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作文

——追忆钱钟书先生

马成生

 

钱钟书先生悄然走了，留下遗愿：不用任何悼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连骨灰也不保留。他的走，也正如他的生，都是淡泊世欲，脱俗超尘。

1960年秋季笔者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钱先生曾来授课，又指导笔者个人学习与撰写论文。课余假日。常去先生家问难献疑，直至“文革”之后，还曾去求教。至于平日来信指导，更是不少。先生的风范，尤其是为人与治学方面，给自己的感受是深刻的。

一

钱先生温厚可亲、平易近人。记得初次去见他，一进门先生便倒茶让坐，促膝谈心，十分亲切，而自己来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境转瞬问转为宽松自然。心想像钱先生这样著名的学者，怎么竟像一个普通人？联想到某些专家，恃才傲物，威势赫人，真是天壤之别。对先生的敬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此后，或见面,或通信，先生均亲热和气。他还郑重其事地表示：“我们之间应该称同志”，来信亦以同辈称呼。钱先生对后辈有一种至真至情，他先后两次赠书于笔者：一是《宋诗选注》，另一是《人·兽·鬼》与《写在人生边上》合在一起的重印本，而且都签名、盖章；而关于后一书，钱先生在另一封信里还专门有赠言：

 

少作两种，被坊间擅自再印,即呈一册, 聊作纪念品。

1994年5月，钱先生己罹重疾，来信说：“去年大病动手术后，衰颓愈甚，恢复艰难。八十已过，残年唯以对付病魔为务。”但他对笔者仍是关怀不已，在来信中写道：

 

近况想安善，但已过中岁，亦望保重。无病无灾，至祝至愿。

 

钱先生对待自己的生命却很豁达，在另一封信中说：

 

衰朽之躯，康复不易，生老病死，事理之常，安心任运而已。

“安心任运”，真可谓是古人所称扬的“达乎生死之分”的“达士”了。

二

钱先生给我的教导，更多的自然是治学方而，常常萦回于脑际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你要想做学问，就不要想着做官。”我接着他的话头，曾表示过：如果“想做官”，就要分散精力，也要耽误时间。钱光生说：“是这样，但不仅是这样。”对此，钱先生井未有正面解析，但与我谈了一些学人的事例。如某某，写的文章不实在，缺乏实事求是之意；又如某某，写的文章翻翻覆覆，常有180度的急转弯，一下子说宋江是个光辉的形象，一下子又说宋江是可耻的叛徒。这些人中有些就是“想“到了官的缘故；尚未做官的想做官，做了官的想保官，以至升官。

我曾笑着问他：“钱先生，您不是也当了中科院的副院长吗？”钱先生莞尔一笑：“你不太了解，那是别有缘故，其实并不是我自己想当，你看，我去坐堂吗？”钱先生还曾带着一种揶揄的口吻，说：“当今学会很多，有些人当不了官，便想挂个会长之类头衔，或者理事也好。过过官瘾。”钱先生本人则什么会长、理事之类都不当，就是请临时去坐坐主席台之类：也是请他不动的，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治学、看书、写文章。

二是，“你要做学问，就不要怕别人。”大意是说，有些人衣冠楚楚，肚皮挺大，但里头未必都是学问。你要想超过他，也并不难。我深知自己的浅陋。听了这话，不由不表示：这总是难的。钱先生便进一步说明：“超过”不是指的全面，而是局部，是某个方面。他举例说，譬如你正在探讨的，明代有两种均标榜为李卓吾评的《水浒传》，究竟那个真，那个假，别人已经探讨过了，你可先全面掌握别人的观点，审看别人所运用的材料，探清别人观点的来龙去脉，看其有无疏漏之处、断章取义之处、以至牵强附会处，或者迫于某种因素而故意曲解处。而后再上下左右，多方求索，看看是否有其它材料，而后运用你最新的观点去分析，往往便会有新的发现。这不就是超过别人了？钱先生还就近取材：你普经问起“评点派”的渊源问题，而有儿位学者己有专文论述，说是金圣叹“创造”了“评点”这一形式。这就有疏漏：就从评点小说而言，南宋的刘辰翁已经评点过《世说新语》了；至于“评点”这一形式，北宋的苏询已经评点过“孟子”了；而且，远在他之前，唐代人己经运用过了。钱先生还说，当然，你要肯化力气。譬如某一问题，估计别人化去100个或200个小时，你就加一倍，甚至加两倍，化上400个或800个小时。钱先生多次提起，有些做不成学问的人，往往在于自己不肯化力气，不能抓住一个问题，始终如一坚持下去。钱先生还引用过西方一个大作家的话，说是做不成作家便去做批评家，如同做不成贼便去做巡捕。这话当然还有另外的意思，借喻一下，无非表示：要做学问，自己要有恒心，不能一遇困难，一时出不了成果，便立刻转舵，改弦易辙。由此看来，做不成学问，倒是在于“怕自己”。

三

钱先生对笔者的教导，还有许多是在写作实践中。通过对笔者的习作的批改，阐明了不少写作的道理。

首先，要学会斟字酌句，锱铢必考。在探讨明代“评点派”的小说理论时，笔者写了一篇习作《究竟哪一种＜水浒传＞是李卓吾批评的？》（以下简称《究竟》），认为某些专家把袁无涯刻的百二十问本看成“李卓吾真本”是不正确的。于是在表示“怀疑”之后便写了这么一句：先与某某“一些主要论点商榷下”。钱先生在批改时，便把这一句勾掉了，并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如下批语。

