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一号”之忆（二则）

马成生

一九六零年秋季，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直到一九六三年秋季毕业，在北京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整整住了三年。

同班的陈仰民学长，非常热心于集体之事，于去年十月下旬，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组织了文研班的同学会，在北京母校开会，使阔别近五十年的老同学，无比愉快地欢聚了两天（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会后，又动员大家撰写回忆录，记述一些学习、生活中的情事，便于大家“怀旧”。在此，写下二则。

一、“集体化”

记得六零年九月，去西郊校本部参加了开学典礼之后，便组织全班三十余位同学集体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集中在大寝室阅读、讨论。讨论中有两个重点：一是，深刻理解“战争不可避免”，“和平过渡是幻想”，也就是“修正主义”：二是，紧密联系思想，找出自己的毛病。这段集体学习时期颇长，好象直到十月（因日记破损，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学习结束时，系里纪怀民老师说：“我们创造了一种学毛著的新方式”。自己在这段集体学习中，写了一则感想式小文，原题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在十月十五日《人民大学》二版发表时，改题为《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

十一月一日，打了背包，集体步行去丰台卢沟桥附近的黄土岗中匈友谊人民公社香丹大队劳动锻炼。主要是扎风障、收白菜、甘兰菜入窖。十一月十五日，集体背了铺盖，步行回校。路过天安门广场，路边人说：“好像一排民兵”。

接着，班里便酝酿集体创作一事。

十二月廿八日，全班十多个同学去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一号诗人阮章竞家，围着火炉，请阮诗人介绍《白云鄂博交响诗》的创作背景、诗歌形式、主人公形象塑造等。元月五日，又去红一楼丙组唐弢老师家，听讲关于《文学的民族化问题》。这都是为参与文学评论工作作准备。

班里要搞这种集体化写作，既受到一些老师的鼓励，又直接受了我们前面的文研一班的影响。我们先请文研一班来介绍经验。他们曾取了两个集体笔名，一个叫马文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尖兵，一个叫文效东——文章仿效毛泽尔。先确定一个题目，而后分段收集材料，分段执笔，最后由一个人统稿而成。运用这两个笔名，他们已经在《文艺报》、《文学评论》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已有相当影响。我们仿效他们曾取了一个笔名——向东，拟了两个题目，一个是评论当时各地歌颂毛泽东的新民歌，另一个是评论上述阮章竞的《白云鄂博交响诗》。本人也多次参与收集材料、讨论、撰写等一些工作，但因自己浮肿，长期淡食，乏力，未能坚持下去。而寒假之后，集体写作组也便解散了，两篇论文都没有写成。

二、“难得的文化大餐”

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学期开始。

自上学期将结束时，即元月九日，大家听朱光潜教授讲《关于黑格尔美学的一些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开端。本学期开始，学校便邀请大量名家为我们研究班作专题讲座，这在别的学校是不可能有的。为此，人们称之为“难得的文化大餐”。现顺次把“大餐’，记述如下：

二月二十八日　　赵　澧　如何学习外国文学

三月六日　　　　罗念生　古希腊文学

三月十三日　　　罗念生　古罗马文学

三月二十二日　　罗念生　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答疑

三月二十七日　　李健吾　欧洲古典主义时期文学（一）

三月二十八日　　李健吾　欧洲古典主义时期文学（二）

四月十一日　　　杨周翰　中世纪欧洲文学

四月十七日　　　李健吾　欧洲古典主义时期文学答疑

四月？日　　　　？　　　但丁及其《神曲》

四月二十四日　　管　珑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一）

五月三日　　　　赵　澧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二）

五月二十二日　　赵　澧　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

五月二十九日　　冯　至　《浮十德》浅说

六一年下学期

十月十七日　　　蔡　仪　当前有关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

十月二十六日　　游国恩　谈谈治学

十月下旬　　　　王达津　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始讲）

十月二十一日　　王达津　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结束。前后共五次）

十月三十日　　　　何其芳　关于学习、研究文学的问题

十一月二十四日　　王季思　中国戏曲流派（一）

十二月一日　　　　萧涤非　乐府民歌漫谈

十二月八日　　　　王季思　中国戏曲流派（二）

六二年一月十六日　王达津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上、下午共讲了七个小时）

六二年上学明

三月一日　　　　林　焘　怎样使用工具书

三月十九日　　　王燎荧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月四日　　　　钱钟书　中国文学批评史几个问题

四月十八日　　　中央美院程永江　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从印象主义到野兽主义》

四月二十五日　　中央美院教师　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二）

四月三十日　　　周贻白　中国戏曲发展概况（一）

五月四日　　　　景孤血　京剧行当与流派（一）

五月七日　　　　周贻白　中国戏曲发展概况（二）

五月十日　　　　景孤血　京剧行当与流派（二）

五月十四日　　　周贻白　中国戏曲发展概况（三）

五月十六日　　　蔡　仪　文学的本质与特征（一）

五月十七日　　　景孤血　京剧行当与流派（三）

五月三十一日　　周贻白　中国戏曲发展概况（四）

五月三十日　　　涂武生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

六月二一十一日　涂武生　关于美学的一些问题

六月二十二日　　缪灵珠　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一些问题

六月二十八日　　缪灵珠　初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若干问题

六月二十九日　　唐　弢　谈谈有关现代文学史的一些问题

六二年下学期

九月四日　　　　蔡　仪　文学的本质与特征（二）

九月七日　　　　何　洛　文学与社会生活

十二月十二日　　何思敬　介绍《神圣家族》中《巴黎的秘密》

十二月二十二日　水　夫　当前苏联文学概况

附：周振甫先生讲《文赋》，黄肃秋先生讲《文心雕龙》，讲课的次数都较多，具体日期，大约是在王达津先生讲课之后不久，还有宗白华先生讲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些问题，田汉先生讲关于中国现代戏剧的一些问题，季羡林先生讲《印度文学》等等，因笔记本不全，只凭记忆，有些连题目也记不准了。本文他处，也可能有谬误，望各位学长正之。

