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悼念

——纪念钱钟书先生逝世六周年

王俊年

 

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

 

钱钟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了！因为知道他惜时如金，平时不敢去打扰，在他病重住医院那几年，我也正身患重疾：所以，何其芳先生追悼会一别，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但是，他那低眉微哂的笑脸、清抗雍雅的举止，却时时在我的眼前浮现，历久而不能忘怀。先生风度简旷，气识朗拔，脱略世故，超然物外，荣辱不动心，苦乐不移志，钟书籍若性命，视名利如浮云。他好比高山流泉，于一切汙泥浊水无染，永葆清新自然；又像天池碧波，任恶暴雨狂风，始终安之若素，清澈平和。这是我一生所见到的最具学者风范和真正摒除了低极趣味的人。

钱先生多次表示，他不愿写自传、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认为那是“虚誔诬妄”的文人“自欺欺人”的写作，是“最靠不住”、“均不可信”的东西。这看法不无道理。因为自传几乎无不是彰功蔽过，耀瑜匿瑕的自我吹擂之作。写回忆录，大凡相识者所看到的一般都是向阳的一面，即便窥见不很光彩的阴面，也大都心存忠厚，按照“隐恶扬善”的古训处理；等而下之的，则更藉机自显，乃至作伪自高。而亲族等所撰述的回忆录，又常常如给孔雀摄影，只照他开屏时五彩缤纷、光辉璨灿的正面，决不拍摄他后面那很不雅观的部分；有的甚或还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编造事绩，欺世盗名。至于那些怀有某种政治目的而特意制作，或受当时统治思想影响迎合统治者好恶而为之的史书、传记和回忆录，便更是巅倒黑白、大言欺人的伪作。他们抹煞事实，窜改历史，制造谎言，掩盖真相，既可以将一个进步或比较进步、为国家人民做了好事或做了较多好事的人丑化为叛徒、民贼……，也可以把一个奸诈成性、秽乱寝宫、专制独裁、灭绝人性、践踏文明、祸国殃民的大流氓、暴君、斗争狂装点成诚信至上、情深义重、仁民爱物、民主人道、拯国救民、正确伟大的英主等等。

笔者与钱先生非亲非故，平素也无交往，仅是一个普通的相识者，不存在有意进行褒贬的缘由；且老病交加，行将走尽人生的大道，己无需再有任何个人的目的和企图。我完全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将所见所闻的点滴趣事，如实地记述如下，并写出我由此所触发的一些感想，以表我对先生的思念之情。

已记不清具体时间，大概是二十世纪六○年代前期①。有一天，上级特别通知：有重要任务，某时到某地集合等待……。话说得隐晦、含混，但能使人意会到大人物要接见他们，并和他们一起照相。这时，钱先生却声称自己病了，不能参加。本来，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趋之若骛的莫大荣事②。可是，到时钱先生就是没有去。真是太胆大妄为了！——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大为惊异，深感不可思议。由此，一些“随时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同志，便提出要查查钱钟书究竟什么原因不参加合合影——是真的病了，还是仇恨谁？当然，查无结果。

其实这样的事，对于钱先生来说是不足为怪的。此前——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一次在南京参加晚宴，因为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家了”。此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夫妇拒绝了当时红得发紫的“红都女皇”江青叫他们搬到钓鱼台去工作和居住的照顾；一九七五年国庆日，先生接到国宴的请帖，也请了病假③。可见，这是他一贯的做法，谈不上仇恨谁不仇恨谁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乏其例。古代，陶渊明“不慕荣利”，“忘怀得失”，因为不愿束带折腰见督邮，立即辞官归田——这在表面上人人讲清高，实际上个个要官职的晋宋时代，是个惊世骇俗的行动。近代，林纾厌恶依人而食，鄙视不劳而获，他一生不做官，不求人，全靠自己勤力教书、著书、译书、作文、绘画换钱生活。某年，吴佩孚五十一岁，大吏们蝼趋洛阳，为这位声势显赫的直系军阀首领祝寿；有人要以重金聘林纾作画献颂，林却拒之不为——在当时军阀横行的动乱年代，也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钱先生无疑受了这一流清高狷洁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影响。

