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音容宛在

——记朱之隆及其他早逝的同学们

李思孝 

在人大文学院50周年院庆聚会，李明华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朱之隆生前经常提到你，他很相念你。”

听了这话，我鼻子发酸，差点流下泪来。我悲伤不为别的，是朱之隆正当壮年却英年早逝，不应该啊！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跟朱之隆一起的往事，一幕一幕地从我记忆中掠过……

刚上文研班，我跟朱之隆并不熟，因为不住同屋。我住七楼一层东面的七房间，他住七楼一层西面的七房间，虽然门当户对，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情随和温顺，脸面常带微笑，安分守己，对自己要求颇严。这印象是从我担任文研二班的生活委员的日常工作中得来的。那时正值3年经济困难时期，每个人都减少了粮食定量，我从36斤减到32斤，算是较高的，仍然吃不饱。学校号召大家“四省”：省粮食、省棉布、省开支、省财物和“五不”：不抽烟、不喝酒、不下馆子、无事不上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不买。但不少同学难耐饥肠辘辘之苦，上大街排长队去买吃的。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委员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他负责同学们的饭票和某些食物的发放和分配，负责对食堂饭菜数量和质量的监督，负责让同学们轮流到食堂帮厨和值日。值日的主要任务是给同学打饭打菜，每一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有的同学不是斤斤计较，也不是日日计较，而是点点计较，滴滴计较，稍不如意就怨气冲天，大发雷霆。我常常是两面受气：贯彻上面的精神不到位，领导批评你；反映同学的要求和意见不力，同学埋怨你。严重时，委曲得我直流泪，想撂担子不干了。朱之隆是少数同学中没对我使过脸色、说过气活，而默默支持我的人，所以我说他守常、自律，对自己要求严格。总之，对他印象很好。

真正跟朱之隆亲近，是1962年我被选为文研二班团支部书记之后，他是党支部中负责团的工作的委员，这样，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制定计划，交流思想，促膝谈心。我发现，他为人诚实、厚道，极具亲和力，跟我很合得来。他不像有的党员干部居高临下，有优越感；也不像有的党员干部“左”倾成性，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上纲上线，批判成瘾。他实事求是，平等待人，敞开脸襟，毫无芥蒂，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那时，他正同语文系本科的贵州姑娘李明华谈恋爱，他对我毫不讳言。我想一定是他的良好人品，博得了李明华的芳心，对此，我十分高兴，希望他们恋爱成功。

1963年的“五四”青年节，我再次被评为模范团员，在西郊出席了全校的表彰大会，名字和照片登在当时的人大校刊上。过了两天，语言系党总支的秘书钱韵同志约我在主楼后面的小花园的凳子上谈话。她说，你在学习、工作各方面都表现不错，这次评你为全校的范围团员，就是一个证明，也是对你的奖赏。她说，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提出申请，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呢？

事后，朱之隆找到我，他知道钱韵跟我谈了话，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如实向他诉说了我在这件事上的自卑心理。他说，谁也不是天生下来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自己就是多次申请，反复考验，最终成为党员的。他希望我能提出申请，我说你看，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原来要留校的，现在压缩编制，不能留校了，还不知道分配在哪里。朱之隆马上说，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只要你提出申请，无论你分配到哪里，组织上都会把你的申请转到哪里，你的申请同样有效。

就这样，在钱韵和朱之隆的鼓励和促进下，我第一次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经朱之隆过目确认可以后，经他手上交党支部。朱之隆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毕竟我完成了堪称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后来我被分配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在这件事上屡屡受挫，直到1978年我返回母校北大中文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并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1979年1月8日，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饮水思源，我感谢钱韵同志、感谢朱之隆同志。

文研班毕业后，我和朱之隆的第一次见面，既不在我工作的天津，也不在他工作的南京，而是在遥远的四川成都和贵州贵阳。这是我们谁都不曾预料到的，真让人发出“雪泥鸿爪”的感叹。

1966年10月30日，我和一位年轻老师开始出发去串连，计划从北京坐火车经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银川至兰州，然后至西安再向西南，最后到广州。当我们到包头后，正值毛主席第8次接见红卫兵。大量红卫兵如潮水一般从西向东涌过来，西去的交通受阻，迫使我们随大流返回，经大同、太原去了西安。费了很大周折，才在陕西省委写作组见到了文研班同学刘建国。他在西安有名的白银章饺子馆请我吃了一顿饺子，便匆匆送我们上了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平时一个夜晚即可到达，而这时却花了整整两天。车厢内人实在太多了，就像贴饼子，连衣物架上都是人，互相挤得动弹不得，上厕所都很困难。由于上车匆忙，来不及买食品，而车上根本不供应食品。所以两天中，一点食物都没有吃。等车到成都后，我的双脚肿得像馒头，浑身软弱无力，连路也走不了。正在成都火车站发愣发愁，忽然看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影像朱之隆，我便大声喊叫。果然是他，真是太令人高兴了！他也是从西安来，在西安没有见到刘建国，还得了病，打算径直经重庆直接去贵阳跟李明华相会，并给我留下李明华的住址，说如果我们去贵阳，可以去找他们。聊了一会，就匆匆分手了。

