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到死丝方尽

——回忆何其芳同志

王俊年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的时候，何其芳同志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后来，我进了文学研究所。近十年来，又是何其芳同志的邻居，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目睹他的工作和生活。

他给我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对于工作的勤奋、认真和他的治学态度之严肃而缜密。

他白天到机关办公，晚上每天工作到深夜。常常是东方发出鱼肚白色，他才灭灯休息。睡不了两三个小时，便又匆匆上班。他生活中除了喜欢买书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嗜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也不分白天和黑夜。你什么时候见到他，除了开会、找人谈事，就是伏在桌上看书、读材料、写东西。几十年如一日。工作，变成了他的一种癖好；工作，对他来说，简直象日光、空气和水一样重要。他认为，劳动是“生活的欢乐”，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而且工作得越多越快越好。他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四年写的两首诗中说过：

革命者的美德就在知道

什么更宝贵，什么更重要，

就在自觉地把个人的一切

献给未来和集体的事业上！①

共产主义—我们的目的，

劳动—我们的万能的武器，

我们要整个把世界改变，

不留下一粒污秽的斑点……

怎能象老鼠满足于它的窝

那样满足于个人的安乐，

满足一个暖和的屋顶，

一个灰色的平庸的人生？

“为了实现我们的心愿”，每一个人都要“加倍地努力”，让“几十年走完好几个世纪！”②这就是他不知疲倦地、永不停息地劳动、战斗着的力量的泉源。

这是一种多么自觉、多么高尚的思想和品格呵！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老是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抱怨自己的产品数量少、质量低，总是嫌时间不够用，说“我恨不能分身为几个人”，一个去作周总理的小秘书，“一个批改老干部的作文簿，一个熬夜做研究工作，再一个写诗、写论文、写小说。”③因此，他越到后来，越抓紧一切时间拚命地工作。由于长期的劳累，他的身体不好；随着光阴的流逝，他巳迈进了老年的历程。但是，他始终精神饱满，不肯服老，信心百倍，不甘示弱。在他五十九岁的时候，他写道：

我头上的白发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老，

年轻的血液在我身上奔腾，

…… …… …… …… ④

到他六十五岁—逝世前半年还在写着：

不是不是，明明我的心

还象二十岁一样跳动，

别想在我精神上找到

一根白发，一点龙钟。⑤

近几年来，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心脏病和脑意识障碍症，一起向他进攻。特别是后者，象影子一样跟着他：他常常说了半截话突然中断，或者半闭着眼睛一声不响，或者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唔唔！咳咳！我说的什么？”等到意识恢复，己经记不得刚才说些什么，必须别人提醒，才能继续前面所说的话；他常常乘公共汽车过站，走半道不知所向，有时丢掉书包，有时遗失手杖，有时跌倒在马路上，……如果他稍稍想到一点自己，他完全可以把一切事情丢开不管——去医院或某个地方休养。然而，他却若无其事，照常坚持上班。摔了交，也不告诉家里的人。有一天中午，我已经下班吃过中饭了，他拄着手杖摇摇晃晃地才从机关走到家门口，一件新洗的藏青色上衣的右下侧沾满了泥土。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有什么。直到他逝世之后，他家里的人和我谈起，说一天晚上换背心的时候，见到他右腹上比手掌还大的一块青肿，问他原因，他诙谐地回答说：“被鬼打青的!”何其芳同志对自己的身体就是这样的毫不在意，在严重的疾病面前始终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病算得什么；

