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的“蜕变”

李思孝

  

我生也晚，知道“朱光潜”这个名字，己经是在解放之后。具体说，是50年代中期的美学大讨论中。其时，他是背着十字架，深自忏悔和救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读了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又读了蔡仪揭他政治上老底的文章，我认为他是一个“反动文人”，连他自己都承认他的“反动性”，这一点难道还有错吗？

然而，随着讨论的逐渐展开，随着我读他的著作越来越多，觉得这个“反动文人”很可爱，很吸引人。且不说过去他出版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那样脍炙人口，多少年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还向我啧啧称慕：就他在美学大讨论中发表的文章而言，我觉得也是最富学理，最具文采的。比起蔡仪的“典型”说，李泽厚的“实践”：说，高尔泰的“主观”说，我更倾向于他的“主客观统一”说。我曾经自问过：“你是不是中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毒素，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了？”

不，我是重在表现，依据事实，慢慢改变了对朱光潜先生的看法。

1948年底，国民党在溃败大陆前夕，曾实施了一项抢救学人计划，蒋介石亲自派飞机到北平，想把一些知名学者运到台湾，朱光潜名列其中。但他始终没有走，据他女儿朱世乐后来回忆说，是因为她当时正患骨结核，不宜移动。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朱世乐也说，父亲不想做寄居别处的寓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动员父亲留下来。事实上，当时只有胡适等十几个人离开了大陆，绝大多数知名学者都留了下来。如果我们想到，抗日前期，朱光潜曾通过何其芳、卞之琳带信给主持延安鲁艺的周扬，表达自己想去延安的愿望，那么，朱光潜最后留下来就绝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准备的。

不错，在抗战中后期，在四川成都、乐山任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经不住国民党的拉拢，朱光潜上了国民党的贼船，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抗战胜利后，还在北平赴过蒋介石的宴会。他的文章，多发表在《宇宙风》、《战国策》等右翼刊物，甚至《中央周刊》、《独立时事社》等反动刊物上。但别忘了，那是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特殊时期，国民党政府被认为是正统，参加国民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朱光潜也是这样。重要的是：在国共两党进行生死决战的紧急关头，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最终抉择时，朱光潜决定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这一实际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解放以后，朱光潜的身份发生了逆转，从一个受人尊重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被批判、被改造的夹着尾巴做人的臭知识分子。这当然是大势所趋，时代使然，但他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污点，尽快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所以常常取得可以说是主动的态度。1949年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的《自我检讨》，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时离北平和平解放还不到一年，而离正式掀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早了将近一年。所以有人说，他的这篇自我检讨，开了新中国检讨之先河，是不为过的。文章说，他个人的转变，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受大潮流的推动，这个大潮流，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它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整个中国，使它从黑暗走向光明，而他个人的转变，只不过是大海巨浪中的一点小波纹。从文章中我们得知，朱光潜在改造自己思想的过程中，抓住了三个关节，一是哲学，二是历史，三是理论和政策。哲学，主要从《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学习。历史，主要从《联共党史》中去了解。理论和政策，则主要来自《毛泽东选集》。应该说、这三样东西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总揽全局的；理论和政策是管现在的，是行动的指南；而历史则提供经验和证据，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在这样的框架之中去学习，去改造，真可以说是抓住了此中三昧。

1951年开始北京各大学组织了两个土改参观团，分别开赴华东和西北。朱光潜参加了西北土改参观团，在陕西省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东大村待了一个月。这是根据毛泽东指示，要知识分子去过“土改关”的，说是“参观”，实际上是要进行自我改造的、所以有人把这叫做“土改”，它要求知识分子，越是自我作贱，越是自我否定，甚至“自虐”成狂。才越是受到欢迎。作家肖乾在湖南岳阳参加土改后，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中，说自己向上爬了三十多年，参加土改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向下爬，竟然发现，他同农民的距离，不是因为别的，“而主要是因为我的来路不明”。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喜过望，认为“写得很好”，要求宣传部门“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而所谓“来路不明”，岂不是连自己的生的权利也否定了吗？这是典型的“原罪”感。靠这篇“原罪”感，知识分子就可以度过这“土改关”，实际上的“土改关”。朱光潜参观完土改后，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虽然没有像肖乾那样作贱，但“原罪”感的内容是相同的，所以也就度过了“土改关”即“士改关”。