此外，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风云变幻，成王败寇；今天座上客，明日阶下囚；当朝“正确、伟大”，后世众口唾骂，万载遗臭。而这种斗争，又“无诚实可言”——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谎话说一千遍便是真理……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钱先生是个最赋灵性、读书极多的人，他当然会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决定自己远离政治、远离政治人物的行为准则。

钱先生是爱国的，但他爱的是祖祖辈辈生长于此的中国这片土地和中国人民④，而不是哪个政党和哪位领袖。先生的这种爱国观，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早已成为天经地义、人人皆知的常识。——不喜欢美国的共和党布希或民主党克里，都不影响美国的人民爱国。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和爱执政党及其领袖捆绑在一起，那么台湾人民若不爱民进党和陈水扁难道就不爱台湾吗？岂非荒谬！

钱先生年轻时代留学英、法，深谙西方文明之义理，所以他的上述表现，是很自然、正常、无可非议的行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兵连祸结，内忧外患，天天批，年年斗，狂飙飞沙，怒涛骇浪——国无宁日，民无安时；身处这样的险境、逆境中，能如先生这样坚忍不拔、特立独行者，实为凤毛麟角真令人敬佩不已！

钱先生的博学，遐迩闻名。据云，国民党执政时期，一位英国驻华大使曾说过：钱钟书比中国和英国研究文学的专家都强。因为中国的专家不精通英国文学，英国的专家不精通中国文学；而钱钟书既精通中国文学，又精通英国文学。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其实，他何止仅精通中、英两国文学；他对欧洲各主要国家，如法、德、意、西、古希腊罗马等国家的文学，都有著很深的造诣。在他的巨著《管锥编》中，用古汉语、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等七种语言广征博引了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等古今中外近四千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由此，可见其学问之渊博和精深，实一般学人之所难及。

先生学问大，眼高手高。有人说他“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固然未免言之过甚，但学术界的确很少有人在他眼中。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一次，我见到钱先生，聆听他的教诲，亹亹不倦。因为先前耳闻文学研究所特别古代文学研究组是名家荟萃之处⑥，当时又见先生谈话亲切真诚，一点没有架子，出於好奇心的驱使，我竟不知轻重地问及古代组先生中学问之优者。待话出口，方觉失言，乃惶恐不知所措。先生则一如大海之包容，未以草鄙之鲁莽诚裂为怪，仍像勤待家里人一样随便，接著我的问话，和蔼、直率地说：“王伯祥、孙楷第。”言罢，即低头微笑，沉默不语。旋而转移话题，谈论他事。

又一日，请教先生几个问题。先生精采秀发，逸兴遄飞，广征博引，滔滔不绝。我则半懂不懂，似解非解，只是张口傻笑，频频点头，装作听懂的样子。末了，谈到中华书局新版的《四库全书总目》⑦。先生故作狡狤地说：“这部书王伯祥点得不错，颇见其功力。这部书是不很容易点的；而他全书只点错了几个地方。”⑧我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绝好的学习，赶忙请教：“哪几处错了？”先生道：

一、第四十四页上栏五行（《丰川易说》文），原断句：“……训话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应为：“……训话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即将第一个“易”字下的顿点移至“在”后。

二、第九九四页下栏《禽经》文倒数第二行，原断句：”此本为左圭百川学海所载、则其伪当在。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应为：“……则其伪当在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即将“在”下之圈点移至“末”后。

三、第一○七六页中栏《何之子》文第七行，原断句：“……至如书中太虚奚无、无以无无无、无无无则无无、无无则虚……”应为：“至如书中太虚奚无无、以无无无、无无无则无无、无无则虚……”即将第一个“无”字下之顿点移至第二个“无”字后。

四、第一二一二页下栏《陶朱新录》文倒数第六行，原断句：“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应为：“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即删除“思”字下之顿点。