后来我们从成都去了重庆，住在沙坪坝的重庆锅炉厂内，一住就是十一天。因为绵绵冬雨，使铁路运输中断，大量串连人员滞留重庆出不去，我曾赋诗曰：

山城困顿久，南去无消息，

雨障天不开，霜重道行迷。

同路各南北，独居一斗室，

羊城频入梦，何日是征期？

好不容易从重庆到了贵阳，住在贵阳西南铁路局招待所。住下之后，首先去贵阳电影院旁的白沙巷内的贵州文化局，找到在那里上班的李明华。她的长辫子剪了，就成了短发，近视眼镜似乎也变深了。她说朱之隆的两位同伴己经回南京了，朱之隆因为生病，正留下来休养。然后她请了假，领了我去看朱之隆。

朱之隆住在市郊一座叫螺练山的王阳明祠里。说是王阳明祠，其实己经名存实亡，原来的祠堂，王阳明塑像以及碑碣之类的所有文物，均已销毁。在那里盖了一座二层楼房，属李明华的工作单位贵州文化局，里面住着一位从事版画创作的艺术家。朱之隆到贵阳后，无法住在李明华家，因为她有6个哥哥，都已成家，小孩一大堆，住得拥挤不堪。那位艺术家知道后，主动让出自己的房子让朱之隆去住。我们进入山门，便觉得乔木参天、浓荫蔽目、环境优美，非常安静。楼房全用木料建成，地板、楼梯均用木料，屋顶有一天窗，空气清新，是一个理想的休养胜地，朱之隆也懂得坐享清福。我们进屋后，发现他正在床帐内呼呼大睡呢。举目回顾，墙上挂满了板画和一把小提琴，桌上是各种画册和美术工具箱。我翻了一下，画册中有一本是俄本版的珂勒惠支画册，印刷精美。朱之隆起床后，连连道歉，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你可以学郭沫若一度盘腿打坐，闭目宁神，体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奥义，修仙悟道。我们就坐在这里相互诉说毕业后各自的经历，以及串连中的所见所闻，遗憾的是，我们在成都四川大学都没有见到易明善和吴蓉章，易明善去上海串连去了，吴蓉章去重庆了，她作为中文系的党支部委员，有不少大字报，说其父是右派云云，看来有不少麻烦。

原计划见到李明华、朱之隆伉俪后，即回去与我的同伴汇合去游贵阳名胜花溪，但二位执意要我在李明华家吃一顿饭，推卸不了，只得应承。李明华家在贵州日报社后面的一条小街上，是临街的两层楼房，很仄小，一层前面是矩形客厅，后面三角地带是厨房，二楼是卧室。一楼地面正中挖了一个洞坑，里面生着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多年后，我去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在一位日本朋友家，见到类似的设备，但是却考究得多，是正方形，人们围宅而坐，把脚腿伸进去取暖，上面用棉被复盖，暖意融融，格外雅致。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传过去的，李明华的母亲68岁了，身体硬朗，十分健谈，一面做饭，一面跟我搭话。饭菜很丰盛，有炸丸子，有炒腊肉，据朱之隆讲，腊肉是他从重庆买来的，比南京的便宜一半。还有一个菜叫磨泥豆腐，是当地特产，用野生菜根晒干磨粉做成，像粉条，但吃起来味同猪肉，这些菜照例都要放辣椒，但为了客人，单另摆上辣椒，自由选用，这顿饭别有风味，终生难忘，用完饭后是喝茶。

朱之隆告诉我，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把李明华从贵阳调到南京，从一开始贵州文化局就不放人，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相对落后的贵州，就是一个香饽饽，他们岂能让肥水外流？据说现在己经松口，这是好消息，他这次来贵阳，主要就为此事，看来是有效果的，我希望他们成功。

