们对文艺问题的观点。于是，各种版本的《马、恩、列、斯论文艺》纷纷出版，高等学校出现了《马列文论》这一新的学科。我也参与编选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编》，并公开出版，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好评。在选编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在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这是作者乔·米·弗里德连杰尔，花25年时间写成的，材料非常丰富。我看了如获至宝，在下乡开门办学时，都随身带着，一有空就阅读，就翻译，发现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如，我们过去只知道恩格斯1888年致哈克耐斯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巴尔扎克及其现实主义作品，却不知道早在1883年给劳拉·拉发格的信中，就以赞美的口气，说到巴尔扎克作品中，有“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再比如，在谈到“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时，作者透露了一个事实，即《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早年曾提出过“打倒席勒”的口号，这也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总之，这本书给我以灵感，使我萌发了写一本关于马恩文论的书的想法，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原来的书名是《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辩证法》，编辑大概觉得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人，讲“辩证法”口气太大，便擅自改为“浅说”，为了能够出版，我自己也认了，虽然心中有些不服。

我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章，是写“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是把这一问题作为“文艺的特性”来论述的。为了写“席勒式”，我阅读了冯至先生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但觉得不满足，为了深究下去，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去直接请教冯至先生？我知道他就住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的学部宿舍里，“文革”中，我曾去那里拜访过文研一班的大师兄郭拓，仿佛记得冯至先生就住在七号楼，而我当时就住在豫王坟人民日报宿舍，距永安南里近得几乎就是一步之遥。于是有一天，我作为不速之客，突兀地走进冯至先生的家。

冯至先生热情和蔼地接待了我，他听说我是文研班的，听过他的课，他很高兴，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说明了我来访的原委后，径直提出有关“席勒式”的问题，向他请教。他首先说，他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是58年大跃进时期的应景之作，粗制滥造，是不足为凭的。他也知道，法捷耶夫早年提出过“打倒席勒”的口号。他给我简略介绍了席勒的生平及思想发展轨迹，重点说明康德的影响是形成“席勒式”的主要原因。他也同意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的观点，即席勒一生徘徊于观念与感觉之间，这其实是席勒自己公开承认的，说自己是一个混血儿。他还向我简单介绍了最能体现“席勒式”倾向的一个剧本《唐·卡洛斯》。他还向我推荐了《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上，有关席勒的文章。

这次请教，时间不长，但冯至先生要言不烦，提纲挚领，把几个关结点点了出来。如拨云开雾，使我豁然开朗，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感到遗憾的是，1981年我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我给朱光潜先生送过，给蔡仪先生送过，而蔡仪先生就住在永安南里学部宿舍，为什么当时没有送冯至先生呢？

80年代中期，有一次北大俄语系的武兆令先生和西语系的严宝瑜教授，一起去冯至家，不知什么事，先上我寒舍约我一起去，我竟没有去。是愧对冯至先生不敢去，还是别的原因，现在也记不清楚，想不起来了。

再次见到冯至已是90年代初，1992年2月28日蔡仪先生逝世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召开过一次追思会，己经87岁耄耋之年的冯至先生也来参加了，并在会上作了深情的发言。从他的发言中我才知道，蔡仪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去日本之前，就曾在“沉钟社”的刊物上发表过文艺作品，并在北大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定意义上，冯至是把蔡仪作为志同道合的战友，所以他不辞年迈来参加追思会，表达对战友的怀念和追悼之情。这一点使我深受感动。

第二年，即1993年，冯至先生也逝世了。那次追思会成了我见冯至先生的最后一面。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冯至先生属于爱国、忧民、真诚、正直的那一类人，他喜欢杜甫，为杜甫树碑立传，说明同样具有爱国、忧民、真诚、正直品格的杜甫打动了他，引起他的共鸣。他原来只想写诗、做学问，包括去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但客观存在不得不使他直面现实，他的挚友杨晦先生在他从德国回国后，也曾经提醒过他，要他睁开眼睛看看现实。所以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参加了包括支持学生运动的社会活动，抗日胜利后，任教北大也一直是这样。1948年12月，北平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北大都能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12月17日，本来是北大校庆，但做为校长的胡适，于15日弃校面逃，趁机南下。而冯至仍然坚守其职，和同学们一起认真操办北大的校史展览，其人的道德文章，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冯至先生离开我们近20年了，但他在文研班为我们讲课时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关于这一点，也许用他自己的诗来形容最为恰当：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