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砥砺岁月

——说说我们的文研二班

阎焕东

一、引言

人民大学文研班，按当初的全称，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在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和人材培养机制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件很独特、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记起和总结。但是，由于文研班存在的时间不长，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已经停办（事实上也是预感到风暴的来临和不可测而停办的）；由于在“文革”中人民大学被整体撤销，有关的档案资料丧失殆尽；还由于事情己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主要经办者己全部故去，任课教师绝大部分已不在人世，几期学员百余人也全都过了“古稀”之年，其中约四分之一已经去世，余下的人对往事的记忆也渐趋模糊，回忆和总结过去日益变得困难。所以“抢救”之说也轮到我们余下来的这一拨人了，一切曾亲临其事者，凡尚不糊涂和还能握笔的人，都应该拿起笔来。

我是1960年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直接进了文学研究班，是文研班的第二届（也称二班）学员。

在我从新闻系毕业的前一年，1959年秋天，文研班己经开办，招了第一届研究生，约三十余人①，和本科的一个普通班人数差不多。他们也在“铁一号”，住宿和上课就在我们旁边，许多课外活动都在一起，他们以“马文兵”的集体笔名所撰写的批判文章在发表前常在新闻系同学中宣读和讨论，所以当时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熟悉。后来我进了文研班二班，上课几乎同一班全部在一起，因为来讲课的绝大部分都是知名学者：讲的都是他们各自所擅长的专题课，这样的课我们全都在一起听。按三年的学制，一班本该是1962年暑期毕业，因参与社会批判运动影响了读书，多数同学要求延长一年，有关领导同意了这一要求，结果这部分学员就延长了一年，变成四年制，和我们二班同于1963年暑期毕业。所以，现在看到的有吴玉章老校长和班主任何其芳、副班主任何洛以及蔡仪、唐弢、罗髫渔等出席的毕业照，一班和二班是在一起照的。

从文研班毕业后，我留在人民大学语文系任教。当初，我从新闻系毕业被保送进文研班时，和我一起被保送的新闻系同班或同届的同学另外还有六、七位，都是作为新成立的语文系的教师培养的。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语文系的编制压缩了，没有了那么多留校名额；另一方面是上级主管部门也不同意语文系一下给自己留这么多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还是一种稀缺品种），结果其他同学都去了别的单位，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学校。这样就使我在后来的一两年间，看到了文研班第三届学员和随后的文学进修班学员的毕业，以及文研班的终结，算是经历了文学研究班从始至终的全过程，—有这样经历的如今说来也只有我一个人了。②

二、文研班的主创者和灵魂——周扬

创办文研班的构想，最早是由周扬提出来的，他是文研班的主创者。

周扬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度还曾任常务副部长，位高权重。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党内权威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深得毛泽东同志的信任和倚重，他也自信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领会得深，也跟得紧。长期以来，他直接参与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并且是主要的执行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几次大的斗争，他都在第一线参与指挥。一些同志在私下里称他是“文艺界的总司令”并不过分。

周扬为什么会想到要办文研班呢？

这事想来有一个过程，在他脑子里肯定已经酝酿很久了。首先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周扬深知，文艺战线的斗争是社会现实斗争的重要一翼，是思想政治斗争的突出表现。从建国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到1957-58年的“反右”斗争，文艺战线的斗争一直是烽火不断。而周扬则一直是处在这连续不断的斗争漩涡之中，所以也深知在这条战线上需要有一支能操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战斗队伍，而这支队伍则需要不断地发展、壮大，并要认真地加以培育。从现有资料看，1958年夏天，即文学研究班成立前一年，他已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即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要建立和培养自己的队伍。二是作为有深邃思想的理论家，周扬也深知已有的理论队伍特别是文艺理论队伍其自身的理论修养不足，还不能充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曾一再指出，“我们的理论工作还很薄弱”；说我们的理论水平包括文艺理论水平不高，底蕴不深，并坦承：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代理论工作者“过去因参加革命，读书不多”，知识积累不及前一辈的学者。所以一再强调年轻人要多读书，“读理论，读作品，读历史，古今中外的都要读”，从根本上提高文艺队伍的理论水平。这样的话他在这一时期在不同场合曾讲过多次。其三，是国际反修斗争的需要。这个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日益变得突出和尖锐，周扬作为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此感受尤为深切。1960年10月我们这一届学员入学后不久，他在文研班上的那次讲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谈到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最后强调的就是当前中国党已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毛泽东思想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高峰；同样，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高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宣传和阐发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篇讲话洋洋洒洒，高屋建瓴，集中表述了多年来他对建立和壮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的深入思考，而这也正是他长期以来酝酿创办文研班的深意所在。

