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拍电影、去游玩

李思孝 

文研班3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下降（我从36斤降为30斤），饭菜没有油水，整天饥肠辘辘，吃不饱，不少人得了浮肿。领导上号召“四省”（省粮食、省棉布、省开支、省财物）和“五不”（不抽烟、不喝酒、不下馆子、无事不上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不买）。但不少同学还是上大街排长队，哪怕买到一根油条，一个火烧，半斤白糖，一斤奶粉，以便缓和饥肠难耐之苦。到丰台黄土岗公社去帮过一次秋收，到手的玉米和白薯，看旁边没有人，就往嘴里塞。1961年6月22日早晨，睡双层床上铺的我，坐起来穿衣服，头一晕便从床上摔了下来，幸亏是木板地，否则不堪设想，这都是饥饿的缘故。但也有好处，没有政洽运动，没有大的生产劳动，上面号召劳逸结合，所谓“逸”就是不活动，不看书，在家休息。那时晚上经常停电，就躺在床上，天南地北地瞎聊，内容之一是“精神会餐”，每人都说自己家乡那些好吃的东西。我家乡甘肃比不上江南，好吃的东西不多，我就把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搬出来，剧中有位美食家江泰，他吃遍北京所有的老牌菜馆，对哪家有什么名菜，如数家珍，比如铁一号隔着马路东边的灶温食堂，它的拿手菜是烂肉面，可是实际上，当时的灶温食堂，早就不供应这种菜了。

老躺着闲聊也腻得慌，那怎么办？看电影去。

（一）看电影

住在铁一号，看电影非常方便。往北去一站多路就是新建的交道口电影院。往南两站地就是繁华的东四，那里有蟾宫和明星两座旧电影院异在它们中间还新建了一座“东四工人俱乐部”，经常放映电影。那时我们研究生每月可以领到42元的津贴，经济上不成问题，而且凭着学生证可以买到半票。于是，看电影就成了我们学习、休息的双料去处和内容，我班有位同学创下一天连看4部电影的全班记录。

那时的电影界适应新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一是1961年6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的“新侨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提出电影的“四好”原则，即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周恩来总理提出，建国十多年了，为什么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而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行“脱帽”（资产阶级之帽）“加冕”无产阶级之冕）礼。此后，人们惊奇地发现，电影院里挂的，已不再是外国的明星了，而是新中国自己的明星了，他们之中，既有30年代的老将，又有60年代的新秀，一共22名，堪称红色明星。男星是赵丹、孙道临、崔蒐、谢添、陈强、于洋、张平、王心刚、庞学勤、李亚林；女星是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秦怡、王丹凤、于蓝、田华、谢芳、张园、金迪、祝希娟。这些明星都是一些著名影片的主角，他们以自己的精湛技艺，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可以说是名至实归，有口皆碑。

二是继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大丰收之后，又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影片，如《甲午风云》、《革命家庭》、《达吉和她的父亲》、《枯木逢春》、《停战以后》、《南海潮》、《燎原》、《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有些是戏剧片和歌舞片，如《杨门女将》、《洪湖赤卫队》、《小刀会》、《关汉卿》、《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还出现了一些轻松活泼的喜剧片、生活片，二如《锦上添花》、《女理发师》、《大李小李和老李》、《哥俩好》等。有些过去被批判和禁演的影片，也拿出来公开放映，如《洞箫横吹》、《情长意深》、《青春的脚步》等，人们发现，它们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见过去的批判很多是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这一时期，大量进口了一些外国影片，最多的是苏联影片，其中，根据名著拍摄的影片占子半壁河山，著名的有《上尉的女儿》（普希金）、《外套》（果戈理）、《木木》（屠格涅夫）、《偷东西的喜鹊》（赫尔岑）、《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列夫·托尔斯泰）《带阁楼的房子》（契坷夫）、《福玛·高尔杰耶夫》（高尔基）等。翻译的日本影片也不少，如《没有武器的斗争》、《千羽鹤》、《没有太阳的街》、《二十四只眼睛》、《这里有泉水》等。墨西哥影片，是我们过去引进最早的，如《生的权利》早己脍炙人口，这一时期引进的也不少，如《珍珠》、《躲藏的天堂》、《失去的琴声》、《勇敢的胡安娜》等。西方国家中，除了一些改编的名著，如《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十字军》（密支凯维奇）、《红帆》（格林兄弟）、《可尊敬的妓女》（萨特）外，还有些反映现实的优秀影片，如《她在黑夜中》（意大利）、《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西德）、《骑车人之死》（西班牙）、《仅次于上帝的人》（法国）等。有些国家的影片，好像第一次看到，如挪威的《如此一个夜晚》、希腊的《血的圣诞节》、捷克的《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阿根廷的《大墙后面》、智利的《圣地亚哥之行》、还有阿拉伯国家的《阿维森纳》、《巴格达窃贼》、《阿尔及利亚姑娘》等。甚至还有一部美国影片《社会中坚》。

