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和景孤血

李思孝 

 

伶牙俐齿说戏曲，

生旦净丑最当行。

本是梨园圈中人，

唱念做打又何妨？

 

这是我上人大文研班听戏曲课时写的一首打油诗。所谓戏曲课，实际上是两个讲座，一个是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曲发展概况》；一个是景孤血先生的《京剧的行当与流派》。这两门课我都非常爱听，这大概同我儿时的经历有关。

我出生在甘肃陇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己经是20世纪30年代末了，但还没有见过电影这玩意儿，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大戏，即流行于陕、甘等西北广大地区的秦腔，老人们又叫它“乱弹”。那时一年四季都有不少庙会，大的庙会一定要唱三天大戏，每天是早3折、晚3折、中午是连台本戏。登台演唱的，大多是本县的一个戏班子，他们有几箱子戏装，据说那是击毙了有名的土匪马尚智后缴获的胜利品。有时候也请外县的戏班子，记得有一年的骡马大会，就请西和县或者张家川县的戏班子来打擂台，那才热闹呢，唱的好的一方，鼓掌、喝彩、送礼、挂匾，放鞭炮；唱得不好的一方，叫骂，嘘声，喝倒彩，鸡蛋、西红柿都一起飞向戏台。这是最刺激、最吸引人的。除了庙会，平时戏班子在城隍庙里唱卖戏，都在晚上。花钱买一根木签，就可以进去看。我没有钱怎么办？我有个亲戚，是卖松子的，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城隍庙里去，我便给他拿板凳，或者提灯笼，就混进去了，因为是小孩子，把门的并不介意。

除了大戏，还有皮影戏，一般是无钱办大庙会的小村庄才请唱的。皮影戏的唱腔，有的用秦腔，大多数是用碗碗腔，不像秦腔那样粗犷豪放，而是细声细调，比较平和，这同规模不大，观众不多，请之即来，来之即唱的农村环境，是很适应、很和谐的。

因为爱看戏，还出现过一些惊险的镜头。有一次跟着二姑父到城外的高庙去看夜戏，经过一片坟地时，看见了“鬼火”（实是腐烂尸体分解出的自燃的磷化氢），吓得我不敢吭声，紧攥着姑父的手闭目匆匆前行。还有一天晚上，在城隍庙看戏时睡着了，醒来时才发现戏已散场，吓得我嚎啕大哭。因为在两边配殿里，照着《玉历宝钞》书上的样子，塑了面目狰狞的十大阎君的泥像，还有白无常、黑无常等鬼勾人灵魂下地狱、上刀山、下油锅以及奈何桥、望乡台等情节，白天都让小孩疹的慌，何况晚上？后来初中毕业后，我们三男二女同学，到兰州去考高中，到了省城，总得要看一次戏吧？可怜戏园子离我们住的小沟头兰州一中太远，看完戏己深夜了，回到学校时校门己经关上了，敲了半天不开。旁边有一段矮墙可以翻越进去的，但山里人初来乍到，谁敢呀，最后是背靠着校门懵懵懂懂坐了一夜直到天亮。

因为爱看戏，回来就同小伙伴们学着演戏。那时有一位姓苏的残疾人，心灵手巧，能用各色纸张和颜料做出各种戏装，什么凤冠、霞帔、蟒袍、靠字、髯口、翎子等，应有尽有。我们穿上，俨然就是戏子了。有一次，我从炕上摔下来，差点伤了眼睛。至于皮影戏，我自己就可以自作自演。先捡来美国“克利斯”牌或“米苏里”牌香烟的硬盒子，剪成各种人物或道具，用线串在细木棍上。把板凳倒立着，在一面糊上一层丝绵纸，作为晾子（即银幕），再从松树林捡来一些松明子代替油灯，就可以开演了。当然，也不忘在晾子上贴上一幅对联：一口能说两家话，双手善舞百万兵。

看戏最早是看热闹，最爱看打仗的武戏，如《封神演义》中的《黄河阵》、《哪吒闹海》、《西游记》中的《闹天宫》、《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等。后来慢慢把看戏同看小说联系起来，因为好多戏目都来自通俗历史小说。如看了《苏胡进妲己》、《抱火柱》、《赵氏孤儿》、《伍员逃国》《文昭关》等戏后，就去看《东周列国志》。看了《穆柯寨》、《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杨家将的戏后，才去看《杨家将演义》。看其他小说也莫不如此。我最早的历史知识，不是从历史教科书上，而是从戏曲中学到的，如武王伐纣，周公治国，合纵连横，卧薪尝胆，楚汉相争，鸿门之宴，霸王别姬，王莽篡汉，安史之乱，陈桥兵变，精忠报国等历史事件，都是从戏曲中得到的。解放初看的一些秦腔戏目，除马健翎编的《穷人恨》、《血泪仇》等现代题材外，如《棠棣之花》、《鱼腹山》、《红娘子》等，也都是历史题材。可以说，戏曲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

