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何其芳

李思孝 

 

第一次见何其芳，是我考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57年5月，请他介绍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他当时是设在北大的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当主持人把一位戴近视眼镜，穿蓝布制服，矮矮胖胖的中年人介绍给我们时，我不免有点失望，在我原来的想象中，他是批判胡风、胡适时熟悉马列经典，论理精明，充满锐气的批评家,而眼下的他，却一脸憨态，连走路也有点足蹒跚，简直就是一迂拙的老夫子。

没有想到，三年之后，我成了他“麾下”的一名研究生。1959年，为了落实周扬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属的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办了一个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就是时任文研所所长的何其芳，副主任是后来成了人大语文系主任的何洛。文研班的第一届学员是1959年入学的，他们以发表批判文章用的集体笔名“马文兵”而闻名。我是1960年从人大新闻系毕业被保送到文研班的，打算毕业后到新成立的人大语文系当老师。记得开学典礼是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即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被改作教室的一间古老的房间举行的。出席的除了何其芳、何洛外，还有文研所的蔡仪和唐弢，人大语文系的罗髫渔等人。典礼简朴而短暂，只有何其芳和唐弢二人讲话，要求我们边学习边战斗。所谓战斗，就是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印象深刻的是何其芳给我们提的学风是：“战斗、革命、谦虚、刻苦、实事求是”。

三年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由于大学期间正赶上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基本上没有念什么书，这三年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格外珍贵，自然也担心会不会象大学一样学不到什么东西。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三年我们着实读了不少书，弥补了大学时的缺憾，可以说满载而归，令人难以忘怀。究其原因，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如同一个马鞍形，这三年我们处在阶级斗争两个高峰中间的相对平稳期，由于三年经济困难，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政治运动，也没有长时间的生产劳动，可以坐下来安心致志地读书，这叫天时。我们不住人大西郊校园，而偏安于铁一号一隅，这里只有语文、新闻、历史档案三个系，人数不多，借书、阅览都非常方便。在课外活动方面，其优越条件，也是西郊所望尘莫及的。向南不远，就是东四，那里有蟾宫，明星、工人俱乐部三家影剧院，还有驰名的隆福寺古旧书店。马路西边是中国美术馆，马路南边不远是北京人艺的专用剧场首都剧场。铁一号西边是宽街，往北朝西是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及其附属剧场就座落在那里。可以想见，我们看电影、看话剧、看展览、听音乐，该是何等方便！要游玩，坐13路汽车往西坐四站便是北海公园。要看体育比赛，往东走十多分钟，便是工人体育馆和工人体育场。如果去王府井和东安市场，不坐4路环城公交，可以从西南的南剪子巷直插下去，它如同一条“胡志明小道”非常方便，这就叫地利。至于说人和，那么，代表文研所的何其芳和代表语文系的何洛，早就有历史基础和传统，二人不仅都姓何，都来自川东，一在万县，一在丰都，而且都来自延安鲁艺，何其芳曾是延安鲁艺文学系主任，何洛曾是延安鲁艺的总务长。二人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人脉及影响，聘请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为我们讲课，如文研所的钱钟书、余冠英、蔡仪、唐弢、毛星；外文所的冯至、李健吾、下之琳、罗念生、叶水夫；北大的朱光潜、宗白华、季羡林、游国恩、季镇淮、吴组缃、杨周翰、林焘。当时在北京编写高校文科教材的专家，如《中国文学史》组的肖涤非、王季思；《美学原理》组的王朝闻、洪毅然、李泽厚、叶秀山、周来祥等，还有北京和外地的周振甫、陈迩冬、黄肃秋、高亨、殷孟伦、王达津等，都为我们讲过课。何其芳还请了一些各种艺术门类的专家、其中有些是他在延安鲁艺的学生，为我们开专题讲座，他们之中有陈荒煤、张光年、赵沨、周贻白、刘开渠、马可、华君武、舒强、崔嵬、阿甲、景孤血等。真乃群贤毕至，老少咸宜，给我们各色各样的文化大餐，使我们大开眼界，得益匪浅。