珍藏的记忆

蒋金虎

在考取（内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理论研究班（以下简称“文研班”学习已经五十年之际，2010年金秋十月，我们“文研2班”的同学，聚首北京，又回到了铁狮子胡同一号，那天，我们是在校部参加文学院建院50周年庆典后来到这里。步入曾经的校园，我们兴冲冲地到处走走看看，在钟楼、教室、宿舍，每到一处，留影合照，还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去。我们似乎在寻找什么，期待什么，也许是希望时光能倒流，还像当年那样在这里学习生活，却忘了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此情此景，触动了我把当年那美好的学习生活追忆回来的冲动，也激发了我践约的热情，于是有了这份对三年在校学习生活和校外文化生活的追忆，一段珍藏在心底里的记忆。

校内的学习生活

我们“文研班”学习生活的地方，不在西郊校部教学区，而是在东城铁狮子胡同一号（又称张自忠路3号）。这里曾经是北洋军阀时期，段琪瑞执政府的所在地，“三·一八”惨案英烈们的鲜血在这里门前流淌；日本侵华时又将陆军司令部占据在这里；是一个充满政治历史风云变幻的地方。不过，这些历史陈迹己经淡去，我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所感受到的，是一草一木和各种不同样式建筑的真实存在。

大门临街，木质构造，中式大屋顶，红门红柱。门前一对石雕的狮子，透出几分威严。

走进大门，抬头看到的一组建筑，据说整体风格是仿英国维多利亚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耸的钟楼，从直观上就可以感受到，其风格明显受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影响，而局部的装饰又有巴洛克风格的痕迹，是建筑风格的折中。大楼清一色由青砖砌成，给人一种冷峻的感觉。

在主楼的北面有东西配楼和后楼，我们的宿舍和教室在这一组建筑群的正东低大约六七个台阶的洼地上，组成为一个更大的院落。楼房砖木构造，有走廊、廊柱和护栏，房子比较破旧，记得我们宿舍的走道，走起路来地板还会咿呀作响，整个教学区，和钟楼相反，倒是令人觉得暖意融融。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宿舍的南窗因为它代行邮箱的功能，从这里，我享受过甜蜜的回味，也承受了失意的折磨，是我青春的祭坛。

我们就是在这样比较简陋的环境里，聆听老师们的讲课。当时我们是和“文研1班”的同学合班上课，两班约计78人；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则有十多位，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也有天津、山东的一些著名高校；据说还特地从上海把著名的杂文作家唐弢老师从上海请来做我们的专职教师，真可谓名师济济一堂。这样的师资配备，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国外恐怕也是少有的。我有幸做为学生中的一员，深感无上荣光。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还想把老师的任务说明情况，追忆如下：

我们是请朱光潜老师讲《西方美学史》，宗白华老师讲《中国古代美学史》；缪灵珠（郞山）老师主讲《西文文论史》；请当时《美学原理论》编写组成员如王朝闻、洪毅然、周来祥、李泽厚等分别讲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蔡仪、唐弢是我们的专职教师，也不只一次地给我们讲了相关问题。

在此基础上，还请了多位名师作专题讲演。其中有，罗念生老师讲希腊文学、讲悲剧；冯至老师讲德国文学、讲歌德；李健吾老师讲法国文学、讲莫里哀。请游国恩老师讲治学经验，他勉励我们做学问要努力做到“日知一所无”；请钱钟书老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请周贻白老师讲《中国戏曲史》，他例举《西厢记》，其中谈到张崔幽会时的一句台词“角门儿呀的一声”，他边说边比划，很见戏曲功力，博得满堂笑声。

还请田汉谈创作，谈话内容己忘却，只记得他文质彬彬，说话细声细气，“四人帮”说他是“四条汉子之一”应该被打倒，很难联系起来。

我们“文研班”的班主任、著名诗人、文论家，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老师，也多次来看望我们并讲话，记得有一次是访越归来，给我们讲越南的文化现状，就在钟楼底层的小礼堂。讲演中，何老师儒雅的风采，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周扬副部长来过我们班视察，“系办”把我们集中到一间教室，说是见见面，不料竟讲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是难得听到这样精彩的即兴演说，留下了十分美好和深刻的记忆。他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为传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努力工作。其中不无玩笑的开场白至今还犹在耳，他说，你们实在是自视甚高啊，居然自诩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尖兵，引得一片笑声。他说的是我们师兄曾用的笔名——马文兵，当时他们用这样的笔名发表的文章。不过，这件事与我们无头，我们倒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自由自在地义度过了短暂但十分美好的学生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聆听这些名师的授课，收获是多方面的，现择其要来说说。

一、治学态度

这里要说的是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们的影响，这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让我们终身受用。应该说给我们授过课的老师，在这方面都有值得我们称颂和铭记的。这里仅以朱光潜老师为例，说说我的感念。