离开贵阳去柳州的车上，我草了一首赠朱之隆的诗：

锦官车站突相逢，邂逅来去两匆匆。

山城咫尺隔雨霜，贵阳千里话别情。

阁楼曾与丹青伍，暻缕又为阳明邻。

最喜红颜人未老，销却秦淮几重梦。

因为写得不尽人意，我一直没有寄给之隆，直到50年后在北京见到李明华。

“四人帮”垮台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家都各忙各的，鲜有闲暇互通信息。但有一次突然接到朱之隆来信，要我在北大图书馆为他复印“顺天府誌”上的一些材料，我照办了。他说他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我心想，一位身在应天府的人，为什么对顺天府的事这么感兴趣，我还想，应天、顺天，在明初，分别为朱元璋和朱棣的京城，以南京人文底蕴之厚，难道就没有一部《顺天府誌》？但我也无暇去问朱之隆。

再后来，便是石家宜兄带给我的一个噩耗：朱之隆走了！消息让人猝不及防，无法相信。应该是好人一生平安，无情的现实却是，好人比坏人更加多灾多难，甚至率先命丧黄泉。征云《诗经》，这就叫：

不昂昊天！昊天不佣！

昊天不惠！昊天不平！

我想到，老天不公，在朱之隆之前就开始了，最早走的，应该是魏泽民兄。1973年8月，东北高校马列文论教材编写会在大连召开，我们班有魏泽民、朱思彬、吴惠芳、刘富和我前往参加，8月4日，我们五人在大连富家庄海滩上曾合影留念。会后泽民兄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高院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组，他和内蒙古大学的梁一儒成为编写组的主要成员。1981年，我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出版，滕云兄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为之鼓吹，我给泽民先寄去一本，他回信说“《浅说》不浅”，令我鼓舞。然而没过几年，就传来他已去世的消息，实属意外。“文革”串连时，我找过他，他是内蒙师院中文系主任，他们在包头设有分校，他在呼和浩特和包头来回奔波，辛苦可想而知，我那次就没见到他。他为人慷慨豪放，包容大度，有草原一样的广阔胸怀，是我们班上宽厚和善的老大哥。那时他的女儿在北京宣武区太平路上一家解放军医院实习，我曾尊嫂夫人吩咐去看过她。像草原上的鹰，就这样飞走了。

接着走的，应该是何其民兄。他是信息最闭塞的，毕业后就一直听不到他的消息。没想到1999年9月，突然有一天，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名曰《壶山集》的书，是他发表的评论文章的集子，我很高兴，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然而一直没有回信。后来才知他也去世，怎么这么巧呀，恰恰是取得联系之时，而且听说他“文革”中吃了不少苦，身体被搞垮了。后在武义一中任教，1993年在武义一中退休，其遭遇令人唏嘘不已。

下一位可能是刘富了，“文革”中，他到全国各地作“外调”工作，曾到天津南开找过我，说他是“刘穷”不是刘富。毕业前夕，他曾向我借过钱，这一次他风尘仆仆，甚为落迫，又向我借钱，我打趣他：你不要这么辛苦，为他人作嫁衣裳。70年代我两次去东北参加教材编写会议，一次在哈尔滨，一次在大连，都见过他，身体还很健康。1994年，我去哈尔滨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文研一的大师兄刘建军，人大语文系的潘天强，我们曾同他和李秀斌、于淑媛夫妇一起聚会，那时他己患上老年痴呆症，动作迟缓，初一见面，认不得人，他大概是2003年去世的，这样说来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他都在老年病的折磨之中。他给我说过，他的家庭境遇不是很好，生活也不宽余，大概受了不少苦。

