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系到文研班

李思孝

1956年，受苏联记者出身的作家波列伏依“报纸是培养作家的学校”的影响，怀着当作家的美梦，我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只可惜，只度过了先是自由（“早春天气”）后是严峻（反右斗争）的两年匆匆时光，就无可奈何和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燕园，告别了未名湖畔那座终日泡过的新闻馆，原因是，当时主管新闻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下令：把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这个决定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因为北大新闻专业是1952年高校调整时，由北大和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合并而成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8年10月，由蔡元培首创，由徐宝璜和邵飘萍任导师的北大新闻研究会，毛泽东当年曾是领到证书的55名会员中的一名。把这样历史悠久的专业合并到成立不久的学系，无异于割断历史，本末倒置。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以胡乔木的特殊身份，他的决定就等于党的决定，是无法抗拒的，不想走也得走。

1958年8月，当我跨进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的门槛时，我曾惊叹于这座西洋建筑所经历的沧桑巨变：它最早是段祺瑞执政府的总理府，抗日战争时期，是侵华日军的华北司令部，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了国民党的宪兵司今部。它同东边不远的明清时代的海运仓，西邻的和敬公主府和孙中山故居，都是若干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现在接纳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和历史档案系的莘莘学子。这里没有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却另有一番景象：那剥落的墙壁，生了锈的铁栅栏，破损的木地板等，都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我突发奇想，这也许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为圆我的作家梦，提供某些契机吧！

然而，我错了，当时正是“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一进入人大就被走马灯似的紧张生活弄得晕头转向，两年中最多只有一个学期还能上上课，其余时间，全是大炼钢铁，植树造林，下厂下乡，办报实习。就连这一学期的学习时间，也不是正经八百地上课，而是批判开路，即后来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那么多的课怎么上？一是搞突击，如摄影课突击一周，外语课突击两周：二是“放卫星”，即在限期内完成容量大的课程，实就是弄虚作假，食堂放卫星，的确增加饭菜的花色品种和质量，教学放卫星，纯粹是自欺欺人。

而且有些课堂上学得到的专业知识，在实践中都被颠覆了。比如5个W （what,who, where ,what ,why)是新闻的基本要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许多新闻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毛泽东说了，有“新闻”、“旧闻”和“不闻”，一切都根据我们的需要而定（举一个眼前的例子：105岁的革命老人夏征农，是10月4日逝世的，新华社是11月11日发的消息，人民日报则是在12月12日见报的，都不是新闻了）。又如新闻的所谓“五性一统”（即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真实性，最终要统一于党性），是以牺牲新闻的真实性为代价的。更为荒唐的是，在毕业前夕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运动中，竟然抛出了“把真实性扔进垃圾堆去”的口号，竟然把报纸说成是军队、法、监狱、警察一样的国家暴力机关。难怪人们称人大为“神学院”，称民族学院为“幼儿园”。其实这两者人大都具备，上述说法，不就是“左派幼稚病”所炮制成的神话？