周扬在此前后和文研班同学们的谈话中，还反复地讲到他的这些想法。他勉励大家要认真读书，专心致学；要求大家“除了读书，还要实践，要参加战斗”，敢于标新立异，离资产阶级之经，叛资产阶级之道，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他希望学员们“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殷切地说：“我们对你们这个文艺理论研究班是寄予希望的。”这“希望”也就在这里。③

事实上，文学研究班在后来的办学过程中，正是遵照周扬的这些想法和要求走过来的。可以说，这是文研班的灵魂。

有了这些想法，自然要付诸实施，加以落实。周扬说，“我们中宣部主张办你们这个文艺理论研究班，就是想改变理论薄弱，包括文艺理论薄弱的状况。”这表明办文学研究班并不只是周扬个人的想法，而是中央主管部门的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就要着手实施了。我听说，周扬最先找的是林默涵，当时林是中宣部文艺处（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局）处长，稍后又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协助周扬管文艺工作。从工作关系上说，他是周扬的助手；从私人关系上说，他和周扬是朋友，而且他曾在延安“鲁艺”听过课，还算是周扬的学生。所以周扬先找林默涵来商量，征求意见。这时他们首先想到了办班的形式，觉得应该是近似“鲁艺”式的，具有专业性和实践性的高层次培训班的性质，与一般的高等院校所办的研究班或进修班有所不同。所以他们最初不去找高校，也不去找高教部，而是去找中科院“学部”的文研所，找文研所所长何其芳，想由何其芳主持来办。何其芳完全赞同周扬的意见，支持创办文研班，并同意承担教学和学术指导任务；但考虑到文研班的日常管理，及招生、分配等复杂事务，而文研所毕竟不是教学机构，所以建议还是应该有大学作为依托。最初曾考虑同北大合办，但未能落实，于是他们便找来人民大学的何洛教授一同商量，提议由文研所和人民大学一起来办。大家知道，何洛与何其芳、周扬、林默涵都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而且都在鲁艺呆过，那时周扬是院长，何其芳是文学系主任，何洛是文学系教授并兼作党的工作，以后多年来都是朋友和战友，所以事情很好商量，一拍即合。但何洛提出，他在人民大学不是领导，说话不算数，这事必须报告老校长吴玉章，由他来定夺。吴老也是老延安，而且是资格最老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看到报告之后，立即拍板，全力支持，并要求学校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于是一所由中科院文研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研究班就顺利诞生了。

可以说，因为有周扬这面旗帜开路，文学研究班在创建和随后的办学过程中，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一路都是绿灯。

三、呕心沥血的主持者—何其芳

我曾猜想，周扬在最初考虑办文研班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班的具体主持者，一定要请何其芳来做。因为从何其芳的学问、人品、风格，他的极端热诚和极端的负责精神，以及他的资历和经验，周扬一定会把这件事交给他办。何其芳是主持文研班的不二人选。

文研班的设置和机构大体是这样：最初的名义是由中科院文研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何其芳任班主任，何洛任副班主任：文研所方面负责专业教学和学术指导，人民大学则负责日常管理、生活后勤以及哲学、外语等公共课的教学。一年以后，1960年夏天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简称语文系）成立，文研班改称由中科院文研所与人民大学语文系合办，仍是何其芳任班主任，何洛任副主任，而事实上是一切照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研班终结。作为班主任和文研班的实际主持人，何其芳可说是善始善终，倾注了大量心血。

何其芳老师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又是国家级独有的文研所所长，本兼职工作很多，时间是很紧张的。为了不影响文研班这边的工作并及时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他同周扬商量，经多方奔走，特地从上海调来著名作家、学者唐弢先生，做文研班的专职指导教师，并让唐先生和同学们住在一起，就在人民大学“铁一号”红楼的教工宿舍，同学们可以随时请教。一年多以后，唐先生回文研所，何其芳又调来著名学者缪朗山（缪灵珠）先生来接替他，也住到“铁一号”红楼的教工宿舍，直到文研班结束，—那以后缪先生便留在了人民大学语文系。

何其芳老师的负责精神时时让我们感动。在文研班，何老师的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制定教学规划和确定课程设置。遵照周扬确定的培养文艺理论与批评人才的既定目标，何其芳老师在教学安排上力求使学员的理论和文学储备更扎实，眼界更开阔，知识结构更合理。首先是文学理论课程，其中包括文学概论和马恩文论、中外古典文论、美学三个方面，这些课程交错进行，在三年里都是贯穿始终。其次是中外古今文学名家名作的批评与鉴赏，大体按照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的顺序，对经典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专题讲授。这部分内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占用的课时最多。其三是根据现实中人们集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即今天所谓的热点问题，聘请讨论中的热点人物或代表性人物，来讲述他的观点，介绍论争始末；或在近期的某个学术研讨会开过之后，即邀请有关的与会者来讲述会议进行情况，介绍各派观点。这部分内容也是每学期都有，而且总是生动鲜活，使人身临其境，总是感到自己同现实斗争密切相联。以上这些课程概括地说包含了理论、历史、现状三个方面，是一种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合理组合，对学员的学习和未来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这里也包含了何其芳老师自己的治学理念与风格，以及他对后辈们的瞩望。