为了我们的理想，

哪能一天不工作？

和藐视敌人一样，

我们藐视疾病；

不管它有多大力量，

也一定是我们战胜！⑥

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在赠给他年轻时侯的朋友杨吉甫的一首诗里就豪迈地这样说过。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真可说达到了无私忘我的境地!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他家北边的民房倒塌了，东面《北京日报》社坚实的印刷厂房也裂了缝，他自己的住房原有的几条裂口扩大了。大地还在抖动，房顶上的石灰窸窸窣窣直往下掉。何其芳同志却仍然全神员往地坐在堆满了《全唐诗》的桌子旁紧张地审阅和修改《唐诗选注》的选目。同志们多次把他拉到室外，一转眼他又回到了书房。有几天，他的爱人和孩子把家门锁了，硬把他关在防震棚里。那是个酷热的八月，他在仅隔着一层绿色的塑料薄膜的帐篷下汗流浃背，还是不停地工作着，往往手不释卷地坐在东长安街的路灯下看到凌晨。在那些令人惶惑不安、心神不定的日子里，何其芳同志几乎没有一天放下过手中的笔和书！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他更是兴高采烈，不顾疾病，拄着手杖，冒雨和同志们一起参加游行，在长安街上跑了三天。他一方面积极筹划编写从古至今的多卷本文学史，制订新的系统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长远规划，热情组织和鼓励同志们写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同时，他自己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进行写作。从粉碎“四人帮”到他去世的八、九个月里，何其芳同志写出了《毛泽东之歌》、《回忆周恩来同志》、《回忆朱总司令》、《怀念贺龙同志》、《从狄克到“四人帮”的狗头军师》等长诗、回忆录、批判文章共数十万字。

这个把自己的一颗赤心全部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人，不仅对工作表现了如此忘我的热情，而且表现了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

何其芳同志对于工作的认真，一丝不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治学态度的谨严，更常常使人为之惊叹。他在研究工作中始终强调严肃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一再要求同志们研究问题，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大量地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得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结论。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严格地实践了这个要求。他写文章，总是尽可能地掌握、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有关的全部情况；不是片断地摘引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不是片面地抓住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某一个方面就下结论，而是对这个作家的整个思想、生活和全部作品进行研究，并把他和他的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的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从而作出评价。他的文章写出以后，都要先打印出来，发给同志们，广泛地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一九六九年春，我在西安见到一位文化大革命前西北局宣传部负责人之一的女同志（当时她被作为“走资派”集中在一个地方写检查），和她谈起何其芳同志的情况。她直率地说：“我对何其芳同志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我是很尊敬他的。他质朴、谦虚，在重庆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文化组工作时，我搞秘书工作。他每次写了文章，都要先抄给大家传看，请提意见。连打字员也不漏掉；这印象我深极了。”这位女同志所说的情况，固然表现了何其芳同志谦虚的美德，同时也说明了他认真的工作态度。而这种认真的态度，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保持到最后的。此外，他写文章所引证的任何一个材料，不管有多麻烦，都要找原著寻根究底。如果所用的这条材料是外国的，同时感到译文可能不精确时，那他就要查对多种译本，并找精通这个国家文字的同志去审核。例如在《唐诗选注》李白的“小传”中有一句话是：象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总是以一条条有形和无形的线和人民联系着的”。这句话出自马克思《致齐·迈耶尔》的信。为了这句引文，他查过好几种不同的译本⑦，又问过几个懂得原文的同志，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不引译文，按它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说。

何其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对干部是很温和、宽厚的，但在工作上对同志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他毫不容忍任何人对工作的草率和马虎，对一些工作不努力、不刻苦的同志，也会时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不满的言词和情绪。有一次，我让小孩抄了几页唐诗注稿，他为此大发脾气。有一位同志注李端《胡腾歌》中的“桐布”，查不到出处和可靠的解释，根据间接材料，写上了“可能是一种用桐花织成的布”。何其芳同志提出疑问，我回答不了，建议是否暂且“回避”？他不同意，说他最讨厌那些不花工夫，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注本：别人知道的它大讲特讲，别人不知道的它一字不讲：最后还是请一位同志在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查到了“桐布”的正确解释，才算作罢。