1953年我15岁礼县初中毕业到外地求学，因为没有机会看戏，秦腔离我越来越远了。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只看过一次秦腔，即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时，在广和剧场看过甘肃省秦剧团进京演出的《赵氏孤儿》，而且发现腔调跟我小时候唱的有很大变化。初来北京时，对京剧一点都不懂，以致闹出一个笑话。1958年9月，我同孙东海同学到解放军报社去学刻字，教我们的师傅带着两个徒弟，一天他二人热烈讨论着“谭富英”这个名字，我以为谭富英就是师傅的名字呢，后来才知道他是京剧的著名须生名角，

1958年11月，为了给一机部办《机械工业周报》，我们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去实习。1959年元旦时，我在洪山礼堂看了京剧电影《四进士》，“麒派”京剧创始人周信芳，把见义勇为的被革书吏宋士杰简直演活了，没有想到京剧竟有这么大的魅力，我被深深震撼了，我甚至背下了宋士杰在客店偷看书信的唱段：“上写田伦顿首拜，拜上信阳顾年兄。双塔寺前两分手，算来数载未相逢……”。1960年，我看了崔嵬导演的由杨秋玲、王晶华等青年演员演的京剧电影《杨门女将》，我再一次被征服了。那时，我已上了文研班，每月可以领到42元的生活费，我开始有钱去看京剧了。东安市场内吉样剧院二楼犄角一个4角钱的座位，几乎成了我永久的座位，经常去看演出，多是梅兰芳剧团的。护国寺的人民剧场，也去看过京剧，但比较少。这样，慢慢看出了一些门道，对京剧这门艺术总算有了初步的了解了。

其他戏曲也看过一些，在文联礼堂看过裴艳玲的河北梆子，王秀英的蒲剧。在西单剧场看过魏喜奎的《啼笑因缘》。在北大时看过潮剧。别的是通过电影看的，最早如50年代袁雪芬、范瑞娟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严凤英的黄梅戏《天仙配》，新凤霞的评剧《刘巧儿》，豫剧常香玉的《花木兰》，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关汉卿》，吕剧《李二嫂改嫁》等。文研班时看的一些电影如《追鱼》、《女驸马》、《火焰驹》、《三打白骨精》等，也都是地方戏曲出演的。现在，文研班开了戏曲课，是难得的了解戏曲的绝好机会，哪能轻易放过呢？

二位先生的讲课各有千秋。周贻白对中国戏曲发展，作了宏观上的理性梳理，而景孤血则对京剧解剖麻雀似的条分缕析。由于都是梨园圈中人，且都经过亲自实践，所以讲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生动活泼，充满激情。

周贻白把中国戏曲的发展，归结为：唐参军一宋南戏一元杂剧一明传奇一清戏曲这样一条线索，然后从内容和形式上加以论述。

内容主要以戏文为主。唐参军几乎是即兴形式，因题而设事，还没有多少内容。到宋朝时，“马踏赵五娘，雷打蔡伯嘈”的故事广为流行，于是就有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还有《王魁负桂英》和《风流王焕贺怜怜》等剧本。这种南戏在元朝时，还以南曲的形式存在，如著名的五记，即《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记》、《琵琶记》。但元朝最主要的是杂剧，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四大家，其内容据明人概括有：神仙道士、隐士乐道、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骂谗，逐臣孤子、拔刀赶棒、悲欢离合、风花雪月、烟花粉黛、神头鬼脸等12种，实际上不止这些。元杂剧多历史剧，有来自正史的，如纪君祥《赵氏孤儿》。有来自唐传奇的如王实甫《西厢记》。有来自传说和诗文的，如马致远《汉宫秋》、白朴《梧桐雨》。由于元朝是异族政权，对汉族统治极严，现实题材是一大禁忌，只能转向历史。但历史题材也有寓意，阿英就说《赵氏孤儿》影射宋赵事。为了寄托幻想，元杂剧中有不少清官廉吏的公案戏，也有英雄好汉的水浒戏。

到了明朝，永乐明令禁止元杂剧，而元南戏如上述五“记”则盛行，被奉为圭臬，这为明传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明“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写林冲的《宝剑记》开始，一大批宣扬忠孝节义的剧纷纷出现，如《连环记》、《金印记》、《寻亲记》、《精忠记》、《双忠记》等等。于是明传奇出现了一个高潮，包括许多作家和作品，如徐渭的《四声猿》，但最重要的作家是汤显祖。