二是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办好文研班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是关键。在这方面，何其芳作为班主任可以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因为他是文研所所长，文研所的专家、学者自然听他调遣，随请随到，——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中科院“学部”其他所，如外文所、哲学所的人，也都好商量，基本上也是随请随到。其次，是北京几家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以及中国文联和作协的有关专家、学者，凭着何其芳的面子（且不说背后还有周扬等）也都不难请到。另外，当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高教部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统编教材的时候，一批卓有成就的资深教师云集京城，何其芳出面请他们来讲课也很容易，—记得萧涤非、周来祥以及远在岭南的王季思等先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请到班上来的。有了这样一些条件，何其芳安排起讲课教师来就可以从容裕如了。不过，其芳老师决不随便去请什么人，而是有严格要求和选择的。主要是在本学科范围内应具有权威性并居于前沿，对于所讲的问题，一定要有新意，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能给学生新的东西，能使听者开阔思路，启发思考。在这方面何其芳对每一位讲课教师都是有深入考察的，所以每次讲课都有很好的针对性。另外，在教学思想上其芳老师也比较宽容，很有一点蔡元培的兼容并蓄的精神，特别是在1961年以后一个时期，更注意聘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到班上来讲课，所以有一些被认为在历史上或学术观点上或其他方面“有问题”的学者如朱光潜、李泽厚等先生也被请到我们的讲台上来，从而大大丰富了学习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自然，这样做须要有见地，有担当，有勇气。

三是提倡读书，引导阅读。每届学员从一入学，便给大家发了一份《必读书目三百部》。这是一份宝贵的学习指南，其中凝结着何其芳以及其他许多老师的心血。关于这份书目，和它在同学中所引起的“震撼”，何西来兄在他的文章里己作过生动说明，毋须多说。我想说的只是，这么一份宝贵的读书指南，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由于一些同学缺乏充分的认识和自觉，同时也缺少必要的检查和督促，有些学员却没有充分利用。拿我来说，《书目》中开列的中外文学作品，原己读得较多，没有读过的后来大部分补上了；而理论著作包括许多文论著作，过去很少涉猎，在文研班几年也没有认真补读，以致多年来这成为我学术生涯中的一块短板。这是我深感遗憾并深感愧对师长的。

四是注重教授治学方法，聘请名师指导论文写作。何其芳老师专门给学员讲过治学方法问题，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纲，结合他自己的经验、体会，系统讲述了学习历史、学习现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给人留下深刻记忆．令人更难忘的是，每学年开学或其他全班性聚会，其芳老师差不多都要作长篇讲话，大多也是讲治学与学习方法问题。他有很重的四川口音，语述很快，讲话激情澎湃，滔滔不绝，颇有一种江河奔流的感觉，听起来很是一种享受。他讲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融入进去，使人觉得亲切、随意，很知心又很入心。所以同学们听他讲话，每次听完都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何其芳老师还很重视同学们的写作训练，特别是毕业论文的写作，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便提了出来，越到后来抓得越紧。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差不多整个文研所的所有著名学者包括钱钟书、俞平伯、蔡仪等都被动员起来指导我们的论文写作，并由此师生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后几十年交往不断。

在主持文研班的过程中，何其芳老师遵照周扬所确定的办班方针和目标，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深受全体学员的尊敬和爱戴。至今我们一些老同学聚在一起，忆及往事，仍非常怀念他，感谢他。