五、第一二二三页上栏《玉堂严语》文第九行末，原断句：“正在案当、陈矩适至、取去数部呈御览。”应为：“正在案、当陈矩适至、……”即将“当”字下之顿点移至“当”前“案”后。

六、第一二五八页下栏《金丹诗诀》文第七行，原断句：“此所载下棋歌中乃称因看黑白、愕然悟顿、晓三百六十路。”应为：“此所载下棋歌中乃称因看黑白愕然悟、顿晓三百六十路。”即将“白”下顿下之点删除，在“悟”后加一顿号点断。

七、第一四三四页（“观光稿”等文）下栏第九行？“……如长诗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是也。”应为：“如长诗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是也。）即将“旁”下之顿点移至“入”后。

八、第一五九九页中栏“惺堂文集”文第三行，原断句：“其语录称、诵陈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谓数十年不似今夕了悟。”应删除“称”后之顿点，为“其语录称诵陈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谓数十年不似今夕了悟。”

以上一、三、五、六、七、八处，原断句解释不通，如“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愕然悟顿”诸句，均不知所云，不可理解。经先生一点，即豁然确斯。其中一、六、七、八处读者自明，毋庸赘言。第三处则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乃作者以常词故为涩体，殆至不可句读，实无可取。曾记广东某山古寺大殿有联曰：“木鱼敲觉觉觉人，觉世世人都从觉中来；革鼓叩空空空今，空古古今皆由空里去。”不才愚陋，揣摩再三，才得点定。今较之此书，犹小巫见大巫矣！第五处的关键在于对“珰”字的理解。释“珰”之义，通常有四：花饰或冠饰，椽头饰，耳饰，草名。以此四者，解原断句？“……案珰”固然不通，即释改点之“珰陈矩……”似也难明。然据“后汉书·朱穆传”及注，知“珰”为宦者冠饰，后代因以“珰”为宦官之代称。如此，则“珰陈矩”即宦官陈矩。正因陈矩是宦官，他才能“取去数部”直接“呈御览”。先生之改点是也。

其馀二、四处，从文字上看，原断句似乎也讲得通，但两种断句的意思却出入很大。在现实生活中，同样的文字，由於断句标点的不同而闹出笑话的事，不乏其例。据说，国民党执政时期，上海黄浦公园一侧常有路人随地撒尿，很不卫生。警察于此立一木牌，上书“过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十个大字——其原意是“过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但因未断句标点，结果却事与愿违，在此小便者有增无已。一天，巡警逮住一人，责之。对曰：“这牌上不明写着‘过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吗？”警无言而退。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它的确很有力地说明了断句标点的重要——同样的文字，由於断句标点的不同甚至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意思。

第二处，原断句“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意谓“禽经”这部书到南宋之末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改点句“则其伪当在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是说此书从南宋之末流传至今（清乾隆朝写）四库全书总目（时）已数百年。今“总目”既已考定此书写南宋时传王氏（楙）学者所伪作，则当以南宋以后“流传已数百年”之说为是。（若从原署名“师旷撰”〔春秋·晋人〕，则流传至南宋已非数百年而是一千八百余年矣！）

第四处，原断句“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是谓考录中所记马、郭二人之诗。改点句删除马郭之间顿号，便成马氏一人之诗。查宋·马纯“陶朱新录”，书中载有原诗⑨。按现行标点符号处理，便是：马默“思郭真人”诗。一点之差，文意大不相同，真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不过，说实话，若非先生之博学，一般人大概都会犯原断句这种想当然耳的错误的。

朱先生不仅改正了书中断句之误，而且还订正了书中的错字。如第一三五四页韩驹“陵阳集”文中栏第四行，“其不愿寄王氏门下……”，改“王”为“黄”⑩。黄，当指黄庭坚。韩驹早年学苏轼，后又受黄庭坚影响；但晚年讳言学苏、黄，也很不乐意吕本中把他列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云：“我自学古人”，“学古人尚恐不至，况学今人哉！” ⑪此足以证先生所改之正确。