这些影片中，有的我很喜爱，看了两遍。如《枯木逢春》写江南农村战胜血吸虫病的故事，非常感人，影片中苦妹子的扮演者，不是专业演员，而是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尤嘉，她演得非常好。表现芭蕾舞演员人生遭遇的英国影片《红菱艳》，也是我喜欢的。英国的另一部影片《冰海沉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半个多世纪后，这一题材又被美国重新拍摄，这就是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日本影片《这里有泉水》，跟我喜欢的苏联《乡村女教师》一样，也是表现乡村教师题材的，也是很有抒情意味的音乐片，片中始终贯穿着日本人家喻户晓的一支名曲《红蜻蜓》的旋律：

晚霞中的红蜻蜓呀，请你告诉我，

童年时候遇到你，是在哪一天？

而且还穿插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曼、斯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一些名曲，如男女主人翁在谈恋爱时，伴奏的是贝多芬的F大调小提琴浪漫曲，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则是响彻全片的主旋律。看这样的影片，不啻是极大的精神享受。我是在金秋时光，在北京音乐厅看这部影片的。看完影片，已经夜深，我没有搭车回校，而是经过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步行回校，边走边吟咏出这样的诗句：

从音乐厅出来，带着袅袅余音；

金凤迎面拂来，恍忽如临梦境。

 

夜色如此平静，苍空多么深沉；

我赞叹，我低吟，心如潮涌，步似流星。

 

音乐给我激情，胜似花、酒、甘霖；

人生多么美好，要把她抱得紧紧。

 

涤荡污浊的渣滓，让心灵圣洁、纯净；

有如处女的肌肤，有如婴儿的笑容。

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10月，我们从文研班毕业，正在等待分配期间，曾到苏联展览馆看了四部内部电影，即苏联的《晴朗的天空》、《雁南飞》、《士兵之歌》、《第四十一》。此前，《文艺报》已经发表了张光年批判这些电影的文章《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文章发表前，张光年曾到我们文研班来讲过一次，意在征求意见以据说文章的标题是周扬最后改定的。周扬不愧是张光年所谓“革命风雨路，文坛智慧星”，题目改得鲜明有力。被批判的这4部电影，都是苏联著名导演，格里高利·丘赫拉伊导演的，他被称为苏联“新浪潮派”的代表。看了这4部电影，我都特别喜欢，我不知道它的“修正主义”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问题引起我很大兴趣，趁着尚有空闲时间、便到图书馆阅览室去翻阅苏联杂志，那时人民大学订购了许多俄文杂志协我在1962年第5期《电影艺术》杂志上，看到一篇题目为《维莱普尔镇的一次讨论》（диссияВВилЬпрэ）文章。维莱普尔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当时法国“新浪潮派”的电影代表人物克洛特·沙布拉勒，正在那里拍摄自己的新片《阿菲利亚》，沙布拉勒的代表作《可爱的女人》我国早有翻译公演过，我也看过，很不错。当时丘赫拉伊正出席“巴黎马克思主义思想周”举行的有关电影问题的讨论会。法国大学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机关报《柯垃尔特》（кларэ），不知法文名字是什么）杂志，便把他请到维莱普尔镇来同沙布拉勒见面，这样，苏、法两国的“新浪潮派”电影的代表人物，便在小镇的一个小饭店里展开了一场讨论，《柯垃尔特》杂志对这场讨论作了简短的摘要报道，苏联《电影艺术》杂志把它翻译并刊登出来。我把它译成中文，供自己研究。讨论主要围绕着主观和客观，以及是否需要“英雄主义”这一问题展开的，双方的观点，好多是针锋相对的。丘赫拉伊反对纯客观主义，主张英雄主义，他说他拍的这几部影片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指出：“依我看来，在艺术家身上应结合3种品格：天才、个性和公民性。艺术家应该是公民认借助天才，他表现出其他两种品格。但是，如果这三种因素中一种不具备，那么就不成其为艺术家”。针对有人责备他把苏联生活理想化，他回答：“为教堂服务的神父，但不为上帝服务，就不是好神父。把权威看得比真理还重要的共产党员，就不是好党员。”