应该是1962年，我们主修美学的同学，都曾到“北大”聆听过朱老师主讲的《西方美学史》。那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门在文科教材会议上决定，把西方美学史列入教材编写计划，朱老师接受了这个任务，可以说，朱老师是一边编写教材一边给我们上课的。讲台上的朱老师温文尔雅、娓娓道来的风采，至今历历在目。在听课过程中和课程结束以后，出于兴趣，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朱老师的专著和其他一些有关文字，毕业后在工作中更是少不了翻阅，渐渐地认识到，朱老师的治学态度，或且说治学精神，可以用两个字来加以概括，那就是“坚守”。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变幻，他总是坚守对于美的奥秘的探索，把一生都献给了美学事业，成了我国为数不多的一位卓有成就的美学家。

朱老师在193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大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喜欢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

从以上的“自白”中可以看到，朱老师的美学之路，是几个兴趣点聚合的结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有了朱老师一生对美学的辛勤耕耘，直至晚年。

朱老师的美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这一时期，正如朱老师自己所说的，是康德—克罗齐派的忠实信徒，他的大部分精力是用来研究和阐发康德、叔本华、尼采、克罗齐、立普斯、弗洛伊德等的美学观点，因为这一派的立足点是直觉与形式，代表了近代西方美学的主流。但他又看出他们各自的局限，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因而他又吸收了柏拉图、卢梭、黑格尔、托尔斯泰等的道德主义观点，通过综合构造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不过，从总体来看，我以为这一时期朱老师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层面来探索美的奥秘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和《诗论》。

朱老师美学研究的后期，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代表作是《西方美学史》和《谈美书简》。这一时期，经过50年代对美学问题大讨论和对朱老师美学思想的批判，朱老师逐步由唯心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西方美学史》就是朱老师接受马克思主义后的第一部力作，这部著作，也就是我们到“北大”听他讲课，他边教边编写美学史教材时写成的，可以说我们见证了这部书稿的诞生。这部著作分上下两册于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意义在于，在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考察西方美学史，以及如何正确地认识与评价西方美学两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谈美书简》的出版，则标志着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诸如美的本质、形象思维、美感等一系列美学的基本问题所做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它揭示，美学要进一步深入，必须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化已有的成果，并将两方面恰当地融合起来。这一点看似平凡，却凝聚了朱老师一生的甘苦。

可以看出，朱老师的美学之路并没有走完，但他己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美学思想遗产。其中，他从唯心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仍然不改初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探索美的奥秘，这对于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学者来说，这份对美的探索的“坚守”，实属不易。但是，朱老师终于坚实地走了过来，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学业绩。

这种“坚守”的治学精神，在给我们任课的老师中，不胜枚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念生老师，他一生从事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希腊雅典科学院曾给予高度评价，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全世界四人获此殊荣，他是唯一的中国人。

在学术领域充斥急功近利、追名逐利不正之风的今天，朱老师们这种“坚守”的治学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并大力加以张扬。

二、学业进步

1、专业知识的拓宽

拓宽，是说通过《西方文论史》和《西方美学史》的学习，进一步理清了西方文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大学期间学习过欧洲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参加工作后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当助教，主要工作是听课和下班辅导，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西方文论的历史；在“文研班”的二、三年级通过上述《文论史》和《美学史》的学习，补了这方面知识的缺失。同时，也深浅不同地了解掌握了上述不同时期西方文论主要代表人物的文论思想，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化时代的贺拉斯、郎吉诺斯，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但丁，文艺复兴时期的薄伽丘、达·芬奇和卡斯特尔维屈罗，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布瓦洛、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英国经验主义时期的培根、休膜、博克，法国启蒙主义运动时期的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鲍姆加通、温克尔曼和莱辛，等等。

以上诸名家的文论观点，一一陈述，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这里只想简单的说一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当年，缪郎山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曾组织我们分小组讨论过他们两人（或拍拉图）的文艺思想，并要求每人做发言提纲。无意中，我的这份现在纸张己经发黄只剩柏拉图部分的发言提纲还在，所以现在再来回忆一下他们的思想，有一种亲切感。

柏拉图的美学艺术观，现在还能留下一些记忆的有如下几点：

其一，美是理念。柏拉图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念世界，由许多具体事物所构成的物质世界，则是理念世界所派生的，柏拉图正是从这种“理念论”出发来考察“美是什么”。对于“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或“一匹母马、一个汤罐也可以是美”的争论，柏拉图认为，这是把美的事物和美的本质混为一谈。强调要区别“什么是美的东西”与“美是什么”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指个别美的事物，后者则是指“美本身”，即一切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这“品质”就是理念。所以“美是理念”。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接触到了美应该体现理性的内容，也有它可取之处。

其二，诗人不受欢迎。这里所说的不受欢迎，如果用柏拉图自己的话来说，则言词更加严厉，叫做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之所以至此，原因有二：一是艺术作品不真实。柏拉图倒是主张艺术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摹仿，但是现实世界只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所以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就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不可能是真实的。二是因为诗歌和一切摹仿的艺术对人心产生坏的影响。根据当时的伦理学说，人的灵魂是由理智、意志和情欲组成，情欲是人性中的无理性、低劣的部分，应该受到理智的节制。但是诗歌和摹仿的艺术却往往去满足人们的情欲，悲剧餍足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从同情旁人的痛苦和悲伤中得到快感，使这些情欲失去理智的控制。按照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方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教育培养“保卫城邦”的人、一种所谓有“正义”的人，这种人既有勇敢精神，又能节制自己，听命于哲学家的统治。上述对人心产生坏影响的文艺，显然和这种教育培养的目标相左，理想国当然容不下他们了。总之文艺要为政治服务。

