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寄寓未能忘　文海茫茫启新航

赖世和

推荐考上研究生

1958年，在大跃进高潮中，我们湖北大学，计划由政法财经为主的大学，发展成为文理兼备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正在调集力量，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中文系和其他一些系。于是，从我们法律系57级，首批抽调包括我在内的6位同学，推荐去考研究生，结果我们都考取了，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全都如愿以偿，回到湖北大学当教师。

我被抽调出来，安排在汉语教研室进修，积极准备投考研究生，作为中文系的师资，进行重点培养。当时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是曾志时教授，副主任是贺绥世讲师，秘书是李雨放讲师，另外还有几位教授、一些讲师、多位助教，共20人左右。这个汉语教研室，就是湖北大学将要成立的中文系老班底。他们多半是老政法专业，或其他专业转行来的老师，中文专业科班出身的，为数不多，于是，培养中文专业的教师，是成立中文系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安排在汉语教研室。领导和老师们，都很关心我这个年轻人，从生活、学习到备考，都给我提供方便。

从法律专业，转到攻读中文专业，对我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毫无思想准备。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学作一块砖，安排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二话不说，转向中文专业，全身心投入研究生备考。当时，除了规定的政治学习外，我埋头在教研室的资料室、学校图书馆，阅读中文专业方面的资料，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我从古文到现代文，主要看文选、文集，以及代表性作品，事半功倍，应对考试；在史论方面，集中精力，阅读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目的也是为了应对考试。通过几个月的突击准备，对中文专业的概貌，有了初步的认识，对某些重点难点，多下了一些功夫，作到点面结合，心中有数，也加强了迎考应考的信心。

1960年，全国高考统考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在我校设立了湖北招生考试点。我按照招生简章，办理了报考手续。接着，按考试通知，到3号楼西头2楼小教室参加考试。应考人数不是太多，一个小教室都没坐满。监考老师，是人民大学派来的，一位中年女教师，身材修长，短衫裙装打扮，显得文静优雅，气质不凡，讲话一口京腔，交待考场事项，话语简洁明确。考卷的细节，现在多数已经淡忘，惟有古文翻译成现代文的《曹刿论战》，至今还很清楚，明确无误。原因是，我在备考时海底捞针，捞到了这篇古文，考试翻译时，又费了一番功夫，对每个字、每个标点、每个句子，都认真、反复斟酌过，自忖翻译得比较满意。整场考试，我按考场规则，既未提前离场，也未拖堂交卷。

考试之后，我的生活恢复常态，等待人民大学的通知。这次报考人民大学，与我1956年在南昌报考人民大学不同，一是有学校推荐，多了几分把握；二是准备相对比较充分，临场发挥也比较好。8月间，果然接到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经过1956年南昌考试失败，到1960年武汉考试成功，4年间，我由考本科失败，到考研成功，实现了一个跨越，进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圆了我名校之梦！

我向往的名校

北京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名城，是帝王之都，元明清三代，北京更是政治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使古老的北京获得新生，从而进入空前辉煌的发展时期，北京真正成为首善之都。在文化教育方面，同样取得长足的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就高等教育而言，北京在全国，是高等学校最多，也是名校最多的城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这些名校，从学生到师资，汇集了大批的全国最优秀人才。

据我一知半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创办的。而中国人民大学，与上述3所名校相对而言，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历史背景不同、办学模式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学养风格不同，主要是一个“新”字、一个“急”字，以适应新中国的迫切需要。它以人文科学为主干、政法财经为两翼，培养意识形态、国家管理、经济建设方面的高级人才，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德才兼备、学养人品高尚的人才队伍。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办学的最大特色。

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国家管理人才、经济建设人才。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能完全靠北大、清华这类的老大学、老名校解决问题，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路子。既要借鉴西方，依靠老校，也要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老大哥的新鲜经验，创办新型的高等学府，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或者说二元双轨并进的办法。据我所知，1949年6月，刘少奇、高岗等秘密访问苏联，考察苏联在国家管理、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回国后，提出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主张，而且得到了中央的同意。1949年12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月19日，任命原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刘少奇亲临会场并讲话。