从我们进入文研班的第一天，何其芳就要求我们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为此，由他亲自审定，给我们开列了《必读书目300部》，囊括了文、史、哲、经等领域的中外名著。还开列了让我们去欣赏的中外名剧、中外名曲。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白专道路的当时，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何况他本人在《红楼梦》、《阿Q正传》、《青春之歌》等作品的评价上，在李煜词，《琵琶记》，现代格律诗等问题的讨论中，都被指责为“右倾”，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是“非时俗之所服”，“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自认他是正确的。我们一进校，就读到他的《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一文，这原是1960年8月2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它引经据典，系统阐述了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左”派幼稚病，是一剂猛药。好象要给他的观点提供具体例证一样，不久我们在《文艺报》上读到了他的又一篇文章《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这是他去莫斯科参加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深情地回忆了托尔斯泰小说对他的影响。后来他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说过，他曾试图写过小说，结果没有成功，从失败中更感到托尔斯泰小说艺术的伟大。由此我想到《汉园集》的另一位作者卞之琳，他曾写过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解放以后亲手将其付之一炬。这都是为了追求作品的艺术质量，如果达不到，即使花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抛弃。当然，还不止这些。当我们知道何其芳去莫斯科之后，曾要求他回国后给我们讲讲他参加纪念活动的情况和见闻，结果出人意外地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事后才知道他有难言之隐。这一年的7月16日，苏联公开向中国摊牌，撕毁了和约，撤走了专家，这都是秘而不宣的，所以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何其芳犯了自由主义，他是不好讲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不久，由文研所主编的《不怕鬼的故事》正式出版，序言是何其芳写的，毛泽东修改过。为此，毛泽东特地在中南海住地约何其芳谈话，表扬他少了延安时期的书生气。但何其芳给我们讲《不怕鬼的故事》时，闭口不谈毛泽东表扬他的事。这说明他已经具备了毛泽东当年要求他的“松树性”即原则性。由此推断，上述他写小说的失败及其挚友卞之琳焚毁小说的原因，除了艺术上的考量外，是否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何其芳一生崇敬和服膺毛泽东，这源于1938年8月他到延安后，发现这是一片“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跟他走出北大校园“象牙之塔”后所经历的被苦难和不幸所深深浸渗的其他地方有天壤之别！而它的领袖象鲁迅无情地解剖自己那样，坦陈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这一切深深感动了他。他本来准备拿肖伯纳当年访问苏联时说的话“请你们允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作为防身武器，现在却放下这武器，投降了，把延安作为他一生的归宿。于是我们看到，在1942年那场关于文艺问题的争论中，他成了“歌颂光明派”。他一反缠绵悱恻、细腻华丽的写作风格，不再“背负着爱情的十字架”去无病呻吟，或在无奈和迷茫的寻求中歧路仿徨，而是歌唱光明、歌唱延安、歌唱少男少女、歌唱未来。他还以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的现身锐法，于1944年和1947年两度赴重庆，宣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以致引起早在1927年就投身革命，后来又参加长征，坐过上饶集中营的冯雪峰的忿忿不平：“当我们于革命时，他在什么地方？”这种不满，部分包含着对毛泽东《讲话》的保留态度。所以毛泽东后来蓄意整他，是其来有自。而何其芳在“文革”结束后，还写了《毛泽东之歌》。他去世得太早，1977年，还来不及对过去进行反思，徙留下所谓“何其芳现象”供人议论。

