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振甫师

石家宜 

（一）

进入毕业论文写作的时候，系里告诉我们，文研所的专家们会参与我们的论文指导，何其芳主任带头指导两位研究生的写作，系里公平地将这两个难得的名额摊给了两个毕业班。因为何主任指定要带批评史专业的，所以缪俊杰和我荣幸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因为对《文心雕龙》有些兴趣并已稍有积累，我很快便选定了一个相关的题目。但不久便得到了友好的告知，选题不能自定，必须在导师研究的范围内考虑。我虽有迟疑，但大家都劝我不要轻易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于是，我重拟了选题，就在诗经、楚辞和红楼梦三个领域反复斟酌。因为是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考虑选题，初步计划从后两个方面着手准备。关于《红楼梦》的选题，自然以对脂评的研究为对象，好处是论题较为集中，但考虑到自己对《红楼梦》的熟悉度不够，所以就改从历代对楚辞的评价入手。因为历来对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论研究得更为充分，所以我想不如由此探讨一下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找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或许能写出些许新意。

于是，我想到先去请教一下游先生给我指指路子，正巧当时北大中文系指派的一位跟随游先生的助教施于力是我中学的高班同学，我考进北大时，施才毕业留校。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施于力对此似有难色，总是游先生太忙吧，我想。于是我就对施说，厚厚脸皮，我也算曾经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吧，对游先生的学识素怀敬畏，他的《楚辞论文集》我早就拜读过，因此，请游老开一个有关的书目总可以的。施于力说，游先生最近很忙，在升任中文系副主任后，又去日本进行了讲学交流，确实很难抽空关照到我。（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和副系主任均由一级教授充任，在中国的大学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数日后，施于力要我去，说游先生就我的选题开了四本书，我自是感激不尽。那四本书，姜亮夫的《楚辞书目五种》是我新近才看过的，共余三种（我现在连书名都忘记了），一般图书馆都不难找到。

施于力到底是我的同学，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失望，遂将他收集到的明清以来有关楚辞研究著述的书跋和序言，慷慨地赠送给了我，也有好几千字，我一直保存着。

在经过反复权衡以后，我决定放弃系里给我的大好机会，还是回到原来的选题。正好缪俊杰也有同样的考虑，所以系里很快做出调整，缪的文心雕龙研究改由黄肃秋先生指导，黄先生曾经来给我们讲过课，又请周振甫先生来指导熊重生、王德懋和我的论文写作。这样，就开始了我和振甫师较长时间的交往。

当时，振甫师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于是我们三个就在海运仓的中青社一间会客室里同他见了面。在了解了我们各自选题的初步计划后，振甫师要我们半个月以后重来详谈。以后就约定了，我们可以每半个月去找他一次。

那时候，我记得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去接受名家的指导，一般只有三次见面请教的机会。头一次去谈论文设想，确定论文的范围、中心及写作的要点；第二次是去接受当面的答疑，大概是在论文写作的中期，回答我们在写作中遇到的难题；第三次去就是确定如何定稿了。

振甫师却说，在写作中只要有了问题，可以随时去找他。这使我们大喜过望，遇到一位如此平易谦和的学者，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

（二）

在论文的指导中，令我最为难忘的，是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的这样一席话，先生说，“你要研究《文心雕龙》，就必须尽可能多地读刘勰读过的书，研究刘勰研究过的作品和著述。”这实际上是先生引导我研读《文心》，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论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不浅。

关于“尽可能多地读刘勰研究过的作品”，虽然不是短期可以做到，但我觉得只要持之以恒，老老实实按家数大小一个一个去读就是了。但对尽可能多地研究刘勰研究过的著述，就令我心生不安。刘勰看过和研究过的著述是那么的广大，他的文学观念还不是怎么清晰，使刘勰论“文”的范围十分宽泛，我一时怎么读得过来？况且有的书已经很难找了。振甫师说，先拣重要的著述看吧。于是，我就请先生给我开一个必读的书目。记得他先给我开了十二本书，后来又补充了四本，一共十六种。

看到这个书目，我心里比较放心了。但由于自己的阅读能力有限，仍不免有些紧张。但我想，多花些功夫将勤补拙也是可以做到的。

这十六种书中，大部分以前是听说过的，也比较好找，有的是曾经接触过的。但也有好几种就不容易找到。想不到数天以后，振甫师便召了我去，原来是他特地到北京图书馆给我办好了一张善本阅览证。我当然知道北图的善本阅览证，一般人是不容易办到的，先生竟然亲自把它送到了我的手上，让我感动得不知怎么说好，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认真阅读，方不会辜负了先生的苦心。