校长人选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办好这所新型大学的必要条件。由吴玉章这样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乃是最佳的人选。吴老是辛亥革命老人、孙中山的秘书、老革命活动家；吴老在延安时，毛泽东主席就为他60大寿写专文祝贺，赞扬吴老“一辈子做好事”。吴老又是大名鼎鼎的老教育家，知名的国际、国务活动家，是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与会长宋庆龄一起，为国际事务、世界和平奔波，吴老还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应当说，由吴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适得其所、名至实归。加上有胡锡奎、成仿吾以及后来的聂真、郭影秋这些部长级人物协助吴老，又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国家还特别给了招生优先权，实行提前单独招生，让一批批青年才俊，优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就这样从领导、教学、招生3个环节，为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重点大学、名牌大学铺路！我在这样一所名校，读了3年研究生，真是三生有幸、终生难忘。这难得的3年，成了我人生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的校园

中国人民大学的校本部，在北京西郊海淀区。这是高等院校集中的地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在这一带。本部校园，占地较广，清一色的低层简朴建筑，以政法、财经为主的学科专业系所，都在校本部。语文系、新闻系、历史档案系，则在北京市区，地点是东四十条铁狮子胡同1号，又叫张自忠路1号，我就在这里，读了3年研究生，我写的就是这里的校园。

这座校园，曾经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1926年“318”惨案，就发生在这里，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就是以这里作当年的政治背景。1962年来这里拍摄时，我们学生扮演群众演员。我化装成带眼镜、着长衫、穿布鞋的文人参加拍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侵华日军的华北指挥部所在地。解放以后，它回到人民手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近百年来，它见证了3个不同的时代，见证了黑暗、耻辱与光明！

校园在张自忠路北侧，东、南、北三面靠大街，西面与民居相连，四面有高墙，与外界分割。正门在张自忠路，这是一座红门绿瓦、古色古香、三间组合的门洞。大门进去，沿宽阔的中轴线上去，不远处便是砖墙铁瓦的两层高主楼。主楼建在高台之上，中间高高耸立着三开间高三层正中又有一层为钟楼的轴心建筑，左右有走廊与前方的厢房相连，而构成整体布局的中心。以此为座标，建有后院、东西两院。后院有图书馆、阅览室、办公室等，中间是一个花园，乔木矗立，鲜花怒放，碎石铺路，蜿蜒其间。东院也占地广阔，教室、学生宿舍以及运动场、印刷所、学生食堂等，都分布在东院几个长方形的院落里面，也是我们主要起居之地。后院、东院，都是砖墙铁瓦结构的二层楼旧建筑。西院是几栋新盖的教工住宅，全是三层楼高、红砖红瓦的条块式楼宇，称为红楼。西南侧，则是学生食堂、活动空地以及衣物洗涤处、喷水沐浴处。有些老槐树，在建筑物之间摇曳生姿、抖擞精神。

整个校园，布局严谨、井然有序，是闹市中、不可多得的。一片宁静的乐土，值得怀念的地方！我们学习生活的空间，除了校园，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出门就是张自忠路、东四北大街，购物娱乐、参观学习，如去蟾宫、明星、东四工人俱乐部等电影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什刹海、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地安门、故宫、天安门广场、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京火车站等处，交通十分方便，只要有兴致，甚至可以不用乘车，举步不多，即可到达。

精英荟萃

与一般精英教育不同，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从创建伊始，就向工农兵敞开大门。解放初期它下面附属有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多是不识字或者文化水平低下的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有突出贡献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速成中学毕业后，可以优先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深造，每年全国高校统一高考前，人大都是提前招生和推荐学生，其中就有工农兵和调干生，即具有一定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的在职干部。如：据我所知，曾有“当代花木兰”之称的战斗英雄郭俊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又如写了《半夜鸡叫》的部队作家高玉宝，也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在文研班学习期间，著名作家田汉的侄女田伟，当年北京卫戍区司令、代参谋总长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则是人民大学语文系学生，在校园里，与其他同学一样，随时可以见到。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接班人、黎笋总书记，让他的夫人。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留学，也像其他同学一样，在校园里生活学习。有一次，吴玉章校长在礼堂给我们作报告，得悉黎笋夫人也在学生当中，吴校长在台上，把早年他写给老朋友胡志明的诗，当即写在一张纸上，当面交给黎笋夫人，并托她向胡志明、黎笋等越南领导人转到问候。