何其芳同志住院时，动了五个多小时的大手术后回到病房，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拔去输血的管子，身上还插着输氧、输液和引流的三根管子。剧烈的疼痛不断地向他袭击，死亡之神随时都会夺去他的生命。他全身没有一丝力气，微弱的声音即使把我们的耳朵贴近他的嘴边也已很难听清楚他说话的意思。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他还念念不忘要核对他的《毛泽东之歌》的清样。当他意识到人们听不清他说话的意思后，便用颤动的手指在白床单上抖抖簌簌地画成弯弯曲曲的大字，要家里的人拿来《列宁全集》以核对稿中的引文。但是，当把书籍送到他的面前时，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了。三天以后，他就停止了心脏的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他去世前的一个多月，他还在庄严地向毛主席“报告”：

我还能工作，……

我老年的血管虽有些变异，

里面还流着青春的血液。

…… ……

我歌唱的鞭箠也还有力量，

可以痛击万恶的“四人帮”！⑨

当他癌症大出血进医院的那天晚上，还工作到深夜一点。何其芳同志就是这样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

一九四五年秋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重庆时，曾经说何其芳同志的优点是“认真”。这是对何其芳同志的高度的评价，也是对何其芳同志的优点的十分准确的概括。何其芳同志始终没有因为毛主席表扬了他而表现丝毫的骄傲和自满。他一直认为这是毛主席对他的一个“很大的鼓励”，时时刻刻牢记着把它作为鞭策自己进步，工作更加认真的力量。他在去世前不久和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说：“我总觉得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认真。我唯恐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鼓励和教导。”这也许就是何其芳同志对工作勤奋、认真，至死不渝的重要原因吧！

何其芳同志给我的另一个最深的印象是热情地帮助和培养干部，特别是精心培育青年。

他不仅在鲁艺当文学系主任和在马列学院作国文教员时，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培养干部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在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以后，仍然极其认真地对待培养青年的工作。我还是在人民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就耳闻了许多何其芳同志在文学研究所热情帮助、培养青年的事迹。到研究所后，我自己也有了实际的体会。

一九六五年八月，我写了一篇关于《杨家将》的评论文章，想请何其芳同志提意见。那时，我到文学所还不到两年，与何其芳同志很少接触，所以对他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既渴望取得他的直接的帮助，又看到他工作繁忙而不忍心打扰他。文章写完以后，几次在所里遇见何其芳同志，总没有勇气当面交给他。迟疑了几天，才下决心，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把稿子通过邮局寄给了他。稿子寄出后，我心里忐忑不安，揣测着何其芳同志看到我的文章后将会怎样？……就在第二天（星期日）的傍晚，有同志通知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到何其芳同志的办公室去听取他对文章的意见。我听了这话真是又惊又喜又怕。惊的是实在出人意料，昨天寄出的稿子，今天他竟然看过了，喜的是，我明天就能直接得到何其芳同志的帮助，听到他的可贵的意见，怕的是，不知道何其芳同志究竟会如何对待我？会问我许多问题吧：会责备我的文章写得太糟糕吧？……我兴奋、疑惧交加地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当我走进何其芳同志的办公室时，他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他看到我进去，带着和蔼的笑脸站起来叫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们随便谈一谈吧。星期六下午收到文章，晚上看了一遍。《杨家将》这部小说，很久以前读过，现在记不很清楚了。为了使我的意见说得尽可能的准确起见，昨天上午打电话给中国书店，请他们送来了一部《杨家将通俗演义》。怎么那样贵，要二十五元钱？又不是什么好版本！我重读了一遍，这部小说写得很粗糙……。接下去，何其芳同志就谈到对我文章的具体意见。显然，从他的意见中可以听出，我的文章写得完全失败了，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不好”。他对学走路的小孩从不泼冷水。他这时早巳是个闻名中外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了，但他没有半点专家、权威的架子，不说这文章不应如何如何写，而总是以平等、商量的口气说是否那样写更好一些？这时，我原先的疑团完全消释了。我一边手里不停地在小本上记录他的意见，一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由自主地想道：何其芳同志牺牲星期六晚上的休息时间看我的文章，为了给我的文章提意见，花二十五元买一部《杨家将通俗演义》，又花了一个星期日读这部小说，今天又给我安排了两个小时谈意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热情、无私、诚恳、真挚的好领导、好老师，这怎么能使我不激动呢”时间过去已经整整十三年了，但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犹如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新鲜和清晰。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