所有这一切对我的影响，就是发誓再也不做新闻工作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本来刚进北大时，我是满腔热情，积极向上的，被选为团支部宣委，认真学习“两论”[即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勇跃参加在北京日报社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没想到风云突变，一夜之间整党变成了反右派运动，我们心仪的新闻界老前辈和老记者，如肖乾、徐铸成、张友鸾、陈铭德，储安平，彭子冈、浦熙修等，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为右派，连同我一样解放后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同班同学，有的也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此我很不理解，感到茫然，于是说我对反右斗争“不积极”，被戴上一顶“温情主义”的帽子，团支部宣委当然也被撸去了。再加上在教育革命，红专辩论、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等运动中，我常常站在对立面，再联想到在此之前，党内知名作家冯雪峰，丁玲，艾青等都受到整肃，更不用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了。这一切都令我得出结论：无论当作家还是当记者，都无一不具备一定的危险性。“无冕之王”从此不再，作家的美梦开始幻灭。1960年8月20日，在人大会堂听取彭真对应届大专毕业生的报告，标志着大学生活划上了句号。在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新疆。解放后唱遍全国的《新疆好》、《欢乐的新疆》，早就激起我对那片神秘处女地的热烈向往，写了《吐鲁番情歌》的闻捷，创作《保卫延安》的杜鹏程，不都是从新疆走出来的吗？还由于我祖上是前清光绪2年丙子科进士，曾任奉天铁岭知县，小时候我曾看见家族中珍藏的左宗棠的墨宝，是一付对联“碧血游龙观气象，丹峰仪凤著精神”，而左宗棠曾任陕甘总督，长期督办新疆军务，对开发新疆，遏制英、俄的侵略，功勋卓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时人对他的赞颂，他栽的杨柳被人称作“左公柳”，至今犹存。至于湖湘子弟满天山的创举，解放以后又由王震将军加以复制和重演。甘肃比邻新疆，同属西北地区，我是甘肃人，去新疆也等于回家，理所当然。何况我希望能在异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觉得我这样做颇有自知之明，只是在最后一栏，我漫不经心地填上“人大文研班”，然而未抱什么希望，纯粹是碰碰运气的即兴之举。没有想到，在宣布分配方案时，我居然被分配在文研班，真令我喜出望外。文研班即文学理论研究班。是受中央宣传部委托，由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所属文学研究所，同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合办的，目的是落实周扬1958年秋在北大讲课和河北视察时，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它类似于建国初期由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不同的是，文学讲习所主要培养作家，而文研班则主要培养文艺理论工作者以及文艺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据说最早是同北大联系合办，未能谈妥，最后才找到人大，当时人大尚没有语文系，当即决定筹建语文系，当1959年招收第一届文研班学员时，语文系尚未招生，许多活动都同新闻系联系，当时我正上新闻系四年级，文研班集体撰写的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文章，曾拿来征求我们的意见，然后用“马文兵”的笔名在《文艺报》上发表，结果一炮打响，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在，一夜之间我便从新闻系毕业生变成了文研班研究生，而且不用考试，是被保送的，甚至连毕业后的前程也予设好了，到新创建的人大语文系当老师。这样，我连校门也不用出，因为文研班和语文系都在铁一号，只需把行李从原来的7号楼搬到9号楼就可以了。一个角色的转换，竟如此迅速地、轻而易举地完成，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文研班的班主任是学部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副主任是人大语文系主任何洛。二人都姓何，也都是四川人，一个在万县，一个在丰都，何其芳是人们熟知的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洛呢？我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看见过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发布的一张通缉名单，何洛的名字同朱、毛排列在一起，可见其资格之老，他留学日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后在延安鲁艺任总务长。为加强文研班的工作，还特地从上海调来著名作家学者唐弢，他就住在铁一号红楼，代表何其芳料理文研班的日常工作。

1960年9月19日，我参加了第二届文研班的开学典礼，何其芳，何洛，唐弢，蔡仪，语文系副主任曾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罗髫渔等都出席了，何其芳和唐弢讲了话，号召我们边学习边战斗，主要是批判修正主义，还给我们提出学风：战斗，革命，谦虚，刻苦，实事求是。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0月25日，周扬在聂真副校长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并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现在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理工科，一条是文科，前者要搞导弹，氢弹，原子弹，后者要搞精神，思想，上层建筑。这就要求有坚强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队伍，在一定意义上，它比科学技术还要重要。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是从西方走向东方，开始是俄国超越了德国，现在是中国超过了俄国，毛主席的理论水平是当今世界最高的，高峰都出现在落后国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马列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至于马列文论，自马、恩、列、斯、普（普列汉诺夫）、高（高尔基）以来，出现了停滞现象，没有得到多少发展，我们要想创造性地发展，就要读书，就要战斗。我们过去因参加革命，读书不多，知识不及鲁迅，郭沫苦，茅盾，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读理论，读作品，读历史，古今中外的都要读，敢于标新立异，离资产阶级之经，叛资产阶级之道。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