在我看来，何其芳直到去世，仍然是一介书生。建国前，他是作为进步青年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文代会上，曾有国共双料身份的邵力子发言时，他突唐地起来“造反”。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想要他作政务院的文教参事，他谢绝了，而去了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创作。他在晚年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不时到琉璃厂去淘书，一淘就是一大撂。为了读歌德和海涅的诗，他晚年坚持学习德语。同许多执着的书呆子一样，他最可贵的一个品格就是实事求是。他给我们提的学风，以“革命”打头，而以“实事求是”结尾，我以为是深意藏焉，因为即使你多么革命，如果不实事求是，到头来还不是落得一塌糊涂。他在《红楼梦》问题上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写给28个人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林枫、凯丰、张际春、习仲勋、田家英等是党政要员及其秘书，而胡绳、郭沫若、沈雁冰、袁水拍、林淡秋、林默涵、邓拓、周扬、丁玲、冯雪峰、何其芳等人则主要是文化人或文化官员。毛泽东这样做，一表明自己开明；二是要这些人作他批判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最明显的是袁水拍、他一马当先，在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毛泽东在信中指责一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甚至向他们投降，甘心作他们的俘虏。对这种不实的批评，何其芳是拒绝接受的，在中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他公开说：“我们也还没成为他（俞平伯）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他虽然无力阻挡那来势汹汹的批判浪潮，但他却力所能及地给予俞平伯一些保护。后来陆定一于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有一段向俞平伯道歉的话，据说是接受何其芳的建议而加在原稿上的，这可能是真的，因为他给我们讲课提到俞平伯时，对这位他当年北大的老师是十分尊敬的，认为俞平伯有真才实学，某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艺术鉴赏力是很高的，是批判俞平伯的人所不及的。如果《红楼梦》后四十回由俞平伯来续写户可能比高颚续得好。他自己碰到文艺问题时，也往往向俞平伯请教。如编《不怕鬼的故事》时，毛泽东在序言中加的“光昌流丽”的词，他在请教俞平伯后才觉放心。对这样有学问的人，何其芳一开始就加以重用，评职称时，文研所的一级研究员原拟了三名：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刚刚批判过《红楼梦研究》，就给俞平伯评一级，大家火气很大，想把他评为二级。但何其芳力挺俞平伯，而把自己降为二级。他在会上公开表示，“把俞先生评为二级、给我评为一级，我是他的学生，而且都在一个所，老师是二级，学生是一级，这是不行的”。最后还是给俞评了一级，所以有人说是何其芳一人说了算。事实并非如此。但何其芳对俞平伯的关照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1953年，俞平伯开始勘校八十回本的《红楼梦》，何其芳把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王佩璋配备给俞平伯作助手。1958年，这个本子出版时，何其芳亲自帮俞平伯写前言。1963年，俞平伯编《唐宋词选释》时，从开始选目到最后写前言，都得到何其芳的鼎力协助，并对前言作了修改和润色。俞平伯被批判后，何其芳作了许多善后工作，以减轻对这位老知识分子的伤害。如让他担任《文学评论》编委。1961年在《文艺报》上发表俞的《古为今用》一文。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俞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还让俞到中央党校文艺理论专业班上讲宋词欣赏、还让他指导苏联派往文研所进修的汉语学者艾德林，等等。对此，俞平伯是很感激的，他称何其芳为“知己”。他虽然自嘲他在《红楼梦》研究上来了一个“天下第一跌”、但他用“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来自嘲。“文革”中，他们都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集干校劳动，他种菜，何喂猪，他有空时就去猪圈帮何其芳“驱赶那些不听话的猪”。