 

与“人”可商榷，与“论点”不能商榷；且上文已云“怀疑”，此句亦赘。

 

在《究竟》一文中，笔者把李卓吾亲自编定的《焚书》中的《忠义水浒传序》与袁无涯本中的李氏序文校对一下，看到后者已在题目中加了一个“全”字，成为《忠义水浒全传序》。

在正文中又把“灭方腊”改为“剿三寇”。这分明是为了与百二十回本“对口”而改的。于是，便写道：“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证明”某些专家用许多旁证材料，来证明杨（定见）、袁（无涯）两人不会作伪，结果是完全的落空。”对此，钱先生指出：

 

语气太强，窜改宇句与伪托全篇，尚有距离。“作假”之罪名不止窜改字句。修辞请再酌。

 

在另一篇习作《初探李卓吾对＜水浒传＞的批评》（以下简称《初探》）中有这样一句：“我认为，只有一百回的容与堂本是李评原本。”对此，钱先生指出：

 

前文有“更接近”数字，此处以加上为妥。明人刻古书，多加删改，对于当时人手稿，

一定态度更不谨严。是否为“原本”，抑已有若干假托成分？不得而知。

 

“前文”即习作《究竟》一文。这里，不仅指出前后两篇习作的提法不统一；更指出“原本”两字的不够科学，因为，明人刻书态度如此，怎能肯定，容本中的评语，每字每句都出自李卓吾之手。在此，也具体教导自己如何看待明人的刻本：不能拘泥于片言只语，而首先要看其全面。

此外，还有一些看来是极为细微之处，钱先生也不厌其烦地指出。如在《究竟》一文中自己把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的评语举例比较之后，说：“究竟谁更像李卓吾呢？”钱先生就在“谁”字下，打了两条黑杠，并在旁边批道：“批语似不能说谁。”紧接上文，自己有一句：“这与李卓吾的观点倒是不一致呢。”钱先生在末了六字之下也打了黑杠，并在旁边批道：“疑‘呢’字误”等等。这些地方，可见钱先生是何等负责、细致！

其次，要力戒浅陋，要力求深广。在习作《初探》中，针对容本33回的一条批语：“独是花知寨太莽，宋公明亦欠细密，临时着儿人护送，也好讨个信息，缘何如此托大？”自己认为：这是评论者体察《水浒》作者的文心，是为了后来“情节的发展与变化”，所以如此描写。对此，钱先生指出：

 

似误。此乃指摘作者败笔，意谓花荣宋江都是精细性格，如何此处偏一“莽”一“欠细密”，与平日性格不类，故曰“缘何托大如此”。若非与平日性格不类，无所谓“托大”了。

 

钱先生这么一点拨，让自己立即体会到，对这则评语实在看得太浅，如果思考稍深一些，不致如此。

在习作《初探》中，对容本53回评语中的：“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作了探讨，认为这“趣”要“迫溯到泰州学派”。该派领袖王心斋即要求“天理”，反对“人为”。“天理”即“天然自有之理”，“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由此，联系李卓吾的“自然情性说”，认为李卓吾把此说运用到艺术范畴中来，便有这个“趣”。对此，钱先生指出：

 

不无牵强。“天理”，程朱亦讲，非“趣”之谓。卓吾得力泰州学派，但“趣”与“天理”尚不同。“趣事”、“趣话”恐与直率自然的“事”或“话”不能全部等同。心斋“天理”即其师王守仁之“良知”。

 

由此自己明确地认识到探讨李卓吾的“趣”，上溯到泰州学派并不错；但是对当时的程朱学说，对王守仁的“良知’却不知去综合思考，这是明显的“陋”。

类似例子还有，就在上文中，有这样一句：“（李卓吾）对‘处上’之‘不肖’者——戴大头巾的官僚们，及其对戴大头巾的帮闲文人之类，总是极尽嬉笑怒驾之能事。”对此钱先生指出：

 

“大头巾”指“读书人”，非指官，纱帽才指官。“读书”为“仕”之入门，故头巾为纱帽之前提。修辞稍欠明确。

“文人”虽“帮闲”，亦戴“头巾”

 

在习作《究竟》中，自己曾比较容本评语与袁本评语对《水浒》艺术的评价。如32回，描写轿夫的“鹅行鸭步”，容本评为“鄙俚可笑”，袁本评为“延布得有趣。又如65回，描写张顺去请安道全时过多的巧遇，容本评为“极不济”、“无关目”。而袁本评为“有水穷云起之妙”。据此，自己认为：袁本评语是“大赞了这井不值得大赞的东西，可见其艺术眼光之低下，从李卓吾的文学修养看来，难道会是这样！”对此，钱先生指出：

 

然而，也绝不能说“鄙俚可笑”、“极不济”；说此等话者，“眼光”亦不标准。李卓吾“文学修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待研究。我看来，不能说很高。语气太绝对了。

 

钱先生的评语，自然地启发笔者：对李卓吾的认识，尤其是他的文学修养，实在还是肤浅的；同时，笔者较多地读了他的著作，便产生偏爱，竟也沾上学术界的一种“通病”——自己研究谁，往往就把谁说得过分以致“太绝对”，居然忘却上下左右的比较。这其实也是一种“陋”。

就是这一系列评语，钱先生具体地教导、启发自己：应该正视作文中的浅陋，应该努力让自己深些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