有一种说法，认为文研班在开办过程中，“从办学方针和教学实践”看，何其芳与周扬的指导思想是有不同的。这是一种不了解当时社会也不了解文研班办学实际的主观臆测，是没有根据的。从情理上说，何其芳是周扬请来或者说是“派来”主持文研班工作的，他会自觉遵照周扬定下的方针和思路进行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即便有不同想法也会及时请示报告，不会擅作主张。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在当时是十分严格和严肃的，在这方面何其芳决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另外，在我们与何其芳的接触中，从他的谈话里可以知道，他对“周扬同志”是十分尊重的，不仅把他看作党的领导，同时也把他看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权威和带头人。他曾不止一次发过这样的感慨：文艺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理论工作者很少有人提出和解决，但“周扬同志”比我们做得好。这样的话拿到今天来看自然可以有不同理解，但在当时从何其芳来说无疑是非常真诚的。这也可以证明何其芳决不会背着周扬另搞一套。我认为，研究文研班的是与非，经验与教训，应该把周扬与何其芳放在一起来探讨，不能把他们分开看。仔细分析何其芳与周扬有关文研班的几次谈话，涉及到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的问题，事实上也找不出什么“不同”或分歧。在文研班存在的几年中，招生标准、教学安排、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前后是有不同的，如文研一班的社会大批判活动，到第二年便全部停下来，等等，这主要是时代氛围、社会环境和需要发生了变化，文研班在工作中作了及时调整。可以肯定，这种调整必然是经过周扬同意并最后决定的。在所有这些地方都不可能存在何其芳与周扬的所谓分歧。

四、大师风采掠影

在文研班学习期间，令人最难忘、最感珍贵的，是近距离地接触了那么多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和大师。

是的，在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化界叱咤风云或堪称“大师”一级的人物，很大一部分，都到文研班讲过课。从周扬、邵荃麟、蔡仪，到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到游国恩、吴组缃、王季思，到田汉、冯至、张光年、王朝闻，以及当时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李泽厚、叶秀山，等等，所有这些文化界的精英，我们都直接见到了，并亲耳聆听了他们的受业传道，——这是何等的幸事！

五十年过去了，这些师长们的音容笑貌，依然飘动在眼前。

头一位站在我们面前的“大人物”是周扬。那是我们入学不久的一天下午，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一、二两个班的学员和几位听课教师七、八十人满满当当挤在一起。周扬由聂真副校长陪同走进来，几乎没有经过介绍便站在讲台前，也没说什么“开场白”便直接进入正题，讲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到办文研班的目的、任务那一篇宏论。我坐在前排，一直注视着他。老实说，过去我对周扬的印象并不很好，从鲁迅笔下，从周扬批判丁玲等人的那些文章，我觉得他是个很难接近的人。但这时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位温文儒雅的长者，和气，稳重，从容，而且，虽然己不年轻，却还有几分“帅气”。他讲话很平和，举重若轻，于随意中含有一种力量和气势，而且很有节奏感，语言像流水一样缓缓流出，不疾不徐，每一句都能送到你心里。真是好口才！他所讲的道理令人信服，他在讲话中所寄托的希望更令人感动。从那以后，我和我的一些同学便逐渐改变了对他的一些看法，有了亲近感。后来我们还在不同场合参加过周扬主持的一些会议，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我曾多次想过，周扬如果不做大官，不去做那些未必出于本心的伤害人的事情，一定是位出色的教师。

与周扬不同，何其芳是位性情中人。我不知道他在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子，而一旦站到讲台上，便激情洋溢，口若悬河，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特点，说是缺少含蓄，太直露，不善于周密构思和布局，——似乎还说过，这样的特点使他不适宜写小说。有一次他讲起刚进城的时候曾准备写小说，那时刚经历过解放战争，亲身参加过解放区农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有许多东西可以写。为了借鉴，他仔细地研读了《红楼梦》（也许这是他后来研究《红楼梦》的开端），然后便动笔写作。他写得很快，不久就有了十来万字。但回过头来一看，书中的主人公到这时还没有出场！他觉得自己实在不是写小说的材料，便把写成的稿子丢在一边，放弃了写小说的打算。顺便说一句，何其芳老师是个胖子，对此他并不忌讳，有时还向同学们诉苦，说是讲话时间一长，便气喘嘘嘘。还谈到有一年他到老根据地去作调查，回到战争年代住过的村子，被认出来，一位老乡一见面就喊着他说：“老何，你发福了啊！”他说：你看，老乡们多会说话，这是批评啊！瞧，何其芳老师就是这样率真！但同学们倒更喜欢他这种性格，更觉得可敬可亲。还有，他的文章很能体现他的这种性格，激情澎湃，气势磅礴，重说理，富诗情，极具文采，真是文如其人。他的评论集《文学艺术的春天》、《论红楼梦》等是我们许多同学都喜欢读的书，他的文章风格对同学们有过深刻影响。