从这里，既可见先生学识之广博和国学基础之深厚，也可见先生读书是何等的认真、精细，一丝不苟！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云先生“实在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才子。”李慎之“送别钱钟书先生”感慨“中国，甚至世界，又要过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诚非虚言也！

先生惊人的记忆，文化界几乎尽人皆知。一句通俗的话，说他是“活词典”。

六○年代，一位伟人不时地运用中国古史书中的一些话指导当前革命。如“树欲静而风不止”，“憢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等等。那时，中国大陆和现在不一样，提倡“外行领导内行”，只讲斗争，不要文化。除了“革命”的和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作品（如“文革”期间所谓古代法家的著作），其他“封”“资”“修”的书一概不印；工具书只有一小本“新华字典”，购一部老“辞海”，还规定必须是高等院校讲师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所以，小民们想要知道这些被引用的“最高指示”出处何在而不得。我先后问道于几位学者和教授，均不得要领；于是，便找机会向钱先生请教。先生不假思索答道：你去翻翻“韩诗外传”、“后汉书·黄琼传”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吧；后一条“汉书·东方朔传”也有引述。我回单位图书馆覆覈，一无差误。真令人惊叹不已！⑫

先生的博闻强记，第一得力于他的天才，第二归功于他的勤奋。有天才和缺乏天才，相差甚远。同样做一件事，有天才者事半功倍，缺乏天才者事倍功半。勤奋可以多少补天才之不足，聪明而懒惰者将无所成就，甚或作出坏事。先生则既富天才，又极勤奋。

先生曾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郑土生的一封信中说：

有人称我们是什么“天才”。我们哪里是什么“天才”！要说我们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有些人把时间都花在影院、剧院、戏院和舞场上，而我们自从懂事以来，都把时间花在读书、研究、写作上了。“典故纪闻”卷四上说：“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我们是日入而不休，夜以继日。年年如此，兢兢业业，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日积月累，才有今天的一点点收获。⑬说非天才，乃自谦；而勤奋，则完全是实话。

先生一生杜门谢客，埋头读书、写作，即使身处艰难逆境，亦坚持不懈。他从中国的经史子集、小说戏曲、野史笔记、佛典道书、方志舆地、书画碑帖到外国的人文科学名著，无不阅读；且许多书籍，不唯读一遍两遍，而是反覆熟读。如十三经通读多遍，近五万首的“全唐诗”精读五遍，一部“西游记”小说读十余遍，几部英文辞典都被读“烂”，作的读书笔记有五麻袋之多，在险恶的政治环境（“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一间极小的陋室，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作睡觉的床铺），写出了百万言的宏构巨著“管锥编”。……这些都说明了他的勤奋，并且不是一般的勤奋。

诚然，先生具有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和能作出这样常人无法作出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天才和勤奋；但除此之外，与他深厚的家学渊源和独特的治学方法也有密切的关系。先生生长于书香门第。父亲任清华等大学教授，一九五七年去世时，家有藏书五万余册、文物二百余件，碑帖字画一千余件。先生自幼即受到他父亲的严格教育。他七岁前读完家藏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接著便读其他二、三流小说。十三、四岁在中学初级部时已不读课本而读英文原版小说，十七、八岁读中学高级部时已代父写信作文“他代父作了钱穆”国学概论“序，一字未改地出版了”。

至于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很少有人谈及。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提到：“他看书常做笔记。”先生的知交郑朝宗说：“他只做一种别人看不懂的笔记，供自己著书时连类徵引。” ⑭曾经与先生在同一单位工作过的晚辈王水照说：“他的读书笔记本也颇与众不同，满页密密麻麻，不留天地，一无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处。” ⑮先生的看书做笔记，早从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他清华大学的老同学吴组缃说：那时我常到他屋子里去，他的笔记本有一尺多高，“书架上也有一摞摞的。我进他屋，只见他眼睛闭著，从笔记中抽出一本，一看，‘哎呀’，打自己的头——记错了。摆进去，又抽一本。” ⑯先生的笔记本中究竟记些什么怎样记的，一般人都看不到；即便有个别的人看到，也说“看不懂”。但是，他著书时大量的连类徵引，却多得力于这些笔记本。所以人们私下议论时，常称之为“神秘的魔本”。