文研班的课程设置，紧紧围绕着4个专业组：文学概论组，古代文论组，现代文学组，美学组，它们兼顾了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及相关的知识谱系，可以说是落实了周扬讲话精神以及他办文研班的初衷的。我选哪个专业组，颇为踌躇。进北大后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叶竞耕先生的《文艺学引论》，我仅得了3分，是全班最低的，但我对当时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很感兴趣，非常关注，北大哲学系学生李泽厚，在这场大讨论中脱颖而出，年纪轻轻就自成一家，与朱光潜，蔡仪成三足鼎立之势，给我印象很深，美学的奥秘何在？我想我也要涉足探索，于是选了美学组。

随着各门课程的陆续开讲，我越来越抑制不住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我用“三生有幸”来形容我碰到的这难得的机遇，我们面对的是国内一流的专家教授，他们除了来自学部文研所，外文所，北大，人大等科研院所和著名高校外，还来自当时云集北京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组，如《文学概论》编写组，《美学原理》编写组，《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等。另外，跟课程有关的北京和外地的一些专家，也常在被邀之列。由于当时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讲课都有较高报酬，来回的车票，机票都可以报销，所以他们讲课的积极性都很高，做到了身怀绝学一吐为快。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听余冠英讲《诗经》，高亨讲老子，游国恩讲《楚辞》，季镇淮讲《史记》，周振甫讲《文赋》，殷孟伦讲《文选》，周振甫、王达津，黄肃秋讲《文心雕龙》，冯至、肖涤非讲杜甫，陈友琴讲唐朝诗人文学观，钱钟书讲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陈迩冬讲宋词，范宁讲元、明、清的文论，王季思讲《西厢记》，何其芳，吴组缃讲《红楼梦》等待。外国文学，罗念生讲古希腊罗马文学，杨周翰讲欧洲中世纪文学，卞之琳讲莎士比亚，李健吾讲法国古典主义，冯至讲《浮士德》，戈宝权讲俄国文学，叶君健讲北欧文学，叶水夫讲苏联文学，季羡林讲印度文学，刘登瀛，卞立强讲日本文学等等。美学课，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史，宗白华讲中国古典美学，缪朗山讲西方文论史，《美学原理》编写组的成员则讲专题，王朝闻讲艺术欣赏，洪毅然讲美的本质，李泽厚讲艺术种类，叶秀山讲悲剧艺术，周来祥讲艺术的表现与再现，甘霖讲美学争论等。人大的马奇讲美学的对象，何思敬讲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他是这本书的最早中文译者，吴大琨则讲有关的经济学问题。文艺理论课主讲者是《文学概论》编写组负责人蔡仪，他常通报他们编写过程中碰到的争论问题，传达周扬对他们的指示以及有关讲话。其它人讲专题，如毛星讲形象思维以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王燎荧讲毛泽东的《讲话》。唐弢是现代文学的主讲，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负责人，这方面的问题都由他一人包了，有时也请刘经松来讲。至于何其芳则总揽全面，定期给我们上辅导课，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为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他请了许多行家，其中许多是延安鲁艺时他的学生，为我们开讲座，在这一点上，堪与北大的黄金周末相比美，更胜一筹的是，题目更专，学术更强，而且纳入正规课程，如刘开渠讲雕塑，华君武讲访苏观感和漫画，马可和赵沨讲音乐，陈茺煤、崔嵬讲电影和电影表演，舒强讲话剧，阿甲讲导演，周贻白讲中国戏曲，景孤血讲京剧的行当和流派，袁水拍讲诗歌，赵树理、严文井，杨朔、韩北屏等人讲文学等等。还请北大的林焘讲工具书的使用。另外，全国文联和作协的领导，如田汉，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等，则主要给我们讲文艺政策及形势，张光年批苏修电影的文章《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题目是周扬改定的，在《文艺报》上发表前，先在我们文研班拼了一遍，意在征求意见，听听反应。

