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班师生庐山大聚会

——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的回顾

陈仰民

 

 

1980年8月初，参加庐山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的人大文研班、进修班同学与何洛主任一起合影。从左到右：刘建国、顾骧、梁仲华、纪怀民、王春元、郑国铨、缪俊杰、陈代熙、李秀斌、吴慧芳、张玉瓖、舒信波、郭蔚球、申文钟、腾云、肖景星、马成生、蒋金虎、余嘉瑞、吴荣章、黄振勋、耿恭让、候彦彬、朱恩彬、石家宜、王道义、熊重生、陈仰民、张锡厚、金望恩、林文碧、朱子隆、赖世和、易明善、于凤谐、何根生、黄世瑜、肖良添、周健明。

庐山，天下名山。不但自然美，而且人文荟萃。有人说，庐山既是风景名山，也是政治名山。当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解放后更有三次令人震惊的庐山会议，写在庐山历史上，留在国人的记忆里，庐山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我也与庐山有缘。我不仅是江西人，有幸到庐山游玩，而且在江西工作多年，就我记忆所及，有四上庐山参加文艺活动。一是参加江西作家，也是我的好友毕必成写的剧本《庐山恋》的讨论会；二是参加江西省文联办的读书会，名家荟萃，江西的指挥家田颂刚教唱《在希望的原野上》；三是随江西教育学院院长胡林带学生搬迁到庐山大厦办学，由我讲文学概论。四是，我作为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要负责人，协助领导举办了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庐山学术讨论会、筹办了《文艺理论研究》期刊。这就是被称为山寨版的庐山会议，也被称为民间的庐山会议。

庐山学术讨论会已过三十七年了。参会者们还念念不忘这次会议。同学们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希望我能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写成文章保存下来。年代久远，世事茫茫，许多事已经淡忘。幸亏当时我请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白烨同志写成了一个较详尽的会议纪要，由我安排在《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上发表。

作为会议的实际参与者和实际工作负责人，可以说，我是最了解当时的第一手真实材料，现在我把它的较翔实地写出来，也许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最近，学兄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思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学阎焕东打电话给我，要我把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副班主任何洛和同学们参加庐山会议活动写出来，编入回忆录中。如今，我遵照许多师友的嘱托，分九个小标题，把这次民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及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中心问题的争鸣情况写出来，请教正。

一、会长陈荒煤的意愿

一九七九年间正是全国处于揭批极左路线，拨乱反正时期，可谓“热火朝天”，高校师生尤为活跃。当时我时任分管理论批评的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南昌筹办文研所工作。与北京文艺界多有联系。由于工作关系，我与陈荒煤等老领导有些联系。陈荒煤时任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要负责人，同时担任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公务十分繁忙，肩负着领导文艺界贯彻党的十六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展理论批评，促进文艺创作的历史使命。他在百忙中找我谈话，我是受宠若惊。他对我说：“现在文艺理论批评与创作相比，理论批评还显得薄弱。目前我国的社会生活正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文艺创作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急待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决。“四人帮”在文艺方面散布的谬论和流毒，还需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有力的批评和肃清，建国以来文艺理论战线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也要重新认识和研究。因此，理论批评工作所担负的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他还说，如果能开一次会议，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真探讨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他还强调，“双百”方针已写进我国的宪法。实践证明，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根本方针，我们应当不折不扣的执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如果开一次会议，要能贯彻这个方针，做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一定会开成功。我听后非常振奋，很激动，心想，如果能在江西召开，那就好了。于是，我斗胆地说，我回去汇报一下，争取到江西开，如果能在庐山开就更好，就会有更多人乐于参加。

我回到江西南昌后，向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李定坤同志作了汇报，定坤同志是老革命，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多年，同省委负责同志很能说上话。果真是这样，他很快向省委作了汇报，随即告诉我：“关于这次会，上面的工作由我来做，具体工作多由你去做。”而我作为江西作协副主席、文艺研究所负责人、江西大学（如今是南昌大学）学报负责人理应多做工作，“我年轻力壮，跑腿的事，我可以多做。”于是，我立即买火车票乘火车第二日到北京，向会长陈荒煤同志汇报。

陈荒煤同志礼贤下士，对我很亲切，他说，我建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文艺的社会效果和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全国许多报刊正在开展讨论，会议收到这方面的论文也很多，说明同志们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周扬同志曾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讲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继承传统和革新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成败兴衰的问题。但实践证明，文艺与政治的问题更是关键性的问题。如不能正确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不能正确解决文艺与生活；如不能正确解决文艺与政治的革新问题，就不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荒煤同志还说，会议一定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

我带着陈荒煤会长的意愿和重托，回到南昌立即向李定坤同志和俞林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作了汇报。两位领导随即吩咐我要正确理解陈荒煤同志的意愿，切实做好会务工作。于是，我们文研所和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二、省委主要领导的指示

正当我们的筹备工作有一定成效的时候，传来了江西省委白栋材、马继孔同志的指示，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白栋材同志，听说陈荒煤同志要带领文艺界、高校的理论人才来庐山开会，非常高兴，他指示，这次会一定要开的有声势，一定要请到几位名人到会作报告，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当时我想，白书记为什么那么重视这次会，估计是与他一贯重视延安文艺传统，重视理论人才的培养有关，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要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走在解放思想运动的前列。他之所以要请名人作报告，也与他的个性气质有关，他本人富有文采，作起报告来滔滔不绝，从不念稿子。我心想，如果他能够到会作报告就更好啊！这些想法，我和白栋材书记的秘书罗天洲同志谈过，罗天洲同志专门带我向白书记作了汇报，白书记表示，到时候再说。

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即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同志，当时刚从云南调到江西省工作，主管文化教育战线工作。自然，我们开这样性质的大会归由他来领导。他明确指示，会议要设个领导小组，由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为的“主席团”。当时就决定由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陈荒煤同志，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玉，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俞林，江西省文化局局长李定坤组成领导小组。在李定坤局长主持下，邀请江西省文化局、江西省文联、江西省出版社、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江西大学（如今是南昌大学）、江西教育学院（如今是江西师范学院）的领导同志组成筹委会。筹委会办公室由我负责，七个单位派出二十八位同志为大会做好服务工作。

组织工作初步落实后，我请中共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戴向青、江西大学学报编审李元勋二位同志，一同前往马继孔书记办公室进行汇报，马书记的秘书苏多寿同志也在场，此情此景引起了马书记的回忆，他笑着说：原来筹备江西省历史学会是你们三人来回报的，现在又来筹办庐山会议，陈仰民同志真能干。他明确指示，这不是一个省的会，而是全国性的会，一定要开好。要听李定坤局长的指挥，还要做好服务工作，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可以和苏多寿同志商量后去办。后来，苏多寿同志多次来到会议筹备办公室找我，有一次他谈到在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周扬同志曾与马继孔书记谈过庐山开会的事情，马书记表示全力支持。后因周扬同志生病住院不能到会，还特别交代秘书谭小邢同志向苏多寿同志说明情况。（见周扬同志的秘书谭小邢同志给我的信，如今还保存着）

时任江西省省长赵增益同志也关心这次会议筹备情况，缘由是我请李坚同志向赵省长作了汇报。李坚同志是赵省长的爱人，也是省文化局副局长，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分管我筹办江西省文艺研究所的工作。赵省长明确指示，要开好这次文艺界的大聚会，对推动江西文艺文学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和许多同志的帮助，让我们成功地做好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三、庐山大礼堂开幕式盛况

   一九八〇年八月四日，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在庐山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大会领导小组组长陈荒煤，副组长徐中玉、俞林、李定坤；有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丁玲、王西彦、钱谷融、王元化、白桦、梁信；大会领导小组成员：上海作家协会负责人吴强，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吴介民，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主任、教授何洛，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负责人江晓天，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楼栖，《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评论家缪俊杰，江西大学副校长王毅忱，江西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启中，江西省出版局长李振和，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俊，江西省社联副秘书长郭浩，江西省文联副主席矢明（兼大会秘书长），以及武汉文艺界知名人士王文生、周勃等；有来自一百二十六所高等学校，三十四个宣传、新闻、出版单位，八个文艺研究单位的二百八十六位代表，还有列席会议的江西省的文学作者和戏剧理论工作者。共计四百八十人。

大会秘书处收到各地寄来的论文一百一十八篇。这是我国近年来文艺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我国文艺理论战线的空前盛会。

    开幕式由大会领导小组副组长俞林同志主持，他说这个会虽然是个民间的会，但到了有关党政领导同志的关怀。王任重、周扬、高沂同志亲自过问这个会，江西省委非常重视这个会，庐山党委大力支持这个会，我们有了这样有利的条件，一定能群策群力地开好这个会。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同志， 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他希望参加会议的江西省的同志，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要认真地、虚心地学习，从而把江西的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大会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定坤同志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样规模盛大的文艺理论讨论会在庐山召开，为江西省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极好机会。我代表江西文艺界的同志向到会同志表示热烈欢迎。

大会领导小组组长陈荒煤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会议能在庐山召开，首先要向江西省委和参加筹备工作的七个单位表示感谢。他在阐明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后，开宗明义讲了胡耀邦同志要求党的宣传工作人员提倡四风。“第一是读书风，要学理论；第二是思考风，要提倡思考，大家都开动脑筋，思考问题；第三要提倡调查研究风；第四提倡平等商量问题的风气。我觉得我们这个会也应贯彻这个精神，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那种人云亦云，形而上学，一窝蜂的学习风气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提倡独立思考。在讨论会中，固然要旗帜鲜明，观点鲜明，但又不要意气用事，要采取平等商量的态度。我们是名副其实搞学术讨论的，不是办学习班，也不是开检讨会，批判会，所以不能打棍子，戴帽子。我相信，如果照这个精神做，我们这个会就会有生气，这个生气十分重要，如果经过讨论，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所涉及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比较一直的意见，这对于繁荣创作，克服文艺批评的落后情况，对于坚决贯彻第四次文代会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就是作出了贡献，这正是我们的希望和要求。”