其三，“迷狂”的作用。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处于“迷狂”状态下的产物。柏拉图认为，一切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优美的诗篇的，而是由于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他们得到创作灵感，因而失去理智而陷入“迷狂”，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才创作了艺术作品，或且说，艺术创作只是代神说话。有一种说法，生活中常见一些诗人、艺术家生活邋遢，行为怪僻，就是因为经常处于“迷狂”状态所致，或许有一定道理。提高来看，“迷狂说”，注意到了审美和艺术创造中的一些特殊的心理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理智和逻辑思考，有它自己的特点，是有可取之处的。

柏拉图的观点，很像说故事，手上又还有当年小组发言提纲的残稿，所以迫忆的多了点。

提起亚里士多德，我首先想到的是他说过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系柏拉图的嫡传弟子，但是文艺观相左，他的这句简单的话语，表明了他对老师的尊重，更说明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与胸襟，可以说是那个“爱智慧”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写照。简短的话语，包涵着深刻的内容，流芳千古。

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专著《诗学》，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文艺观，处处表现出对老师柏拉图美学艺术观的批判与匡正，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从诗与历史的比较中阐明艺术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与历史的不同在于：历史叙述己发生的事，已发生的事，往往有许多纯粹偶然的东西，缺乏内在的联系，就像当时的编年纪事体历史所做的那样；而诗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可能发生的事，则可以体现必然。亚里士多德进行这样的比较，主要用意是要说明诗不应该只摹仿现象，还必须（也能够）通过现象揭示本质。诗所表现的是揭示了事物本质的真实。回答了柏拉图认为艺术作品不真实的指贵。

其二，悲剧的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是在给悲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中提出净化作用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或译‘陶冶’）。”

对于定义中提出的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从而引起后世学者的各种推测和不同看法。什么是净化？一种意见认为，“净化”是借用宗教术语，取其“净罪”的意思，悲剧的“净化”作用就是把怜悯与恐惧中的不良成分涤除干净，以恢复心理健康。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净化”是套用医学术语，取其“宣泄”的意思，认为悲剧的净化作用是怜悯与恐惧的情绪因发泄而得到满足，从而导致情绪的缓和、心理的平静。以上两说均遭质疑，于是有了第三种意见，认为要正确理解悲剧的净化作用，必须做到两个联系，一是联系亚里士多德谈音乐时对净化作用的看法，即将净化一词与“治疗”一词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二是联系亚里士多德所处时代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认为，人作为政治动物，其美德与人的激情和行动有关，激情有过多、不足和中间之分、过多或不足都不好，只有中间才是最好的，才是美德。据此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的净化作用，就是通过悲剧的欣赏和熏陶，使怜悯与恐惧两种情感达到适中，既不使它太强，也不使它太弱，从而使观众保持心理健康，对于道德修养也大有裨益，也回答了柏拉图攻击诗和一切摹仿的艺术对人心产生坏影响的攻击。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有趣的传说，说是他的脑门开阔，一次坐在一块石头上思考问题，一只鸟大概误以为那脑门就是一块石头，竟飞落在那里歇息。当然，这是笑话，但是有一点却是真实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博学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说明了他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它对后来美学和文艺发展的影响。

以上对《诗学》中一些观点的追忆，挂一漏万，实在是愧对先贤，也愧对缪、朱两位老师。不过，通过文论史的学习，起到了读书卡片的作用，给以后的读书教学提供了方便，也是不言自明的。

2、治学理想的追求

“文研班”学习三年的另一进步，则是培养了一种比较阔大的胸襟，使我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能够注意追求一种比较高的学术品味，不屑于为一时的名利所累。

有一种说法，说是北京的居民心气都比较高，原因是他们生活在皇城。我对于治学所以会有比较高的追求，生活在北京也大有关系，这里高校众多，人材济济，文化氛围浓厚，生活其中不能不受到感染，而对自己在治学上有较高要求。

当然，这种高要求，主要得益于课堂学习，特别是我们用时最多的西方文论史的学习。通过文论史学习，我认识到，在西方文论发展的不同阶段，那些有代表性文论家的观点，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层面，对于美和艺术的本质或相关问题，提出了富于创造性和有生命力的观点，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一份宝贵的美学和艺术的理论遗产。面对这份遗产，我总感到自己永远是一个学生。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代表性人物，著名美学家狄德罗关于美的本质的看法，“美在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在关系”告诉我们，对于事物的美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看，而要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中去看，对此，狄德罗以高乃依的悲剧《贺拉斯》中“让他死吧”这句台词为例，作了生动有力的说明：认为，如果孤立地不从关系着眼去看这句话，就无从断定它的美丑，但是如果知道了这是一位老父亲在两个儿子已经战死，又鼓励自己最小的儿子，去为亲人报仇，也去为祖国的荣誉而战，出发前，女儿很伤心想劝止，于是老父亲说出了“让他死吧”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明白了这层层的关系，“让他死吧”这样一句本来说不上美丑的话，就逐渐显出它包含的深意，显出它的崇高庄严。狄德罗“美在关系”的观点，对后来西方美学艺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后来的社会学派，强调联系一定的社会环境来考察文艺的主张，就是在方法论上受了“美在关系”说的影响而提出的；再后来马克思提出的“美的规律”的论点，也可以看出对于“美在关系”的传承岁在西方文论史上，类似狄德罗“美在关系”这样深刻又富于生命力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比比皆是。所以，通过西方文论史的学习，也就渐渐培养了自己在治学上应该向高处看、往高处走的高要求心态。

与此同时，还得益于老师。前面说过，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他们在一定的学术领域，用毕生或大半生的精力，孜孜以求，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朱光潜老师之于美学、美学史的研究，李健吾老师之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冯至老师之于德国文学的研究，还有钱钟书老师之于中国古代诗论的研究，周贻白老师之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等等。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构造了一种治学的境界，并以此来引导自己，约束自己，希望自己不要辜负老师的言传身教。当然，我深知自己是个凡人、俗人，人性的弱点，我全都占有，以上所说，永远只是我的一种精神追求。