谁都没有想到，张锡原兄突然于2005年去世了。因为他体壮如牛，怎么说走就走了呢？2005年，他去美国波士顿看望儿子，出国前还到福建等地参加学术活动，还去爬黄山。到美国不久就突发咳嗽急病，送到医院，医生说是肺肿癌，很难治。儿子马上把他送回国，想通过中西合医，挽救父亲的生命，结果7月10日回国，7月13日便去世了。我和祖彬、焕东、林文碧夫妇参加了7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为他举行的追悼仪式。我和他相处的日子很长。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我们是同班，开始还是同室。毕业后又一起被保送进文研班深造。文研班毕业后他分到学部文研所，我分到天津南开。每次进京，一下火车，就去附近的学部找他，常常住在他那里。在大学时，每次劳动他都是“劳动模范”。在文研班时，他是篮球场上的健将。没想到这样健壮的男子汉，最终还是战胜不了突然袭来的病魔！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林文碧一起去送别锡厚兄。一年后，却轮到我为林文碧大姐送行了。文研班时，同她来往不多，只按其长相，私下里叫她“印度姑娘”。毕业时，她本来分配在河北大学，但老公陈继文已在北京工作，经过协商，她同分配在河北北京师院的滕云互相对换，因滕云是单身。那时河北大学在天津。我和滕云联袂去津报到。她曾到北京车站为我们送行，还给每人送了一本《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的书。文革中，她离开师院到新闻出版署工作，后又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一路顺风，曾同著名书法家沈鹏一起去苏联访问，为的是编一本大型画册《苏联》。也曾去日本访问。我从天津调回北京后，才同她联系多起来，特别是她和陈继文为房子事写信给人民日报群工部，而我爱人王珂恰恰就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这样一来二去，就热络起来了，她和王珂也成了好朋友，每年都要送我们一本精美的挂历，有时是亲自送来。我根据文研班时翻译的俄文材料写成的《巡回展览派画廊巡礼》一书，就是由她任责编，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有时她有什么事，也拉我一起去。记得何洛同志去世后，她有什么事没有参加葬礼。因我在全国马列文论学会和北京市文艺学会任职，而何洛是这两个学会的副会长和会长，经常在一起开会、参加活动，所以较熟。何洛常说，当初没有把你挖来是个遗憾。指是的“四人帮”垮台后，人大复校，语文系书记俞圣祺决定借调两名外地教师。一名是哈尔滨的周扬的儿子周艾看，一名是天津的我。为此，纪怀民同志还亲自到南开大学去了一趟。与此同时，北大中文系有招聘外地教师的正式名额，经严家炎同志推荐，我便到了北大。后来马奇同志恢复了人大哲学的美学教研室，打算也把我调去，也没办成。总之，我和人大的联系比较多，关系比较熟，所以文碧大姐要我陪她到铁一号红楼何洛同志家补课，对着何洛同志的遗像三鞠躬，向其夫人邓锦文表达慰问之意。2003年，文碧大姐七十寿辰时，我和焕东、祖彬、锡原曾登门祝贺。那时她身体、心情都特别好，虽有糖尿病，但控制得很好。3年后，2006年9月13日，她不幸去世。9月18日，王俊年、金宇芬夫妇，焕东、祖彬，我们一同到中日友好医院去同她告别。一年半的时间，就有两位在家的老同学走了，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这一年的10月底，我到湘潭大学开会，心想一定会风到金望恩、王宝贤同学。他二位原来都在湖南师大中文系。1977年王宝贤和他的同事汤龙发（蔡江先生女婿）曾到南开来作文艺理论的调研工作，后来他们二位都离开了师大。金望恩到了湘潭大学中文系，王宝贤到了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我到长沙后打听他们的情况，两位都已退休，王宝贤住在加拿大温哥华他女儿处，金望恩住在长沙。11月1日，我去看他，他住在湖南师大至善新村新2栋201房，在湘江西岸，属岳麓区。发现他大变，原来瘦削的他，变得发胖了，简直是判若两人，但境况却不好，夫人于八年前去世，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一个人孤零零地，而且心脏是搭过桥的，我为他担忧。我为他历数我所知道的文研班同学的情况，他一概不知，显得孤独、封闭。我在他那里呆了两个多小时，还带给他一本我的《东京寓居录》，他准备了一份厚礼，务必要我带走，包括君山银毫、白莲籽和密桔，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喝完他的君山银毫（这是洞庭湖中君山产的茗茶，我“文革”串连经过湖南时，曾有“狂飚正撼洞庭波，苦难不上君山头”的吟句，他就已经走了，这是仰民兄告诉我的。

耿恭让兄在不同的会议场合见过不下四次，在洛阳、在敦煌、在舟山、在南宁，他是河南文联的领导，交际面广，开会率也很频繁。但有一次问他健康状况，他说他有心脏病，是出国看孩子时发现的。我劝他以后要留心，不要太劳累，他说是。然而就在2010年10月我们在人大相聚那段时间，他也走了。

王道义、孙叔瀛、谢新德早就走了，因为没有联系，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清楚。“文革”串连时，我曾在桂林找过王道义，没有见到。2000年，我到扬州开会，打问孙叔瀛的情况，那时他己去世，年轻人对他不了解。原北大去的马家骏夫妇也未见到，所以详细情况也不清楚。至于王德懋和李伟同学，是否还在，仰民兄曾深入调查过，说有的可能出国定居云云，终不能断定。

我们全班有40位同学，现已走了十一人，占四分之一还多，剩下的都七老八十，到了耄耊之年。2010年人大文学院系庆时，只到了十五位同学，约占在世的二分之一。难忘的三年铁一号岁月，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经历中的黄金时段，我们在学业上得到了丰富的滋养，我们相互之间也结下浓厚的友谊。即使己经走了的，他们的音容笑貌，仍栩栩如生，仿佛就在昨天一样。安息吧！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常会思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