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顽童宗白华

李思孝 

在文研班给我们上美学课的，除了朱光潜先生，还有宗白华先生。朱先生开的“西方美学史”课，是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第一教学楼的一个教室里上的，我们每周一次坐人大校车前去听课。而宗白华先生开的“中国美学”课，则是在我们的校园铁狮子胡同一号来讲的。他们二人讲课的风格很不一样；朱先生比较严谨，每堂课都要提问，弄得大家很紧张。宗先生比较轻快，谈笑风生，活泼自由，课堂气氛比较和谐。

对宗先生的名字，我刚解放就知道了。那时我刚上初中，读了郭沫若的《今昔蒲剑》、《历史人物》等几本书，知道他作为诗人，是被宗白华发现的。“五四”时期，宗白华主编《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时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常给《学灯》投寄新诗，《女神》中的一些诗，包括《凤凰涅槃》，就是这时投寄的。诗中表现出的大胆、奔放、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深深打动了宗白华，他自信发现了一个诗的天才，并把这一发现赶紧告诉了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好友由寿昌即田汉，希望田汉跟郭沫若通信，做朋友，当诗伴。于是三人在两岸三地频繁通信，诗歌、戏剧、哲学、事业、恋爱、循姻、人生凡理想……无所不谈，胸襟裸露，感情真挚，自我解剖，毫不留情。田汉把这一时期的通信编成《三叶集》，作为中国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于1920年公开发表。这本书适应“五四”时期浩浩荡荡的思想大潮，一出版就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一再再版。

一直到上文研班，我都没有读过《三叶集》，宗白华先生的文章读得也很少。但有一篇印象却很深刻、就是1957年我从《新建设》杂志上读到的《美从何处寻？》。

当时谈刹的文章，几乎都是理论式的抽象论证，让人读得很累。而宗先生的《美从何处寻？》，却像一篇散文，有形象，有事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作者《流云小诗》中的句子：

“啊，美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这流云般的诗句，一下子就俘获了读者的心，不得不跟着作者往下读。接下来，作者又引用了两首古诗。一首是宋代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中一尼姑的悟道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己十分。

 

另一首是晚清才女郭六芳的《舟还长沙》：

侬家家住两湖东，

十二珠帘夕照红；

今日忽从江上望，

始知家在画图中。

用前一首诗说明美学上的“移情”说，用后一首诗说明美学上的“距离”说，不仅非常恰当，而且充满诗情画意，春意盎然，文章本身就给人美的熏陶和感染。正当我沉醉于这美的享受之中时，不久，在《新建设》上又读到宗白华的另一篇文章《美学的散步》。从文章的题目，使人联想起古希腊“智慧王朝”时期，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莱西昂学园所创立的“逍遥学派”。事实上，宗白华用这样的题目，是有意模仿古希腊的“散步学派”（即逍遥学派），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谈论美的问题。如同庄子的“逍遥游”，如同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随手写来的“戏画”，他这篇文章主要谈论诗画界限问题，这个何题，在中国苏东坡提出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问题。在西方，德国的莱辛写子《拉奥孔》，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宗白华的文章，把中国和西方的观点都讲到了，但主要讲莱辛的观点。文中引用了他翻译的《拉奥孔》中的主要译文。在朱光潜翻译出版《拉奥孔》之前沪这是最早的译文。仅此一点，即可见这篇文章的价值了。宗白华说，散步时可以偶然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或捡到一块别人抛弃的燕石，那么他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的鲜花和燕石：它既有鲜花散发的芳香，又燕石所固有的厚实。

从此，我爱上了宗白华的文章，而且形成了这样的印象：朱光潜像亚里士多德，以理性见长，是现实主义的；宗白华像柏拉图，以感性取胜；是浪漫主义的。他们二人，一个攻西方美学，一个攻中国美学。在美学界形成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像双子星座那样散发着光芒。

