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若虚钱钟书

李思孝 

1964年，我从人大文研班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中文系，在那里听到了更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传说，这些传说大都与南开人有关。如说当年清华外文系，有3位才华横溢的学生，人称“龙、虎、狗”，龙指钱钟书，虎指曹禺，狗指颜毓蘅，后二人均为南开出身，颜毓蘅清华毕业后返回南开外文系任教，当时声望很高。这个传说寓意很明显：狗尚如此，何况龙虎！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去中华书局，见到南开中文系毕业，时任《文史知识》副主编的黄克兄，他颇为得意地向我展示了钱钟书先生给他的一封亲笔信。这是对黄克的回函，大概黄克问到“龙虎狗”的问题，所以钱先生在信中写道：“颜先生的英语很好，他是南开转学插班的，和他同时插班的还有两位，其一就是曹禺同志，那时候曹禺的才华还‘深藏若虚’，单凭英语排列，班上数不着他。”

黄克还告诉我：钱钟书先生还对人民日报的舒展讲过，所谓清华外文系“龙虎狗”之说，不过是“现代神话”而已。

我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我仿佛记得读过舒展的一篇文章，记述毛泽东同其先父冒鹤亭见面的情况。冒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是近代著名学者和名士，曾作诗云“我有五男儿，璠也得吾笔”，这里的“璠”即景璠，是其长子，又名效鲁，别名叔子，早年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曾随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出使苏联任其秘书，他也是个善作旧诗的大才子，1938年结束外交生涯，取道马赛回国时，在船上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相遇，一见如故。作诗论道，非常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成为挚友，彼此唱和，直到晚年，绵绵不辍。而舒展又是掀起“钱学”热的关键人物，因奉赠钱钟书“文化昆仑”这一桂冠而闻名。

“现代神话”当然是虚构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神话要以自然和社会本身为依据。换句话说，神话也要有“风”可“捕”，有“影”可“捉”，钱钟书的现代神话，源自钱钟书这一才人及其天才，神者乃天才的夸大和渲染也，当人们赞赏一天才时，总要把他说得神乎其神，流传开来，便渐渐演绎为脱离实际的神话。这是卡莱尔所谓“英雄崇拜”的表现，是可以理解，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上人大文研班时，钱钟书先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之一，当时的名气不像现在这么大，对他的介绍是：一位“通才”，精通英语，是“毛选”的英文翻译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毛泽东诗词》英文定稿组的成员。英文的定稿，最后都由他统一把关。法、意、德、拉丁语也不错。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是文化学者钱基博的公子。仅此而已，对他解放前出版的《谈艺录》，小说《围城》，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对58年问世的《宋词选注》，也没有过分的吹捧。看得出，这是文研所所长何其芳一贯实事求是学风的体现。当然，这里面也蕴含一些贬的因素，这是当时大环境、大气候使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其他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只不过对钱钟书这样在海外受过教育的人，显得更加严厉一些。

比起文研所的其他先生如何其芳、蔡仪、唐弢、毛星、余冠英、范宁、陈友琴等，钱钟书先生是给我们讲课最少的，我记忆中，大概只有一次，时间是1962年4月份，是他在当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通感》一文之后，也是传达了周恩来、陈毅正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之后，讲课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当时他已52岁，但看起来像40出头，中等身材，脸面略黑，显得十分健壮。

他讲了中个方面的问题：

一、文学批评史与美学、修辞学的关系；

二、文学批评史中的术语问题；

三、作家的批评；

四、批评家的修养。

我当时觉得这4个问题提的都很好，特别是第一个问题，可谓独具慧眼，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在讲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通才”和“照相术般的记忆力”，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无不入题，真不愧是大家风范。

然而，当时我们就感到遗憾甚至奇怪：为什么别人可以讲多次，而这位大学问家却只讲一次？这就好像调高了我们的胃口，我们正翘首企盼，馋涎以待，却迟迟不见美味佳肴。

这是一个谜。

这个谜是后来慢慢才解开的。

1966年9月，正逢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特地从天津跑到北京，到各高等院校和中央直属文教、科研、艺术部门去看大字报。在学部文研所，给钱钟书先生的大字报并不多，却令人震撼，仿佛他是个另类，闲云野鹤，超凡入圣。比如大字报说红学家吴世昌，从英国伦敦回国前，曾要求给他高薪、高职，最好有女秘书，当政协委员。回国后评为二级研究员，很不满意，说这点工资不够买一顶皮帽。在咏纪念碑的诗中，有“海外孽臣遥稽首”之句。相反，大字报说钱钟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可以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把空气都弄脏了！当宋庆龄、郭沫若对他翻译的毛泽东诗词提出意见时，他说这些大亨们的意见真难！1963年，《毛选》第四卷英译本完成，毛泽东要接见英译组成员，别人都当成重大荣耀争着要去，而他却推脱有病不予前往。