何其芳同志对青年人写的文章，从来不加指责而是热情鼓励。他总是首先肯定你的优点，指出你的进步，并且为你的这种进步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因而使人受到鼓舞，增加信心。一次，我有一篇文章翻来复去地写不好，第四稿完成后送给何其芳同志看，前面附了一张条子，说我越写越没有信心。何其芳同志送还我的文章时，写了一封六、七百字的信，现在抄录一部分在这里，看看他是如何热情地鼓励我们这些不会写文章的人的：

第四稿匆匆读了一遍。我的印象比以前几次稿问题集中，文字也更清楚可读，条理眉目更明晰。这证明多写几次还是有好处的，精力时间并非浪费。所以不要“越写越没有信心”。你在干校学过木工。学木工也是越多做些活儿越熟练，做的产品越质最高。写文章也别无诀窍和捷径，只有多多劳动。俗语说：“熟能生巧”。你的文章的不足之处可能还在写得比较朴素、老实，还不够生动活泼（这是就表现形式而论，不是指内容。内容，则最重要在深入。那是另一问题。那要求长期研究，发现问题，再充分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现其本来隐蔽在种种现象中的固有的结论）。也许就是还不“巧”吧。多学习《反对党八股》，多学习马、恩、列、毛主席这些经典大师们的文章，并自己多写，写个几十篇，以至几百篇，文章就会写得千变万化，妙趣横生的。毛主席提的“准确、鲜明、生动活泼”，似乎一项比一项难。但我们还是从“准确”开始吧。……

　　　　　　　　　　　　　　　　何其芳　24/11夜11时40分。

当一个同志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信心的时候，何其芳同志就是这样满腔热情地鼓励他。我读完何其芳同志的这封信，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并增添了继续战斗的力量。

何其芳同志不是对某几个青年如此，而是对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热心。他经常亲自组织同志们写文章，和大家一起讨论提纲。同志们写了文章请何其芳同志提意见，他不论工作多忙，总是热情地接受，并且问你：“什么时候要？”为了准时交还稿子，他往往牺牲中午休息时间（何其芳同志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中午几个小时是他主要的休息时间）；如果遇到开会，他就把你的文章提前看完，写出意见，放在桌上，等你去取。他看别人的稿子象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认真、负责和细致，连标点也不放过。他不是一般地提几条意见，而常常是亲自动手帮你修改。《唐诗选注》中的很多作家“小传”和诗的“说明”都经他一字一句地修改过。其中，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和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等诗的“说明”，都是他全部重写的。这些，都使我深受教育。

何其芳同志对所内的同志如此，对所外的同志也不例外。无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找到他，他都热情地接待。所以，常常有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和业余文学研究工作者到他的家里向他请教。近几年来，有些从外地来北京出差想访问他的同志，由于他的身体不好而被所里有的同志劝阻了。事后何其芳同志知道了总是责怪这些同志，说那些同志远道来京，很不容易，他的身体还不是坏到不能接见他们的程度。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原文学研究班毕业的一位同志带着几个同事从山东来北京向他请教文艺理论的教学问题，何其芳同志带病与他们谈了整整半天。那位同志回去后，看到报上登载何其芳同志去世的讣告，来信说：“心里深深地感到内疚，那次真不该去打扰他！”

是啊，何其芳同志对我们这些人倾注了多少心血呵！他这种对青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怎么能叫我们不怀念他呢？！