何其芳尊重前贤，但他并不迷信权威。有一次讲课时，不知怎么提到《再生缘》，他对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对这部作品的见解似乎并不认可，反而对王季思的有关文章大加赞赏，认为他很有见地。又有一次，他举王季思对侯外庐关于《牡丹亭》的批判，感慨即使像侯外庐这样老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如不小心，也会落在后进者后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请王季思从广州中山大学坐飞机来北京为文研一班讲课，来回机票悉数报销。我上文研班时，王季思正在北京参加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曾请他为我们讲《西厢记》，讲得确实精彩，很受大家欢迎。可见何其芳也是伯乐，慧眼识人才。那时向《红楼梦》研究权威发起挑战的两个“小人物”很受追捧，青年学生都想步其后尘走成名成家之路，人大法律系的程海果，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林希翎”。何其芳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象两个“小人物”那样的人，我们文研所就有。我想，他指的大概是蒋和森吧！蒋和森有关《红楼梦》的文章，特别是人物论，写得很有感情，很有文采，使人想起写《文学的幻想》的别林斯基。何其芳对繁琐的考证工作好象不感兴趣，他总是着眼于提出新的思想和观点，不是支离破碎或偏执一隅，而是从宏观上或总体上，去把握一个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底蕴。比如，他试图用“共名”说去界定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形象，他对阿Q作过这样的分析，对《红楼梦》人物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创新，也是为了挑战权威，挑战时尚。时尚即主流意识。当时的主流意识，总的说是极“左”，即单单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评论作品，臧否作家。认为中国文学史上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认为新诗的发展也应该以民歌为基础，等等。正因为何其芳在诸多问题上不赶时髦，不随波逐流，而是保持独立立场，实事求是，所以被认为一贯右倾，多次遭到批评，在关于诗歌形式问题讨论中，被群起而攻之。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往往情绪还很激动，我们是理解他和同情他的。因为他给我们讲过，他在大学时为了写诗，阅读了“五四”以来所有的新诗，也阅读了“五四”以来翻译的所有外国诗歌，这不单纯是简单阅读和欣赏的过程，而且还是研究、比较、消化、吸纳、探索的过程。他关于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钻研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民谣的产物，是在长期发酵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我们看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文章，感到有根有据，言之成理。反观他的批评者，是一窝蜂似地随大流，往往无中生有，无的放矢，如同盲人骑瞎马，或象唐古诃德大战风车一样，连起码的科学态度也没有。最典型的，当属赵景深先生。何其芳的文章，明明白白地写道：新格律诗的“体裁和样式是无比地丰富，无比地多样化”。可是到了赵景深笔下，象变魔术似的，说何其芳把新格律诗比作天，把民歌比作地，而且天比地丰富，天比地多样化。原来赵景深把“無”的简化字“无”当成“天”，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何其芳要求我们写文章起码要有三新：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语言。其中材料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点也是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他说他为了写《论＜红楼梦＞》，把《红楼梦》读了五遍，翻阅了大量有关《红楼梦》的资料。有了观点，要表达出来，要吸引读者，打动读者，就要有新的语言，新的写作技巧。语言首先要准确，他批评安旗评张光年诗的题目《金声玉振，热情澎湃》，就不准确，言过其实。“金声玉振”原意是集其大成，而作者却理解为音调铿锵。在这方面，何其芳说胡乔木值得学习，胡乔木写文章精雕细刻，反复推敲，特别是开头，拟出几种写法，来回比较，最后选出最能吸引人的。这一点我有亲身感受。有一次胡乔木来北大作报告，就是专门讲语言问题的、他对语言的讲究往往过了头，近乎挑剔。比如他分析公刘的诗《上海夜歌》，对其中的比喻“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以及“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等，都否定了。要知道这是诗，不是政论文，不能用政论文的逻辑来要求诗，衡量诗。其实何其芳自己对写作技巧的讲究并不逊于胡乔木。我上高中时，语文课本中收了他的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首描述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诗作，跟何其芳过去的诗都不一样，它用了新的语言和新的表现方式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中诞生”之后，循环反复地连用了“是如此……又如此……的诞生”的排句，把新与旧气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真是别开生面，一唱三和，既烘托了主题，又加强了诗的节奏美，是很能感染人的。