这个笔记本的“迷宫”虽然至今尚无人揭示，但他的博闻强记则似有线索可寻。先生广览群书为什么都能记住（所谓“过目不忘”）？从上文引述吴组缃所谈的后半截话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先生不时在背诵“供自己著书时连类徵引”的笔记本里所记的东西。在“干校”时，先生床头至少叠放着两箱装满笔记本的箱子。每日天亮上工前和阴雨休息时，他坐在床边矮凳上默读——温习笔记本里所记的内容。他一页页的翻阅，有快有慢；读完一本，放还原处，依次再取出一本。不费很多时间，他便把所带的全部笔记本读过一遍。相隔若干时日，他又会将这些笔记本翻出重读一次。由此可见，先生彷佛运用了通常学生背外语单词所用的循环反覆记忆法。不承认有天才，那不是唯物主义者；但也不能把“天才”神化。随著年龄的增长，人的大脑不断老化，记忆力日趋衰退，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先生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常常背诵他笔记本上所记的东西（随著读书面的不断扩大，笔记本也日益增加），直到六十余岁仍坚持定时重温不辍——他便是以这种方法来不断深化、加强他先前所读过的文字的记忆。这也许就是他永葆“博闻强记”青春的秘密之所在。陆文虎在“钱钟书‘钟书’述略”中说，他的老师郑朝宗教授说过，钱钟书先生读书是“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先生其实是最聪明的人下了常人所不愿下的最苦的工夫，而从治学的效果上看，却又是最节时省力的最巧妙的方法。

四、五十年前，文学所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先生，率皆一代才人，学界风流，道德文章，并为宗式。诸大师之性分气禀虽互殊，而书生迂狷则略同。郑振铎嗜书成癖。一天，当他从一位书商手里买到珍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二四二种）时，欣喜若狂，到家才发现自已的大衣和帽子不见了，不知丢在车上还是店里。何其芳胸中始终自我灌溉着一颗善良的心。在严酷的政治空气下，他常常挨批，但还总是尽可能地保护老专家和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给他们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文革”后期，赋闲在家，每去古旧书店，将所购之书装入布袋，挂於手杖顶端，扛在肩上，一路口中“咿咿唔唔”哼著四川小调，蹒跚而回；街邻小儿，尾随其后，边跑边笑，高叫“爷爷！爷爷！”他则若无其事，昂首前行；偶或驻足回顾，慈颜相向：“唔，唔！好，好！”群童雀跃四散，爷爷乃继续歌唱而去。俞平伯率真笃实。他的“‘红楼梦’研究”曾遭受严厉批判。“文革”伊始，南京高校的一群学生到文学所“革命”。他们揪集文学所的“反动学术权威”到会议室批斗。先有人大喝一声：“哪个叫俞平伯？”俞老当即答道：“我是，我是。”二、三学子冲上前去，斥问：“‘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此乃笔者亲见亲闻，绝非造谣诬灭也）俞老申言：“不敢掠美，不敢掠美。”学子怒曰：“怎么？还不承认！”话音未落，“啪！”的一声，一掌打在俞老头上；俞仍连连摇首：“不敢掠美……”孙楷第平素蛰居家中，足不出户，整天埋头故纸堆里。“文革”时期，集中“学习”，他初到文学所，一见“工、军宣队”领导便双膝下跪；此后凡回答“问话”或写“交代材料”，必称毛主席为“今上”：其迂腐竟有如此者！