因此，当得知宗白华要给我们讲中国美学时，我是非常高兴和期待的。但同时我也很担心：有人文章写得很漂亮，讲课却不怎么样。比如冯友兰，文章写得风流儒雅，但却口讷，讲课时期期艾艾；有点口吃。宗先生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第一堂课，我的顾虑就被宗先生彻底打消了。宗先生不仅是一位老学究，而且还是一位老顽童。他讲课时谈笑风生、诙谐成趣，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比如，他说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基本形成了关于美的两种形态，一种重器，表现为“错采镂金，雕缋满眼”；一种是重神，表现为“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它们多表现在工艺美术和哲学思想中。前者如先秦铜器“莲鹤方壶”；后者如《易经》中关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思想，即“白责”。这两种美学思想，在南北朝这一思想大解放时期，发生了重大转折，逐渐从“错采镂金，雕衍缝满眼”向“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转换。这一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顾恺之的画，王羲之的书法，就体现为后一特点。宗先生在讲这一点时，举了大量例子，从孔子的《论语》中的“绘事后素”说起。什么是“绘事后素”？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意思。他说你们可到街头去看看，有些年轻的姑娘穿着花衬衣，外面罩一件纯色外套，‘但衣领和下襟还露出花衬衣来，这就是“绘事后素”。这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和哄堂大笑。课堂气氛极为活跃。

宗先生的课，不仅生动活拨，引人入胜，而且内容丰，既广且深，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思路。比如我自己，过去只知道诗论和文论，而宗先生让我知道了乐论、画论、书论、戏论、工艺论、建筑论、园林论、人品论等，知道了公孙尼子的《乐记》，谢赫的《古画品录》，戈守智的《汉溪书法通解》，李渔的《闲情偶记》，王文考的《鲁灵光殿赋》，一计成的《园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考工记》等，它们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石《考工记》中有“前朝后市，左祖右庙”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鲁灵光殿赋》描绘了中国建筑的飞动之美。《园冶》中的借景、对景、分景、隔景，可以从颐和园中的长廊、十七孔桥、谐趣园中体现出来，也可以从曹雪芹磷红楼梦》对“大观园”的描写中体现出来。美学中的虚与实，或灵空与盈实，既见于《易经》的阴阳结合，绘画中的“计白守黑”，也见于老子《道德经》中的“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以及戏曲如《秋江》、《三岔口》、《梁祝相送》中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中，戏中的布景都在演员身上。而在《世说新语》中，记述了阮籍、嵇康等人的独立人格、精神自由的个性美，他们心灵飞逸，“潜移造化而与天游”，境界高远“静照在忘求”，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两”，则是他们神韵的写照。由于宗先生早年在美学王国的德国留学，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专门攻读哲学和美学，提出要“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毕业后又到意大利、法国游学、访古、考察艺术，所以对西方艺术非常熟悉，造诣很深，在讲美学时，常常联系西方美学，对照着讲。比如，讲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美时，他引用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海伦的美，不是通过描写，而是通过特洛亚长老们对其美的惊叹，即为了她的美，打仗受苦都值得。讲到苏东坡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联系莱辛的名著《拉奥孔》，论述诗画界限问题。讲展子虔的《游春图》，他联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菩提彻利的《春》和《维纳斯的诞生》，但前者比后者早了千年。这种对照的讲课，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法，它能使我们触类旁通，潜想妙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我们得益匪浅。

在听宗先生课的过程中，我写了两篇心得，一篇是《“乐记”略述》，一篇是《试探先秦美学思想》。前一篇比较单纯，后一篇比较复杂，先秦诸子都涉及到了。而且是在毕业论文写作间歇中写的，问题较多，所以急欲请先生给予指教。那时宗先生很忙，除了给我们讲课，还不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他还是答应给我看稿，并约时间到他家里听取他的意见。

第一次是同熊重生同学一起去的，他要给熊重生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谈意见。记得那是1963年1月的一天，北京刚刚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夹着呼啸的北风，天气异常寒冷。而位于北大朗润园一栋新建的楼房中的宗先生的家，虽然仄小，却温暖如春。屋子里有点凌乱，书籍、报刊、杂志、手稿、信件，无序地散放在各个角落，但却统一在一个共同的氛围中，即艺术的氛围。这种艺术不是单一的，而是中西合璧的：墙上挂的，既有王原祁的山水画，也有伦勃朗的人物油画。桌上摆的既有北魏的观音浮雕，又有景德镇的花鸟瓷盘，还有齐白石、徐悲鸿的花卉，以及小件的青花瓷、汉瓦当、唐三彩、宋菩萨等，而收音机里发出的则是西方轻音乐的优美旋律。这一切都印记了布封的那句名句：“风格即人”。