校外的文化生活

铁狮子胡同一号（以下简称“铁一号”）属东城交道口地区，地处北京城区中心地带，这样的校址位置，给我们的出行提供方便，以至于每次上街往往会有仍在校园内漫步的感觉。北海、什刹海、天安门广场和故宫，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在我的心里成了学习相关中国封建史的课堂。

游北海乘十三路公交车或步行都很便捷。我们常常是从后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开阔的水域，波光粼粼；团城、白塔，都只在视线的尽头，汉白玉石雕砌的北海大桥倒是清晰可见。北海的自然景色四季分明，而夏日的清朗则是我的最爱。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人，是我盛夏在一座小亭侧畔留影，寄给想念儿子的母亲；是我从恩彬同学身上脱下风衣穿上，在一道栏杆前以积雪为背景的单身照；是九龙壁前与一同考入研究班学习的哲学系学生、同事、老乡的两人合影；还有，是全班同学春（或秋）游时的集体照，那时，个个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终身难以忘怀。

游北海，也粗知一些历史知识，很早的时候，北海只是北京城里一片名不见经传的水域。中间有个小岛叫“瑶屿”，公元10世纪，建都北京的金人开始在这里修建园林，扩大了瑶屿，改名叫琼华岛，后来，元大都将琼华岛作为城中心，所以民间才有了“先有北海，后有北京”的说法。而琼华岛上高高挺立的白塔与白塔寺，则是清顺治皇帝下诏修建的。也就是说，从辽、金、元、明、清以来，北海就是帝王的宫廷园林，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了。

细想起来，与北海后门相对的什刹海，并没有亲历游过，只是进北海后门时看上几眼，但是却还留下一些记忆，那就是深秋时节水面上的残荷，从岸边落叶的树枝看去，一派了萧瑟的野趣。这里，有名的醇亲王府和故事，保存完好的胡同及浓浓的京味风俗，国母宋庆龄的故居，等等，都只是听说，十分遗憾。

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可以在“铁一号外面的“十条”乘坐四路环城公交或走路，都十分方便，记得从“铁一号”南侧的剪子胡同，经华侨大厦、王府井大街，步行约5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所以，对我们来说，去天安门广场是件寻常事，说不清到底去过多少回了。不过，能留下深深记忆的，只有几次。一次，是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那是60年9月的最后一、两天，我己经如期到“铁一号”报到，因为一件行旅被运去西郊校部新生接待处，我专程去取，要返回时，刚好一部小卡车要放空回“铁一号”，征得司机同志同意，我带着行旅上了车。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经过一段行程后，车子既然驶进西长安大道往东前行，刹时间，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天安广场，这些早己从报刊上熟悉的宏伟建筑，一下子全都真真切切地在我眼前铺展开来，我兴奋不己，倏地从当作座位的行旅箱上站起，贪婪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面对此景，我如果用心潮澎湃来形容，应该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车子继续前行，经东长安大街，向“铁一号”奔去。就这样我满怀喜悦和希望，开始了我新的学习生活。

又一次，是与肖景星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踏雪，我和老肖都来自福建，课余我们常有小聚，北海就常留下我们的身影。这次踏雪，应该是缘起于好奇，因为在我们福建老家没有这样的机会。第一次亲历，过程并不轻松，深一步浅一步地前行时，免不了走得不稳当，需要相互搀扶，但充满了欢笑。此情此景，令人永生难忘。

其实，当年我们同学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融洽的，与同学结伴出游，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登长城。一个周末的夜晚，我们观天象，推想北京地区将有一场大雪，假如赶去八达岭长城，将可以观赏到，毛主席在《沁园春·雪》所描绘的雪封长城的景象。于是，我和思孝、宝贤、重生同学第二天一早就赶往西直门乘坐西去的火车，我们赶到了八达岭，可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派茫茫的枯黄。我们的妙想没有实现，不过，面对长城，那蜿蜓铺展开去的气势，给了我们很好的补偿，当时虽说没有“好汉”的感觉，但是却让我们真切的体验到了心旷神怡的滋味，而且我们还一身冬装在长城上合影，留下了永久的怀念。

此外，还必须提到的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体活动，或迎外宾或庆“五一”、“十一”。我们是列队在长安大道一侧，行注日礼欢迎非洲几内亚总统杜尔访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此类活动，激动不已。有一次，庆“五一”或“十一”，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席地而坐，左右手持不同颜色的纸花，为大型表演提供背景，结束时，欢呼雀跃涌向天安门城楼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意。

迎外宾或参加“五一”“十一”庆典，都是一种仪式，它具有集中注意力，形成统一思想和行动，从而净化心灵，提高思想境界的社会功用，因为在庆典的过程中，主持人与参加者以及参加者与参加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于是形成一种合力。我们参加迎外宾的仪式，当迎宾车队在武警的迎宾摩托车队前导下，徐徐向前行进，外宾在我们国家领导人陪同下乘坐敞篷小车在我们面前通过时，我们整齐划一地行注日礼以示欢迎，内心充满了对来自黑非洲友好国家元首的敬意，增强了我们对我国对非洲友好外交政策的意识，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我们参加“五一”或“十一”庆典，要早起床，提前集中，到场后，不管扮演什么角色，都要参加庆典仪式，升国旗，奏国歌，礼炮轰鸣，主持人宣布庆典开始，北京市主要领导人讲话，最后是群众游行。在这庄严盛大的庆典过程中，我们都被溶化了进去，产生了统一的思想，一致的行动，祝贺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天安门广场，我体验到了仪式的精神力量，净化了心灵，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

