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期相逢再切磋”

——思念景星兄

马成生 

 

八月二十日下午三时，我因事在无锡，接仰民学长来电话，是非常沉重的语调：“景星兄走了。”

怎么这么突然！

去年十月二十一日，我们在北京西城区宏汇园四十八号昆泰宾馆相见，景星兄还是着装整齐，脸露红光，气色甚佳，让我非常欣慰。我俩之间，常常促膝问难，指点事情，总是挥洒自如，毋须顾忌，率真地表露挚友间可贵的情谊。当时，我紧握着景星兄的手，回忆起他赠我的一句诗：“犹期相逢再切磋”。看来，今后还有机会，重现昔日那种互相“切磋”的美好时光呢！然而，景星兄突然走了，那种“再切磋”再也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与景星兄相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北京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我俩同时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就住宿在这里。

当年十一月，我们去卢沟桥附近黄土岗公社劳动锻炼。有一项内容是收大白菜。我们负责一棵棵拔起来，而后整齐地放在畦背上，以便社员剁根、装车，运去入窖。我与景星兄并排着，各拔一畦。大白菜很大，一颗总有四、五斤，早晨霜严挺冷，拔不了几棵，就感到体力不支。那时，我已有些浮肿，出发那天，自宿舍揹了铺盖，步行一个上午，已是虚汗阵阵，浑身乏力。看景星兄，体力似乎也不怎么好。当我蹲下去，用手去摇、去推，弄倒一棵，而后，再翻滚，排列成行之时，他也跟着蹲下了。然而，就这么干了一阵之后，还是支持不住，我便干脆跪了下去，弄好了一棵，便用膝盖前移一步。就这么干了个把钟头，我竟小腿如绵，木乎乎的，任是怎样姿势，总是站不起来。这时，景星兄急忙揿住一棵大白菜，马上站起来，过来拉住我的手，尽力向后一仰，把我拉了起来。我不由向前一倾，这一刹那，我俩不仅胸贴着胸，心似乎也贴在一起了。

我俩真挚的友谊，便从此开始。

不数日，一位王姓同学说是不见了四两饭票（折合二两半粮票）。当晚，支部就为此组织了一个七、八个人的小组会。会上，多数人只说些过场式的“普通话”，只是个别人虽然吞吞吐吐，却似乎在影射某一人了。只有景星兄，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我看他，眉毛嘴角都在动，似乎在思考什么，但是，就是随大流的话也没有一句。当时，我就很佩服景星兄的胆识。次日，我便悄悄地问他：“你不怕被人指为是非不分，好坏不辨吗？”

“你想，该说什么好？”

在这样的场合，到底该说些什么好呢？我与景星兄就曾平心地思考，直率地交谈过：不见了饭票，当然是事实；但一定是某人拿的吗？并无真实凭据。我俩谈来谈去，反反复复，最后景星兄说出了我俩的共识：“在这样的场合，即使自己被批评，总比随便去伤害别人好！”从此，我不仅敬佩景星兄的胆识，更敬佩他的人品。

回校不久，那位王姓同学竟在衣袋里发现了那张饭票。我思前想后，细细品味景星兄的行为、思想，更加感到他是一个值得深交的人。

我们的《古典文论》组，学习过李卓吾的《童心说》。

我说：“人，还是需要一点童心，有了积郁，总希望如实地抒发！”

景星兄听了，迟疑片刻，终于又是莞尔一笑：“也是”。

“也是？”我体会景星兄这个“也”字，他并不反对我，但也不完全同意我的说法。他比较深沉，不像我浅率。我俩相互启发，思索，便自然地想起并说出五七年“反右”的一些事。如某一作家，写了一篇好作品，你如实地写了一篇评论，结果呢，某作家被打成“右派”，你也因此被打成“右派”，因为“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这就是“也”字的弦外之音吧。我直率地追问，景星兄仍是莞尔一笑：“算你聪明”。我也随之一笑，抒发“童心”原是不可以不分场合的啊。