宗先生很健谈，一旦讲起来便顺着自己的思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讲下去，没完没了。你很少有机会插话进去。这样从下午两点“直讲到下午五点，滔滔不绝，竟没有丝毫的倦意。完全不像，个66岁高龄的老人。看得出，他仿佛融入一个出神入化的学术境界之中，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优哉游哉地享受生活。我有幸作为旁观者，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到宗先生生活的一个侧面，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和记忆。由于时间全被《文心雕龙》的问题占用了，我的问题只好预约时间另谈。中间几经波折，当我第二次进入宗先生家门时，已是两月之后，即1963年3月底的一天了。这时已经春暖花开，未名湖冰雪消融，碧波荡漾，湖畔的杨柳抽出新芽，连翘、榆叶梅、丁香花正绽出新苞，迎春花则开成黄金一片了，加上阳光灿烂，令人感到春意盎然。我到家时，己有3名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正拜访宗先生，不久又来了一位，也是北大哲学系的。看来，宗先生很忙。等他们4位被打发后，宗先生才开始谈我的论文，由于时间关系，说得比较简约、扼要，没有完全展开，但主要问题都点到了。归根结底是我对先秦著作不熟悉，像蜻蜓点水似的，先秦诸子各家都点到了，但浅尝辄止，未能深入下去；相互之间，又不能完全贯穿起来，像孤岛似的，各自为政。这也难怪，以我当时的水平，这样大的题目，是我难以驾驭的矛宗先生对我发表了跟胡适一贯主张的见解：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我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这使我羞愧难当。

辞别宗先生后，我绕着未名湖走了一圈，这是我离开北大后的第一次，5年前，我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可以说跟未名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北大的新闻馆，就坐落在未名湖的东南方。如果没有课，我就整天泡新闻馆，因为那里冬天的暖气很暖，还有各种海外报刊和《参考消息》，在里面看书很安静。这种平静的读书生活，随着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一去不复返了，接着而来的，是斗争、劳动，劳动、斗争，最后是被迫离开北大，把我们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新闻系。离开北大前，我们还在朗润园参加修建北大游泳池的劳动呢！

此后就是更加动荡的大学生活；大跃进、大炼钢铁、植树造林、反右倾运动、红专大辩论、批判修正主义、农村社教运动……等到上了文研班有机会坐下来读书时，才发现，大学基本上没读什么书。它给我们的知识是这样少，根基是这样薄厂以致现在要做真正的学问，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王国维曾总结出做学问的三个境界：先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一望尽天涯路”（晏殊）。接着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最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

自忖自己在做学问上，可能还没有升堂入室呢，但我不言放弃，不甘落后，要自觉自励，争取最好的境界。于是一首律诗在脑海中酝酿而成：

 

一别燕园几多秋，

浮生欢娱付水流。

大梦初醒总觉晚，

人生咎往不回旧。

风雪昨夜封蓑宇，

花柳今朝满枝头。

唯今道长人憔悴，

他日湖上逍遥游。

 

再次见到宗先生，己是20年之后。经厉了地狱般的十年浩劫，他幸存了下来，而且重拾教鞭。但毕竟到了毫耆之年，久便淡出了讲台。我也回到北大，始终没有机会去拜访他，只是偶尔在未名湖畔的路上碰到他，经常挎着一个破旧的布书包，龋蹈独行，仿佛仍然徜徉于自我设置的境界中。我没有想到去问候他，他不会记得我，我何必要打扰他的宁静呢？只是我心里会掠过一丝悲哀：一这难道是《三叶集》时代那位与郭沫若、田汉齐名的风流才子吗？但同时我又感到欣慰：解放后郭沫若、田汉都从政，显赫一时，风光一时，结果呢？田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先90岁的老母魂归西天。郭沫若死于“四人帮”垮台之后，算是善终，一然而“文革”中仍免不了受到侮辱，特别是两个儿子都死于非命，创痛何其深也！更尴尬的是背了“京城四大不要脸文人”之首的骂名至今仍被人们非议。比较起来，宗先生平淡的一生，荣辱不惊，延及晚年，仍然像闲云野鹤，自得其乐，何其幸也！其实杜甫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所体验，他在《佳人》诗中云“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类转烛。”这一切都源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198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西欧转了一趟，历时半年。回来后把所见所闻写成若干散文，最后结为《西鳞东集》准备出版。我在书前写道：

美，在哪里？

美，在你脚下。

只要你迈开双脚，

走遍那海角天涯；

生活中处处有美，

全凭你发现觉察。

美，在哪里？

美，在你脚下。

这其实是受了宗白华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宗先生，但他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地深刻。我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走向宗先生《美何处寻？》和《美学散步》的套路，最后索性连书名也改为《美，在你脚下》。

宗先生故去己经20多年了，每当想到他，就同我这本小书联系起来，它既是先生施我教泽的一点成果，也是我对先生馨香祷福的一份薄礼，这是任何时候都聊以自慰的。

 

2012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