何其芳同志培养青年研究工作者，决不仅仅是在写文章的技巧上，而更多的是着董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要求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等根本方面。他经常和我们讲：要多多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他总是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研究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不要抄袭现成的结论来替代我们的研究。他自己的一生中，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反对文艺创作和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这从他的《文学艺术的春天》、《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和《论＜红楼梦＞》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何其芳同志一贯十分重视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他多次引用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的话对我们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一再要求我们认真地、刻苦地、踏实地用批判的态度去学习中外的文化遗产。他曾经给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的学生开过中外古今三百部文学名著必读书目。他认为没有这些基本知识，就不可能作一个称职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即使在“四人帮”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极力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这种思想。然而，何其芳同志这种认真贯彻马列主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思想和主张，却常常被一些“左”得“可爱”的先生们指为“右倾”，从而受到他们的非难和批判。更因此而受到“四人帮”以及出卖灵魂向“四人帮”献媚者的长期排斥、压制和打击。

对工作的极端的认真，对同志的极端的热忱，这是我感觉到的何其芳同志两个最大的特点。此外，他还有许多优点，他襟怀坦白，作风正派，办事民主，平易近人，但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却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一九七二年，《红楼梦》再版前，出版社把李希凡同志写的序言寄给何其芳同志，征求意见。何其芳同志曾经写过数千字的意见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他承认自己写的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中有错误，同时指出李希凡同志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文章中也存在不少的错误，而且有些错误还很突出。何其芳同志信中不客气地提出：李希凡同志也应该作一些自我批评，不要文过饰非。尽管这些意见招致了后来再版的《＜红楼梦＞评论集》“附记”、“后记”作者的更加恶劣的诬陷和攻击，何其芳同志始终没有屈服。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的喉舌梁效在一篇黑文中把何其芳同志打成“修正主义‘红学’派”的代表之一。紧接着，“四人帮”的那员黑干将迟群明令何其芳在《红楼梦》问题上写检查公开发表。但何其芳同志对此一直置之不理，并始终拒绝接受“修正主义红学派”这个罪名。有一次，我和他顺便谈到这件事，同时讲到北京大学某教授多次在报上写东西。何其芳同志当时带着气愤的感情和蔑视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说：“他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和他一样！”界限是多么清楚，爱僧是何等分明：

何其芳同志受尽了“四人帮”的压制和打击，熬过了艰难困苦的十年，正当春暖花开、跃马扬鞭的时候，他却永远离开了人间，这是更加使我们痛心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原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用来比喻爱情之深厚，至死方尽的名句。用它来说明何其芳同志对革命工作之忠诚、勤奋、认真，培养年轻一代之恳挚、热情、严格，至死方休，也是很恰当的吧”。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初稿；

八月十五日，修改。

①《西回舍》（1964.2.15)

②《讨论宪法草案以后》（1954.8.31)

③《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976.12.17)。原注：“1951年，我在高级党校作国文教员，周总理曾有要我去国务院作文教参事的意思。后因敌未调。我很惋惜失去了这个再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之下工作的机会。”

④《写给寿县的诗》（1971.7.10)

⑤《悼郭小川同志》（1977.1.27)

⑥《赠杨吉甫》（1958.4.8）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是：“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第33卷第178页）曹葆华《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译文是：“有才智的人总是以一条条无形的线同人民联系着的。”（第2册第406页）

⑧《我控诉》（1977.6.11）

（原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10月25日出版社）

王俊年简历

王俊年　男，江苏无锡人。汉族。1933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由何其芳任班主任的文学研究班（三年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3年退休。曾任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先后发表《吴趼人年谱》、《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文集》和有关《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唐诗等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以及《永远的记忆》、《零距离看美国》、《茶花——我的养花经验采擷》等散文杂著近两百万言；校点、选注《三国演义》、《洪秀全演义》等中国古、近代小说七、八十种（部）；选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约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