根据这些言论，我觉得丘赫拉伊还是很正统的，我们过去批他，说明我们太极“左”了；我也极“左”过，曾把“为教堂服务的神父，但不为上帝服务，就不是好神父。”作为“人性论，，批判过，其实，作为上帝子民和代言人的神父，他的天职，就是为上帝服务，教堂不过是传达上帝旨意和《圣经》的载体，光为教堂服务，岂不是本末倒置，袭读自己神圣的职能。比如爱，总不能光爱自己或自己的亲人，而不爱别人吧？周恩来说过，看了《达吉和她的父亲》，很感动，想哭，但哭不出来，因为这正是导演王家乙预设的效果和结局。如果哭出来、那就是“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

你看，理论达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

除了看电影、我们还参与了一次拍电影的活动。

（二）拍电影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想拍摄牛部内内蒙古牧民反抗封建王爷，进行革命斗争的影片。其中有一场戏，是1926年3月18日，到北京段棋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警察枪击，导致47人遇难，150多人受伤，史称“3·18惨案”。而段棋瑞执政府，正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校园，所以“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地取材，要我们与他们合作，来拍好这一场戏。当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提供当时的校门和门对面的影壁，并扮演请愿的群众而已。

这部名为《鄂尔多斯风暴》的电影，是由郝光编剧，云照光导演，男女主角分别由温锡莹和王晓棠扮演。1962年4月13日，“八一”电影制片厂专门有人来到铁一号，向我们介绍了电影的故事和注意事项。大家听完后都很激动和兴奋，迫切期盼拍摄的日子赶快到来。

4月15日是星期天，天气晴朗，从早晨开始，我们铁一号所在的张自忠路（纪念抗日殉国的张自忠军长而得名），东起十条，西至宽街，全部封闭，禁止通行，13路公交汽车也临时改道。原来平坦的柏油马路，全铺上厚厚一层沙土。大门左右两旁的一对石狮子，不知为什么没有派上用场，被罩起来，另做了两尊假石狮子，代替了它们。大门口挂起了临时政府的牌子和北洋军阀时代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还竖起了一座高高的拱杆。总之，一切都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原貌。

这一天，住在铁一号的语文、新闻、历史档案3个系的400多名学生，5点多钟就起床了，提前吃了早饭，然后开始化装。所谓化装，不过是在提前运来的一大堆衣裳中，找自己合身的穿上变成旧时学生模样而已。我穿了一件青绸长袍，围了一条白色围巾。小时候我倒是穿过袍子，解放后再也没有穿过，一律穿学生制服，没有制服就穿对襟汗衫。穿精致的长袍，在解放后算是第一次。令人高兴的是，4月15日这一天，正好是我的24岁生日，我有点返璞归真了。其他同学的打扮，多种多样，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女同学清一色的英丹士蓝或月白色的旗袍，有的外罩白线外套。一眨眼的功夫，大家全变了样，其滑稽相，令人忍俊不禁。当然，由于作为道具的衣衫不够，有的同学也有保留现在原装的，毕竟我们是群众，是配角，可以滥竽充数，无所谓的。

从上午8点开始，正式进入拍摄现场，街上有行人和人力车驶过，温锡莹扮的蒙古牧民牵着一头骆驼来了，渐渐地请愿的学生队伍来了护各色市民老百姓也参加进来，一位老教授站在台阶上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群情激愤了，旗帜摇晃了，口号声震天响，人群开始涌向执政府，人群跨过了铁栏杆，一大批的警察、宪兵向人群挥动着大刀、鞭子，接着是清脆的“砰！砰！”开枪了，人群开始混乱了，互相碰撞，互相踩踏，惊叫声，呻吟声不绝于耳。像经历了一场噩梦，一场喧嚣的暴风雨平息后，是死一般的沉寂，她上有鲜血的痕迹，有丢失的帽子、鞋子、眼镜、钢笔、书本、笔记本及其他东西，一片狼藉……

