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写一些！”

——拜访杨师母的一次回忆

马成生

 

近日，报刊连续报导杨绛师母百岁华诞的消息，让我自然而然地回想起去年拜访杨绛师母的情景。

那是十月二十一日，当我与夫人在三里河南沙沟门口与门卫说明来意的时候，旁边一位路过的人便在说：“要见杨师母，不大可能吧。”我心中不由一震：“师母果真还是那么忙！”

我与夫人急匆匆地走到六幢二单元师母的家门口，帮助师母理家的吴晓梅阿姨果然便说：“师母是不接见人的，她看书、写作，夜里都睡得很迟。”果然如此。自己原来也有风闻，说是一些现任官员要来看望，杨师母也常以“你很忙，我也有事。”婉言谢绝。缘故之一，就是忙于“看书，写作”吧？于是，自己急忙申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己在文研班学习的时候，是钱钟书老师的学生，钱老师一家还是住在建国门内的时候，就多次去拜访过；“文革”之后，也来这里看望过钱老师，师母还经常给我洒茶呢……

吴阿姨很通情达理，终于说：“让我先去问问师母，你俩等到九点四十分再来看看。”自己一看手表，还不到八时，我俩便去玉渊潭散步，心里不停地想着：师母的百岁虚岁早过了，百岁足岁也渐渐逼近了，那么高龄，还是那么珍惜时间，还是忙于看书、写作，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境界啊！

我俩准时又到师母的楼下，一按门铃，门果然应声而开。不由一阵欣喜，师母肯定是挤出时间，允许我俩见面了。

我俩走上三楼，吴阿姨已经开了房间门，只见师母步履稳健地向我俩走来，亲切地说：“你的面容记不起来了，你的名字我还是记得的。”随即要我俩在书桌对面的三人沙发上坐下，她自己便坐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我清楚地记得，上次来这里是一九八三年，钱老师接见，也是这个朝南房间，师母斟了一杯茶，说：“你们谈吧。”就走开去，让我与钱老师叙谈。虽然只是匆匆一见，而七十多岁的师母，看着好像中年人。至今，整整二十七年了，师母不仅体质还很好，记忆力更是惊人。我向她表达了这个意思。师母说：“我眼睛还好，还能看小字。”她拿了张小报，还给我俩读了几句。接着说：“吃起饭来，味道差了；耳朵也不大行，你们说话，已听不大清楚。”

我的夫人便坐到她沙发的扶手上。我趁便在一张纸上写了“杨劲静，无锡人。”师母一看，很高兴：“你也姓杨？也是无锡人？住在哪里？”“是的，我住在无锡城里。”“我自小住在长安桥。”劲静与师母，全用无锡话，谈得很顺畅，根本不需要在纸上写什么字。劲静不由赞扬道：“师母的无锡话，还说得那么好。”“家乡话，怎能忘；我，与女儿、钟书，在家也还常说无锡话呢。”师母又说了句：“家乡，总是不能忘的。”

于是，我们讲起无锡“钱绳武堂”，现在是经过修复，成为“钱钟书纪念馆”，是99岁高龄的顾毓秀老先生题的字，钱先生卧室、绳武堂，大家可以自由参观，尤其是钱老师的著作，有《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槐聚诗存》、《宋诗选注》、《管锥编》等，最吸引人。那上面有不少名家评论，都是赞不绝口，称钱老师为“文学泰斗”、“文化昆仑”。

小杨向师母耳边突然插上一句：“我们这次在山东梁山开会，碰到一个上海人，会说无锡话，说钱老师和师母都很厉害，师母100岁了，还会写文章。”

师母听了，哈哈一笑：“那个人，是这样说吗；去年，出版社真的还给了我一个大奖呢。”师母笑了之后，又慢慢庄重起来：“真的，我活着，我还要写一些。”