钱先生学贯中西，才大气高。他的迂狷又与上述诸先生不同。钱家人和杨绛说他有“痴气”。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日月，穿鞋不辨左脚右脚，体操分不清左转右转，着套脖的内衣、毛衣往往前后颠倒……⑰他纯真率直，表里如一，讨厌道貌岸然、装模作样的伪君子，尤恶趋奉权贵、投机取巧的文人学者。他才情喷薄，出言无忌，好臧否人物，褒贬是非。解放初期，他大概不知忌讳，口无遮拦，结果所言被人告发，吃了大亏。从此，他接受教训，对政治和党国要人，绝口不谈；即便如“反右”这样“引蛇出洞”的“阳谋”，也三缄其口，绝不上当。不过，他有点“本性难移”，对於非关大局的人和事，还常常忍耐不住，故态依然。如说“某某人不学无术，当某某家协会主席，全靠拍马屁窃据其位。”文学所一位年轻人学做古诗，他笑著摇头说：“某某人笨，不如某某人聪明。”干校期间，伙食较差，有一人假日常去经济稍宽裕的同事家吃饭，有一天先生幽默地问道：“今天未见某人，又去某某家打秋风了吧？”真可谓爱憎分明，不假辞色。

先生为人，不亢不卑，平等待人，毫无架子。“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遭很大破坏，国家经济困难，食品供应短缺，干校生活尤其艰苦。他的女儿好不容易从北京寄些糕点孝敬父母，他却还要分给周围的年轻人“尝尝”（那时有人把盐都藏起来，担心同事偷用了）。劳动之余，他常与一、二学子纵谈中外古今的遗闻逸事。谈时意气扬扬，诙谐风趣，有时天真得像个小孩。如有一次问：“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写郓哥见到武大郎时，为什么说武大是“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的鸭？”答：“因为武大的老婆与西门庆勾搭，而武大却闷声不响。”问：“为什么老婆与人勾搭，丈夫便是鸭呢？”答：“不知道。”曰：“因为雄鸭无性也！”闻者捧腹。

又一次，先生问：“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的来历可知道？”答：“不知！”先生道：那是明代的事情。最初，这家酱菜店是六个女人合开的。有一天，她们商量好请当时的大“名人”严嵩题匾。严嵩不假思索，大笔一挥，即写了“六必居”三字。“六必居”者，“六×居”也！令人忍俊不禁。

还有一次，先生讲了非洲土著有男人出外时，为防妻子不贞，将阴门锁住的事。当时对此种恶行深感不可思议；不料前些时大陆报刊揭露了同样的事：真叹学文明难上加难，而野蛮则无论天南地北竟如此无师自通！

上述这些谈论，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家固然会说长道短，或嗤之以鼻；更严重的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要被加上“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人”的罪名。可是先生却不屑毁誉，坦然天下。

先生口上爱“胡说乱道”⑱，胸中是一片冰心。众所周知，他和夫人杨绛伉俪情深，是天上的一对比翼鸟，地下的一株连理枝。两人平日里形影不离，相敬如宾；危难时相濡以沫，恩爱有加。“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普遍缩减，人们终日饥肠辘辘。饥饿难忍，夫妻间按粮食定量分食者决非个别现象。就在这时，文学所一位先生讲述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个感人的故事：一天，“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在北京某饭店开会设宴，这是一个难得的饱餐解馋的机会。他与钱先生同桌邻座，别人都把自己的那份小点心吃光了，唯有放在钱先生面前菜碟中的那一份未动。散席时，钱先生用纸包好，带走了。——不言而喻，当然是带回家去给他的夫人了⑲。钱、杨二人，时逾“知天命”之年，这种“捐我口里食，充尔腹中饥”的深情厚意、高山景行，已远胜于旧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