当然，知识分子最大的“关”，是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把儒家提倡的“内省”，同斯大林推行的“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内外夹攻，直到他们自我检讨，向无产阶级投降为止。但这还只是一面，即“听其言”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即“观其行”的一面，这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即在实践和实际行动中检验你的检讨是真是假，从而决定你是毛泽东所说的“口头革命派”，还是“完全革命派”。

接下来，是政治运动的频发期和密集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错误倾向；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展“肃反”运动；开展反右斗争，等等。每一个都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有些人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偏偏在反右派的斗争中马失前蹄，倒了下去。庆幸的是朱光潜竟无一例外地闯过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确立的“先求立而后求破”的方针。即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放在第一位，总之，要听党的话，党教干啥就干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老实实，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一招儿真管用，我们看到，朱光潜往往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他批判胡适说：“有人或许还存幻想，以为胡适或许还可以改造。这是不明白胡适的本质。他曾盲目到底、一反动到底。他常自比‘过河小卒’，谁曾见过过河小卒能走一步回头路？”他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时，现身说法，加以对比，说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赤裸裸的，而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层层伪装的。他把克罗齐美学思想的一套，完全套在胡风头上，倒也显得顺理成章。他批判章乃器、储安平，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这些“右派”头面人物，往往激昂慷慨，掷地有声。比如，他说罗隆基要通过“招兵买马”、“秀才造反”、“引狼入室”，把知识分子勾引到复辟资本主义户把这个革命带到殖民地的道路上去。

这些极端的话语，很难说出自朱光潜的真心和本意，但作为特定语境下的“政治符号”，是适应当时的政治生态，满足“上有所好”的口味的。就其本色而言，朱光潜是一位视其事业为生命的虔诚的学者，为了学术，为了创造条件继续他心爱的美学研究，他必须拿这些“政治符号”，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哪怕拂逆真心和本意，也在所不辞。这是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表现，这是可悲的，不幸的，我们尽可以哀其不幸，却不可以怒其不争，因为如果他“争”的话，他就会同他所批判的对象一样，面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死路。

也不能说，他那些极端的话，全都不是真心实意的，起码他对马克思主义还是真心实意服膺的，他的学习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他是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于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去。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而且成效卓然，这体现在他晚年的全部论著中。学得了马克思主义，使他如虎添翼，他对学术观点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品格，要想驳倒他，不再那么容易了。朱光潜从马克思主义里尝到了甜头，他开始对马克思著作粗制滥造的翻译有些不满了，他凭着他深厚的、熟练的外语能力，在晚年重新翻译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若干非常重要的章节。在我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比某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要高明。当有人问他：如何学习美学时，他的回答是：“学好马列第一义”。这应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是经验之谈。

同许多解放前即有重大成果，解放后却收获甚微，被人称作“茅盾现象”，“曹禺现象”，“何其芳现象”等等相反，朱光潜在解放后的学术成果，大大超越了解放之前。可以说，解放后，是朱光潜学术的第二个青春期，他是老当益壮，“老树著花无丑枝”。这从两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他是盗火者。发源于西方的“美学”及其论著，能介绍到中国来的，甚为寥寥。是朱光潜，像普罗米修斯盗火那样，把西方的美学论著一部一部地翻译到中国来。他翻译的，都是柏拉图、维柯、席勒、黑格尔、克罗齐等大家的经典著作。而且是其中最深奥的，如黑格尔的《美学》，或者并不为人知和看重的。他翻译黑格尔《美学》时，把德、英、法、俄等多种文本进行比较、对照，尽量做到忠于原著，准确无误。他翻译维柯的《新科学》时，已逾八旬高龄，每天还像大学生一样，到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占一座位，准时而来，准时而去，埋头书案，目不旁鹜……其情其景，十足令人感动。正是他的呕心沥血，辛勤劳作，我们才得以坐享其成，阅读到那么多美学经典。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无人企及，功德无量。