陈荒煤同志还再三强调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学术争鸣，深入探讨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有关的其它问题。他在作专题报告时，还指出：“归根结底，要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了一个四化的伟大目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才能向前看，向前进。”

开幕式后全体同志在庐山大厦前合影留念，如今存有珍贵的照片（见封面）

四、著名作家丁玲的讲话

为落实省委领导同志关于一定要请到全国知名的作家和理论家，在会上作辅导报告的指示，经研究，准备请著名作家丁玲和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同志参加大会。王若水同志已经被邀请上了庐山，而恰好丁玲同志正在庐山住着，庐山上的服务员亲切地称她“首长作家”。在李定坤局长的带领下，王若水同志、缪俊杰同志，还有我一块到了丁玲同志住的别墅邀请她赴会，刚开始她只是答应赴会但不讲话，后来才同意讲讲自己的创作体会。

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月七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丁玲同志向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丁玲同志说，我以前是“逼”到文艺战线上来的，是一个小兵。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算是个老兵，但好些年都没有从事文艺活动，已不是个文人了。我在农垦战线呆了好些年，我以前填写个人成份时，就写的是“农工”，就是“农业工人”嘛。

她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口号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我有一个表姐，人很聪明，书也读的很好，比我能干的多，但在环境的逼迫下，当了地主的老婆，后来就自杀了，也是逃脱不了政治。五八年后我下农场，一个同志替我打了一桶水，结果就挨了一顿批，说他和我这个“右派”画不清界限。这样的生活小事也离不开政治。最理性的大概是去到“桃花源”种地，那也不行，地是谁所有的，也不能随便去种。我有个伯父，想逃避社会，出家当了和尚。大概是当的很认真，结果当到了“方丈”，成了和尚头，也算个地主了。你看，还是逃不掉。

文艺作品总是有内容，有主题的。梁信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和《从奴隶到将军》，而不写别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有的作家说他可以不用政治，你是个作家，就有志向，就理想，就有感情，这都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吧？当然也有另外的政治，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十年浩劫中，我们有多少人受过迫害，我们的好多老一辈革命家含冤而死，那个时期真是暗无天日。这个政治当然是可怕的。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是压迫人民的，是永远都不能要的。一九五四年，有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才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所以我劝大家，也告诫我自己，不要听那些空话、大话，要听真话、实话。我们不是讲“造神”吗？“神”是和尚、道士们造起来的，他们造神的目的是用“神”来为自己谋利。对这些人要警惕。有些人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总是别人错误，自己正确，我就吃过这个亏。以前人家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认为是自己有罪，曾经虔诚地改造自己，希望将功赎罪，后来才知道是上了当。

接着，丁玲同志讲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她说，文艺作品一发表就有社会效果问题，但应以多数人的感受和评价来看社会效果。《祥林嫂》可以说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品吧，记得在乡下看这个电影（指《祝福》）时，一些老百姓到我那里聊天，说祥林嫂命就是苦哇，这就是命定的，上辈子作孽的，就是不往反封建方向看。看了《大闹天宫》有的老百姓说，有神嘛，还硬说没有。你看看，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感受。我写了一些作品，有人批我是专写“色情”小说的，这是个别人的看法嘛。所以，不能以少数人的眼光，少数人的感受来谈社会效果好与不好。

她还说，搞创作的人不能想着效果问题去搞创作，那样是写不成的。作家只能写自己所强烈爱憎的人和事，只能培养自己热爱人民的感情，锻炼自己观察事物的能力。这就要深入到群众里边去。我二十年来受了一些损失，主要损失了时间，但也得到了很多东西，使我真心和群众结合了。我在北大荒农场做了八个区的妇女工作，吃过苦，受过罪，但收获也很大。所以，不但要下去，而且要管一些事情，交朋友。我就在下边交了好多朋友，农民也有，工人也有，复员军人也有，干部也有。不到下边，你就结识不了那么多好人。我写不了将军、领袖，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我可以写农民，写工人，写这些平常人，我熟悉他们。当然，要写好东西，还要读书，特别要读马列。搞理论的同志更要多读书，要结合实际来读书，把“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好好读一读，这样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讲好理论。我在为关起来时，很想读书，就是不给书看，后来林彪“爆炸”后，让我看书了。我当时真是高兴呀，把《马恩全集》抱来，从第一卷看到三十九卷。说老实话，我看过好多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再好，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理论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形象更伟大、更动人，他们的思想，性格，理想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教育人和感动人的。所以，首先要读好马列的书。并且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书，我们的创作和我们的理论工作就会前进和取得成就。

继丁玲同志讲话之后，作家白桦同志结合自己创作实践，就有关文艺问题作了发言。白桦同志首先高兴地说，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我们的文学空前广泛地和深刻地反映我们和生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我们的文学作品在人民中间得到那么强烈的积极的反响；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我们的作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么密切，并得到人民的信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我们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的目的如此一致，如此亲近。三年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今天能在庐山召开如此盛大的文艺理论讨论会，就是明证。

白桦就文艺创作方面谈了以下五个问题：一、文学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锋芒，二、作家的精神地位，三、创作界评论界也要拨乱反正，四、倾向性和真实性，五、我们思考问题和进行创作的前提。

白桦说，我们思考问题和进行创作的前提是我国处于十年浩劫之后，痛定思痛！面对现实和未来，我们的民族要生存！人民急需从长期愚民政策的状态里苏醒过来！我们必须首先从多年左倾思潮影响下的蒙眜状态中醒悟过来！我们讨论问题不是比赛革命性，不需要为了保险而偏执！也不要怕放弃多年来曾经借以著书讲学的假学识，更不要意气用事。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民族利益的实际出发，尊重科学，认真吸取教训，把我们付出过高昴代价的教训化为财富。我们近年来在文艺作和评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不正是解放思想的胜利吗？不正是文艺把目光和笔触从政治概念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胜利吗？不正是文艺家真正和广大人民甘苦与共的胜利吗？不正是文艺家追求真、善、美的胜利吗？不正是文艺家终于承认了人还有人性的胜利吗？

白桦同志最后说，人民将永不忘怀了解自己的疾苦并有着共同爱憎的代言人的。我们宁愿被某些人误解、冷遇、放逐一百次，一百次最终都会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千万不要被人民哪怕抛弃一次，被被人民所抛弃将永生永世无法恢复名誉！

五、著名理论家王若水作报告

八月六日上午，我们特请了著名理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同志作主题报告。上午作完报告后，因报社公务在身，下午就由我送他到九江去武汉，再乘火车回北京。他与我告别时说，我在会上简要地讲了“异化”问题，肯定会有不同意见，希望听取与会专家、教授的的意见，在做修正补充。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做深入的研究。

王若水同志报告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一、为什么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二、思想战线要破什么？三、马克思对人的观点，人和异化。

谈到第一个问题时，王若水同志首先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 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三个口号曾交替使用过。六二年的“文艺八条”中说，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服务”，三个口号是一个意思。经过三十年实践经验证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科学，有毛病。这并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文艺和政治都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都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政治又为什么服务？这种提法，把政治本身也当成目的了。有种提法，“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民主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但专政本身也是种手段，不是目的，就没有人敢讲。其实，民主、专政都是上层建筑，都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也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才是目的。无产阶级政治也是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问题在于：如果政治不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文艺怎么办？这不是凭空提出的怪问题，是三十年实践中得出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方针，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进城三年经济建设恢复很快。当时形势很好，人民很满意，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很充分。八大进一步强调发展生产。五七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还提“向自然开战”。反右斗争是一个转折点，五八年大跃进，指导思想有问题，生产搞糟了。五九年反右倾，以后再没有注意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提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六二年，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生产大破坏，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冤狱遍天下，人民生命、政治权利被剥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倒退。这就是二十七年政治的演变过程。十六条中有一条，说文化大革命是对生产力的伟大推动，使人民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事实却是巨大的破坏。这样的政治不但不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且破坏了经济基础。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谁篡党、谁复辟上面，到处寻找、甚至制造许多假设的敌人，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本来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并未巩固。这是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如果政治不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不为人民服务，文艺怎么办？这是三十年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四二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那时政治和路线都是正确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人们不感到矛盾。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的确是千百万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作家也愿意为政治服务。建国后左倾思潮发展为左倾路线，林彪、江青一伙起了恶劣的影响。但这不只是几个人的问题。党犯了错误。党的路线错了。文艺该不该为这样的政治和政治路线服务？这是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政治？光从概念兜圈子，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讨论问题不能从概念出发，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说的政治，不是资产阶级政治，而是无产阶级政治；不是少数人的政治，而是千百万人民的政治。不要以为无产阶级思想纯而又纯，不能有半点错误。少奇同志说，无产阶级的思想有个发展过程。不能说无产阶级不会犯错误。任何政党、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领袖在内，也会犯错误。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话不合逻辑。“句句是真理”，你句句都听见了吗？有的话他还没有讲，你就说它是真理？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难免要犯错误”,这话是不是真理？是真理，那么前面一句话就不是真理。无产阶级政治也能蜕变为资产阶级政治，林彪、“四人帮”把它变成封建法西斯政治，就是明证。

政治不能狭义理解，要广义理解。政治不限于阶级斗争，这话是对的。但阶级斗争也还是政治呀。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说不是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要不要为这样的政治服务？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艺为经济服务，必须通过政治的中介。现在的问题是那样的政治运动，并不是阶级和群众的真正需要，群众的情绪、要求、声音不能通过政治集中表现出来，又该怎么办？

总之，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会产生许多毛病。各种解释也难避免这个毛病。用“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可以避免这个毛病。当然我们不是简单地抛掉政治，而是指出这口号的不完善，不科学。