天安广场去的次数多了，它的历史也就大致记住了一些。天安门广场曾是明清封建帝王统治时代紫禁城正门外的一个宫廷广场，东、西、南三面用围墙围成一片普通老百姓的禁地。明成祖朱棣从1417年营建北京，宫殿建成，天安门广场也在此时修建。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扩建了天安门广场，遂成今天规模，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

天安门广场与故宫，可以说是一体的，不过进故宫却是另一番情景。

当时，进故宫参观是要买票的，即便这样，我还是去了多次，有自己去的，也有陪同外来的同学朋友去的。也许是去的次数比较多，所以无意中收集、阅读了一些介绍故宫的材料，因此我参观故宫就经历了一个从感性直观的漫游，到突出重点，从感性提高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一年级的时候，参观故宫就是漫游：进天安门后，经端门、午门，再过太和门，这里好像有一个比较宽阔而明亮的场地，稍作停留，就顺着所谓外朝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内廷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走去，直到御花园。一路走来，皇帝和嫔妃们的生活趣事，常常会吸引我的好奇，另外御花园中有一座用石头堆起的假山，高约二米左右，据说九月重阳，皇帝和他的妃子们就在这里登高过节，这故事对于我这来自多山的福建学生来说，未免觉得滑稽可笑。漫游故宫，应该说一下，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与文化的缩影，因为从商周时代到清朝末年各式各样的文物，应有尽有，比如青铜器、彩陶、玉器、石器、瓷器，比如名家书画、文房四宝等等。不过，对于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只是走马观花，看个热闹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至今还留下比较鲜活印象的是参观珍宝馆，当时洋人进贡的一些自鸣钟之类含有一定科技元素的物品。

走出故宫北门——神武门，就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景山，逶迤的山上郁郁葱葱，有高低错落的五座名亭，还有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的“歪脖子树”等等，都只是匆匆一游。景山给我留下真切印记的是，“五一”或“十一”之夜，和我老乡、高中同学、“北大”毕业后在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任法语译员的章邨人，登临山上观看焰火，饱览了“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奇妙夜景。

比较用心地参观故宫，是通过学习美学，对建筑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建筑是和人类一同成长的，最初的建筑是遮风避雨的场所，只有实用的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技术的发展，才渐渐具有审美的性质，直至有了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和园林建筑等等非凡的创造。尽管这样，建筑仍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这是建筑的重要特点。建筑的审美特点，主要表现为造型美，这种美，不是直接地模仿和再现自然和人自身，而是偏重概括地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的精神面貌、理想与情趣的形式美，比如宫殿就象征性地反映了帝王的权势理想，园林建筑则反映了高官巨贾们寻求自然美的情趣。建筑的造型美或且说形式美，主要是采用布局、空间和体形等手段来加以表现的。

故宫从明代永乐年间建成到1911年清代皇帝退位，是明清两朝最高权力中心的代表。那么，它又是怎样通过布局、空间和体形来体现这种最高的权力，也就是皇权的呢？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太和殿。从这座木结构的建筑上，我们往往首先体会到的是皇权的至尊，因为从近处看太和殿的体形是高大的，它高30.05米，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在所有建筑中它是最高最大的，再从远处看，从正阳门到太和殿有三个高峰，即天安门、午门、太和殿，太和殿是高峰中的高峰。高大，在感觉上是令人体验到至高无上的，而个人则感到十分渺小。其次，从这座木结构的建筑上，还让人体验到了皇权的威严，这也是站在太和殿放眼从南往北看所产生的效果，因为从正阳门到太和殿全长1700米，假如我们站在天安门外向北遥望，透过天安门、端门、午门的通道所见到的是一个门洞套一个门洞，而且愈来愈小，最后视线消失在太和殿的台阶上，这种笔直纵深的空间变化造成一种神秘而严肃的气氛，让人感到生活在这里的主人皇帝的凛然，体验到皇权的威慑力量。另外，故宫的整体结构布局，还让人体验到了秩序，因为故宫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各个建筑都是在一条由南到北的中轴线上展开的，中轴线两侧的建筑保持了严格的均衡、对称。整然有秩是体现皇权的至尊和威严所必须的。

以上，就是故宫留给我的记忆。

纵观从当年的御园北海再到天安门广场，特别是故宫，掀开的是一页由几组建筑书写的历史，它让我比较形象直观地感受到了我国的宗法式封建社会：在家，是父父子子，在国，则是君君臣臣，父与君的权威、尊严，天经地义、勿容置疑，而且由一系列历史形成的秩序予以保证。

这就是以上宫庭建筑留给我的启示。

“铁一号”的地理位置不仅为我们走进历史文化遗迹，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为我们亲历现实的文化生活，提供了便捷。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的文化生活，是指遍布城区的剧场、书店和各种展览所提供的，进剧场看戏，参观各种展览、到书店淘书，成了我们课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

到剧场看戏，首先要提到的是首都剧场，这里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场地。那时，对于首都剧场一直怀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它是我们的紧邻，从我们“铁一号”往西走几十米，然后进南剪子巷走廿分钟左右就可到达。另外，首都剧场本身，也具有一种令人想亲近它的魅力，记得它是一座淡黄色典雅而古朴的建筑，进入剧场要穿过一片空地拾级而上，台阶的间距有意设计的较小，使得人们能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淡去一身的劳累和周边的嘈杂。进入剧场，这里古典华贵，又透出和谐沉稳的氛围，很适合观众随着大幕的拉开进入戏剧的情景。