大概是因为时间比较紧，我又缺乏写作论文的经验，所以，我只好边写边读，边读边写，这样紧巴巴的到了初稿完成的时候，还有三本书没有读完。现在记起来的有一本日本和尚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很难读，音韵部分我还不大看得懂，在振甫师面前流露了畏难情绪，不明白先生为何要我去读它们。当然，说过以后我心里就有些后悔了。但很快，先生又告诉我，他已经替我把《文镜秘府论》重看了一下，同你的论题关系并不直接，让我暂时不看也罢，以便集中精力把论文写好。可以说，振甫师就是这样一步步领着我一面读书一面完成了论文的写作。

又过了多少年，我在南京分到房子后，便把振甫师和师母接过来玩了三天。记得在金陵饭店旋宫用膳的闲谈中，先生随性说起了自己阅读的体会，他特别提到当年无锡国专的优良传统，说国专出了不少国学专家。他还说有一次同钱（钟书）先生闲谈，提起在这方面唸书最多的几位老先生，在我们江苏的学者中，他们特别提到了江苏师院的钱仲联先生。在谈到别的先生时，振甫师告诉我，钱先生读过沈祖棻的词选后说，比较起来沈是有才气的。

回到北京不久，先生就给我寄来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上、中、下三册，并告诉我，辑校者逯钦立教授，也是你们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逯先生功底很深，所辑囊括了千余年诗歌篇什，引用了数百种子史文集。振甫师说，纂修这样大规模的总集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起了振甫师关于如何研读《文心》的教诲，便对先生说，我一定好好地把这些作品读完。先生叮嘱我，读书不可一味图快，须细细品味才好。有了这样的类书，可省了很多翻检之劳。寄书给我，不是要我一口气读完的，可以有选择地读，这样有目的地学，效果会好些。

先生还特别提醒我，这部辑校虽有为它书不能及的优点，但读时也应注意学会辨别，比如，这部辑校尚有一些考辩失当和校勘疏漏之处，标注出处有误书卷数的瑕疵，体例上前后也有不相统一的缺点，先生还要我留意分辨其中断句有欠缺、有破读之处。先生说要我留意辨别，是为了提高我阅读古籍的能力。这些教诲对我的启发极大，渐渐懂得了不求甚解的害处。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使我尽量少走弯路，先生还很耐心地向我开导了不少学习和运用工具书的方法，这些点点滴滴的不倦教诲对我都是雪中送炭，受益无穷的。

（三）

大概正是得到了这些教诲，又激起了我重新学习和评价《诗品》的兴趣。和《文心》研究的热潮相比，古代文论界对《诗品》的研究就显出了薄弱，多年来连一次研讨《诗品》的学术会议都没有举办过，明明白白是冷落了先贤。已经发表的《诗品》评注一类的专著，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误读和误解。我想，这大概同以往的研究者没有能够做到振甫师主张的“尽可能多地读作者所品评过的作品”有关。所以我想，何不就从这里入手，或许可以获得对《诗品》更为全面的评价。我计划将钟仲伟所评论的一百二十二家五言诗作，全部细为读过、比较过，这样，就能较为可靠地理解钟嵘对各家评价的思路和诗理观点形成的脉络和轨迹。

后来我又把《诗品》与《文心雕龙》进行对照研究，特别从他们二位对同一作家的具体评价中，比较了他们美学观点的异同。这样做，不仅使我获得了对《诗品》美学观的更为切实的把握，又使我的《文心》研究有了深化。这样的比较，自然就使我对魏晋文论双子星座不同的美学特质，取得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终于，一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两位老人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渐渐地清晰和丰满了起来：刘勰是那样的渊博严谨，剖理的深度和功夫都大大超越了前人；但同钟嵘比较，他的文学观点确因囿于传统，困于宗经，多少显出了保守。而钟嵘对传统的因袭既少，他对新兴的五言诗的评价便大胆、新颖，也深刻得多，使他对传统诗论的突破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我终于不揣肤浅地把这些粗疏的想法告诉了振甫师，他对我尝试着用他指导我研究《文心》的方法去研究《诗品》，是赞赏的。先生特别提醒我，在对《文心》与《诗品》的比较探索中，应当格外注意他们对相同作家和作品评价的异同，这种异同参照对于我的观点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然后，我依据振甫师的教点，把刘、钟对几个五言诗代表作家作品评价，进行了异同比较，形成了我对钟嵘《诗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序列，夯实了我对钟嵘诗论探索和评判的基础。