谈到我们的文艺怎样为人民服务的时候，若水同志指出：文艺和报刊需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愿望。过去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反映人民的要求和疾苦对立起来，《人民日报》没有人民的声音，不代表人民，正象《真理报》没有真理一样。“四人帮”把报纸作为御用的工具。现在已有很大改变，但还不够，要继续努力。

谈到“双百”方针时，若水同志说：“双百”方针就是要给作家真正的创作自由。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里有个误解，好像资产阶级创作是最自由的。但资产阶级创作要收金钱的支配，并不真正自由。自由与纪律是一对矛盾。自由与责任也是一对矛盾。有了艺术上的自由，科学上的自由，相应说来，作家的责任也加重了。不横加干涉，就意味着作家责任的加重。现在有种追求“票房价值”的倾向。《何日君再来》，我是不欣赏的。这不是我们的时代曲。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要给千百万群众看的，理所当然，要加强责任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谈到作品可不可以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时，若水同志认为：把存在的问题、缺点---阴暗面，通过不同方式反映出来，引起人民和领导的注意，并切实加以改正，这完全必要。现在中年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起重要作用，他们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人到中年》反映了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这有什么不好？有人说这是丑化党，给党脸上抹黑。我说这是帮助党洗脸，好得很！还有种说法，揭露阴暗面会给敌人利用。敌人利用，是可能的。但不能用这个借口来阻止报纸上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我们还有教育人民的责任，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我不主张迎合部分群众的低级趣味。

第二个问题：“思想战线上应破什么？”若水同志认为，凡是阻碍“四化”的思想意识都应破。这里包括：极“左”思潮、封建意识、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等等。他说前一阶段某些同志鉴于西方文化思想对我国青年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问题，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口号，并说这个口号是“天经地义”的。我赞成不提这个口号，原因是不能离开历史背景来孤立看待这个口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我们是要反对的，但对这种影响估计过分严重是不对的，估计不足也是不对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什么是我们需要反对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未真正搞清楚。有的人把烫头发、穿裙子、戴手表看成是资产阶思想，加以反对，就很可笑。说百家争呜其实只有两家，这个论点可以讨论。封建思想算不算家？只批资产阶级思想，不批封建思想、小生产者思想，就有片面性。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如果指各种意识形态都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是对的。但扩大为一切思想都打上阶级烙印，那就错了。这个论点经过逻辑推理，变为：不打上无产阶级烙印，即打上资产阶级烙印。任何思想非资即无，那就更加简单化了。兴无灭资的口号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并不是一切思想都是阶级思想。自然科学思想没有阶级性。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学说也没有阶级性。对待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我们也要作具体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我们更要利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艺 ，如莎士比亚，我们不能否定它，就是现在也不能一概说外国文化艺术都是腐朽没落的，否则我们还要同他们交流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当然是批，批什么？要批得准，不能乱批。批的内容主要是指：唯利是图，生活方式，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制度。对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提法对不对？中国资产阶级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份。官僚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打倒，这点早已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不是专政的对象，因为他们接受改造，因而可以用“和平改造”的方式，这层意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也说过。作为完整了阶级，在我们的国家已不存在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随着形势的发展，确实要改变。

在“批判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封建意识大肆泛滥，文革十年，封建的东西变得很“革命”，这是个严重教训。“批林批孔”闹得更不像样。批儒家，美化法家。根据法家是讲专政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等同起来，“四人帮”借此来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忽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不对的，但要看到，封建思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它的影响比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要大得多。一言堂、家长制、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比起青年中的问题更严重得多。

第三个问题：人和异化。谈到“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时，若水同志认为，马克思把人看成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关系，这里面既包括阶级关系，但又不仅仅是个阶级关系，还有其他关系，如人与人之间有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对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要一分为二。“人道主义”一是反对神道主义，要求尊重人，恢复人的尊严；另一是批判兽道主义。这两点要肯定。“人道主义”抹杀人的阶级性，这当然不对。我们过去以阶级性批判人性，后来发展成为不带人性的阶级性。这样一种人，只有阶级性，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这岂不也成为抽象的人了吗?按照这种抽象的人的模式来写作品，党委书记就是党的化身，无比“高大完美”。地主个个都青面獠牙，穷凶极恶。《红楼梦》中的贾母形象要丰满得多。鲁迅笔下的啊Q在某些人看来就变成“丑化农民”了。

对“异化”的问题，应引起重视。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思想上有没有异化？个人迷信是不是异化？把领袖捧成神，一切功劳归于一个人。有人说“一切想起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忠于毛主席”，这样对不对？一切服从毛主席，这岂不是提倡“一言堂”？毛主席要不要服从党？党要不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利益?“三忠于、四无限”都是封建意识，小生产思想。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之间的关系，除了一致的一面以外，这有矛盾的一面。领袖代表党，也可能 脱离人民、脱离党，甚至发生异化的问题。

政治上也有异化。应防止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人民给了权力，反过来站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种异化的危险要警惕。防止 “四人帮”式的个人野心家重新上台，仅仅这样要求还太低。土皇帝、打击报复、强迫命令，这类现象农村中很多。问题的提法是防止人民的公仆成为人民的老爷。仅仅出现几个“清官”或者什么“从谏如流”，不能解决多大问题。我们要求的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广泛千万倍的民主。“与民作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作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把民主仅讲成“让人说话”也太狭隘了，人民讲了话你不听，等于没有民主。

经济上有没有异化？不懂经济规律，不讲生产目的性，离开人民需要，片面发展重工业，愈大干愈吃亏，这就是异化。怎样克服异化？我同意这样三句话来概括：经济要改革，政治要民主，思想要解放。

六、文艺评论家缪俊杰首先发言

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缪俊杰同志主持当时的文艺评论工作，对文艺情况比较熟悉。缪俊杰同志说，刚才丁玲同志和王若水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我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工作者，就文艺界情况和有关问题作些补充。

缪俊杰同志说，胡耀邦同志和中央有关文件对方针政策问题都有明确指示，文艺界都在身体力行。但是，也有少数地区，一些领导同志只强调“加强”二字，忽略“改善”二字，对待文艺工作仍然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例如，对个别发表了错误文章的文艺刊物，进行批评教育是应该的，但也不能扩大化，又搞文艺整风，层层加码；还有些领导同志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不倾听广大读者的意见，也不作深入分析，而是凭自己的偏见横加指责，而且揪着不放；还有的同志无视文艺创造典型化的规律，老是喜欢“对号入座”，例如《泪痕》虚构了一个金县，结果辽宁金县县委写信硬是要作者把金县删掉，否则就会影响金县的“安定团结”。张笑天的电影剧本《春眠不觉晓》还没有开拍，也受到了类似的“对号入座”的指责。这些现象都说明，还有不少同志不善于正确看待和处理文艺方面的问题，这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解决的课题。

他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中心议题这对于文艺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几年来，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以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很大的改善，胡耀邦同志和文艺界的许多领导同志做出了榜样。例如，今年春天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四月间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等等，中宣部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都以身作则，发扬民主以平等态度待人，坚持“三不主义”，按艺术规律办事，这些会议都为党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领导文艺工作做出了良好的范例。

缪俊杰同志说，有些同志看不到三年来文艺创作所起到的好的社会效果，在揭批“四人帮”和推动四化建设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往往只看到甚至夸大个别有缺点的作品所产生的不好的效果，甚至把社会上的犯罪问题，不正之风都归咎于文艺作品，这是不公平的。有的同志根本不看作品就指责它的社会效果不好。例如有人说，我一听《姑娘，跟我走》，不用看，就知道他是流氓。这种“不看而批”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

缪俊杰同志还就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问题介绍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他说，许多同志指出，在充分肯定三年来文艺的成就的同时，也确实要看到目前文艺创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作者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还有不少青年作者敢于揭露社会生活中的尖锐问题，但还没有学会正确认识和反映我们的时代；还有些作品格调不高、情绪阴暗，不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启发教育。有些作者，忽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存在什么学理论“受骗论”、“无用论”等等。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就是要注意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才有利于推动我们的文艺创作的发展。

在缪俊杰同志发言之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艺术评论家陈恭敏同志作了发言。他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来，上海文艺界就一些具体作品和文艺问题所开展的讨论。他说，一些青年作者勇于思考，敢于在作品中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但有时形象跟不上思考。反过来也有另一种情况，即思考不够，罗列生活现象。他充分肯定了上海文艺工作者就艺术民主和“为文艺正名”等问题所开展的讨论，认为对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目前，上海一些评论工作者正在对“镜子说”进行热烈的争论。他认为前一段忙于短兵相接，还来不及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有些评论文章感情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不足。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顾骧同志畅谈文学形势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

顾骧同志说，要用两只眼睛看，而不是用一只眼睛看形势。文艺形势主要方面是前进的，是好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加强了，改善了。这从上半年的几件大事中都可以看出：第一，中央发了批转文代会主要文件的11号文件，正式否定了“两个批示”；第二，党中央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赞同；第三，中央领导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一再重申和强调了“双百”方针，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方针；第四，在中宣部领导下由文联协会出面，召开了一系列文艺座谈会，具体贯彻了四次文代会精神，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文艺创作来说，今年上半年也是有所发展的。中篇小说创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明显提高，如《收获》发表的《人到中年》，很脍炙人口。还有一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很不错；在话剧方面，上海的《陈毅市长》很轰动，人们都说把陈毅同志写活了，演活了。沙叶新同志在《骗子》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出戏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如反对干部特权的问题等。白桦同志的《今夜星空灿烂》同另一部电影《归心似箭》以及小说《西线铁事》一起，是军事题材文学的新突破，在注意写人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最后，顾骧同志着重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是当前主要的思想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是在“四化”进军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四人帮”为什么能够上台和横行，缺乏民主，个人说了算，权力过于集中，干部终身制，这些封建主义东西的大量存在，都是原因，最近报到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和“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根子也在违反科学，家长制，个人说了算的封建主义余毒。所以，中央领导同志将如果继续搞封建主义的一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我们封建主义的东西影响深广，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战国大时期到鸦片战争，封建主义发展，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一套相当强大，相当完备。鸦片战争以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以反帝爱国为主，反封建思想被排挤在次要地位。建党以后，主要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思想来一个大扫除。建国后，我们根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进行革命和建设，而实际上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没有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对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在反对资本主义时在“兴无灭资”、“批判资产阶级”口号下，又分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甚至拿封建主义的东西来反对资本主义，结果使封建主义的东西滋生起来，并且改头换面地得到了发展。比如，个人迷信，家长制，官僚主义，裙带风、特权思想等等都是封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当然，肃清封建主义余毒时，还必须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肃清封建思想的武器只能是马列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战胜不了封建主义思想的。在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时不要去赞扬资产阶级思想。要调查研究，分清情况，划清界限。不要一刀切，一窝风、还要认识到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长期性。在文艺方面，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东西很多，诸如文化专制主义，造神文艺，在人性问题上的封建主义意识等等，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期地斗争来扫除。