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足足拍摄了5个小时，大约拍了七八个镜头，这些镜头和画面加起来，放映时也就几分钟，却动用了这么大的人力、财力。虽说拍摄的外景，多用自然光，但工作人员仍然使用了高度聚光装置和锡板反光装置。可见拍电影是多么不容易！

今天，5个多小时都是紧张地站立、走动，加上太阳炙热，的确很累。拍完后，卸了装，赶紧吃饭，然后就是蒙头大睡。

那时扮演群众没有任何报酬，一个多月后，5月16日晚上，“八一”厂请我们看了一场歌剧《红珊瑚》的演出，算是对我们的答谢。

这就够了。它仍然是一个难忘的记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三）去游玩

在文研班时，还没有现在产业意义上的旅游，但出去游玩还是有的。多是利用每年一度放春假的几天时间。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们能吃饱饭了，于是滋生了游玩的念头。学校领导审时度势，顺应民意，于1962年4月6日组织大家去游十三陵。铁一号3个系的400多名师生，包了4辆大型轿车，排成一字长龙，浩浩荡荡，向十三陵开去。

十三陵也叫明陵。明朝270多年共有16位皇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叫孝陵，在南京，明惠帝建文下落不明，没有坟墓。明景帝景泰的墓在北京玉泉山，其他13个皇帝的墓，都建在北京城北约45公里天寿山麓的一个弧形地带上，故曰“十三陵”。

十三陵最大的一座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是他逼走了他的侄儿建文帝，夺取了王位，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他燕王所在地的北京，他的陵墓当然是最大的，他的子孙谁都不敢超越他。但我们这次游十三陵的重点并非长陵，而是定陵，即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它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这样，他才有条件给自己修建仅次于长陵的陵墓。他从20岁开始就给自己建陵，历时6年完成，墓建在27米深的地下，面积约900平方米，几乎把地上的宫殿搬到了地下，所以叫“地下宫殿”。它是从1956年开始发掘，于1958年完成。经过几年的整理研究，花了100多万元建成了地下博物馆，把发掘出的丰富的文物摆在两个陈列室供人参观。这两个陈列室于1962年4月1日开始对外开放，我们可以说是它的最早的参访者，所以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讲解得非常详细，把一切可以参观的都让我们参观了，使我们大饱眼福，受益良多。

参观完长陵和定陵，我们驱车去参观十三陵水库。这个水库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义务劳动建成的，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劳动。我当时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我们系组成“方志敏团”，从4月15日到4月25日，去十三陵劳动了10天；实行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工农化（吃窝头咸菜），而我又是二中队二小队的突击队员，为水库的建成，洒下了汗水公水库的建成，堪称奇迹，田汉还为此创作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还拍成了电影。想起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展望未来，又信心满满。既然定陵出土了那么多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那么长陵如果发掘，还不知道有多少珠宝问世，据说唐太宗把他喜爱的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带入坟墓，那么明成祖把他治下编篡的煌煌巨著《永乐大典》带入冥宫，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作诗一首：

春意尚姗姗，游兴高且远。

一览明代陵，三思唐文苑。

“兰亭”尚可葬，“永乐”岂能免。

但愿有一日，长陵博物馆。

除了这样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我们文研二班还举行过一些小型活动。1961年5月4日，我们全班去北海公园欢度我们的青年节。我们在湖面上划船，在草地上游戏，在湖畔和九龙壁前集体合影，还参观了在画舫斋展出的书画扇展览，玩得很痛快。1962年4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报道了在北京尚存有《红楼梦》大观园遗址的消息，第二天，我们即去参观。原来那里是北海后海的清朝恭王府，1937年辅仁大学买下它作为校舍。解放后，被公安部和北京艺术学院等几个单位占用。我们参观的是北京艺术学院占用的那部分，据说是原来的荣国府，至于大观园的部分，被公安部占用，不让我们参观，甚为遗憾。