对于我们来说，首都剧场虽是近在咫尺，但是要能够观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并非易事，主要是门票不易得到，剧院卖票时，我们大都在上课，不能旷课买票，所以我们的票源主要靠演出前的退票。等退票需要耐心和机敏，又是很有情趣的一件事，“北京人艺”的门票，可以说一票难求，很少退票，粗略估计大概在百分之一、二，所以要等到一张退票非有耐心不成。等退票的最佳时段，是在开演前的半小时左右，那时持票者都有些心急，求票者如果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迅速做出反应，一张退票往往一瞬间就与你擦肩而过，让你懊丧不迭。那时，也许我是个学生，博得一些持票者的垂爱，往往主动找到我小声地问要不要退票，并且年富力强，反应不慢，得到一张退票并不难。在我的记忆中，等退票从未落空，所以在那三年间“北京人艺”的演出剧目大都看过。

在进入剧场观赏演出之前，稍为留心就可以先睹为快，看到一场“生活版”的人生戏剧。舞台是王府井大街北面的一截路段，这里没有闪烁的霓虹灯和嘈杂，街灯通明，但又显得清静。夜幕下，从南北两个方向，匆匆走来的人们，大都是往首都剧场方向走去，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大致可以分清是过路的行人还是观众，过往行人的脸部表情比较复杂，难以揣测，而来观赏演出的观众则简单得多。他们个个脸带幸福的微笑，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这些带笑的人们，衣着虽然简朴，但神态自若，从容淡定，像是一群“朝圣者”走进殿堂，艺术的殿堂。当年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物质的匮乏，没有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北京人艺”看戏，已经无法细说每个剧目的内容和观感了，现在尚能从尘封多年的记忆中追回的有两方面：一是亲身体验了话剧的民族化表演。从有关资料得知，五十年代初，焦菊隐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院长曹禺）兼总导演，带领一批艺术家在《龙须沟》、《虎符》、《骆驼祥子》、《雷雨》、《茶馆》等戏的创作中，在话剧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不过，就我个人来说，生不逢时，没能赶上观赏，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一些感性直观记忆的是《蔡文姬》。五九年初，史学界、文学界掀起为曹操翻案之风，在这个背景下，郭老创作了剧本《蔡文姬》，因为涉及政治，对此剧的创作有不同看法，不过郭老笔下的曹操，一反过去戏曲舞台上的白脸奸相，还曹操以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面貌，还是有历史依据，值得肯定的。我也随流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使我观赏《蔡文姬》演出时，比较容易走进剧情，加深记忆。另外，在演出过程中，有一个场景，几乎满台都是人，对视觉造成很大冲击，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这是第二幕的开始：文姬归汉，告别匈奴。剧本规定：开幕后“一对对侍女与仪仗从两侧走出，继而右贤王与周近上场”，但是凭借焦先生对话剧与传统戏曲的深厚艺术修养，简单的一句“剧本提示”，居然被发展为一段十分精彩的戏剧片段，其中处处呈现出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元素。比如对于“一对对侍女与仪仗”，焦导是这样表现的：在钢锣的泛音中，两个手托方垫的胡婢，从舞台深处两侧对称的飘然而出；继而，在缓慢纤细的锣声中，一对对手持仪仗的胡兵，踏着同样的节奏，对称地从舞台深处走出；当音乐又从纤细、轻快变得浑厚有力，六对胡婢、八对仪仗胡兵在舞台上变换队形、纵横交错，浑厚有力的音乐又加长号，顿时，舞台上造成满台是人的场面和庄严、隆重、热烈的气氛。可以看出，这里对于胡婢、胡兵的调度，就是借用了戏曲艺术中“龙套”的手法，焦先生曾经反复强调：“话剧向传统戏曲学习什么？我认为，主要是学习丰富的表现手法，而不是它现成形式……。”以上所介绍的对一句简单的“剧本提示”所进行的二度创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二是培养了对话剧艺术的兴趣。话剧这种舶来的艺术，又被叫做“文明戏”，青少年时代，在我生活的小县城里，只是听说过，或看过师范学校学生的业余演出。第一次观赏专业剧团的演出是上大学的时候，在福州观看省话剧团演出的《家》（曹禺改编），当时所在的中文系，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曾搬演过《阿Q正传》，很是风光一时，我们都看过，但毕竟是业余的。凡此，对兴趣的培养，当然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对话剧艺术兴趣的养成，主要是在北京，在首都剧场观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在这里连续观看演出先后三年。三年来兴趣是这样铸就的。

其一，高水平的表演。借用演艺圈的说法，当年“北京人艺”的演员，应该说都是“角”，记得，三、四十年代就在演艺界走红的舒绣文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则有耳熟能详的朱琳、刁光覃、胡宗瑥、童超、于是之、英若诚、朱旭、蓝天野，等等。由这些“角”来扮演名剧中的人物，其表演的境界可想而知：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传达的思想感情明快而又耐人寻味。面对这样的表演，观众是可以很好地进入戏剧的规定情景，逐步接受演出所要传达的内容。经过一个过程，“爱屋及乌”，也就渐渐熟悉、喜爱戏剧体裁的一种样式：话剧。

这也是符合看戏常理的，被称为“票友”者，他们之所以热爱戏剧，甚至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就因为他们或偶然机遇或喜爱，所以经常看戏使然。