唐弢先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和同学们住在一起，随时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问题。他有时也给我们讲课，因为是名家，而且所讲的问题如杂文写作、鲁迅研究等一般人也都感兴趣，所以听课的人总是很多，除了文研班的学员，人民大学住“铁一号”的其他各系师生也有许多人来听，每次都有一百多人，有时走道上还加了凳子。唐先生似乎很习惯这种场面，听课的人越多他越显得从容，越有精神。与何其芳先生不同，他说话从来都是不紧不慢，一句一句，清楚明白，而且话锋暗含幽默，像杂文一样，不时抖出个冷包袱。再加上他那一口镇海腔的上海官话，使他的讲话更具有一种音乐性，抑扬顿挫，十分动听。说到杂文的写作以及他的经验，他说就是喜欢，年轻时就喜欢读，也写一点，弄得久了，“久病成医”。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当时他说话的样子至今我都能记得。唐先生有关鲁迅杂文的那篇长文，即《鲁迅的美学思想》，发表前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我因为喜欢鲁迅，对唐先生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如《燕雏集》、《海山论集》等也都非常喜欢。唐先生的文字是很讲究的，字斟句酌，凝练涵蓄，富有美感，读了让人觉得舒服。关于写评论文章，关于文字的锤炼，我记得唐先生说过一句话：文学评论，也属于文学，不要辜负了“文学”这两个字。这句话使我永志不忘，终生受益，并在后来多次转告给我的学生，——这也算是传递了唐先生的一点薪火吧。

唐弢先生回文研所后，由缪朗山先生从文研所过来接替他，住到“铁一号”跟我们在一起，同时开设《西文方论》课。这是我们的一门主课，每周两个半天，八个课时，讲了整整一年，分量是很重的。而当时又没有现成教材，缪先生是边翻译、边编写、边上课，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缪先生从从容容讲下来了，而且都说讲得好，真不知这老头儿哪儿来的这么大一股劲儿！缪先生身材瘦小，却声音洪亮，如黄钟大吕；在课堂上，动作也大，激动时常常双臂高举，呈45度角向左右张开，特别是在夏天，袖子滑下来，两臂光光的在空中挥动。那时缪先生还不到六十岁，但颇显老相，头发秃光了，脑门锃亮，头顶尖尖的，加上那瘦瘦的身子，活像个雷公。他的声音也像是打雷！同学们说，声音不必这么大，太费力了，可以小一点儿。他不以为然，还不无得意地说：声音大吗？这算什么，过去年轻时比这更大！缪先生是广东中山人，自幼由家庭延请名师，接受西式教育，掌握了英、俄、德、法等多种外语，后来先后在武汉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热情直爽，喜欢学生到家中问学，且有问必答，引经据典，一定要使对方明白才肯罢休。文研班停办后，他没有回文研所，留在了人民大学语文系，多半也是因为喜欢学生吧。他当年给我们上课时的讲稿和发给同学们的参考资料，后来经过整理出版，就是今天还可以读到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和《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本），这是缪先生留给后辈学子的珍贵遗产了。

与缪朗山先生一样瘦小、精千，而严谨、稳重有加的是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已经有同学在回忆中说到他们，特别是朱先生在课堂上的考查和提问，以及那种刨根问底式的追究，和被提问者的慌悚与狼狈，在同学中已成为笑谈，不必多说。与之相似，一样的严谨、深邃，一板一眼，不苟言笑的，还有讲古典文学的周振甫，讲外国文学的罗念生、季羡林等先生，也不多说了。这里我想说几句李健吾先生。李先生是何其芳老师从“学部”外研所请来的，讲法国文学，主要是福楼拜尔、斯汤达，特别是莫里哀的喜剧。李先生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和多产的戏剧作家，对莫里哀喜剧有深入研究并在创作中深受其影响，所以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各种情节以至细节都是信手拈来；为加深同学们的理解，还随时伴有手势和表演，课堂上不时爆出会心的笑声。这里，我想要特别说的是有关李先生的形象问题。此前何西来兄在回忆中说，李先生“胖墩墩的，西装好像要被胀破似的”，还说他在表演贵妇人的动作时如何“扭动着粗壮的腰肢”等等，我觉得这有些夸张了，与我的印象相距甚远。在我的记忆里，李先生是一位颇为俊雅的学者，像周扬或者说像冯至先生那种类型，更白净，穿着更讲究，也更活泼，幽默，风趣；人过中年，也许看来有点“发福”，但也只是“有点”，还说不上是“胖墩墩的”，至少比何其芳先生要苗条多了。—这也算是一种“观感”吧，谨向与李先生更熟悉的朋友求证，或可作为参考。