这些大字报不一定全是事实，但总的倾向是不会错的。看得出，钱钟书对政治、权贵，不感兴趣，甚至厌恶憎恨。他对他的尊师冯友兰在解放后的政治作为，也持不屑态度、这符合他清高自许、狂妄自大、睥睨一切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在外国也许可以为世所容，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即使在学术上，钱钟书因此也吃过苦头。1938年他从海外归来，破例被聘为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他说：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结果，他受到排挤，不得不到他父亲执教的湖南安化兰田师院去教书。至于在新中国，你想逃离政治，那纯粹是幻想。在新中国，如水银泻地，无处不是政治，你想逃离政治，政治会主动找上门来。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地轮番而来，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多少人无缘无故地倒了下去，这种“忍看朋辈成新鬼”的现实，钱钟书难道看得还少吗？不说别的，光说家人，父亲钱基博1957年为了帮党整风，秉持“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的赤胆忠心，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了“万言书”，当即遭到批判，好在因病旋即，免于“右派”厄运。而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钟汉、钱钟毅都被划为“右派”。

钱钟书是大智大慧，绝顶聪明的人，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知道该怎样应对。1957年他从北京坐车去武汉探视病危的父亲，车过邯郸时赋诗留下了“如膜妄心应褪尽，夜来无梦过邯郸”的句子。这意味着：他要告别旧我，要重新做人了。

其实钱钟书早就这样做了。他的所作所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

韬光养晦，大智若愚。这是老祖宗早就留给我们的生活谋略。他的具体做法是：

享受：“沉默的自由”。

常言道，言多必失。又说沉默是金。逃避祸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不发言，不吭声，不议论别人，远离是非，不要授人以柄。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因为有太多的诱惑；有太多的陷阱；见利忘义，一时冲动；打抱不平，头脑忽然发热，往往会酿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恶果。换句话说，在中国，连保持沉默的自由也没有。而钱钟书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跟他的另一做法不无关系，这就是：

巧用“隐身衣”。

《隐身衣》原是钱钟书夫人杨绛的一篇散文，表达的是借助仙家法宝，特别是道家的清净、淡泊、无为而治，从而达到隐于红尘的思想和愿望。实际上这种隐身衣，或曰保护伞,保护色，钱钟书自己就有。他从1950年开始，就是《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成员，有资格充任这一职务的，全中国没有几个人，在众人眼里，自然像一入龙门，身价百倍。身上像贴了金字招牌，令人刮目相看。凭着它，钱钟书可以少参加那些无聊的会议，可以乘机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他翻译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可以驾轻就熟地在他的《宋诗选注》前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其中的话，这是有意利用护身符。总之，就是这一职务，可以使他大树底下好乘凉，甚至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海外还传说他是毛的英文秘书呢！

如果把这些做法仅仅看作是消极地避祸，那就太不了解钱钟书了，须知钱钟书是位学人，他是为学术而生的，也是为学术而死的，学术就是他的生命。他的远离尘世，闭门谢客，珍惜时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一寸光阴一寸金，都是为了读书，为了学术，为了营造他学术的“围城”，为了积极地建树。他自己这样做，也希望其他真正有学问的人也这样做。顾颉刚先生在自己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钟书劝予勿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又谓吾一生为众矢之的，即因门下太杂之过”。“钟书以洪迈诗，‘不将精力做人情’语相劝”，等等。顾颉刚把钱钟书的劝告视为“箴言”，说“良友之言，敢不遵从”，“当勉力行之”。

顾颉刚接受钱钟书的劝告，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善意，是可行的。他在日记中写道：“钱钟书作《管锥编》，约一百万字，己付印。此君极博中外各书，而又谢绝一切人事，年方六十，正是有为之时，殊可羡也”。顾颉刚以钱钟书丰硕的学术成果和诠释，证明了其“箴言”的可行可贵。

的确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同夏志清谈话说：他的处世态度是：长远悲观（Lrong——term pessimism）暂短乐观（Stort——term optimism）。试想，当他在读书过程中，得一发现，作出成果，他是何等兴奋！这难道不是他暂短的乐观吗？正是这些支撑着他，度过那漫长的悲剧岁月。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48年钱钟书出版《谈艺录》，无疑是他前期学术生涯的高峰。1978年，他像出土文物似的复出，这中间正好隔了30年。这30年对于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好过的，其中的“文革”十年，更是一场浩劫，吞噬了多少他的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生命。其中尤以吴晗、吴宓的命运最为悲惨。

吴晗是他在清华的同级同学，也是好友。主修历史，多才多艺。当时钱钟书作诗称赞他：“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意不厌。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后吴晗涉足政抬，一步一步成为共产党的朋友、党员、高官，跻身于千把人的高层统治集团之内，反右时批判民盟的领导人时，一点也不手软。没想到“文革”竟拿共产党的这位“功臣”开刀祭旗，实属荒谬绝伦，更让人泣血心寒！

