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宗师教诲

朱恩彬 

 

杜甫晚年有两句诗：“多病所需为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我现在也是如此。自大儿英年早逝后，我就心灰意冷，叹人生之短暂，生命之脆弱。景星兄逝世前一月给我寄来他最后的诗作，我写了一首小诗以答谢。曾言：“君虽体病诗泉涌，我却无心在论文”，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又多病缠身，更无心写点什么。

思孝、仰民学弟，多次来电话与书函，再三敦促我写点回忆，言之情深，实难再拒，只有写点，以补缺席。

我们这个研究班，是在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倡导下开办的。班主任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任何其芳先生。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一代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人才。授课教师多是文研所研究员、北大知名教授以及国内名流学者。有机会聆听这些顶尖学者专家的教诲，无疑有一种满足感与幸福感。但因为是集体授课，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缺少对学员直接的个别指导。我选择的学习方向是美学，平时始终得不到一位专家的具体指导，一切只靠自学。不过还好，1960-1963年这三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一切政治运动停止了。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运动干扰，能好好读书的三年。

五十七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淡忘了，但一些宗师的教诲还是永生难忘的。记得入学不久，何其芳主任给我们发来一本阅读目录，共300部，囊括古今中外经典文艺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我一下被震住了。心想，三年不睡觉也读不完呀。这却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增强了我学习的紧迫感和主动性，迫使我去拼命地读书，这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提起授课，我首先就想到宗白华先生。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为我们讲了大半个学期的中国古代绘画及园林建筑美学。他说中国古代绘画与西洋绘画有个根本不同的特点。中国画是远点透视，而西洋画是定点透视。中国画讲气韵生动，山水画具有音乐性，画面注重“黑”“白”关系，讲究诗情画意。中国古代园林艺术讲究“曲径通幽”，常用空间的“间隔”和“借景”等艺术手段来形成和扩展各种不同艺术空间。当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大开了眼界，提高了我对中国古代绘画与“园林建筑”的鉴赏力和浓厚的兴趣。文革中我曾两次专访了苏州的“颐园”、“拙政园”等园林，以体验先生的理论指点。

在讲课技巧上，使我不能忘怀的有两位先生，即李健吾和吴组缃。李健吾是文研所研究员，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莫里哀的剧作大多是他翻译。吴组缃是北京大学教授，知名作家。李先生讲课很有风趣，在分解莫里哀作品《伪君子》中的达尔杜弗这个艺术形象时，他不仅理性地分析了人物极其虚伪的本质，而且非常善于用眼神、动作等肢体语言表演出人物的精神状况，不时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他的讲授，使我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者有了更深的了解，体察到古典主义的特点，不仅仅是讲“三一律”，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单一性，并把这种单一性格特征推向极端，不像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品，注重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吴组缃先生只给我们作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的专题讲座。他讲授时，不紧不不漫，有条有理，很善于用形象的语言评论作品的人物，讲述一个深刻道理。记得他在评论贾宝玉这个形象的思想矛盾时说：“贾宝玉这个人物的反封建意识是不可能彻底的，就像一个人坐在一棵大树的枝干上，用斧子砍树枝，他不能狠砍，因为树枝砍断了，他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会摔死的。一个仍然依靠封建体制生活的人，思想上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这两位先生授课虽然风格各异，但形象生动是共同的。他们一直是我后来讲课学习的榜样。

唐弢先生，文研所的研究员，他是位杂文家，现代文学专家。他只给我们做过一次专题报告。题为：《要做开路人》，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启示。他说：“做学问，写文章，要勇做开路人，敢于发前人之未发。文章不在于长短，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见地。唐人陈子昂写的一篇《与东方左史此修竹篇序》，全文仅有230个字。在这一短文里，他勇敢有力地批判了晋、宋以来的‘文章道弊’、‘彩丽競繁’，偏于形式忽视内容的弊端，倡导诗歌汉魏“风骨”的优秀传统，自觉树起诗歌革新旗帜，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唐先生的报告警示我们，写文章不要拾人牙慧，人云亦云，那是没出息的。少说些大路边的话，多一点自己的见解。

使我更难忘的是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学问渊博、治学谨严，精通七国外语。他说他的讲义中所引用西方名著的语言，曾不用他人的译文，全是按原文亲译。这自然使我肃然起敬。朱先生为我们授课的时间最长大约有一年吧！记得那时每周人民大学都要用专车将我们送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本科高年级一起聆听朱先生讲《西方美学史》。这份讲义，后来经整理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在中国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巨著，在这之前从未有过。它从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直到近代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翔实的梳理。给我们这些美学初学者指引了一条宽阔的学习道路。随着他的指引，我认真阅读了一些西方扩美学名著，  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歌德的《文艺谈话录》、别林斯基的《文学论文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等，并做些笔记。不过通过朱先生的授课，同时也使我陷入了一种徘徊，或者说苦恼，深深地体会到要想研究好西方美学，不懂外语，不学哲学是学不好的，看看西方这些著名美学家，都是哲学家。美学本是哲学的一部分。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攻读美学专业的我转向学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不懂外语，哲学根基浅薄。