在课堂上，与李健吾先生一样活泼好动、边讲边演，使三尺讲台显得格外狭小的是讲“中国戏曲史”的周贻白先生。周先生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著名戏剧家，他在此前后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等就是当时给我们讲课时的讲义。与一般的学院派学者不同，周先生可谓是“跑江湖”出身，早年曾跟随不同剧团跑过码头，粉墨登场。所以他讲起课来，更是绘声绘色，声情并重，对角色、台词、唱腔都有切身体会。周先生身材硕大、健壮，但很灵活，演绎人物，手眼身法，仍很到位。李思孝兄在回忆中曾说到周先生讲《牡丹亭》的名句“姹紫嫣红开遍”时的绘声绘色，这我也是记得的；而让我更难忘的是他讲《西厢记》的“碧云天，黄花地”那段唱词时，边说边演，手势和眼神并用，更是传神。那天在课堂上，他边说边做：当演唱“碧云天”时，手向上指，眼也随之向上看，那里是天；唱“黄花地”时，手向下指，眼也随之向下望，那里是地：唱“西风紧”，眼神随手指从右向左移动，那是表示风从西向东刮；唱“北雁南飞”，眼神又随手指移向前方。这样，上下左右南北，天地四方，全照顾到了。最后是“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天地万物，无不伤怀，都感动了，都哭了。这样归结多么动人，又是多么自然！《西厢记》的这段唱词，我读过多遍，也听过多遍，惟有周先生这一讲，使我最难忘，也最为感动。周先生的课给我们上了一年，后来熟了，他还常介绍我们到中央戏剧学院的排练场去看中戏师生的彩排，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又添了色彩。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件事：不久前从报纸上看到，去年12月4日，是周贻白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戏剧艺术与史学大师，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等单位及周先生部分朋友、学生和家人在京隆重集会，对周先生为我国戏剧艺术发展所做出的“奠基性和开拓性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在这里，我也愿代表当年文研班这一帮弟子，向周先生敬献上一瓣心香。

这样讲下去似乎就很难收住了。不过我还是想再说一位老师，因为我总是忘不了他，就是给我们讲“京剧行当与流派”的景孤血先生。景先生是著名的京剧作家和评论家，在这个圈子里，修养极深，给我们开的这门课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所以讲起来游刃有余。他讲课的风格与周贻白先生完全不同。景先生身材不高，在给我们讲课期间好像始终是穿一套黑色的中式服装，更显得瘦小。站在讲台上，他身子几乎不动，全部的讲课内容，剧情、角色、动作、表情以及服饰、伴奏等，全用一张嘴来叙述，而且也就能说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点令我们惊奇的，是在讲不同流派特点的时候，他多次举出一些经典剧目的代表性唱段，分别用不同流派的唱腔进行演唱，而且是模仿一些著名演员的声腔，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各派的特点。虽然他是用小嗓，而且没有任何手势、表情等辅助动作，但仍婉转动听，极有韵味。真是——震了！还有一点我一直记着，就是景先生说到，在京剧界过去有一些老艺术家，因常年演出，功力极深，演出剧目可达二百多出，甚至更多；这二百多出戏不只是能演某个角色，而是熟知每个角色，包括他们的唱段、念白、服饰、动作，以及整个戏的全套音乐伴奏等等。他说，京剧就是靠这些人发展起来的。真是让人感动！由此，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对京剧艺术和那些老艺术家们又多了一分由衷的敬佩。

真是该打住了，不然不仅更显罗索，文章也太没章法。但说心里话，这些师长们真是令人难忘，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就收不住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先后到文研班讲课的专家、学者约有七十余位，我还能记起姓名和相貌的算来就有四五十人。上面提到的，主要是给我们印象较深或接触较多的一些人，另外一些临时请来讲专题课或作专题报告的专家、学者，还有很多。比如，历史剧《关汉卿》上演，班上便请来田汉先生，讲《关汉卿》和有关历史剧创作问题；电影《红旗谱》上演，又请来影片主要演员、朱老忠的扮演者崔巍先生来讲电影《红旗谱》和朱老忠的塑造，并作为导演顺便讲了电影《青春之歌》的改编和人物塑造问题。在中苏论战日益尖锐的时候，曾导演过《第四十一个》、《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等电影，如苏联的著名《新浪朝浪》电影艺术家丘赫莱德，曾公开发展谈话。攻击中国电影缺乏人性，是敌条主义等等。我们的《文艺报》则以主编张光年的名义发表文章进行反驳，题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文章发表前，张光年先压丽靛文研班来讲述论战形势，宜讲文章内容。这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诗人和评论家，讲话很雄辩，很有气势，不失当年风采；而令我更难忘记的是他那双弯弯的小眼睛，总是笑眯眯地盯着人，透着机智和幽默。

多少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曾经给于我们辛勤教诲的那些师长，过去很少想起，似乎己经忘记；今日说起来，越想越觉得亲近，仿佛仍在眼前。我真希望能走上前去，向他们鞠个躬，说一声“谢谢”，略表我说不尽的感念和敬意。

五、饥饿年代的读书生活

1960年秋季，我们这一届学员入学时，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已揭开帷慕，国内的反修斗争正处于高潮．《列宁主义万岁》等一批反修檄文已经发表，文化战线上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及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如火如茶。我们的前一班“马文兵”的活动正在风头上。