有时把我们拉出去，到中央美院听世界绘画流派的课程，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听中国戏曲种类的介绍，到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小剧场，去看彩排，对即将上演的一些剧目先睹为快。在看A.H.奥斯特洛夫斯墓的《大雷雨》时，我还发现了演员的一个错误，一个演员大概忘了台词，习惯性的随口说了一句“我们看电影去吧。”电影是1895年由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而《大雷雨》写于1859年，那时哪有电影可看？为配合批判，我们看了一些被禁演的中外电影，如《武训传》，《还乡记》，《第 41个》，《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雁南飞》等。我们还扮成群众，参加了电影《鄂尔多斯风暴》的外景拍摄，因为1926年的“3·18”惨案，就发生在我们学校即段祺瑞执政府的大门口及马路上。我们还参加一些纪念文化名人的活动，如1960年列夫·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1961年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1961年泰戈尔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1961年朝鲜朴红老诞生400周年纪念大会，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1963年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展览，以及印度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的演出活动等。

上文研班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减少，缺少油水，大家常常吃不饱。食堂推广所谓“双蒸法”，主食份量似乎增加了，然而营养随之也消失了。下乡劳动时，拣起地里的玉米，红薯，就偷偷塞进嘴里，许多同学得了浮肿，我睡双人床上铺，一天刚一起床，头一晕就从床上摔了下来，幸亏是木地板，才没酿成大祸。但困难时期也有好处，没有政治运动，没有太重的生产劳动，提倡劳逸结合，多多休息，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安下心来读书，弥补大学没有读书的缺憾。在这方面，应该感谢何其芳主任，他一再要求并且尽可创造条件，要我们多多读书，好好读书，还亲自为我们开列了《必读书目300部》。包括了文，史，哲，经等方面的中外名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白专道路的时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是要冒风险的，何况解放以后，何其芳一直被指责为右倾，在《红楼梦》、《阿Q正传》、《青春之歌》等作品的评论上，在关于文学典型问题的讨论中，在建立现代格律诗等问题上，他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一直到他死后多少年，张中行先生在其文中起码有两处，嘲笑了何其芳先生，大概觉得这位当年的北大同学，解放以后太飞黄腾达了吧？或者如毛泽东所说何其芳不那么书生气了吧？其实我同他三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一直保持书生本色，甚至不失赤子之心，不那么“左”，如果说有时“左”，如批判胡风等，那也是上面让他“左”。他的本性是事实求是，这也说是为什么为我们提的学风，虽然以“战斗”开头，却以“事实求是”结束，真可谓用心良苦。当1963年我们毕业时，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越来越紧了，他在毕业典礼上给我们讲话时，仍不忘叮嘱我们读书自学，他讲话的题目是“立远大志向，走艰苦道路”。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自己走过的路。他说他大学时为了写诗，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五四”以来的新诗和翻译过来的外国诗，读得连眼睛也近视了。他说他为了写《论红楼梦》，把《红楼梦》精读了五遍。卞之琳说,他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是一边走路一边还在全神贯注地琢磨诗。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别人同样一丝不苟。记得我的一篇关于山水诗阶级性的作业，曾受到他的好评，并在辅导答题课上作为例子被提到，可惜三年中我从没登门请教过，倒是他的叮嘱我却铭记于心，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它的真谛。文革初期，我到文研所看大字报，他同俞平伯等“牛鬼蛇神”都在劳动，他的名字己变成“何其臭”，上面都打上黑叉，我看了为之心痛！想当年他多么深情地吟咏“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现在站在他的对立面，轮翻批斗他，甚至扬言不打倒他死不瞑目的，也正是当年的少男少女。1973年，当年的“两个小人物”，重印了他们的“大字报”＜红楼梦评论集＞，书中增添了一些攻击何其芳的文章，利用对方不能答辩的特殊机会，来发泄个人私愤，是极不道德的，我读了深感气愤和不平，冲动之余，竟然到北京站口方巾巷他的寓所看望了何其芳老师，意在表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这也是我唯一次登门拜访，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同老师见面。后来便陆续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比如，本来要去文研所上班，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有时烧开水，水开了却忘了关煤气，还不时到琉璃厂去淘书，一淘就是一大撂。三年后，他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曾把他开列的《必读书目300部》推荐给我的一名研究生，得到的却是“迁腐”的讥讽和嘲笑。他哪里知道，没有学问上的“迁腐”，何其芳还能成其为何其芳吗？