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一开场曾说：“我这本讲义，在文字上大家可以提些修改意见，内容上无需提。”这两句话也曾引起我微微一笑。当时心想先生的文字简洁而明丽，学生们无法比，至于观点上如何就不好说了。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对美学有过大讨论，我非常关注，读过李泽厚的《门外集》，也读过一些朱先生的争论文章，我倾向于李泽厚的观点。入研究班后又细心地读了朱先生解放前的《文艺心理学》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著作。听了《西方美学史》课后，我觉得朱先生的美学思想，解放前倾向于克罗齐，五十年代的争论中转向了黑格尔。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又来源于黑格尔，为了弄清楚两者的联系与不同，我下功夫读了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手稿》、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后写了一篇11000字的文章，对朱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寄给《新建设》杂志，一个月后回信说准备摘要发表。后来再无回音，稿子也未退还，不了了之。现在想来，1962年还处于饥饿的年代，整个学术界一片沉寂，争议大概是不合时宜吧！1986年我发表的《人化的自然与美》一文，还有那篇文章的影子。

2000年7月，朱思彬赴加拿大前，与部分文研二班同学欢聚在李思孝家。

前排左起：王珂、谢荷芬、林文碧

后排左起：张钖厚、李思孝、滕云、朱恩彬、陈仰民、张祖彬

 

最后想提一下我的毕业论文。同学们大概也都记得，我们毕业论文的命题都是自定的，没有任何导师指导，写完后交给学校。学校再根据论文的内容，指定导师。我的论文题是：《论情感在文艺创造中的地位》，指定的导师是文研所副主任兼《文学评论》杂志主编的毛星先生。我预感到有些不妙。因为在入学之前，我读过他一本文学论文集。知道在五十年代中期，文艺界有过的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毛星先生是否定文学家思维的特殊性的，对形象思维持否定态度。我的毕业论文是在肯定形象思维基础上突出了感情在整个形象创造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他收到我的论文后，约我到文研所面谈。果然对我论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我无法接受，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当时我又有病在身，毕业临近，重新换题，已经不可能。因此，面谈可谓不欢而散，文章也没再修改。有人误解我不谦虚，我也只好用亚里斯多德一句话来答复：“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了。后来毛星先生并没有给我一个“不及格”，划了个“良好”。我十分敬佩先生在学术上对学生这种宽容精神。后来在教学中，常以毛星先生为榜样，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这篇16000字的论文，后来随档案寄来山东师大，文化革命中丢失了。1978年我发表的《形象思维浅见》中还有那篇论文的痕迹。

几乎十年不动笔了，现在连有些字都忘了怎么写。这短短的回忆文字，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天，真是老得不行了。“宗师”们早已作古，以此，作为学生对他们的纪念吧！

 

 

 

 

朱恩彬简历

朱恩彬，男，汉族，安徽和县人，农历1933年11月底生。父母皆地道农民，土改时划为贫农。由于家境贫寒，所以从初中到大学，一直读师范学校，因师范管饭，不收费。初中读和县简易师范，高中读羌湖师范，1953年被保送到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大）读中文本科。1957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58年1月，被派往农村劳动锻炼，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当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农民。1959年5月回校任文学院理论课教师。1960年9月，经学校批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理论研究班。1963年9月又回到山东师大任教至退休。中间被教育部派往朝鲜工作两年（1983年1月1985年1月），任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

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山东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几年前退出）。任教时讲授过：文学概论、美学专题、马恩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曾在《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文史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山东文学》、《东岳论丛》、《北方论丛》、《大众日报》、《山师大学报》等等报刊上发表过长长短短的60余篇文章。著作有《文学概论》、《中国文学理论史概要》、《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文坛百代领风骚——儒家的文学精神》、《生活·心灵·艺术》，参编了由陈良运主编的《中国历史诗学论著选》、《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主选了明代部分，并加以注释和评析。编选过《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下集。

我开始发表文章还是比较早的，1959年就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题为：《纪念列宁，捍卫文学的党性》。1964年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上发表了论文《刘鹗的老残游记》，接着在当时《文史哲》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正在我发表欲旺盛的时期，1965年就被派到工厂搞“四清”，回来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搞就是十年。青春期白白浪费了，就如歌词所说：“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了。文章也多是上世纪“四人帮”打倒后发表的。1986年后，在学校思想混乱的年代，又倒霉当了几年系主任，搞得我筋疲力尽，安不下心做学问，回头看，也真是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