我自己是很喜欢旅游的，古人云：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行万里船。这是行之有效的学问之道。在文研班时，我曾独自一人旅游过，那是1963年4月7日春假期间。我先坐车到颐和园，然后从颐和园后面步行到香山，再从香山经玉泉山前面步行到颐和园。我所以采用步行方式走这条路线，是因为56年，我从兰州一中考入北大后，第一次和同学去游香山，就是按这一路线来回步行的。这次出游，带有怀旧的因素。结果发现，7年过去了，这一路变化很大，原来不平的土路，变成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两旁新建了许多崭新的楼房，而游人车辆也比过去多了许多，我把我的感受，写在一首诗里：

灰天、薄雾，

大地一片苍茫。

湿润的田野，

散发着春季的芳香。

绿色的长城，

绿色的波浪。

沟渠间潺潺诉说的，

是银色小溪的欢畅。

梨花，像一堆堆坐卧着的白绵羊，

桃花，像暖暖的红霞在飘荡。

可人的柔风，

既抚摩大地的躯体，

也撩拨着人的心房。

在通往西郊的大道上，

加梭奔驰着游人车辆。

歌声洗涤着一周动动的疲倦，

笑靥展示着对春天阳光的希望……

除了个游，更多的时候是搭帮结伙去游。1961年5月28日，我跟文研二班同学阎焕东、滕云、石家宣，再加上大学同学舒士越，一同去西山八大处。这次是骑自行车游，可惜我不会骑自行车，只能他们4个骑自行车，我独自一人坐车去，这未免大煞风景，但玩得还是很痛快。

这年10月29日，我和文研班同学赖世和一同去游香山，看红叶。搭车到颐和园，一路顺利，从颐和园搭车去香山则令人头痛，因为排队的人弯弯曲曲迂回交错，像一条长蛇。我想故伎重演，步行去。老赖说：不行。那时还是困难时期，我们每人只带了三两火烧，步行怎么撑得下来？只能耐心地排队等公交车，结果到香山时己经十点半了，而我们从铁一号出发时是早晨7点。

但玩得还是很尽兴。黄栌己经红透，整个香山像是燃烧的烈火。天气晴朗，碧空万里，从“鬼见愁”上放眼望去，万寿山、昆明湖、西苑机场等地尽收眼底。昆明湖如一枚碧玉，十七孔桥似一具象牙，西苑机场上停放的飞机像白银闪闪发光。使我们意外惊喜的是，走到半山亭时，见到了敬爱的朱老总，他穿一身淡绿中山服，身体硬朗，脸面红润，柱一手杖，走起路来十分稳健。他先是坐在半山亭平台右角的一把藤椅上，凝着观望左边山上的红叶。看了一会，就向下面走去，碰到游人，他都一一握手，平易近人，简朴之至。我们也想上前握手，顾及到他的健康而作罢。巧合的是，1956年我和同学从北大第一次去香山看红叶时，就见到过朱老总，真有福气。我们从心底真诚祝愿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首位元帅，健康长寿。

在半山亭休息时，我们吃了点带的干粮，火烧留着，先吃白薯。“看红叶，吃白薯”，无意之间说的一句话，竟成一对绝配，我们都很得意。

老赖要和一帮人去八大处，我去过，不想再去，二人遂分手。我到了玉华山庄，泡了一壶茶，吃了带的午饭，然后向东北方向爬去，看到了夕阳映照下的香山，可以用王绩的诗句“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来形容。回家时，拾了好多红透了的枫树叶、黄栌叶和其他好看的树叶，留作纪念。

回校见到老赖，原来他中途变卦，没有去八大处。毕竟半路相识，互不了解，还要爬山，走好多路，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回校后作了两首诗。

其一：

归来自香山，枫叶两三片。

暂且夹书中，请勿问由缘。

 

一日发情书，枫叶附信中。

红红乃伊面，作我表情心。

 

其二：

厦阳秋霜煞，坐看二月花。

红霞兼天涌，苍海漫山涯。

云蒸松涛起，泉映日晖斜。

指点江山美，丹徒仔细画。

 

其三：

山庄名玉华，闲坐品茗茶。

丹枫乱翠微，碧云舒白塔。

暖暖山川静，萧萧风声杂。

怡然神自驰，纵横遍天涯。

 