其二，他是点火者。在朱光潜之前，虽然邓以哲在清华，冯文潜在南开，宗白华在中央等大学，都开过美学课，但听者寥寥，堪称冷门。宗璞当年在清华听邓以哲美学课时，只有两个学生听讲。解放以后，朱光潜在北大讲美学，讲美学史，便兴起了大学美学热：他参与了美学大讨论，便兴起了社会美学热。不仅如此、在，“四人帮”、垮台后，他又兴起人道主义热，这是美学热的又一表现形式。1979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突破了文艺创作和理论中的两个禁区：即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批判文艺创作中“人情味”太少，“道学”味太重时发问：“难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要变成和尚和尼姑，不许尝到，也不许表现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他以他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理论回答道：“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看做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

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强烈，很快形成热潮。又是发文章，又是开讨论会，三年多的时间，光文章全国就发表了400多篇，朱光潜成为这股人道主义热的真正始作俑者。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十年浩劫，朱光潜幸存了下来，他不仅没有消极落魄，反而青春焕发、老当益壮、拨乱反正、主动出击。除了发表上述文章外，在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发表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时，朱光潜读后很高兴，像找到了知音似的，马上给王若水写了一封信，表示热烈支持。

可惜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由于辛勤地写作、翻译，朱光潜的身体慢慢垮了，而又得不到社会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到城里来开会，还得自己搭车回北大的家。公交车挤不上去，等出租车，等了好几趟，来的都抢着载外国人走了，把他晾在一旁。夫人、女儿都埋怨他：“你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做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他说：“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得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不搞、就没人搞了。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维柯的《新科学》，就是这样抢时间翻译出来的，这是万幸。但是，已经晚了，他己经灯干油尽了。1986年，他脑出血，想用校医院的车送医院，校医院说没有车不给派，想借担架，还得先交押金。等办完手续，抬到医院时，大夫都去吃饭子。跑到校车队去拦车，等拦到车，送到友谊医院时，因为耽误了抢救时间，可惜一代美学大师，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我从50年代中期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知道“朱光潜”这个名字开始，就一直关注并跟踪他卯学术活动，他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要阅读，往往先睹为快。60年以后，又有幸听他讲课。尽管我是一名学生，一个局外人，但我敢说，我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朱光潜的“蜕变”。

大学毕业后，我于196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研究班，第一学期就请朱光潜来讲黑格尔的《美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光潜，是一位干瘦的花白发老人，但目光炯炯，很有穿透力。讲课时，正像季羡林先生所描写的，两眼常常翻看天花板，大概是若有所思或有所回忆的一种习惯动作。他的讲课，不太生动，但一板一眼，条理分明，没有废话。如果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论文。

第三年度，我们听他讲西方美学史，这是他在北大给研究生开的课，每周一次。我们乘坐人大的校车，到北大未名湖畔第一教学楼二层的一个教室去听。他要求特别严格，讲课前，都要针对前一堂讲的课提问，弄得我们很紧张，因为如果回答不出来，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所以逼得我们上课前都要复习前一堂课的内容，准备好应付提问。庆幸的是，一学期下来，我一次也没有被问到。

同某些花里胡哨的讲课不同，朱先生的讲课，很朴素，很扎实，使人真有所得。我曾把我的心得，整理成三篇文章，分别论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德罗的美学思想，我不敢当着同学的面交给朱先生，而是从邮局寄给他，要求批阅和指教的。当他把我的习作退还我时，我发现他披阅得十分详细，有评判，也有褒奖；不仅指出错误，而且提出修改意见。这使我很感动。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因为时间来不及子，遂作罢。虽然只听了一学期，但有头有尾，很完整。它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它在我国是破天荒的著作，对我则是启蒙的著作，真正向我打开了通向美学殿堂的大门。接着我又听了缪朗山先生的《西方文论》课。谬先生解放前曾执教于朱先生掌事的武汉大学，他们是同事和同行，他的课，可以看作是对朱先生课的补充。