七、围绕中心问题的热烈争鸣

    这次庐山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大会小会都围绕中心展开热烈争鸣。

八月六日下午和七日下午，大会分组进行了讨论。讨论中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比“文艺为政治服务”更科学，“文艺为政治服务”害多利少。

华中师院孙子威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实际上不承认文艺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使文艺变成了政治的附庸，使文艺只能为党的政策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政治上出了问题，作家也跟着倒霉。这个口号，实际上是搁在作家头脑上的一把刀子，作家们吃尽了这个口号的苦头。按这个口号办事，必然粗暴地对待文艺遗产，造成“政治标准唯一”。

上海名编、《文汇增刊》梅朵同志说：文艺的范畴很广，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各种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不同的，一般山水花鸟画怎么为政治服务?齐白石的虾怎么为政治服务?甘肃的《丝路花雨》怎么为政治服务?它只是给以美的享受。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和政治没有关系，但有关系不一定是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较科学，因为“为社会主义服务”包括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服务，路子比“为政治服务”宽。

    中山大学楼栖教授说：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错了怎么办?所以还是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好。

上海文学研究所刘崇义同志说：“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之所以科学，能为大家接受，因为它总结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经验教训，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

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从理论到实际都比较复杂，不宜轻易否定。

    河北师院教师蔺瑞生同志说：鲁迅是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但鲁迅的作品却没有公式化、概念化。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政治看成是对文艺的一种束缚，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

    齐齐哈尔师院田文信同志说：文艺的性质和地位，不管提什么口号都改变不了。文艺不是为这种政治服务，就是为那种政治服务，它总是从属于政治和受政治统治的。从历史上看，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后，文艺是不是没有得到发展?从《讲话》发表到新中国成立，文艺有很好的发展。

吉林大学吴光正同志说：现在有个疑问，早在三十年代，梁实秋、胡秋原等就提出了文艺要表现基本的人性，“政治勿侵略文艺”等问题。现在文艺界有些同志的看法并不新鲜。当年被鲁迅批臭了的观点现在又拿出来，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这是前进还是倒退?《人民日报》社论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不适当地夸大了。既然是被夸大了，那就不是口号本身的问题。如果口号本身是科学的，那么把被歪曲的部分抛弃就行了，为什么要否定口号本身?

认为文艺界出的问题，不是口号造成的，而是政治上极左造成的。

《文艺报》陈丹晨发言认为：文艺理论方面主要表现是艺术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我理解现在变换口号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要宽得多。一个文艺作品只要对人民有益，为人民所欢迎，就行了，并不一定要求为什么政治服务不可。这样可以解放文艺生产力，促进文艺事业。但是，依我的想法，也可以什么口号都不提。‘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总的要求，各条战线、各个行业都要做到的。现在对文艺特别强调提出，“总还是对文艺战线有点不放心”。

接着八月八日下午，大会进行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辩论。

暨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李云扬同志说，我们反对口号万能论，不能认为一个口号对了，就一切都一帆风顺；错了就一切都完了，三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利有害；从当前的实际情况考虑，这个口号以不提为好，因为它害多利少。他还说，有的同志认为根本不需要什么口号，在没有共产党的时代，历史上曾出现过曹雪芹、莎士比亚，口号有什么用?何必开这么大的会来讨论口号问题?他认为这种意见值得考虑，并认为主张不要口号是不对的，会使文艺脱离党的领导，放任自流。处在今 天的时时，从我们今天的实际出发，有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令主义服务”的总口号，就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集中意志，共同为发展和繁巷我们的文艺事业而努力，使优秀的作品更多更快地产生，为国家的“四化”建设服务。   

《甘肃日报》编辑梁胜明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特点和规律力政治服务；政治也应服从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并以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为文艺服务。政治为文艺服务就是按照文艺的特点和规律来领导和统帅文艺，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兴旺，其中包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切实的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各种有力的政治措施；以至制定一定的法律，以创造最适宜与文学艺衔发展的政治气候；最充分地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作家、艺术家有充分的进行艺术创造的个人自由，为文艺工作者从事创造性劳动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春元在发言中说；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他从下面三个方面说明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提出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中的一“政治”，不要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我国三十年来的文艺实践去认识它的规定性。从三十年来的文艺实践看，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现行的政策服务。解放初期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要求作家熟悉政策，掌握政策；为政策服务；后来虽然指出它太狭隘了，但直到现在仍然在起作用。二是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五十年代初，《文艺报》讨论过“赶任务”对不对？有人提出有任务可赶，这是文艺家的幸福。这样，后来发展到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如扫盲、打麻雀、计划生育等等，任何一项中心工作，都要求文艺配合。三是作为某个单位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的工具，或者是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来要求的。四是为宣传某种阶级、阶级斗争观念服务，结果是在对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下，也要求文艺为错误的政治服务。五是为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长官意志服务。六是只能为现行的政治纲领、路线、政策、观念唱赞歌，不能有批评。七是用政治作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只要说政治上有问题的文艺作。品就统统“枪毙”。在历史上孔夫子、白居易也讲过要为政治服务的意思，但那只是个人的主张d而我们提这个口号，却是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它不属思想范畴，实际上属于专制范畴。违背了这个口号，不就打成了敌我矛盾，可以定罪吗?可以说，  “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就是十七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恶性发展。我之所以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这个口号在实践中形成的特定内容和它的具体规定性。   

其次，他指出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命题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过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有从属的关系，只讲了它们间的相互影响或交互作用，来为经济基础服务。

再次，他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毛主席可不可以发展呢?当然可以发展，事实上，毛主席在很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命题，并不是发展，这个命题是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在理论上等于说文艺只能依附于政治、政治决定文艺的性质、决定文艺的存在。这是政治决定论在文艺上的表现。杜林就是一个政治决定论者。他迷信政治权力，认为政治权力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仅仅凭借政治力量可以改变经济结构，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点，受到了恩格斯的批判；后来，列宁在同民粹派的斗争中也批判了这种唯心论的长官意志改变社会历史的说法。可是，我国多年来所宣传的政治统帅一切，高于一切，冲击一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都是政治决定一切论的表现。所以，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情况下，文艺从属政治、服从政治，只不过是实行封建专制的一种反映。同时，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以政治永远正确、一贯正确为前提的。可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从来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经济发展趋向、规律同一方向起作用，政治就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另一种情是与经济发展趋向、规律相反方向起作用。这样，政治就起阻碍、破坏作用，政治和经济都要遭到崩溃。一个口号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就应该适应于任何时候，、不仅正确的政治，也包括错误的政治。一旦政治走上了歧途，文艺就可能堕落为反动政治的传声筒。十争浩劫，文艺的堕落，也证明了这个口号是适应了“四人帮”反革命政治需要的，“四人帮”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也正充分利用了这个口号。

在八月八日上午和九日下午，大会继续分组进行讨论。大家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中心议题，联系文艺理论和文艺实际，又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已为实践证明是有害和消极的。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介民同志说：这一口号长期来对外国文学的翻译、评介和研究起了不好的作用。过去的情况是：往往只强调外国文学的评介工作要为国际斗争服务，而根苯不去考虑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只强调对外交工作的简单配合，而忽视文艺本身的特点与规律。因此，当与某一国关系好时，即不管该国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如何，要求大量翻译、评介。如中苏关系好时，政治上强调一边倒，外国文学翻译也是一边倒。后来中苏关系变坏了，苏联文学作品几乎绝迹。去年，研究所准备翻译出版五篇苏联当代文学的较好作品，因为阿富汗事件，．只能压了下来。．可见这个口号的余毒未清。对待阿尔巴尼亚、古巴、越南的文艺作品，同样以两国的关系好坏而取舍。对外国作家的评介，也常常以作家对华的态度为标准，不能把政治态度与艺术成就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评价。有些外国进步作家，由于过去对我国的文化革命发表过不同的看法，就被视为对华不友好，对他的作品不加翻译和介绍。上述种种说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外国文学的翻译、评介和研究中所起的有害与消极的作用。

也有另一种意见：不能把文艺实践中的问题统统归罪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敏泽说：文艺上出现的问题，情况复杂，原因众多，不能把三十年来的文艺问题统统归罪于口号，从建国到五六年，以及六二年周总理讲话后的两段时间内，文艺创作繁荣，文艺事业发展，并没有受口号的影响。从中外历史上看，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起过伟大作用，远离政治的作品也起过伟大作用。因此不能对口号作形而上学的理解。文艺理论是一门科学，用愤怒是代替不了科学的。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今天提这个口号，就强调这方面；明天提那个口号，就强调那方面。搞实用主义只能损害口号，而不是口号本身的罪过。