从此之后，我俩之间，每有适当处所，如漫步北海公园，便经常抒发一些“童心”，如家庭、爱情之类。我对年老的父母，远隔千里的妻子与孩子，总要自然而然、毫无保留地流露一些思念之情，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我绝不耽心会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友朋之间，能够如此，自认为是人生一种极大的愉悦。有时，大都是傍晚或夜晚，我俩去隆福寺看一角钱一场的电影。回来的时候，我俩便心照不宣地并肩走入小吃店，各买一碟八分钱的粉条煮萝卜片，外加一个火烧，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这在那些政治觉悟更高的人看来，自然是要谴责的，因为，当时市场供应紧张，学生自有食堂，这不是增加市场的负担吗？但在我俩，实在是饿了，真正想吃，就买来吃，这是一种绝对纯真的行为，自然也是一种“童心”的表露呢！自然，对学校、教师与同学，有时也会率性而言，随意指点，但是，总要尽量斟酌，决不能伤害于人，这是自己的人品问题。至于在学术方面，当时最时行的是批判“人性论”、“中间人物论”之类，我俩对这些方面都曾有兴趣，也想趁热闹，但是斟酌再三，议论多次，知道自己的根底都很浅，同时又都缺乏那种敢冲敢闯的精神，所以，尽管我俩都喜欢写些千字文，但对这些都没有涉笔。至于毕业论文的选题，自然更与这些无缘。

一九六三年暑假，毕业之后，景星兄去福建，我去浙江，在往来的信件中，除了家务事、儿女情方面表露一些率真的“童心”之外，如学术、时事方面，我俩都是率真的探讨，或互相提问，或互相补充。记得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竟说该剧有“鼓动退田”，就是“破坏合作化”的思想，我对此表示过，姚文元似乎没有看准主题。这个意思，我不慎对别人也表示过。“文革”不久，我因此被指为“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自然就被圈入“牛鬼蛇神”。我还记得，自己曾在《北京日报》发表过文章，（在“文革”中因此而被指为“三家村走卒”）而景星兄还代领取过一点稿费。这与政治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但是在当时，却怕因此使景星兄受累，终于便把他的信件统统烧毁了。如果还留着，景星兄的信，往往是一篇篇精美的散文呢。

直到一九八二年秋，学院竟搞“清除精神污染”，领导趁机已经在多方搜罗我的材料。为避免麻烦，我又把一些来往信件烧毁了。此后，似乎成了习惯，凡是友人来信，看过之后，几乎都不保存。幸好，景星兄寄我某一信中所附的一首诗，我抄在另一本子上，其中就有那么一句“犹期相逢再切磋”，至今总算留下他的一点遗作。现，转录如下。

 

寄成生兄

 

一

西子湖边故人居，水色山光画不如。

绕岸浓荫堪散策，临轩爽气好摊书。

豪情激石当流响，清操闲云出岫徐。

何当更剪纱窗烛，聆听妙语慰愁予。

 

二

耳顺残年叹逝波，浮沉人海奈予何。

生平志气几消失，历尽风霜病折磨。

旧愿祈随新岁展，前程希望后生多。

此生行作闽山土，犹期相逢再切磋。

 

我与景星兄的往来信件中，曾多次相约，或去福州，或来杭州，两人促膝，重温昔日的情事，重享当年的愉悦，但是，总因种种缘故而未能“相逢再切磋”。

去年十月下旬北京的聚会，主要是参加母校文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其它活动也排得很满，我与景星兄未能安安闲闲、从容徐缓地“再切磋”一些事情。我想，就寄希望于来日吧。总以为今后还有时机。到今年三月中旬，打开电脑，看到景星兄一组新诗，其中有一首是特为我写的：

 

致马成生学长

青枫红来喜逢君，水浒论坛出岫云。

潇洒谪仙多绝调，风流君复独超群。

识途老马宁辞苦？奋蹄呼啸再进军。

把酒何妨今日醉，同窗共庆月儿圆。

 

这是景星兄对我的鼓励。那是前年冬天，我出版了《杭州与水浒》，不同意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那个“苏北施彦端（1296-1370）进士，字耐庵，是《水浒传》作者”的观点，认为《水浒传》作者是“钱塘施耐庵”。我寄了一本给景星兄，自然是为了便于“切磋”之意。近来，一些坚持“施彦端为《水浒传》作者”的学人，已先后发表文章，要与我“争鸣”、“商榷”，有个别学者还用了一连串离题的甚至是污辱性字眼。而今日，当我正要执笔回答的时候，是正希望也正需要像景星兄这样的挚友相互切磋的啊！

然而，景星兄走了，再也听不到他与自己切磋的声音了。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于师苑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