朱先生讲美学时，要求我们两样东西：一是要学好外语；二是要熟悉一门文艺形式。我尽量按着朱先生的要求去做。我选择了绘画这一艺术形式。每到星期天都跑到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北海画舫斋，中央美院展览厅，琉璃厂荣宝斋观各种画展外，为了学习外国绘画，我把它同学外语结合起来。我学的是俄语，我就翻阅苏联百科全书，专看上面对著名画家的介绍，除此以外，我还经常阅读《文学问题》、《哲学问题》、《电影艺术》、《星火》等苏联杂志，结果很有收获。学得了一些绘画知识，同时也提升了俄语阅读水平。在此基础上，我翻译了一本俄文小册子《爱尔米达日》，是介绍圣彼得堡爱尔米达日博物馆的。还从《青春》杂志上翻译了上面连载的《时代的风貌》，是介绍俄国19世纪的“巡回展览画派”的。这使我学习美学不再显得抽象了，而是有了一定的平台和坐标。我深深感到，朱先生的指点是正确的，可行的。他自己就是通过《诗论》、《悲剧心理学》等具体的文艺形式，举一反三、触通旁类，来研究美学的。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也完全符合笃克思关于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两种科学研究的方法。”

1963年，我从人大文研班毕业，原来是留人大语文系的，结果分配到南开中文系。我自信学得不错，对去南开满怀憧憬，我想去开美学课，把我学的满腹经纶传授给学生。万万没想到，刚到南开报到，尚住在学校招待所，就要我去河北抚宁县参加“四清”。四个月后，回到学校扒只给学生上了一学期“文学概论”，又去天津杨柳青镇参加半工半读试点。呆了一个学期，又让我去河北枣强第二次参加“四清”。这一次时间更长，达10个多月，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近3年的时间，我几乎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一切都身不由己，唯一自主的，就是回忆文研班三年的难忘学习时光，那简直就是享受可以解－馋的文化盛宴，而作为这文化盛宴主菜的，就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

1966年9月，我有机会到北京看大字报，我特地到北大西语系，不用说，朱先生的大字报特别多，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漏网右派”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是早已料到的。我最担心的，是他年近七旬，身体瘦弱，他经得住吗？

意想不到的是，他度过了十年浩劫。1978年，我调回北大中文系，曾在刘烜同学陪同下，专去看望朱先生，想不到他乐观自信，精神状态非常好。刘烜还特别提到我当年给他寄作业的事，我是不好意思提到的，朱先生当然是不记得了。他最关心的仍然是外语，他说不懂外语学不好美学。我告诉他，我原来俄语还不错，因为朱先生的美学文章中提到过苏联美学家阿斯穆斯（B·φ·Ac Myc），我告诉他，我也读过阿斯穆斯的《18世纪德国美学》这本书，而且我还知道，在30年代斯大林反对所谓“形式主义”的斗争中，此人表现极“左”，竞说“形式主义”的根源，存在于反对社会主义的土壤之中。我这样说，借以说明我的俄文程度。但经过“文革”，俄文都忘光了，我现在正在自学英语卜。朱先生很高兴，他说英语用处更普遍，嘱我一定要学好。

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我收到书后，马上带了一本上燕南园朱先生家，想请他指教。没想到刚一见面，他就说，他浏了一遍，写得不错，马恩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都讲到了。这使我感到错谔，甚至有点莫名其妙。当时，他的在安庆师院任教的侄子朱式蓉正在家，他告诉我，上海文艺出版社早就给朱先生寄来了你的书，朱先生收到后，就看了。我听了后，疑团才消解了，而且特别高兴。朱先生鼓励我再接再厉，继续深入研究马恩美学思想，取得更好成绩。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朱先生会面。1984年，我有幸作为访问学者，访问荷兰莱顿大学半年，其间曾到德国、卢森堡、比利时、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访问，或者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参观著名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收获颇丰。回国时，想坐火车取道苏联，这样可以参观我翻译中提到的列宁格勒的爱尔米达日博物馆和莫斯科的特列奇雅科夫画廊，结果未能如愿。回国后，我计划拜访朱先生，汇报我访问的观感，求他赐教，但忙于上课，我住在校外，上完课匆忙回家，一时挪不出时间，总觉得以后会有时间。没有想到，再一次听到有关朱先生的消息，竟是他不幸逝世的噩耗。

总观朱先生的后半生，应该说，他完成了一次“蜕变”。这使他虽然不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但起码他适应了新的政治生态和新的学术环境，尤其是他一定程度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使他获得了主动，得以在美学领域自由驰骋，游刃有余，著评之丰，无人望其项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美学遗产。使人每想起他，便不由滋生一种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