我们一入学就被这样的氛围感染了，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讨论中去。遵照周扬提出的“边学习边实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的精神，准备学习“马文兵”的榜样，也成立写作组，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

但是，“天不作美”，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其影响迅速扩展，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也严重地表现出来。首先是吃不饱，没有力气，也提不起精神；接着是身体浮肿，身上一按一个坑，而且身体越好、越活跃的浮肿越厉害，动弹不得。饥饿把包括我在内的一个个壮汉打翻。冬天来了，暖气不暖；天黑了，灯不明，电力供应不足。许多外面的活动减下来，或停下来，说是要计算“热量”，按“热量”办事。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三面红旗”下的那种热火朝天的局面迅速凉下来，回归平静。

文化界的“反修”热潮和大批判也随之降温。“马文兵”的活动逐渐停止了，我们班拟议中的写作组也不再组织。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地开始了平静的读书生活。同时，也开始各自考虑自己的学习重点和研究方向。

有一种说法，说是我们入学之后分四个专业，或者说是“专业设置分为四组：文学概论组、古典文论组、现代文学组和美学组”。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我们入学之后并不分“专业”，文学概论、古典文论、现代文学和美学等只是大体上的课程内容，每个学员都要学的：所有的课大家都同样要上，指定的书也都同样要看，这里并没有什么“专业”之分。入学的时候，告诉大家要学的都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再没有其他区别。如果硬要说“专业”不同，那是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逐渐有了分别。特别是到最后一年，开始准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因各人选题不同，才有了不同的。

拿我来说吧。头两年，我完全没想过什么“专业”问题，也没听说过还要分专业的事，只知道总的是搞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或者说是文学研究，即在“文学”这个大范围里，搞什么都行。这两年里，我一面跟大家一同听课，一同读老师们指定的必读书，同时也抓紧时间看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书。那时候我喜欢看的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二是鲁迅著作。这也是我从大学时期就特别喜欢的。关于俄国文学，在上大学时就十分迷恋，曾自夸不会比俄语系学生读得少，——自然全是译本；到了文研班，除了继续读名家名著，也集中读了“别、车、杜”以及高尔基等人的一些论述。而关于鲁迅，过去一直在不断地读，上大学时读了全集，那时是“白本”，没有注释，许多内容看不明白，是硬着头皮读，但仍喜欢；上文研班时，注释本《鲁迅全集》陆续出版，又读了一遍，收获很大，并结合何其芳、唐弢先生的有关文章和文艺界的讨论，开始研究一些问题，主要是鲁迅小说，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私下里写了三篇文章，而且在心里有点想模仿何其芳老师的念头，文章都写得很长，关于《阿Q正传》的一篇大约就写了两万多字。这些文章当时只有关于《狂人日记》的一节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虽然很不如意，但也受了一点鼓励。

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最初曾想写鲁迅，觉得己经有了一些积累，会容易一点。但又想到应该利用文研班的教学环境、图书资料和教师指导条件另外开辟一个领域，使自己以后的路子更宽一些。考虑再三，就选择了当时还很少有人关注的郭沫若研究，并决定从读他最初的作品、从他作品最初发表时的原貌、从他生活和思想的原点开始。选题一旦定下，心里很是兴奋，虽然肚子吃不饱，但每天跑图书馆、查资料，还是很带劲。文研班最后一年的时间，除了上课之外，差不多都用在这上边了。而这也成为我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开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围绕这个课题先后写了一百几十万字。也因此，有的朋友就以为我在文研班是学“现代文学专业”的。而其实，这是个误会。

其他同学，后来不论是搞文学概论的，搞古典文论的，搞美学或其他专业的，当时的情况与我以上所述，都大体相似。

六、毕业以后

文研班三年，同学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个梦，除了共同的学习内容，各自也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谁都不肯放松。大家都知道这段生活是多么珍贵，都在比赛着把青春年华投放到书本上。

真的，这段生活是多么宝贵！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同学们相聚，都会谈到这一点。文研班三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机遇，一种幸运。首先，这里有周扬、何其芳等这样几位极有权威、有见识而且深谙文学和文学教育规律的领导和主持人，由他们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教学规划，并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加以调整、完善，使学员受到更充分、更有益的教育。其次，是凭着周扬、何其芳的旗号，顺利地请到了国内一批顶尖的专家、学者到班上来讲课，阵容之强，水平之高，在中国来说，可谓既是空前，也是绝后。因为这样一批教师，不要说以后难得再有，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再把他们凑在一起，请到一个课堂上！他们的道德、学问和风采，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还有他们所独有的那种“气场”，将伴随和影响同学们的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这个期间—特别是我们二班从入学到毕业这三年里，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恰好是在两个“左倾”思潮中间的一个低谷，形成一种难得的思想相对宽松、自由，束缚相对较少的一段时期，是一种比较适合读书、适合做学问、适合人才成长的环境。所以说，文研班的出现以及它的办学方式，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本身就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种种条件和种种举措都是不可复制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恰恰让我们赶上了，说起来是何其有幸！