再一种意见：文艺与政治。两者的关系不是认识问题，而主要是实践问题。

南开大学罗宗强说：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各有自己的内部规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都为经济基础服务并受它的制约。这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多数同志是没有分歧的。关键在实践，是正确处理还是错误处理两者的关系。历史上许多优秀的作家，从文艺的自身规律出发，正确处理两者关系，达到文艺为政治经济服务。过去十多年，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政治实践造成的。现在有些领导不懂文艺，把文常当成政治的附庸，对文艺进行粗暴干涉，破坏了文艺与政治的正常和正确的关系。

山东师院聊城分院李戎说：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也要为它们服务；但两者服的范围与手段不同。文艺按自己的特点与规律，用富有教育、美学、认识和娱乐作用的文艺形象和典型，为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服务，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而政治是用行政手段、党派活动、宣传工具为人民服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两者混淆了，用行政手段来领导文艺，就有害于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发挥积极的作用。

河南师范大学孟宪法说：过去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接受；而现在我也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妥。党中央十一号文件，肯定文艺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是基本正确的。那么，这个基本正确的路线，不正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的反映吗?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口号不科学不完善?我感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总结执行文艺路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问题，而不是急急忙忙去否定口号。否定口号就是否定过去的路线。  

湖北著名作家李蕤说：有的搞创作的同志，一提“服务”就讨厌。这是对“服务”的理解问题。服务不是俯首听命；为政治服务也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道路应该是很广阔的。有的同志只看到这个口号的消极面，而没有看到它的积极一面，是片面的。

南京大学教授包忠文发言。他就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谈了三点看法：(一)关于文学的口号和指导思想、思想路线。他认为党中央最近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比起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要完整一些。更切合文艺创作、评论和文艺发展的实际一些。他对王春元同志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发言，在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点疑问：第一，把文艺运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都归结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的提出，不符合实际；第二，有唯经济决定论的倾向；第三、政治不仅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而且是现实的存在。他指出：口号是重要的，但尤其重要的是指导思想、思想路线。如果指导思想、思想路线不正确，就是再好的口号，也可以被歪曲、被篡改，变为文艺发展的桎梏，打击文艺工作者的棍子。

    (二)文艺和政治是血肉相连的。文艺是广泛于政治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它通过反映人的灵魂而和政治发生关系。他指出：文艺家和政治家的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两者之间互相干预，是正常的现象。文艺家对于现实政治中的问题，应当比政治家提得早一点，新一点，深一点。文艺的“功罪”也正在于此。他认为政治并不是政治家所能独占的，文艺家决不能自外于政治。他说：政治家应当把文艺当作“考得失”、“除政弊”、“观民风”、“察民情”的镜子。不仅要注意暴露性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而且要重视那种回避现实斗争、麻痹人民斗志，教人生活于朦与骗之中的“莺歌燕舞”式的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三)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他认为应当反对那种政治学的批评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分析作品，往往是以一般的政治形势的估计来衡量作品的真实性；以一般的政治学上的阶级性概念来评价文学的典型性；把揭露阴暗面的作品，看作是自然主义。他认为应当对自然主义的概念作出规定。从历史上看，自然主义，鼓吹实证论、反对唯物论；鼓吹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人，否认从社会关系中看人；在艺术表现上主张照相式，否认艺术概括。在谈到创作方法时，他以为：我们长期来对创作方法的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脱离风格、流派、思潮抽象地谈方法；二、脱离文艺的特点和实践，从政治学、哲学上来阐述创作方法。这样，创作方法的研究，就变成了文艺创作中的政治学、哲学的研究。这是不对的。

武汉参会的代表邹贤敏发言题目是《文艺的歧路》。首先，他认为“从属论"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苏联、中国，它都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时期，为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提出来的；其锋芒时间是批判、打击否认文艺的阶级性，反对文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鼓吹“艺术至上”的理论和实践的。因此，应当给“从属论”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从根本上来说，  “从属论”是不科学的，理论上是粗糙的，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的痕迹。那就是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不可脱离的关系，强调为文艺对政治的“从属”关系，而忽略、抹杀了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及由这些特点和规律所形成的相对独立性，从而把文学引上歧路。过去，我们总以为只要克服了“为艺术而艺术”这类右的倾向，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就解决了。殊不知“从属论”之类所包含的“左”也严重地妨碍着文艺方向问题的彻底解决。“从属论”最早是苏联文艺家提出来的，为什么一传入中国就生了根，成为我们文艺理论的一根支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诗言志”、“文以载道”这类落后、腐朽的封建文艺观的影响。因为“从属论”、“载道”说都要求文艺直接从属于临时的政治，做政治、道德说教的工具，这正反映了具有狭隘、保守、缺乏远见特性的小生产者对文艺的要求。建国以来三十年的实践证明，随着政治上极左思潮的不断发展，  “从属论”也发生了恶性膨胀，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危害。最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上，是文艺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据之一，最后被“四人帮”所利用，造成了摧残革命文艺队伍，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空前恶果。

武汉大学学者王文生发言中他指出，恩格斯曾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过科学的表述，即“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且影响经济基础。”这说明政治和文艺是相互平行而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把这种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从属关系，曲解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对文艺创作也是有害的。长期以来，正是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理论影响下’，对文艺创作提出了种种不合理要求，而置艺术客观规律于不顾。同时，还直接影响到文艺批评，导致以政治作为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使文艺简单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而不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形象化教材，忽视了文艺道德和审美教育作用。特别是十年中文艺界冤案如山，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总而言之，“文艺从属于政治”，在理论上，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在历史上，曾产生消极的影响，对文艺创作来说，则起着阻碍其发展的作用。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理论都是狭隘功利主义的产物。因此，我们十分赞同用恩格斯所说的“相互影响”来代替“彼此从属”，以作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科学表述。

八月十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程代熙同志，长期进行马克思著作研究，他就现实主义的源流问题向大会作了发言。程代熙同志在介绍欧洲各种现实主义之后，重点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他说，马克思在文艺领域没有使用过“现实主义”一词，恩格斯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来评论文学作品是一八五九年。在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又给现实主义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程代熙同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说，“不应该为了观 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用他们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文艺的源泉是人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艺术真实，既不是拉斐尔式的夸张，也不是完全照搬生活，他们主张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式的真实。他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的本质。(三)马克思反对席勒式的传声筒。恩格斯主张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每个人都是典型，同时不是一定的单个的人。这就是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问题。(四)关于作品的政治倾向性，恩格斯说过：“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性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说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暴露出来”。这两段话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出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政治倾向性是一致的；二是指出文艺家表现政治倾向性的方法越隐蔽越好；三是指出这种政治倾向性不决定于文艺家的主观愿望，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巴黎的秘密》和《城市姑娘》等作品时，都讲了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世界观固然不能代替创作，但它制约着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六)恩格斯说，“…”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不是对一般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述，而是他提出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七)马克思曾指出，人类掌握世界有理论思维和艺术的、宗教的两种方式。这就是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程代熙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同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杰出的作家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上所达到的全部成就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现实主义”在本世纪又有很大变化，光是各种名目的现实主义，我们能数出来的就有二十几种。对于这种变化，即使不都是值得研究的，也应有所了解。

八月十一日上午，吴强、敏泽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上海著名作家吴强也就文艺与政治、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吴强同志认为要从文艺的本身规律及其功能来衡量，不能说一切文艺与政治都有紧密关系。他说有很多同志认为文艺与政治不能分开，并举出很多例子，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梁信的《从奴隶到将军》，白桦的《曙光》、《今夜星光灿烂》等无一不与政治无关。诚然文艺离不开政治。但是否一切文艺都与政治结了不解之缘呢?齐白石的白菜、小虾，黄胄的毛驴，徐悲鸿的马，又如小戏《夫妻观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能说是为政治服务的吗?文艺作品不全是与政治有关。文艺作品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也反映大自然，就人的生活而言，也有各个方面，有谈情说爰，有游山玩水，这些生活题材都可进入文艺。文艺是精神生产，它给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它的基本功能是在精神上、思想感情上去影响人的道德、情操，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不能说反映什么就为什么服务，不能说反映了政治就是为政治服务。有同志不同意白桦同志的观点，说他写的《曙光》就是反左倾路线，就是为政治服务。这就无异于说作品写了政治就是为政治服务。试问齐白石画了白菜就是为白菜服务吗?文艺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以反映政治生活，也可反映自然界，反映的目的无非是通过生动的形象去影响人感染人。

    吴强同志谈了他对文艺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强调政治倾向性决定真实性的见解仍然存在，它的真正涵义是指作家反映的客观生活是必须由作家主观意志来主宰，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来指导创作，势必要歪曲或违背客观的真实，走上虚假文学蒙骗文学的道路，政治思想的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二者是统一的，而且要把客观真实作为创作的基本要素。作家的思想倾向要尽可能地与客观生活相一致。谌容的《人到中年》，受到大家推崇，它的基础就是真实生活，有人说它给社会主义社会罩上一层阴影，这个说法是强加的。当前有多少中年人，四五十岁，正年富力强，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时机，但由于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不具备，才华就不能得到发挥。这篇作品不仅思想敏锐，而且艺术上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不然就不会得到广泛的共呜。

接着，《文学评论》负责人敏泽就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也作了专题发言。

敏泽说，当前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政治不能解释得太宽，为什么老把文艺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我认为主要问题在政治上。把政治只归结为阶级与阶级的斗争，马列也没有这个意思。毛主席讲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人的政治，这在民主革命中也有光辉的实践的，它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后来政治被引上了为少数人政治的歧途，违背了原来的意义。应该说历史上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和今天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有同有不同。过去若干年来，问题的关键是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象条船，文艺是船上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这条船翻了，文艺能繁荣吗?当然要注意口号的科学性，完整性。提二为较好，更宽泛，于文艺发展有利，但过去若干年内的问题主要不是口号，主要是指导思想。文革前用过许多口号，包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今天统一口号是必要的，但不要把过去的一切问题归结为口号本身，口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的意义。把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当作万恶之源，无恶不归，正如当年梁启超把中国的腐败，一切归结为小说一样是不科学的。如果政治上是充分民主的，政治上包括艺术上的路线是正确的，艺术上有没有口号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为人民服务比为政治服务广泛，但关键又不在口号，把问题完全归之于口号，就是在客观上造成替政治上的左的路线粉饰的效果。