周贻白着重讲了汤显祖，说他的世界观受李贽和佛、老影响，有些离经叛道，他贬低朱熹、二程主张的理性，而主情感，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为情而死，虽死犹生，这充分体现在作者“境由心造”创作的《玉茗堂四梦记》”（《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特别是《还魂记》即《牡丹亭》中。美丽聪明的大家闺秀杜丽娘追求梦里情人柳梦梅，生死不渝，终成眷属。汤显祖在表现他的主题时，不仅在思想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存天理，去人欲”针锋相对；而且在形式上，也不受曲牌四声的限制，与当时讲求形式音律的另一作家沈璟形成鲜明的对比。汤显祖的传奇影响很大，后人学他的不少，其中有一忠一奸，一忠指清军南下被俘而自杀的吴炳；一奸指先依附奸相魏忠贤，后又托庇于马士英而迫害东林党的阮大铖。

明传奇通过明末清初的李玉和李渔等人的创作和理论探讨，到清代的洪升和孔尚任，己达到成熟的地步，时称“南洪北孔”，其代表作分别是《长生殿》和《桃花扇》。而形式主要是腔曲调的发展，已丰富多彩，二者的结合，便形成各地的戏曲，它们取长补短，互相影响，到清乾隆年间便产生了京剧，堪称戏曲之花，一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

关于形式即声腔曲调的发展，周贻白是从许多地方声腔讲起的，特别是南方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青阳腔、四平腔、高腔、昆腔等，它们最终形成以丝竹为主的昆曲和以打击乐为主的梆子腔，后者通俗易懂，广为流行，流到到北京后，形成京腔，据说清兵入关时，就唱着弋阳腔，于是形成“北弋南昆东柳西梆”的态势。如果说明代魏良辅对南昆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那清代四川的魏长生对西梆的发展则功不可没。他在乾隆45年的各路剧班祝寿演出时独占鳌头，最受欢迎。他化妆好、身段好、武功好，语言纯朴粗野。如：有朝得了天和地，你坐朝来我坐庭。因杂有色情，被驱出北京。但秦腔曾在北京风光一时，确是事实，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0年后，风水变了。乾隆55年，即1790年，为祝乾隆80大寿，出现各路戏班进北京的盛况，其中四大徽班即“三庆”“四喜”“春台”“和春”最为著名，“三庆”以“轴子”（连台本戏）出名，“四喜”以“曲子”（昆曲）出名，“春台”以“孩子”出名，“和春”以“把字”（武功）出名。还有人说：三庆以“奸”，“四喜”以“淫”，“春台”以“邪”，“和春”以“盗”，出名。四大徽班中，尤以三庆班出名，班主是高朗亭，演花旦。但最出名的是三位老生演员，即三庆班的程长庚，春台班的余三胜，以及北京的张二奎。他们在各种剧种风云际会的北京演唱多年，广取博收，融会贯通。如程结合了徽调与昆曲，余融合了汉剧与梆子，张化合了京腔与弋阳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剧种一京剧。所以，乾隆55年即1790年，被认为是京剧诞生的一年。

周贻白在讲课过程中，不时加进一些表演。印象最深的是，在讲汤显祖《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时，一面用昆腔吟唱“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漂亮的戏文，一面用戏曲演员的“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四种表演手法和“手、眼、身、法、步”五种技术方法进行表演，等于是用身体为道具，对戏文给予阐释，使人仿佛身临其境，收到很大效果。

景孤血先生讲《京剧的行当与流派》，讲得同样精彩。他分门别类，对生、旦、净、丑等四大行当，既有历时性的发展线索，又有共时性的横向排比，渊源清晰，泾渭分明，使人获得不少书本上得不到的活知识。看来他是个京剧通，跟当今京剧名家来往很密，比较熟悉，对京剧历史的研究，也比较深广，所以定性准确，论述精到，评价到位，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我听讲时，还闹过一个笑话。他讲四大名旦之一，有“白牡丹”之称的荀慧生时，说他是“东光”人，我误听为“敦煌”人，心想：在茫茫大漠中居然出了“白牡丹”这样的硕果奇葩，堪为甘肃人自豪。课间休息时我问了一下景先生，才知是河北“东光”。后来我知道著名天津相声演员马三立，老家在甘肃河西走廊，那么，在敦煌出个京剧演员，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来，还有个别主要京剧演员，景先生没有提到，比如，与梅兰芳有过情感纠葛的戏曲多面手刘喜奎，与梅兰芳一度同居的被《天津画报》创始人沙大风誉为“冬皇”的余叔岩传人的海上名伶孟小冬。究其原因，梅兰芳当时刚离世，景先生不想去触动他的伤痕。但更主要的恐怕是政治原因，因为孟小冬最后离开大陆，跟着上海大亨杜月笙去了香港，并最终在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