在文研班，我给自己立下“开卷有益，开讲即听”的学习原则，广取博收，多方探索，但重点是美学。每周一次，宗白华从北大赶到铁一号，为我们讲中国古典美学。每周一次，我们坐专车去北大，在第一教学楼听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史，他要求很严格，每堂课必提问，弄得我们很紧张。我曾写了三篇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狄德罗的美学思想的文章给他批阅，他都认真负责的看了，在每一篇后都写了评语，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要求我们，为了学好美学，最好熟悉一门文学艺术的形式。我选择了绘画，因为音乐太玄奥，戏剧太花钱，只有绘画，只用眼睛，不花成本，所以每周日，我都跑故宫绘画馆，欣赏那里轮流展出的中国历代绘画精品。而新建成的中国美术馆，北海画舫斋，中央美院展览厅，琉璃厂的荣宝斋，则是我观赏现当代美术作品的场所。外国绘画看不到，我就一头扎进俄文版的百科全书里，一页一页的去翻看和记录。一次在东安市场的外文书摊上，我买到一本《Opuumaж》拿回来就翻，原来是介绍俄国圣彼得堡一家著名博物馆的，它收藏了大量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让我大开眼界。我还经常翻阅各种俄文杂志，1963年，当我看到《青春》（IO Holml）杂志上连载图文并茂的《时代的风貌》时，立刻被吸引了，当即跟踪翻译，原来讲的是19世纪俄国最大的现实主义绘画学派，“巡回展荤画派”产生和发展的厉史。我后来出版的《巡回展览派画廊巡礼》一书，就是根据这些材料和百科全书上搜集的材料编写成的。由于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后来我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慕尼黑等地参观博物馆时，我都如同故友相逢，了然于心，观赏自如,毫无障碍。

文研班时，每月有46元的生活费，所以有条件看各种演出，为了了解交响乐这一西方的音乐形式，我经常去听每周一次的星期音乐会，多在北京音乐厅和首都剧场举行，由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主演，有时则换成姚关荣指挥的新影乐团，演出节目以西洋交响乐为主，也配以声乐演唱。这使我熟悉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韦柏，圣桑，格里格，肖邦，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德沃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作品，也听了我国作曲家贺绿汀，马思聪，李焕之，辛泸光等人的作品。何占豪，陈纲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因为一票难求，我是等了好几次退票才得以欣赏的声乐演唱，那时最红的是中央乐团的女歌唱家刘淑芳，孙家馨，张利娟，文征平，罗天蝉，男中音刘秉义，魏启贤等。他们演唱的世界名曲如《圣母颂》，《宝贝》,《月亮颂》，《鳟鱼》，《魔王》，《三套车》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戏剧演出，看得最多的是人艺的节目，因为他们的演出场所首都剧场离学校很近，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他们演出的《雷雨》《驼驼祥子》，《带枪的人》，《伊索》，《名优之死》，《同志，你走错了路》，《胆剑篇》等几乎都看过。青年艺术剧院的也看过不少，如《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等。京剧主要是在东安市场内的吉祥剧院看的，剧院二楼西北犄角一个四毛钱的坐位，是我的固定坐位，既便宜又看得清。吉祥剧院是梅剧团的专用剧场，规模较小，多演折子戏，看大型演出得上别处，如西单的长安大剧院，前门外鲜魚口的广和剧场，护国寺的人民剧场，我看杨秋玲等演出的《杨门女将》，就在人民剧场，在广和剧场看过《赵氏孤儿》。看曲艺则上西单剧场，在那里我看过魏喜奎的《啼笑因缘》。天桥剧院主要演歌舞，我看过白淑湘主演的中国版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民族文化宫的剧场看赵青主演的《宝莲灯》。看电影多去东四，那里集中了明星，瞻宫，东四工人俱乐部三家影院，有时则去演乐胡同和金鱼胡同的红星影院和交道口影院，看宽银幕则去西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的首都影院，看立体电影则去大栅栏的大观楼影院。