那时，我同振甫师主要靠通信联系，次数当然是很少的。但是，只要我有信去，先生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复于我。先生复函从不用书局的信笺，也不都用稿纸，常常用信手拈来的一张白纸，有大有小，时常只有窄窄的一条，但都是用十分娟秀圆润的小字写得满满的。有时有两句看似不经意的话，也都使我感到十分的惊喜。比如对陶渊明，钟嵘将他的五言诗作列为“中品”，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很不容易的评价了，陶诗的价值在魏晋本朝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可，刘勰对陶更是一字未提，因此作这样的比较就十分的有趣。我对振甫师说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以刘勰的饱学，他不可能没有读到陶的诗作，我甚至臆断刘勰作为一个高超的鉴赏家，他不会不从内心欣赏陶诗。为此，振甫师对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说，“刘勰的不评价本身就是一种评价”，又补充说“是一种难言的评价”。为什么“难言”呢？先生的另一句话是：“深究下去，刘、钟对陶诗的态度，或许并非单从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来考虑的，而是同他们不同的思想、信仰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时代审美取向的影响有关。”像这样偶发性的指点，都使我顿开茅塞，如浴春风一般。

再后来，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我才终于形成了这个“比较”的大体完整的看法。我不是一个“机敏故造次而成功”的“骏发”之士，而是属于刘勰所讥的那种“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的慢思维的人。在经过了漫长的思索和准备以后，我才鼓起勇气把我的全盘计划告诉了振甫师。

想不到这封信的回复让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很不寻常。我估计是先生最近太忙，所以也没有好意思再去信询问。但这一回是我想错了，又过了一些日子，书局的同志带来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先生已在月前造然长辞。

（四）

先生走了，我失去了一位可以仰仗的导师，一位可亲可敬、始终关怀提携我的尊长，心里油然生出难以抑制的悲情。我深刻地感到，我是太辜负了先生对我的教导和期望，我竟然拿不出任何可以让恩师开颜的成果来祭拜他老人家。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是在房里不留心跌了一跤，摔得并不重，却断了好几根肋骨。由于师母已在不久以前去世，身边失去了亲人的照料，让先生吃了很大的苦。过后我常常想，如果身边不离亲人，如果亲人每天都能搀扶老人走出书房，哪怕就是到阳台上去晒晒太阳，也不会骨质疏松到一碰就断的地步啊！

有两件往事一下子就闪现到了眼前。先生只有一个女儿，由于女婿在离家较远的郊区上班，他们想请父亲帮助把他的工作调进城里来，这样也便于照料年迈的父母。但是这件事让先生十分为难，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先生对他们说，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们，要调还是靠你们自己努力吧。

而对于我这样一个非亲非故的学生，先生倒是给予了非同一般的眷顾。由于我从内蒙古大学调回家乡的中学执教，虽然解决了分居问题，但先生对我学业的荒废，是很在意的。多年以后，我突然接到了先生来函，原来是有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机会以后，先生便把他在江苏、安徽和浙江有熟人可以照应的六所高校推荐给我，力劝我早日归队。这哪里是一般的关心和爱护啊，先生对一个还肯努力的学生，是始终寄予了厚望的，须知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渊博学者啊！我在感动、感激之余，更增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和不负师恩的勇气和决心。

现在，振甫师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他走得无声无息，干干净净，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财富，但他永存于人间的，是他的道德文章，是他历久弥新的清白人品——他一生贡献卓著，却从来没有想到要为自己争得什么好处和荣耀，这不是多少人能做到的。现在不是亡羊补牢大力提倡全民道德和品质的提升么？先生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精神楷模。

隐约记起了，大约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当时国家力倡在各条战线上树标杆，以推动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振甫师被共举为全国出版界唯一的标兵，这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但振甫师很诚恳地说，他不过是做了他份内的事，有了一个荣誉就足够了，他坚决不同意为他开一个全国性的表彰大会，他多次推脱，甚至说自己不会去参加表彰他的会。但因为开个会显得隆重，影响力大，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做的，先生才勉强同意出席会议接受表彰，但他保留了一个条件，他不肯在会上做典型事例的发言，说这也一样是领受了大家的好意。

伟大，自然是一种非凡。但非凡也是出于平凡，它源于一种从骨子里冒出来的一以贯之的谦逊，否则，就不会有无止境的成就生出，这是可以找到印证的。曾经有个年轻人问我，振甫先生究竟是哪个大学的知名教授，我告诉他，振甫先生就是一个像牛一样耕耘不缀的默默无闻的老编辑，一个终生为他人做嫁衣的平平常常的老人。我想这也一定是振甫师最为认可的回答吧。

言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依我看，终其一生，振甫先生足以当之。否则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就不会继《读艺录》之后，又把他的钜制《管锥编》也指定交给一样是“书读得最多”的振甫先生做责编了。

 

（2015.10 写于南京）

 

 

 

石家宜简历

 

1956年毕业于上海市高桥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60年9月至1964年二月，人民大学文学理论研究班学习、毕业；

1972年至1979年8月，任教于江苏省如皋中学；

1979年9月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师范大学；

2004年3月退休。

有少许著述。

石家宜与夫人葛靓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