我总感到，师母毕竟是100岁高龄了，总是健康要紧。师母理解我这个意思，非常淡然中孕含着十分坚定：“别的事，我不会做，而这些，我一直要做下去。”师母似乎陷入沉思，对我俩如说家常似地慢慢说来：“文革”期间，女婿被迫害致死；1997年3月，女儿钱瑗，劳累成疾，患脊椎癌走了；第二年10月，钱老师又走了。这是人生至悲至痛之事，接二连三，一般人是难以承受啊！然而，师母说：“我挺过来了。”这“挺过”的十余年来，师母一直在写作。我原也不清楚，师母具体在写什么，也只是风闻某些人，当钱先生在世之时，什么话也没说，而当钱先生去世之后，便指指点点，喋喋不休。对此，师母便辞严义正，予以反拨；同时，师母在整理钱老师的手稿，而最近更知道，师母还在创作长篇巨著，是《洗澡》的姊妹篇。啊，这就是师母“还要写一些”的具体实践。这都是对国家、民族文化事业的莫大奉献。

世所公认，钱老师，杨师母，历来所奉献的，都是堪称为是文化领域中的精品。中华民族文化，光辉灿烂，今天，要继承它，弘扬它，就需要钱老师、杨师母们如此的奉献啊！

“你俩再坐一下。”师母说了一句，便站了起来，走到北边的书房去，又走到南边的房间，好一些，拿来两本书，一本是《走到人生的边上》，一本是《干校六记》。说：“以前，钱老师多次送书给你，上面怎么题写？”我马上说：“钱老师送我的《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上面题有“览存”两字，而《宋诗选注》上也题有“览存”两字。我把这两字写在纸上。师母看了，笑一笑，坐到书桌前，便在《走到人生边上》的扉页上非常工整地写了我与夫人的名字，并题“贤伉丽存览   杨绛奉  二0一0年十月廿一日。”非常亲切地交给我。

我凝视着师母娟秀而稳实的字迹，马上浮现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师母执笔的信：“西湖草长莺飞，正是晴雨两宜的好地方，不胜神往，……但我们老病，无缘作游春之梦”，今天的字迹，与那信的字迹相比，完全还是那个风韵、神采，已经十五六年了，一点不显老态。

师母还带笑地说：“你也就八十了吧，可比我还小一辈呢，还不要多写一些吗？。”自己在“是，是”的回话中，不由不感到一种深切的关怀，同时，又是一种热情的鼓励。鼓励小一辈的我，能够继续“写一些”，自己虽然浅陋，但可以也应当向师母学习，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今后自当继续“写一些”。

 接着，与师母俩合影，又与师母、小杨三人合影。

不知不觉，将近一个小时。吴阿姨走过来，悄悄提醒我：“师母，还要写文章。”

我俩随之起立，准备告别。我双手握拳，如古人，向师母作一个揖，小杨凑近师母，“祝师母身体健康，更长寿。”师母说：“祝你们也健康，长寿。”

从师母住的三楼慢慢走下来，又慢慢地从南沙沟走出来。首先感到无比幸运，终于又非常难得看望了师母，同时，又感到内疚，毕竟化去师母比金子更可贵的近一个小时。自己不断地思索着，师母一生，所以能挺得住常人少有的大悲大痛，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如果没有一种特别坚定的信仰，超乎常人的追求，又何能如此；挺到百龄高寿，世上能有几人？而师母，仍是不图享受，年年月月，日日时时，仍是始终如一地执着：“我还要写一些！”

自此之后，再也未能与师母见一次面，只是在每年师母的生辰与春节之际，写一封信，寄一些小礼物，平时则通通电话，由吴阿姨接听、转述。在去年九月中旬，突然接到师母寄来的《洗澡之后》，扉页上仍是师母同样的题签，字迹仍与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一日一样，仍是那样娟秀而稳实，并无一点因年老而颤抖的痕迹。私心庆幸，师母可能再活五年、十年以至更长久呢。谁料得到，还不到七个月，师母突然走了。

思念师母，学习师母，衷心不易。自己尽管浅陋，今后，总要继续努力“写一些”！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于师苑新村

 

马成生、杨劲静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