更奇的一次，发生在1962年2月8日，因为在2月7日下了一场春雪，不知是谁突发奇想：何不到长城八达岭去看雪景。的确，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所描写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烧。”的壮丽景象，早就令人神往，现在正值天赐良机，岂能错过？一时许多人起而响应。最后落实时，只剩下4人：熊重生、王宝贤、蒋金虎和我。他们3人都是南方人，有的没有去过长城，我虽然去过长城，但雪景中的长城没有去过，所以乐意前往。现在己是晚上，得赶紧准备粮票到街上买干粮，太晚了饭馆关门就买不到了。

第二天5点起床，乘第一趟公交车到永定门火车站，从那里坐火车去居庸关。坐的是北京到大同的列车，全线320多公里，须行12个多小时，时速不到30公里，真是老牛拉破车、从南口到居庸关，车行更慢，这是当年詹天佑建造中国第一条自造铁路，即京张铁路时最艰难的兴段，由于坡度很大，便在列车首尾各加车头，采取前拉后推的办法。一些想看热闹的外国人希望落了空，不得不说：“谁说中国无人？”我们到达竖有詹天佑铜像的青龙桥车站时，已经10点42分，下车后直奔八达岭。

到八达岭后大失所望，昨夭下的雪，己经被昨夜的大风刮，今日的太阳晒，所剩无几，看不到茫茫雪原的景象。想选一个高一点的景点照相，摄影师懒的要命，不肯离开他的摊位半步，我们只能遗憾地在不具有代表性的景点留了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自豪，“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不但到了长城，而且到了雪的长城。环顾左右，几乎看不到人影，能不自豪吗？

好事多磨。回程时充满了戏剧性。由于爬长城爬得双腿发酸，赶到下山时己经3点，前一趟火车已经过去，后一趟4:30才到。看到一辆解放军的汽车丈想去搭车，被拒绝，说已经满员了。正向火车站赶去时，有人回来说，车站不买票了。这怎么办？再一次堵汽车，汽车不停，一溜烟跑了，那就先到火车站再说吧！

到了青龙桥车站，才知不售票是谣言、我们顺利地买到票，气只是上车后才发现人满为患。我们简直身无立锥之地，如果车站不卖票，也是有充足理由的。车站所以售票，意在照顾登长城的好汉。但实在太挤了，所以到了南口车站，临时加了两节拉货物的闷罐车厢，我们坐上倒是很宽敞，就是不舒服。好在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抱头屈膝，朦朦胧胧很快就睡着了。此时，上弦月初上，宛如一弯玉梳。晚风轻轻拂动，给人带来几分寒意，睡意常被火车奔驰的巨大响声惊醒。那声音恰像欧阳修在《秋声赋》里所描绘的：“初浙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融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7点50分到西直门火车站时，4人被分成两半，直到地安门站重又聚合。换13路汽车，行到宽街就不走了，害得我们只好步行到校。今天的车，好像处处跟我们作对。但我们胜利了，这就叫作苦中有乐。

与这次旅游堪与比美的，是1962年4月22日，另一组“四人帮”——滕云、石家宜、阎焕东和我，去了一趟西山名胜，也是西山第一高峰妙峰山。

天蒙蒙亮，我们从学校出发，先到颐和园，再乘“颐和园——温泉”的长途汽车，经黑山扈、西北旺、黑龙潭等地，最后到温泉。然后，舍车步行，约10里地便到了大觉寺。这原来是辽元帝当年休憩的寺庙，最早叫清水院，建在晹台山麓，一进三殿，两旁有跨院，后院憩云轩前有一龙潭，泉水清冽，金鱼游动。西北有座镇云亭，下面是玉兰院，几棵玉兰有的己凋谢，有的正盛开，均是白色。树木很多，有6人才可合抱的银杏，还有两棵高十余丈的婆罗树，甚为珍贵。后院有一辽碑，得知此寺建于辽代咸雍四年，即1068年。整个建筑古香古色，深邃幽静，因为游人罕至，所以还保持原汁原味。我作诗曰：