何其芳强调新的材料，但并非新的就一定好，要进行选择和取舍妥辨别其真伪，并且不要假别人之手，必须是第二手的材料。如果是翻译的，一定要查原文。曹葆华先生虽然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同志，又是清华外文系他的学兄，但在翻译上因疏忽而受到过批评，何其芳常以此作为例子警告我们，要我们接受教训，引以为戒。如果不懂外文，就要向专家请教，何其芳尊重钱钟书先生，我想也是尊重他是可以请教的外文方面的专家权威。当有人问：钱钟书有“历史问题”，为什么还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回答说，钱钟书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工作时，是经过中宣部严格审查过的。1948年12月，台湾大学聘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前往教书。1949年上海解放后，英国牛津大学和香港大学，都高薪高位聘靖请钱钟书，均被谢绝，而是举家迁往北京，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他俩是爱国的。其实，一早在1931年，何其芳从上海去北平考大学时，就碰到钱钟书，他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他选了清华外文系、主修英语，与钱钟书同系，后查出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尚未毕业，是伪造高中学历报考的，遂勒令其退学，他才转入北大哲学系的，他对钱钟书应该是知根知底的；所以何其芳说的是肺腑之言。

何其芳没有固定的课程，只是定期给我们上答疑课，凡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文学史上的，文艺理论上的，《红楼梦》的，都由他给我们解答或辅导，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前沿问题和争论焦点，所以大家都很期待，都爱听。作为文研班的班主任，何其芳是总揽全局的，他把主要精力用在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落实教学计划上，力求把文研班办好。唐弢先生就是他特地从上海请来的，并且就住在铁一号的红楼宿舍。他是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他给我们讲课，也都是与现代文学有关的。蔡仪先生是《文学概论》的主编，这是周扬亲自抓的点，经常有指示或发表意见，蔡仪都能及时地向我们传达。可以说，何其芳、蔡仪、唐弢，就象是一组三套马车，主宰着文研班教学的正常运转，文研所的其他研究人员，如余冠英、钱钟书、范宁，陈友琴、毛星、王燎荧等，也都根据需要，轮翻上阵，为我们讲课。事实证明，这种办学方式是行之有效、成绩卓著，能出人才的，有人戏称文研班是文艺理论界的“黄埔军校”是不为过的。

何其芳讲课，真正做到言传身教。言传即传授知识和方法：身教即现身说法，坦陈感受和体验。他讲得最多的，是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他研究《红楼梦》的体会。除此而外，他还善于就地取材，选取学生的事例，互相激励。有一次点评作业时，他不指名地对我的一篇作业予以好评。当时学术界正在讨论山水诗有无阶级性的问题，我的文章就是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使他感兴趣的，大概是我在文章中用了新的材料，我用了王维有名的五言律诗《终南山》，这是诗人在终南山过亦官亦隐生活时的作品，是纯粹描绘自然山水的。但《唐诗纪事》却说它另有寓言：说“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二句，言“势位盘据朝野也”。“白云回望合，青蔼入看无”二句，言“徒有其表也”。“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二句，言“恩泽偏也”。“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二句，言“畏惧深也”。总之，全诗是“讥时也”。我便以此为据，证明山水诗是有阶级性的。何其芳逝世后，人大的丁浦老师告诉我，他们在整理何其芳遗物时，发现了对我的作业的评语，希望我从牟决鸣师母那里把它拿回来。但我始终没有去拿，一来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二来文章本身受那个年代大气候的影响，未免过“左；没有什么价值。现在想起来我有些后悔，毕竟那是何其芳老师的手泽，拿回来作个永久的纪念，不也很有意义吗？

遗憾的还有，在文研班时，我把美学作为主攻方向，经常请教的是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对何其芳老师，除了听课：从未登门请教过。但毕业以后，我一直牢记他在毕业典礼上给我们的赠言：“立远大志向，走艰苦道路”。我也一直关注着他的情况。1964年他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出版后，我马上先购为快、还记得他向我们推荐的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即把平时的积累和重点研究结合起来。他说王国维身体不好，但成果累累、就在于他善于研究，他平时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博览，一天只有两、三个小时专门研究、博览正是为研究做准备的。不久文艺界开展整风和批判运动，我看到了他批判田汉和夏衍的文章。对夏衍是继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之后的第二次批判。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和周扬站在一起，周扬很倚重他，很多情况下，他都是奉行“遵命文学”，他被改造得丧失了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变成了被人指使的驯服工具。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在“文革”开始后却首当其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我曾特地从天津赶到北京，到学部去看大学报，文研所数批他的最多，楼道里、院子里都贴满了，他的名字变成了“何其臭”，上面划了黑叉。他和俞平伯、唐棣华等“黑帮”被圈在一起监督劳动；此情此景让人无限惆怅，难过得流泪。想当年，他是多么深情地为少男少女歌唱，如今造他反的，决心要置他于死地的，也正是一些少男少女，这是多么荒唐的世界！