“文革”前，每当余晖斜照，他俩伉俪情深，是天上的－对比翼鸟，地下的一株连理枝。两人平日里形影不离，相敬如宾；危难时相濡以沫，恩爱有加。“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普遍缩减，人们终日饥肠辘辘。饥饿难忍，夫妻间按粮食定量分食者决非个别现象。就在这时，文学所一位先生讲述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天，“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在北京某饭店开会设宴，这是－个难得的饱餐解馋的机会。他与钱先生同桌邻座，别人都把自己的那份小点心吃光了，唯有放在钱先生面前菜碟中的那一份未动。散席时，钱先生用纸包好，带走了。不言而喻，当然是带回家去给他的夫人了。钱、杨二人，时逾“知天命”之年，这种“捐我口里食，充尔腹中饥”的深情厚意、高山景行，已远胜於旧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

“文革”前，每当馀晖斜照，他俩并肩偕行，漫步便道，娓娓而谈（有时纯用外语），融融泄泄。令人钦羡！凡遇下乡劳动，则“行行生别离”，咫尺天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壁厢“惆怅独归”，黯然“神伤”（钱钟书语），三天两头写信，抒发那驱不散的离情别绪；那壁厢“牵心挂肚”（杨绛语），愁这愁那，一百个放心不下。

干校“改造”时，中、外文两个研究所的驻地相距数里路，中隔一小河——钱住河之西，杨住河之东。先，钱当锅炉工，杨管菜园地。十天一休息，棒打的鸳鸯聚首“探亲”。民间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长别离是十八里相送，钱、杨两位暂别离是来回相送，杨绛“探亲”时经常会带些瓜果等物品与先生；临别，先生将盛物的网兜、布袋之类交还给杨时，总要真诚有礼地说声：“谢谢！”平日，稍遇空闲，杨绛则不管昼雨夜雪、月黑风高，穿雨鞋，撑雨伞，拄著拐棍，一脚高，一脚低，一脚水，一脚泥，历尽千难万阻，去看望先生。后来，先生改任传书的“雁使”。他每天去邮电所取信件、报纸时便与杨隔河相见问好，或绕道过河到菜园相会。别时，杨绛“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⑳。

神话里多有青年男女动人的爱情故事。像钱、杨这样自始至终情深爱重、松柏常青的爱情，在现实生活和神话世界中均为罕见。不说别的，仅就他俩的这种爱情，便足以千古，垂范永世！

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生老病死，这是谁也无法超越的自然规律；所可惜的是先生最能出成果的中年时期被埋没了！如果他那生命力最旺盛的中年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中，那他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将会大大地超过现有的几倍。这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注释：

①据杨绛“我们仨”：一九五○年，先生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定稿工作，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毛泽束选集”一至三卷英译定稿工作完成，第四卷尚未出版）。一九六○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英译定稿工作重又启动，至一九六三年全部工作结束。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泽东诗词”英译五人小组成员。接见合影之事，可能在一九六三年“毛泽束选集”第四卷英译定稿工作结束之时。当然，也不能排除在一九五四年底“毛泽束选集”英译定稿工作告一段落之时。

②“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抄家，抓人批斗，有人将与“伟大人物”的合影挂在大厅上，“革命小将”都望而却步，从此就免於浩劫。可见其荣光福泽之一斑！

③事见杨绛“我们仨”第一二一页、一五二页、一五三页。钓鱼台，在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西。是个由玲珑假山、曲折幽径和潺潺流水组成的园林胜景区。传说金章宗曾在此钓鱼，元时是大都西郊盛极一时的游览胜地，清乾隆时重修了钓鱼台，并在其旁建筑了行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此新建有国宾馆。