1963年夏天，我们毕业了。全班40名同学，其中32名分别来自全国近20个省区，入学前均己有各自的工作，毕业后除有个别调整外基本上又各自回本省区原单位工作。剩下的8名同学都是原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本来是要全部留在新成立的语文系，因计划改变，又面临重新分配。大家一面读书，一面等待，到年底也全部落实下来，各自走上自己的岗位。

那时大家都年轻，对未来满怀憧憬。希望无论到哪里，都能发挥自己的所学所长，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但是，就在我们将要走上工作岗位这个期间，国内形势又有了一个大的转折。阶级斗争的弦骤然绷紧了，而且越绷越紧。文化战线上的大批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全国上下，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生产第一线，学工学农，改造思想。文研班的同学回到原单位或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课，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或者是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运动”），而且一下去就是一年，或者更长。这一拨“下放”刚刚结束或还没结束，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再次坐下来认真地翻开书本，对大多数同学来说己是八十代初期，人到中年。这中间的近二十年，是磋跄岁月，和岁月蹉跎！

当然，在这期间，每个人所处的地区不同，环境不同，遭遇也不同，各自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相互间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千差万别。其中有两位同学没有能从“文革”的灾难中爬出来，其余的人也都遭遇了不同的磨难。但是不论多么困难，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还是在文化和教育岗位上坚持下来。而且，即便是“悲观绝望到了顶点”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往日师长们的教导，坚守了知识分子的风骨、正气和良知。那时有人说知识无用，读书越多越愚蠢，甚至连上文研班也被说成是罪过：对这种高论我们没有人表示认同。如李思孝兄所说，那年月，“理智告诉我，文研班没有错！在那政治支配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沙漠中，只有回忆文研班的学习生活，才是个人拥有的真正的自由权利，也只有回忆文研班的学习生活才得到些许文化盛餐和精神享受。它甚至成为一种动力，支撑我熬过那漫漫黑夜，迎接文艺复兴的曙光”。这可以说也是我们许多同学共同的经历和感受。

从文研班毕业后，我们的工作和事业，认真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是我们班多数同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的二十年。尽管已是老牛夕阳，但都兢兢业业，自勉自励，勤奋耕耘，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都成为高层次的专家、学者。作为人梯，或作为铺路石，每人都做出了自己的奉献，也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文研班我们这一届学员，最后所能达到的成就，要远低于预期。客观地说，这主要是历史造成的，其中的许多教训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共同的，应该铭刻在时代的纪念碑上，供后人记取。但是，我们不想也不愿把责任全部推给历史。就每个人的经历而言，这里边也有各自是否能恰当地面对历史、把握机遇以及各自的努力程度等因素在，这应该是由各自反思和总结的。而这中间的分寸，就要请后人来酌量了。④

①研一班的学员中，最初有几位是“旁听生”，算不算正式学员当时未有定论。全班同学最后毕业的时间又有先有后，中间相差一年。所以班上的人数一直说不准确。近日据一班学兄何西来说，仔细算来，该班同学总数应是三十九人。

②还有一点想说明，我由于留在系里工作，后来和系里曾参与文研班工作的一些教师如何洛主任的主要助手丁浦、纪怀民等老师便有了较多的接触，和文研班一班留校的陈宝云等在以后许多年里更是朝夕相处，有时也谈起有关文研班的往事。这也使我于有意无意间多知道了一些情况。

③本文所引用或转述的周扬同志的有关讲话和意见，参照了文研一班何西来、缪俊杰及二班李思孝等学兄的有关回忆文章，谨此致谢。(2011年8月20日校）

④本文曾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求是园名家自述》第二辑，该书已于2012年9月出版社。稍后，该文又刊发在《新文学史料》（季刊）2012年第二期。

阎焕东简历

中国现代文学教授，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37年生，祖籍河北大名县，邯郸是第二故乡。

1956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保送进入人民大学与中科院文研所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196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中人民大学停办期间曾调首都师大和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回人民大学。1991年调文化部工作。

主要著作有专著《凤凰、女神及其他――郭沫若论》、《郭沫若自叙――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巴金自叙――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老金自叙――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报告》、《巴金的青少年时代》等，参与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丛书等。另有各类文艺论文、评论、随笔、散文等约3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