那三年，各个领域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经常开展各种讨论，如山水诗，风景画，轻音乐，歌剧民族化问题的讨论，文艺作品问题的讨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美的本质，美的对象，形式美，艺术种类问题的讨论，建筑的本质，特征的讨论，等等。我都一一关注，认真阅读有关文章。对哲学界关于“存在与思维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和“让步政策”以及“清官”问题的讨论，经济学界关于利润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等，我也很感兴趣，它们开拓了我的视野，活跃了我的思想，往往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

总之，文研班的三年，由于专业与兴趣吻合，我有如鱼得水之感，我求知欲强，学习刻苦认真，即使吃不饱，不少同学到外面想方设法填充肚皮的情况下，我也不为所动，扎扎实实的读了不少书，吸取了许多知识营养，并且得到了回报，我当过团支部书记，被选为优秀团员。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语文系的教师己经配备到位，我毕业后不得不被重新统一分配，足足等了半年时间，1964年初才公布方案，我分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该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三年前作为修正主义分子在全国范围内被批判过，想到将在他的手下工作，我颇有顾虑，但语文系的丁浦老师却来向我祝贺，说他上华大国文系时，李何林是系主任，热情负责，大冬天早起做操，第一个出现在操场上的就是他。丁浦还借用何其芳、何洛的话，说李何林做事如何认真等等。后来我还知悉，我去南开是补郭拓的缺。郭拓是文研一班的，算是我的大师兄，他原是一位老干部，解放后任天津某一造纸厂的厂长，但他不爱做官，跑到南开中文系去上学，后来又上了文研班，当时己经40多岁了，他的理论水平很高，讲起来一套一套的，是“马文兵”的核心人物，但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不大动笔，有时也很偏激，如1959年12月，《电影艺术》编辑部召开电影《青春之歌》座谈会，他是文研班的代表，我是新闻系的代表，他一发言就跟大家唱反调，从林道静投海的第一个镜头开始，到影片结束，说的得一无是处，基本上全否定了，以致座谈会主持人贾霁最后做总结发言时，特地狠狠地的批评了他一通，后来《电影艺术》1960年第1期登的发言摘要中，他的发言被删去，但他确实是一位怪才，平时不修边幅，我行我素，目中无人，骑一辆自行车，除了铃挡不响，哪儿都响。他毕业后分到学部哲学所，旋即参加周扬主持的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写作组。可惜70年代即已去世，他的同事汝信，在1981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才言中写道；“本书献给我的亡友，一位过早去世的真正美学家郭拓同志，作过时的记念”。要我去补此人之缺，明知力所不逮，但虚荣心作祟，心情略感平衡。我幻想，我发愿，到新的岗位我一定要磨拳擦掌，大干一场，要开美学课，把所学的满腹经纶，向学生一一展示出来，用事实来证实这三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

李思孝简历

李思孝　1938年生，甘肃礼县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就读和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已出版专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1981）、《巡回展览派画廊巡礼》（1984）、《马克思文艺理论发展史》（合，1990）、《西方古典美学史论》（1992）、《美，在你脚下》（1994）、《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1997）、《国外精神分析学文艺批评集萃》（合，2000）、《简明西方文论史》（2003）等、发表文章150多篇。

李思孝与夫人王珂下榻于日本旅游胜地——日光国立公园的幸之湖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