其次，指出：强调艺术必须真实反映生活是对的，但光有生活材料不是一切法宝，多年来人们害怕唯心主义就忌讳谈作家的主观的作用，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但他说艺术是作家心灵的综合，这话是对的。明代一位诗人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光有生活没有作家的精神去受孕能够产生艺术胚胎么?作家的主观气质、禀性、阅历、艺术风格、特点等都是作家主观方面的规律性的东西，不能强要一致。多少年来只强调生活重要，总强调唯物论比唯心论好，但历史上的许多唯心论代表人物，如黑格尔、康德等，他们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思辩能力，对艺术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人是现实关系中的人，创作离开了作家主观感受，离开他本身的种种条件，强迫他写政治理念，必然会破坏艺术。近年来强调真实性是对的，但对艺术作品来说，优美的艺术性同样是作品的生命力和基础，离开艺术，艺术的真、善、美，以至一切政治理想都是空的。钱钟书先生几十年前说过：艺术就象水中之盐，找不到盐却处处有盐。也就是严羽所说的：“词理意兴，俱在其中”。在艺术中，思想和艺术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不可分的。要求只有通过艺术的内部规律才能起作用。

八月十二日上午，陈荒煤同志就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性报告，下午王西彦、钱谷融二同志在大会上发言。

王西彦同志主要谈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他认为，社会效果问题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作家的人格修养和精神状态。他说，凡是文艺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它的社会效果就好，现实主义程度越高，生命力就越强，社会效果就越好；反过来，作品不符合现实主义，或者反现实主义，社会效果就不好。他说，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如契诃夫所说的，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描写生活，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经典性意见是，“除了细节节胜利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性格、细节描写都要真实，现实主义就是这样。那么，作家的倾向性在哪里呢？我觉得，倾向性只要是从生活中来的，它就能跟真实性相一致；如果倾向性是脱离生活的，是强加给生活的，那就可能跟真实性不致。所以，现实主义作家的倾向性应该是来自生活的，那么追求现实主义呢？丰富的生活积累，深厚的文化修养，高超的艺术技巧，这些都是重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人格，作家的精神状态。王西彦同志进一步联系我国的实践，强调作家的人格、精神状态问题。王西彦同志说，要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强调作家的责任感、目的感，提高人格和精神状态，同时也要培养评论家的好风气。另一方面，要求社会正确对待文学，了解文学艺术的特征，不要对文学创作分外要求，求全责备，特别是权势者，要消除封建意识。要争取政治民主，在政治民主的前提下争取艺术民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在发言中，就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文艺批评、文学评论、文艺教学中坚持用艺术的态度对待艺术，以及艺术的独创性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有不同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不对的，这牵涉到文艺的性质问题，但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有点不同，文艺和政治关系非常密切，文艺确有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并且也常常是在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如果要强制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不容许有不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存在，那就不对了，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要求文艺为自己阶级的政治服务，区别只是在于，有的统治者采取比较开明的办法，能顺应文艺的特点、规律、让文艺沿着自己的道路自由发展。有的则采取专制的办法，不顾、甚至粗暴违文艺的规律，对文艺工作者发号施令，横加干涉。无论文艺本身来说，还是对政治来说，那种专制的办法，强迫命令的办法都是有害无益的，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当权者都能对文艺采取开明的办法，让文艺沿着自己的道路自由地发展的。特别是当一个政府执行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它的许多做法，都是与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 相违背的时候，它就决不能对文艺采取让文艺沿着自己的道路自由地发展，而是一定要强使文艺服从自己的政治路线，为自己所推行的那套政治线服务。我们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政治路线正确时，文艺上就能采取开明的办法，文艺就得到发展，一旦要对文艺加以种种限制，不容许不为自己政治服务的作品存在的时候，那么政治路线上也大致发生了问题。问题很明显地摆在那里。我们一些同志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说了许多激烈的话，这些话是否有说过了头的地方呢？也许有吧，但是，普列汉诺夫说过：“反对的方式常常是由被反对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三十年来特别是十年浩劫时期，我们的文艺领域里造成了那么多恶果，文艺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作者遭受种种迫害，只要想一想这些情况，恐怕就不会嫌这些话说得太过分了，当然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不是必然会造成这些恶果的，但从我们几十年的实践看，的确造成了这样的恶果，虽然这些恶果的产生，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个口号，但确也是跟这个口号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为有一些话虽是说是激烈了一些，却并不是因为什么矫枉必须过正，而是对十年横行所造成的恶果的应有的义愤。

钱谷融同志还谈到文学是人学的问题。他说，有同志写文章说高尔基没有讲过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我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高尔基到底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二是文学到底是不是人学。高尔基在一次地方志学会上说，我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我的工作是人学。有同志说，高尔基讲我的工作是人学，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说高尔基把文学当成人学，因为高尔基不但是文学家，他同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不错，高尔基的确也是个社会活动家，但他主要总还是一个文学家。从他所说他自己的工作是人学这句话，得出他的意思就是认为文学到底是不是人学。文学总是写人的，历史上许多作品，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一长串人物的画廊。抒情诗就是写诗人自己。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就要有人的形象出现，反映生活而不集中到人物形象上去写，那就不是文学，而是历史，是经济学。人把历史、现实联系起来，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现实生活的焦点、枢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和各种现实条件造成了人的性格。写出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性格，有根有据，有血有肉，就看到了现实、生活。不通过人物形象，那么生活只是零碎的。作家即使深入了生活，即使对当地风俗等等很熟悉了，但如果心目中并没有一二个能打动自己的人，那他还是不能进入创作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人是具体的、有丰富、复杂的感情。社会科学都研究人，但只是研究人的某一方面，只有文学中的人才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出现。人是活的，随境变化而变化。《水浒》的作者没有阶级观点，但《水浒》人物哪个不符合他的阶级地位，他在生活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虽然他不能从理论上来认识，所以，作家如果在生活中没有有认识一两个人，让他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使他激动起来，那就不能使他写出东西来。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者，有时也高喊着人道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阻碍人类的进步、幸福，或者是麻痹人们的斗争意识的，就决不能算人道主义。从古典文学看，人道主义的作用是很大的。

《文艺研究》负责人杨柄同志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表了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意见。

杨柄表示反对僵化，主张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一直在不断地发展他们的理论。他列举了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三方面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其中政治经济学方面，他说，一八四四年，马克思说工人成了商品；一八四八年说工人的劳动成了商品；一八六七年说工人的劳动力成了商品。这三次说法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一一剩余价值规律的研究的发展，即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只有一八六七年的说法，才最准确地表达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实质。今天，某些文艺家说，马克思说工人体力劳动繁重、物质生活贫困，现在的美国等国，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兰领工人变成了白领工人，工人又有小汽车、电冰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说明今天的情况。杨柄同志反驳说，马克思的确说到工人体力劳动繁重和物质生活贫团，但马克思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现在的美国等国，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剩余价值规律并没有失去支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不容低估，更不允许抹煞。杨柄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各种理论的每一次发展都表示他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的进步。一个学者的艺术观点可以改变，但改变的原因只能在艺术范围之内，不能在艺术范围之外。马克思二十三岁时指出，真理探索者的主要任务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这是光辉的榜样。

八月十三日下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会、《文艺理论研究》编委会举行了联席会议。八月十四下午，参加学术讨论会的部分教师，就文艺理论的教学进行了情况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梁仲华，复旦大学邱明正，西南师院毛宗璜，人民大学郑国铨、南京大学马莹伯，华东师范院大学黄世珍在会上作了很有见地的发言。

八月十四日，大会闭幕时仍在庐山大礼堂举行。

大会领导小组组长陈荒煤同志作了长篇讲话（已公开发表，见《陈荒煤文集》）。他首先指出：这次学术讨论会，百家争呜，各抒已见，求同存异，会议开得是好的。在谈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有两个问题过去很少谈到，值得今后注意：一是要注意党的联盟，注意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世界观改造问题，其中有的主要是对党员作家讲的，有的对于非党作家仅只是一般号召，要注要这种区别。而对于党员作家的正确要求，党也不能强制，要说服教育。而对非党作家更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加以推行。我们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团结了大批爱国的、进步的作家，控制过严。毫无疑问党的文艺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要重视和领导文艺事业。但是，党的领导，要按文艺规律办事，要按照列宁讲的应当保证两个“广阔天地”的自由，党的文艺事业不能刻版地与整个革命事业等同起来。无产阶级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同时，他还谈到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要结成广泛的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不宜动不动就批评一些外国作家作品的人性、人道主义。宣扬人性、人道主义的作品，总比宣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作品要好吧！荒煤同志讲话的第三部分，谈到了四次文代会后文艺界的形势问题。最后一部分，谈到了对大专院校文艺教学的几点意和希望。他说，希望大专院校的同志要下决心，下功夫，从基础论着手，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屋建筑文艺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相互影响并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问题，文艺规律问题，美学史、批评史问题，编辑资料从书题。要作出计划，一个一个地研究和解决。各个学校可以分地区工协作。

在闭幕式上，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俞林同志作了简短的小结，他说，荒煤同志的讲话很好，我非常赞成；我代表筹备单位大会工作人员向来庐山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省市的代表、专家、文学家参加会议同志，真是“广开眼界，深受启发”。同时，他还就服务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或不周到之处，作为会议东道主，向与会代表示歉意。最后，参加会议的北京大学闵开德代表与会同志向江西省委、向这次会议的七个筹备单位、向大会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这次 讨论会，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对促使大家进一步思考问题，开阔了思路，这对我们的文艺理论教学，无疑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至此！历时十一天的庐山会议圆满闭幕。