昔年清水院，今日大觉寺。

明殿犹自在，辽碑尚独处。

妩媚玉兰花，挺拔婆罗树。

游人不为多，春兴寄何去？

从大觉寺向北望去，老远就看见从山峰峦中，有一处特别峭拔，有青松掩映，仿佛两只巨大的秃鹫巍然屹立，那就是鹫峰。我们途经杨家花园、普照寺等著名景点，一步步向她走去。进入“鹫峰山庄”的山门后，山势突然陡了起来，山道也蜿蜒曲折起来，经过“望春轩”，到了一处空旷幽静的平台，下面是千尺悬崖，上面是山庄别墅，在一凉亭石壁上，记述了它的来历。原来此山庄别墅，是民国6年（1917年）一个叫徐容光的大享，为还债而建的。在我们念壁文时，一位北大女生也份起唸，从她的读字、断句中，推测她是学文科的，有很深的文学修养。令人惊讶的是，她一个人斗胆到这深山老林陡峭惊险的地方来，不能不叫人钦佩！

我曾作诗曰：

峰巅笑自如，粪土山庄主。

为还罪孽债，遂令农民慼。

人工胜造化，岗峦遂人意。

他国新纪元，此处正肉鱼。

今日来此时，人民为国主。

江山虽未变，风景更无私。

当年骄奢者，云深寻何处。

环顾人间世，飘举正红旗。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鹫峰曾在20世纪20年代，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地震观测站。主持人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叶企孙教授，他把当时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善邦请来在此工作。李善邦抛却家人，骑着毛驴来到这人迹罕见的荒凉之地，孤零零地，整天与松涛、与狼嚎为伍，其敬业精神，当为世人永远铭记。

游完鹫峰，我们沿着一条小道，向北爬去，以为可以通到妙峰山。经过一峰又一峰，大约爬了五六个峰，到了峰顶，仍不见妙峰山的影子，此时已下午两点了，爬得精疲力竭了。这时发现西北方向有一个村庄，他处凹地，林木深秀，花草如茵，我们便向它爬去，到了，才知道这是“涧沟”，真是名符其实，两边是巨石嶙峋，中间是清流遍地。向村民打问，方知从这里沿石瞪而上，就可到妙峰山，这石磴是用晶蓝晶蓝的巨石砌成，不但美观，而且好走，沿途有许多栈店，茶棚，酒炉的废墟遗迹，可以想象当年去妙峰山进香朝圣的盛况。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包括河南来的，不远千里，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北方最大的庙会。可是当我们到达时，却非常失望。看不见任何寺院之类的建筑，只有一个小村落，坐落在半山腰，其后有大山作屏障，其前是一突出的平台，面积很大，台下就是万丈深渊，如刀切一般。当年平台上庙宇重叠，寺院深邃，钟罄不绝如缕，僧侣成群，常年香火不断，现在则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荒败己级。据说，当年这里是京西游击队出没之处，寺院是被日本侵略军烧毁的，在一些石壁上还留着“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标语。我们到峰顶时，突然大风骤起，刮得人难睁双眼，买昏昏然，身体摇摇欲坠。遥望长空，一只大鹰，一展开双翅，孤零零地上下翻飞，左右盘旋，仿佛也受不了风的凶猛。这是一幅多么萧杀、苍茫而又雄伟的景象！我曾作诗：

苍空疾风鹰斜飞，青松狂涛花正坠。

岗峦逶迤宗一处，径蹊辗转归总汇。

不为妙峰宁到此，只因废墟却成悲。

当年人神繁华地，今日萧瑟却转悲。

在这里没有逗留好久，我们便踏上归途。从涧沟到温泉，有40里之遥，我们应加快步伐，但是不行，双腿又酸又痛，软绵地不听使唤。一路有瀑布、陵园等美景，无暇观望，回望鹫峰，其高其险，望而生畏，如果从这里再往上爬，我们绝无此胆量。再看其他峰峦，就觉得小得可怜，微不足道，这才体会到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绝句。郭老曾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非难杜甫，泰山只1524米高，何谓一览众山小？这是不看时间、地点、条件，在山东泰安地区，相对于周围的山，泰山是最高的。等到杜甫游历了其他许多名山后，他才知道，“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

到北安河时，快7点了。为了赶汽车，不得不小跑，幸亏没有误车，一上汽车就昏睡过去。到地安门快10点了，踏踏实实吃了一顿夜宵才回校。

妙峰山是西山之冠，这样好的地方，好些人是不敢去的，而我们去了。这使我想起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话：

“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龄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放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王安石把志、力、不怠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很精彩，这也是我们今天亲身体验的，故把它录在这里，用以作结。

2013年10月6日于

　　通州BoBo自由城

　　　70号楼522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