吴宓是中国留美学生的“哈佛三杰”之一，是钱钟书在清华敬重的5位教授之一，也是最早赏识钱钟书的伯乐之一。他学贯中西，开中国比较文学之先河，他组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襄助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教出一大批顶级的专家学者，功不可没。他忠厚老实，痴情女性，悲剧以终。解放后，他就教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没有过上好日子，“文革”中打成“反革命”，遣送陕西泾阳老家。熬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他未看到曙光，在“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的凄厉声中含冤而逝！

钱钟书是幸运的。不少人以为他经受不住磨难，被整死了，海外还有人写了悼念文章。然而，他幸存了下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以不变应万变，韬光养晦谋略的胜利，它可以化大悲剧为小悲剧，积小乐观为大乐观，从而取得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完美的结局，这是钱钟书大智大慧的证明和体现。

历史机遇又一次给予了钱钟书。他刚刚出山，就到海外“潇洒走一回”，不，是潇洒走三回。1978年9月，他出席在意大利奥尔帝赛举行的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1979年4月，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1979年11月，又出访日本。人们发现，他还是原来的那个钱钟书，他的牛津英语说得还是那么地道，他的法语，意大利语，并没有因为多年不说而显得生疏，他的照相术记忆力仍然是那么好，那么惊人！他回答问题，反应迅速，有问必答，他的谈吐，机敏诙谐，略带讽谕，仍不减当年的风采。这一切，形成了一股钱氏旋风。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西风东渐，西风压倒东风的结果。

由于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我们是坐井观天，对域外所知甚少，即使是一知半解，也往往同偏见、歪曲、敌意和蔑视等联系在一起。一旦国门打开，外面的世界显得很精彩，对前所未闻的各种新思潮、新时尚，甚至过时了的东西，都敬畏有加，趋之若鹜。不说西人的，光海外华人的，就有邓丽君的歌声，琼瑶、于梨华、陈若曦等人的小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唐德刚的口述历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杜维明的新儒学等等，全都进来了，它们有的颠覆了我们原有的观念，要照猫画虎，比如重写中国文学史之类。

钱钟书的《围城》当年问世后，评价并不很高，特别是左翼人士但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把他（还有张爱玲）列为与鲁迅一样的专章，予以吹捧。影响所及，大陆出现了《围城》热，还被拍摄成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这是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当然，归根到底，还是钱钟书自己的实力所致。他不是躺在过去的荣耀上，而是马上推出了更加辉煌的巨著《管锥编》。于是出现更大的“钱学”热，出版发行了《钱钟书研究》的学术刊物。一个人生前就出现这样的刊物，是很少见的。

大概钱钟书自己也没有想到，据说他当年在清华的师弟胡乔木“三顾茅庐”，请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还让他住进了三里河的高级住宅区。胡乔木一面对他“左联”的上级领导周扬毫不留情，批他搞“精神污染”，致使其成为植物人，不治而逝。一面却放下身段，对钱钟书登门拜访，甚至请钱钟书修改自己70岁的诗作。钱钟书毫不客气了认为胡诗“意有未达，字有未稳”，遂大笔一挥，改得面目皆非。作为“中共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如何受得了？但没有办法，他这是自作自受。

这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又一表现。

红得发紫的钱钟书并没有得意忘形，他一如既往，保持低调，不出面，不发声，不签名。这与其说是为了保持他态度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不如说是他眼光远大，有预见性的表现，证据之一就是他没有卷入“六·四”那场风波。不过，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作秀，不经意不自觉的作秀。其实，在这一点上，许多伟大人物，也在所难免。比如大诗人歌德，恩格斯就说他有“鄙俗气”，白尔尼说得更厉害，说他是“乡愿”。黑格尔是不押韵的乡愿，歌德是押韵的乡愿。

钱钟书先生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大家，在敬仰之余，总觉得还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在我的设想中，像他这样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还应该把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挖掘得更深一些，吸纳得更广一些。像鲁迅和胡适那样，对真理和信仰，矢志不移，忘我奉献；在学问和学术上，应集腋成裘，升华为思想体系或理论系统，整体提升我国的文化素质，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在他身上还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某些积习，即如在做学问上，更多是评点派、索引派、乾嘉学派的一些方法，

只是多了一些形式（如比较）和手段（如外文）。这样的零打碎敲，哪怕是精大博深，也只能曲高和寡，有人说钱钟书讲话没有一句是也自己的。这说明他博，但博到失却了自我，并非好现象，其影响也就不会很大。这样的设想对老师也许是苛求或大不敬，但正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不揣冒昧地表达我的心声，想必老师也不且见怪的。正如他写给叶公超老师的一首诗：

毁出求全辩不宜，愿心略迹赖相知。向来一瓣香忧在，肯转多师谢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