见到何其芳己是七年之后的1973年。当年的两个“小人物”在重印他们自称为“大字报”的著作《红楼梦评论集》时，增添了一些攻击何其芳的文字，我看了后不平之情油然而生，趁着对方身处逆境，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利，攻击对方，这是缺乏道德的可耻行径。想到此，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劲，我竟一反平时腼腆畏蕙的性格，斗胆去看望了一次何其芳老师，意在表示对他的支持。那时他己不住东单的西裱褙胡同，而住在北京站口方巾巷附近坐南朝东长安街的一所简陋的平房里。他大概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不速之客来看望他，他竟然拿出只有过春节时凭本才能供应的花生和葵花籽来招待我。我发现他衰老多了，向来说话急速的他，常常突然语塞，甚至失语。我心里有点凄凉。为了不打扰他的情绪，我根本没有提两个“小人物”攻击他的事，除寒喧外，只简单谈了州下我毕业后的一些情况，他对我在李何林先生手下工作似乎很欣慰和放心。我大概只坐了半小时左右就离开了，没想到，对老师的首次登门拜访，竟成了对老师的最后诀别！

四年后，也就是1977年8月4日，我参加了在八宝山为何其芳举行的追悼大会。刚刚走出秦城监狱，尚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的周扬也来了，这是他“文革”劫后在公众面前的第一次亮相，也显得苍老迟钝，当年咄咄逼人的那股锐气，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文研一班大师兄王春元，在人群中来回钻动，他在找王若水，说是周扬要见他。1963年至1964年，他们俩曾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写过反修文章。“文革”摧残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何其芳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悲剧在于，他已经挨过了那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新时代的黎明，然而，就象一个话剧的名字那样，“中锋在黎明死去”，这是最令人心旌难平的。这一年，何其芳才65岁。

自此以后，人们开始谈论所谓“何其芳现象”了。有人甚至垢病于他，张中行先生在其文章中起码有两次奚落了何其芳一番。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建国以后，从延安出来的人是受信任和倚重的，但从延安出来的人一旦受整，也是最惨的，如丁玲、陈企霞、艾青等。所以从延安出来的人，也是悲喜两重天，他们的遭遇，并不简简单单是周扬个人所为。其实，周扬个人也是身不由己，最后还不是被关进监狱。所以，谈论“何其芳现象”（”茅盾现象”、“曹禺现象”也一样），首先要从国家体制的变化，从领袖权力的异化，即由契约变成专制，从公仆变成老爷等方面去找原因，他们才真正是掌管个人生死薄的判官。在这个前提下，方能追究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既有认识上的不逮，也有品质上的不轨。认识上的不逮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一旦客体主宰了主体，主体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品质上的不轨是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是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是有意为之。何其芳的悲剧就在于，他太认真，太诚实、太天真，太迷信、容易上当受骗，选择既定，便从一而终。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尚来泯灭赤子之心的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道路。l964年，何其芳曾效法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作了几首诗，其一曰：

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天籁声声新。

无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

如果他不还彩笔，还写他的诗和散文，他会成春的，他的成就会更大。他没有这样做，最终铸成了悲剧。这使我想起杜甫的另外两句诗：

綵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这也许可以概括其芳老师的一生。呜呼，可悲也夫！

 

2010年11月草，2011年12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