八、闭幕后的思考

庐山学术讨论会后，新华社、《人民日报》、《文艺报》、《新华月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上海文学》、《文艺理论研究》、《江西大学学报》、《红旗》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发表了庐山学术讨论会的消息、文章、照片、资料。香港的《明报》也发表了消息。大会秘书处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五十三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中央、北京有关领导同志、江西省委、省政府及七个单位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在信中充分肯定了这个会的成绩，也指出了这个会的缺点，并对今后的学术活动和教学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作为大会的组织工作者之一，认真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发言，深感这个会是开得好的。成功的实践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并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一、正确领导和舆论引导，是大会成功的根本保证。

庐山学术讨论会，虽然是个民间组织召开的会，但受到中宣部、中国文联的关怀，周扬、林默涵、张光年等领导同志未到会，也通过陈荒煤同志传达了他们的嘱咐。据我们的了解和体会，整个大会自始至终，坚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开展学术争鸣的精神，用集体智慧从各个侧面探索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复杂的难题，并获得了初步的成果。

写到这里，我要特别向读者介绍副会长徐中玉先生的贡献。从庐山会议的筹办，会议的安排、参会代表的论文、会议简报的编辑，他都付出了大量心血。事实说明，他是前线的指挥家，而江西省文化局的李定坤局长是后勤部长。我就是在他俩的直接指挥和教导下，筹办好这次盛会的。徐中玉先生给我的亲笔信作了真实的记载：“仰民同志，我已给周扬、荒煤写信，务请周能出席庐山文会。你们的联合筹备组应建立了，不久就会有文章给你们寄来的。邀请信应该由你们来发，一切要由你们做主人。各校名单，理事、编委、顾问名单，都已寄给你了。看来，报销问题不大。因为近来有些会，还是由校报销的，并未刹车。各校，一校一名，可由各校报人名，但必须带一句，要有文章，随带200份来。对请的人，也要说明旅宿费得在原单位报销。请各地在五月底前具体回答。”

我们江西大学部分师生：陈公仲、杨忠、廖振佑、潘玉、吴大奎、邵业鹏、李志强、张新佑、池兴民等，学报编辑部李元勋、黄方、赵天元、吴直雄、朱盛桂、蔡松鹤等，江西文学艺术研究所吴海（后任所长）、何渊耀、夏汉宁、余悦、季晓燕、汤学群等同志提前于1979年5月开始筹办庐山学术讨论会，就是一一落实徐中玉先生的指示和安排。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徐中玉先生因病不能坚持开会，开了一半就由张德林同志陪同回上海家里。究其原因完全是劳累过度造成的。后来，我得知他康复后，出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仰民同志：来信收到，因数月来风波迭起，由于担任了上海作协主席，首当其冲，心情难平。我已基本恢复正常，至今未受任何干扰，可以告慰。”谢谢徐中玉先生的信任，及时传来信息，指导我从事文艺研究工作。

二〇一三年夏，我曾拜访徐中玉先生，并与他合影留念，如今得知他已经102岁了，祝他再创生命奇迹。

二、江西省七个单位尽职尽责的服务工作，是大会成功的重要保障

江西省文化局、出版社、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江西省社联、江西大学、江西教育学院七个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大会筹委会的领导成员。他们担负着领导责任，尽职尽责，同时派出了二十八位工作人员，直接为大会服务。筹委会办公室设在江西大学（后为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办公室下设了秘书组、生活组、医疗组和车队。开会前的筹备工作由秘书组负责，如发邀请函、收集整理论文，传达领导同志的意见，召开筹备工作会议等等。上庐山后，及时整理材料，保证每天出一期简报，让与会代表了解会议动态。如果有代表反映生活方面的问题，则向生活组转达，尽可能当天解决。

生活组负责代表们在庐山的住宿、就餐和观光。我记得当时预定了九栋别墅和十处住所，约四百张床位，安排领导、专家、教授和代表们住宿。我们工作人员就集中住在枯嶺旁边的简易木房内，便于互相联系做好工作。此事，我们要特别感谢省文化局派出专人上山与庐山有关部门联系，得到了庐山党委政府的关心与支持。

车队负责代表们的接送工作，在南昌设点，从南昌火车站接上代表后直接送上庐山。我曾和江西大学人事处副处长潘玉，就是从火车站接到暨南大学副校长李云杨后直接上庐山的。同时，在九江车站、码头设点，我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就是从九江车站上庐山的。我至今还记得这个车队是由江西大学、省文化局、省文联派出的韩宽昌、刘冠南、刘水根、袁安生、郑新兴、毛桂林等同志组成。我们还向省委省政府办公厅领导报告，调了红旗轿车，供著名作家丁玲等同志使用。

我们的领导同志考虑得很周到，特地调来一辆吉普车，供秘书组使用，便于我们在庐山各个山头上奔跑，及时传达信息，为代表们服务。我们每天出的简报，才能在当天送到代表们的手中。参加编辑、校对简报的有江西大学的杨忠、廖振佑、李元勋、吴直雄、朱盛桂等同志，他们起得早睡得很晚，确实很辛苦。

三、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同学们的群策群力，是大会成功的重要因素

庐山合影（1980年8月）

从左到右：熊重生（江西大学中文系）、郭蔚球（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何洛同志、黄世瑜（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舒信波（南昌《星火》文学月刊社）、陈仰民（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

前排：吴惠芳、谢荷芬、张王瓖

后排：侯彦斌、张锡厚、肖景星、耿恭让、刘建国、朱恩彬、

缪俊杰、陈仰民、赖世和、黄振勋、熊重生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社科院文研所合办的文研班，创办至今已有五十七年历史了，而一九八〇年在庐山会议与同学们相聚，还是文研班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何洛同志高龄参加这次聚会，心情格外高兴。他看到了我们文研班同学毕业后多半成为了文艺理论战线的中坚力量，其中有省市文联、作协的领导，更多的是高等专科学校骨干教师和文艺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他深感欣慰。他一一询问了上庐山开会的学生情况，不时和文研班原助理纪怀民同志交谈。与大家合影之前，他笑呵呵地打开了嗓子，唱了他一生最爱唱的歌：“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亲爱的八路军……”过去，在学校师生的小型联欢时，听过他唱这首歌，如今他又唱了几句，虽然是几句，也让大家高兴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歌声把我们带回了铁狮子胡同文研班相聚的那些难忘的岁月。

我们想起了当年的人民大学师生的那种高尚、严肃、纯真的情怀，那时的人民大学师生之间，我们除了称呼吴玉章校长为吴老外，所有师生之间都亲切地称“同志”！我们的党委书记胡锡奎同志、副校长聂真同志，我们的班主任何其芳同志、副班主任河洛同志、班主任助理纪怀民同志，还有班上管理党务、团务工作的钱韻同志，他们的亲切教导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始终激励着我们前行。

我们围绕何洛同志亲切交谈中，还特别怀念班主任何其芳同志，他曾为我们开出了三百本的读书书目，要求没有读过的，要在毕业前读完，而我至今还没与读完，实在惭愧啊！尽管如此，我仍感受到收获很大，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打下了基础。可惜，我们的何其芳同志已于一九七七年去世了，但他那《不怕鬼的故事》，他那诗文、著述，特别是他那严谨的治学精神，长留人间。

身为大会领导成员的缪俊杰、顾骧两位学兄，在北京协助陈荒煤会长做好会前准备工作:一是商请王若水同志到会作报告，二是请江晓天同志带动文艺研究人员写论文，三是通过书信方式指导我在江西正确认识文代会精神，联系实际，做好论文的征订工作，四是邀请文研班同学尽可能带论文出席会议，五是他俩自己写好发言稿，在大会上带头发言，抛砖引玉，引起大家讨论。直到庐山会议开会前夕，还帮我们秘书组做了许多会务工作。

身为班主任助理的纪怀民老师，在北京吩咐文研班学生写论文参加大会，还为创办《文艺研究理论》做了许多工作，会议前夕，还特地和何洛同志商量，把他俩会来开会的消息传给我们，鼓励我们做好会前的准备工作。

身为文研班老师的郑国铨，在酝酿庐山会议如何开的日子里，提前把他的论文写作的计划告诉我们，并指导我们如何征集论文，他上庐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来指导我们出简报，多好的老师啊！

身为文研一班老大哥的王春元学兄，他在会上带头发言，从三个方面论证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引起代表们深入探讨。

身为高等学校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恩彬、梁仲华、刘建国等学兄，主动找专业对口的代表探讨文艺教学改革问题，深得与会者的好评。

朱恩彬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谈白居易《与元九书》”为题撰写了论文。梁仲华和刘庆福、童庆丙合作，以“既不是兄弟，也不是奴仆”为题，略谈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

赖世和学兄，他当时任湖北财经大学办公室主任，百忙中抽时间撰写了以生活、创作与政治为题的论文，还代我们邀请了武汉师院的邹贤敏、周勃等同志参加大会。邹周两位同志以“文艺的歧路”为题评“从属论”，引起了与会者的热议。

马成生学兄，他和罗仲新撰写了“杜甫诗歌理论对我们的启示”的论文，他不仅谈杜甫的为人，而且更多的是畅谈杭州西湖、《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故事，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张玉瓖、吴蓉章、余嘉瑞，还有进修班的黄世瑜等师姐，上庐山后，既是参会代表，又是服务人员。她们在我妻子谢和芬的带领下，主动帮助我们串门走访、嘘寒问暖，从中了解并及时反映女代表生活中的问题。

耿恭让、侯彦斌同志，他俩在河南省郑州工作，已走上了省文联、省文化厅的领导岗位。接到会议通知后，立即安排好本身工作，按时到会，和与会代表畅谈文艺形势，介绍培养文艺人才的经验，获得代表们的好评。