④抗战期间。先生蛰居上海，贫病交加，与夫人杨绛靠教书、写作艰难度日，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不肯降志辱身。一九四九年春天，国共战争接近尾声，有人想拉先生往台湾，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也有意请他去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教授，他均一一谢绝。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宋诗选注”，充分表达了他对残酷剥削、压迫劳动者的贪官污吏的憎恶和对终年辛苦劳动而无衣无食、痛苦无告的人民的同情。九○年代初，中国南方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他异常关心长江、太湖水位的涨落以及这些地区受灾的情况，并捐款赈济灾民。几此等等都是先生爱国的明证。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杨绛“干校六记·误传记妄”中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当记述一九六九年先生六十岁时被派作第一批下干校的先遣队、尔后一九七二年第一批回京的“老弱病残”名单中又没有他时，杨绛说：“我的心直往下沉。……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老样。’”先生在“管锥编”（一九七  九年初版）中描述屈原迟迟不忍去国的心情时说：“弃置而复依恋，无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亦不易去。即身离故都而去矣，一息尚存，此心安放？江湖魏阙，哀郢怀沙，‘骚’终未‘离’而愁将焉避！”继而又曰：“盍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这些话，其实也是先生自我内心世界的写照，正与上面杨绛“干校六记”中所说的话若合符契，可以互相印证。——说实话，笔者读杨绛和先生这两段话时，不禁眼含热泪，拍案长叹：一颗多么赤诚、可敬而又迂腐的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心呀！对比那些口袋里藏著外国护照、把钱存入国外银行而高唱“反帝”、“爱国”的政客和伪君子们，真乃人禽之殊、霄坏之别矣！

⑤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二○○三年十二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云：“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的肃反，从打AB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千万人。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

⑥文学研究所，当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六○年代，文学所有一级研究员三位，除所长何其芳外，其余两位都在古代组，钱先生是其中之一；一一级研究员六位。古代组占四位，王伯祥、孙楷第均属二级。

⑦“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整理影印本，王伯祥断句，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一版。

⑧点古书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曾多次撰文指出当时一些名家标点的选本中读破句（断句错误）的事例。王伯祥诚如钱先生所言，是个有学问的专家。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说他尤其“对职官、地理方面的博识与熟稔，则令人惊愕。”）见王水照“‘唐诗选’编注工作的回顾”）一部“四库全书总目”，全书三百三十万言；包括经、史、子、集——易、书、礼、乐，历史、地理、职官、政典，儒、释、道、法、农、医、天文、历数、占候、占卜、阴阳五行，诗、文、词、曲、琴、棋、书、画、金石、篆刻，以至草、木、鸟、兽、鱼、虫等等各类书籍一万余种的提要，王伯祥一个人标点。仅出几处错误，确非一般学者所能做到。

⑨马默，字处厚，单州成武人。“宋史”卷三四四有传。“陶朱新录”战马默“思郭真人”诗曰：“郭也三峰秀，文章似性淳。汶阳初识面，谓我旧相亲。题诗叙游隐，於今经几春。有家归未得，西望涕沾巾。”

⑩疑为原书刻工之误。因为此书是影印本，没有排字的问题；当时参加编撰提要的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不致会写错。

⑪见宋·周必大“省斋文稿”卷十九“题山谷与韩子苍帖”；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之五“初学蹊径·又读少陵诗学古人诗”第三条引“陵阳先生室中语”论“有客多读束坡诗”。

⑫四十年後的今天，已与那时大不相同，各种古籍和工具书充溢市场，许多成语、典故都能轻易查阅。然而就在前几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场上，余秋雨先生以总（综合）评委的身分在指导一位参赛者没有答上的知识题“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出处时说：“‘孔子家语’”。“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至唐已亡佚。今本十卷四十四篇，为三国·魏·王肃所传；后人考证，是肃之伪作（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孔子家语”）“韩诗外传”，乃汉初韩婴所撰，“孔子家语”较之晚出三四百年。且“家语”中非云“风不止”而言“风不停”。二者意虽同而字却异。不怪有人说王肃此书是“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礼’）”（按：指‘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等书“割裂织成之”。故余氏之说似是而实非，钱先生云出於“韩诗外传”是也。

⑬见郑土生“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

⑭见郑朝宗“怀旧”。

⑮见王水照“‘对话’的馀思”。

⑯见李洪岩“吴幼鞯谈钱钟书”。

⑰见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⑱杨绛说；“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可是“‘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见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⑲见朱寨“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先生”。

⑳见杨绛“干校六记”。

21见郑土生“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

22见杨绛“丙午丁末纪事·六”。

23见钱钟书“‘干校六记’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