总之，对话剧的兴趣，是在不断的看戏实践中形成的。

其二，仪式的作用。戏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仪式，古希腊戏剧就是一种祭神的仪式。上面说过，重大的节庆作为一种仪式，具有巨大的整合人心的社会功能。戏剧作为一种仪式，则具有巨大的审美功能。戏剧，是通过演员观众共同参予的一段现实或历史的生活流程，也就是故事情节，达到提高思想陶冶情操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从演员到观众，从观众到观众的这种三角的反馈作用，于是使戏剧演出具有强烈的整合人的意志的审美效果，在社会转型期，戏剧演出倍受重视，并取得良好的宣传、鼓动效果，原因在此。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德国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席勒的剧作《强盗》，塑造了一位敢于反抗暴政的“强盗”式的英雄，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所以上演时，剧场群情激愤，其激烈的情形，当时的评论者竟形容为“像座疯人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上演的《白毛女》，也有类似的审美效应。以上两例，就是戏剧作为一种仪式能够整合人的意志的生动例子。不过，这里所说的整合人的意志的作用，指向的是对社会的态度，而我们所说的仪式的作用，则是指观众在观赏戏剧演出时，在演员与观众、观众与观众的互动中，也会在接受演出内容的同时，把意志力指向形式、指向戏剧的一种样式话剧，从而培养了对话剧的兴趣。这是我观赏“北京人艺”的演出，培养了对话剧兴趣的另一个原因。

当年，我买了不少戏曲类的书，诸如盖叫天的《粉墨春秋》、《梅兰芳舞台艺术五十年》以及四大名旦中其他几位的谈艺录，还有川剧艺术家的谈表演，等等，但是却很少进剧场听戏，现在还能追忆起来的只有三次：一次是在“二七工人俱乐部”观赏盖叫天的专场演出，是逃课买的票，有活武松美誉的盖叫天，那天演出的就是武松戏。现在还能追忆起来的是，满台就他一人演独脚戏，一个“龙套”也没有，其次是传神的亮相、金鸡独立的造型，惊叹他断脚自己再接后还能有如此的功力。

在北方昆剧院看过昆剧，最后，在长安剧场观赏过京剧，只记得在售票处邂逅赵丹和他女儿赵青，父母俩的亲密让人惊奇。为什么听戏的次数这么少？大概只能这样来解释，听戏没有看话剧那样明白晓畅，也体味不了戏曲艺术诗的韵味。“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那时进剧场听戏，大概也就是看热闹而已。这里却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就是这种看不明白畅晓，又体味不了其中韵味的戏曲艺术，却成一生的所爱，这其中的原委，大概就是它诗的韵味吧。

进剧场看戏，还应该留一笔的是，在青年艺术剧院观赏过话剧《文成公主》，在天桥剧场观赏过芭蕾舞剧《天鹅湖》或《睡美人》。

写到这里，到剧场看演出，就可以划上句号。

接下来要说的是看展览。当时举办的《雷锋先进事迹展》、《西藏和平解放成就展》，相信在京的大学生都去看了，系里也组织我们参观过，这是政治任务，不过也确实很受教育，特别是解放前西藏农奴悲惨的生活，展出有活活剥下的人皮，和剜下的人的器官，真是触目惊心，多年后想起还受到很强的震憾。但是我这里更想说的是，“铁一号”优越的地缘条件提供的方便所看到的展览，值得一提的也是两次。一次，在中央美院的展厅（院址在王府井）展出我们福建籍画家李耕的作品，李耕祖籍福建仙游，擅长人物画，他笔下的人物，线条简洁，神态逼真传神，好像宗教意味很浓，作品意蕴深厚，过目难忘。

又一次，是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个人藏画展，虽说是个人藏画，但是题材、风格多样，其中有一部分在当时还被视为禁区的裸体画。我们在修美学的同学曾经在中央美院听过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之子，一位留苏的西方美术史教师程永江，系统地介绍讲授过西文现代美术流派，讲授过程中借助放影机播放了许多名画，其中不乏裸体画。但是比较起来，苏氏藏画表现女性肉欲的部分，显得更加放肆，以至于看完展览，从不敢与同学们言说。现在回想起来，苏氏的这部分藏画，大概就是所谓的“春宫画”吧！对于此类画作，其意义恐怕只在于诸如线条、色彩一类的技术性手法可供借鉴，其内容是应该予以否定才是，不知当否？

以上记叙的校外文化生活，主要是多次游历过北海、参观过故宫，在天安门广场的个人游历和参加庆典；比较经常到首都剧场和其他剧场观赏话剧和戏曲演出，参观美展。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形象、直观地接近建筑艺术、戏剧艺术和绘画（其中有国画也有西洋画），凡此种种，也可以说是一次次的艺术实践，我想这对于我们关在学校里学习西方文论、学习美学，应该是有益的补充。学习理论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贵在用理论来说明实际问题。在校期间，我无意中朝这方面努力，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想我多少是收获了一些“瓜”、“豆”的。这是“铁一号”给我们创造的条件，谢谢“铁一号”！

拉拉杂杂，不觉写了逾万言，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一句话，假如还有来生，我愿重回“铁一号”再学习生活三年！

蒋金虎简历

我改名蒋今武。福建省龙岩县人，在家乡读小学、中学；1954年龙岩一中高中毕业，参加全国高考，被原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1960年夏母校派专人来福州主持研究生招生工作，万幸被录取。

1963年文研班毕业后，我仍回原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曾主讲《文学概论》、《马列文论》并开授选修课《悲剧研究》；由国家教委领导组组的摄制卫星电视教材工作，我们教研组接受了拍摄《文学概论》的任务，我是主讲人之一，承担了全课程近半的任务。有多篇论文在有重点刊物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