蒋金虎、肖景星学兄积极主动帮我分担会务工作。会议中途休息时，他们俩还帮助会务组整理文稿，以便送到《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

江西文艺界和高校的有关领导和教师舒信波、郭蔚球、熊重生、肖良添等学兄，这几位学兄自始自终参加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会前的策划，会上的安排，会后的整理材料，都给了我许多的帮助。舒信波学兄原是江西大学中文系书记，后为《星火》杂志主编，他带领了一些文学作者参加了大会。熊重生学兄是高等学校学生班主任的榜样，他最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带领与会学生为大会服务，赢得许多代表的好评。他还带领文研班同学参观访问，照顾好代表的吃、住、行。肖良添学兄已是赣南师院教务处长，他从赣州早早到庐山，为我们分担了部分接待工作。

还有文研一班潘必新学兄，邀请上海戏剧学院时任院长助理的余秋雨、中国戏曲学院的陈培坤等，提出了加强艺术理论研究的建议。

还有许多学兄、学姐以不同的方式关心、支持开好庐山学术会议。

四、探讨如何进一步搞好文艺理论教学、加强文艺理论战线的基本建设

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的部分教师，在座谈中回顾了三十年来文艺理论的教学情况。从五十年代初期起，文艺理论的教学就完全是搬苏联的一套。一九五八年，想破苏联的这个教学体系，但没有破得彻底，又受到另一种束缚，即强调文艺理论的教学要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纲，教材更加简单化。随后是两个《批示》下达，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这就使得教师思想上的束缚越来越大，条条框框越来越多。粉碎“四人帮”后，在一部分教师中，思想保守，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北京师范大学的梁仲华认为，三十年来文艺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教条主义，片面性，简单化；二，受政治风云影响太大，左右摇摆；三，用文艺理论来解释政策条文，代替了对艺术规律的探讨；四，对文艺外部的关系讲得多，内部规律讲得少；五，学生实践少，作品分析练习少。正因为文艺理论教学中存在种种问题，所以效果不好。座谈中有的同志反映，有的作家说，这些年来，文艺理论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过去文艺理论教学中分的八大块、十大块、十二大块是否科学？是否需要用那么多时间来讲文艺为政治服务？很值得研究，这种教学的结果，使有的学生毕业后连基本术语都不会用，不知道什么是典型，什么是形象思维，只知道文艺为政治服务。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文艺理论教学的经验教训，意义是很重大的。

座谈中还反映有一部分教文艺理论课的教师想改行，有一部分学生不重视文艺理论课。过去文艺理论的教学存在不少问题，有教学体系问题，基本原理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等。教师教学左不是，右也不是，反正要挨骂。加上有的地方对基础课教师感到教文艺理论这碗饭不好吃，不想干，想改行。邱明正同志说，不少学生对经典著作课不感兴趣，甚至有不同程度的轻视，认为马恩是哲学家，不是文艺理论家，几封信没有什么了不起，感到老师讲的总是老一套，所以，上课时人虽然来了，却看他自己的东西。

那么，怎样改进文艺理论的教学呢？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文艺的规律，但过去却把文艺理论作为某些人的话的解释，而不是用来研究文艺的历史和实践，把“的”和“矢”的关系弄颠倒了，这就必然走上教条主义。改进今后的文艺理论教学，一是要改进教材体系，我不同意说马恩文艺思想是断简线片的观点，它确实是一个文艺思想体系，当然这个体系是指导思想，不能代替文学概论教学的体系，教学应以正确处理文艺内部的关系为主，以研究文艺内部的规律为主；二是要重点讲清基本理论，要有知识性，材料丰富，简单地把哲学概念套在文艺上，从概念到概念的教学，必须改变；三是要加强对创作论的研究；四是教材要相对稳定。概论的任务是让学生具备一些文学的基本知识，掌握分析和欣赏文艺作品的能力，不能要求它回答现实中的一切问题。南京大学的马莹伯同志说，中文系各门课，就是文艺理论课和学生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实际联系最密切，这是讲文艺理论课的难处，也是长处，要教好这门课，教师一定要讲真话，即使证明自己讲错了，抱着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态度就是了，绝不要脑子里装着几套，哪阵风来了就讲哪套。对学生也要允许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

改革现有的教材，是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共同的迫切要求。他们认为，教学中使用的两本教材，虽有许多长处，但也有许多内容现在已不适用。至于如何改革现有的教材，有的同志主张尽快搞出一个统一的教材来，有的同志则主张先搞出一个教学大纲来更为实际，统编教材要在真正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后才有可能。写一本文艺理论书。他说体系从何而来？应从文学的历史和实践出发，不应按某人的讲话编体系。教材准备概括为五编：1.本质论，从真善美说明文艺的本质；2.创作论，将创作规律、特点；3.鉴尝编；4.体裁论；5.发展论。他说，搞理论必须研究文学史和作品。教学方法要多样化，讲重点，一般的学生自己看，把讲授、阅读、讨论、写作几个环节结合起来。

大会结束前夕，中央音乐学院潘必新、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中国戏曲学院陈培坤、北京舞蹈学院左盛华、广西艺术学院邱振声、广东音乐专科学校陈荣春、西安美术学院章青、许月娟，安徽艺术学校尹炜等同志，留下书信提出了“我们的希望和建议”。主要内容：文艺包括了文学和艺术两大方面，而艺术中又包括了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品种。全国约有二十余所高等艺术院校，上百名的文艺理论教师，但这次接到通知参加大会的艺术院校很少。因此我们希望今后能吸收更多的艺术院校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我们建议成立全国艺术院校艺术理论研究会，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的分会，并从属于该会。在举行年会时，能考虑艺术院校的特点，单独编组，以便对艺术理论问题作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建议在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会中增加艺术院校的名额。我们推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参加理事会。五、希望会刊《文艺理论研究》组织和发表有关艺术理论的文章。

五、进一步办好《文艺理论研究》,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

先从创办《文艺理论研究》刊物说起吧！这个刊物实际上是徐中玉先生发起，邀请时任文艺界领导陈荒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南京大学教授陈白尘创办的。担任编委的有上海师范大学王纪人、南京大学包忠文、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助理纪怀民、北京大学刘恆、北京师范大学向锦江、梁仲华、南京师范大学吴调公、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张德林。还有我任编委，并带领《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赵天元、黄方、李元勋、吴直雄、朱盛桂等同志，负责编务、出版、发行事务工作。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喻建章社长的全力支持下，《文艺理论研究》于一九八零年创刊，并向国内外发行。一年之后，编辑部迁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徐中玉先生是该系系主任，他的助手张德林、王纪人负责编务工作。

现将我珍藏的徐中玉先生给我的亲笔信摘录如下：

“仰民同志：好极，周扬同志为刊物的题字和荒煤同志的文章今天同时都寄到了。题字当然马上改用周扬的。将来在目录里要特别标出。荒煤的文章不长，可放在第一篇，单独一栏，作为‘代发刊词’。”

“荒煤、怀民有信来。杨佳欣同志文，我们原只就事论事。现在稍知事关重大，必须以客观效果为重，安定团结为重，所以电请立即停发，抽出挂号寄回，由我们负责向作者解释，请把彭立勋一文仍旧排入。”

“北京、上海，有些邮局已收订，有些邮局仍不收，是怪事。现江西出版社能办函购，好得很。我们各地办事效率，实在太成问题了。像你这样的干劲，真是少有的”。

“为刊物，你够辛苦了，我也是如此。我为约稿、看稿、编稿，已忙透了。发行、出版，完全外行，也没有门路，也无此精力，现在成天为此发愁，还怕出版社不肯付稿费，对作家如何交代？忙一点还可以，我管这些力不胜任的事，真没办法。”

“社科院的补助费，不知下来没有下来没有。已去信荒煤同志，希望下来的话，就能转过来。开始办事以来，分文不名，老用师大或江大的钱，不是办法，个人垫付，更非久计。今天附上的汇报，已分寄俞林、喻建章两同志和荒煤同志。今寄上两份，一份给你，另一份请交李定坤同志，因不知他的地址。”

从这些信中，让我们了解到徐中玉先生为办刊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如今该刊物发行国内外，已成了文艺界教育界丰硕的精神财富。

在庐山会议期间，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会、《文艺理论研究》编委会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会长陈荒煤同志主持。到会的顾问何洛，常务理事楼栖、张怀瑾、景生泽、纪怀民（兼编委），理事王纪人（兼编委）、苏鸿昌、白雪樵、刘建国，编委钱谷融、向锦江、陈仰民、包忠文、梁仲华等十五人。理事会副秘书长王纪人受副会长钱中玉委托，向联席会议汇报了工作。他说，自去年五月在西安正式成立研究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会员的发展。据统计，本会已有正式会员四百六十七名，分布于全国各省市的一百零五所高等学校，其中包括不少艺术院校的艺术理论教师。四川省成立了文艺理论学会，在章程中规定从属于我们的研究会。因此，实际会员已大大超出统计数字。根据本会章程，今后将继续吸收有三年以上教龄的理论教学工作者，并制订出会员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发挥会员的作用。从外文资料上看，本会成立的消息，已有日、美、苏、英、西德等国做了翻译报导。二、刊物的筹备和编辑工作。我在江西负责编辑工作，汇报了有关的出版和发行业务。接着，理事和编委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反映了情况，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指出，当前刊物的发行数字小，不是刊物本身的质量问题，是由于渠道不畅通所造成的。大家认为今后的年会规模不宜太大，人数控制在一百名左右，多研究文艺特征和艺术规律方面的问题，把教学研究活动放在重要的地位。

我参加会议并作了记录至今还记得，荒煤同志在编委会结束时指出，如何使青年一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个大事情。我们这研究会要考虑一个长远的计划和方针，扎扎实实提高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扎扎实实研究一些问题。陈荒煤同志语重心长，他的愿意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