我们文学研究班的同学，三个年级分文研一班、文研二班、文研三班，共有110多人，都来自高等院校的讲师、助教，文艺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的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资格老、水平高。这11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少省市区，一个名额都没有。就湖北而言，文研一班有李希贤、缪俊杰、李力、贺兴安4人，文研二班只有我一人，文研三班有邹贤敏、孟宪民2人，这算是名额较多的省份。就我们文研二班而言，王俊年、李思孝、阎焕东、滕云、张祖彬、石家宜，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留下而保送进文研班的高才生，其他有江西陈仰民、熊重生、谢云飞，广东吴惠芳、谢新德、周桂忠，四川易明善、吴蓉章、林文碧，福建蒋金虎、肖景星、黄振勋，浙江马成生、余凤谐、何其民，河南耿恭让、侯彦斌，山东朱恩彬、袁羌光，湖南王宝贤、金望恩，辽宁王德懋、李秀斌，吉林李伟，黑龙江刘富，上海张玉镶，江苏朱之隆，广西王　，甘肃余嘉瑞，内蒙魏泽民，湖北赖世和。这些同学，除了少数是保送进班外，多数人都是单位推荐、经过考试合格，才进入研究班的，我是其中之一。

文研班的主要任务，一是培养文艺理论工作者，其中不少是中文系教师；二是培养文艺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人员。通过三年的攻读，大家在理论上、专业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实践了文研班的创办目标。研究班培养的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极大多数同学都安排在大学当教师、文化部门或研究部门的重要岗位，并且得到重用、担当重任，而成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或厅局级、处一级干部。仅我们文研二班30多位毕业同学中，除情况不明者外，其中，正副教授16人，研究员3人，厅局级干部5人，担任行政职务的同学中，不乏专家学者。就整体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精英分子，已经是无法统计了。我任职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其前身就曾有“小人大”之称，因为该校的财务各专业、政法各专业、人文各专业的教师，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

不一般的专业学科

我们文研班的专业学科设置很不一般，根据培养目标的需要，设置了文学概论组、古典文论组、现代文学组、美学组，这四组专业学科设置，从广度上、深度上，兼顾了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及其专业基础学科。这种专业学科的精当设置，与一般的传授知识、研究问题、拓展领域的研究方向、思维方式、专业学科、教学安排，是不尽相同的。它的主要特色是开创性、整体性、现实性，起点高、要求高，既要把中外文学概论与中外古典文论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开创全新的理论，建立全新的体系，又要使这种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外现代文学实践，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并且要使这种理论体系建立在美学哲学的深层次研究、探索的基础上，达到美学哲学的理论高度。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担负在中国文艺理论领域里创建全新的文艺理论、创建全新的文艺队伍的历史使命。196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聂真副校长陪同下，到文研班来看望我们并且讲了话。他说：我们现在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理工科，一条是文科。前者要搞导弹、氢弹、原子弹，后者要搞精神、思想、上层建筑。这就要求有坚强的马列主义理论队伍，在一定意义上，它比科学技术还重要。在此之前，周扬就一再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通过培养人才和组织队伍，建立中国自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这正是三家联合举办文学研究班的出发点。这也是文研班专业学科设置的根本依据。

那么，谁是文研班专业学科的设计师呢？总设计应当是周扬，他既是领导文艺战线的中宣部副部长，也是权威性的文艺理论家，办文研班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具体设计者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他是我们文研班的班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主任何洛，是文研班副主任，著名文学家唐弢，著名美学家蔡仪也都参与了设计和指导。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一些部门所望尘莫及的！

文学研究班的办学实践表明，它建立中国自已全新的文艺理论、文艺队伍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若假以时日，必定可以走出一条道路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只办了三期，但它培养出的人才，大都活跃在文艺理论战线和高等院校文艺理论教学岗位，成绩卓著，贡献良多，以致有人戏称人大文研班是文艺理论界的黄埔军校，是有一定道理和根据的。

名师引领我们

有名师引领，是办好文研班的必备条件。承办文研班的学部、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自身就拥有不少一流的名家名师，他们与全国兄弟单位，有广泛的联系，曾在延安鲁艺任教的何其芳、何洛，资历很老，德高望重，其同事、其弟子，不少是名家名师，二位担任文研班的正副主任，邀请名家名师来文研班讲学授课，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难处。所以，在延请名家名师方面，我们文研班同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根据文学概论、古典文论、现代文学、美学这四大专业学科的需要，延请名家名师来文研班，依次展开教学活动。学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名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名师，构成文研班的基本教师队伍。其中，经常给我们上课和辅导的是：文研所何其芳、蔡仪、唐弢、毛星、王燎荧；人民大学何洛、何思敬、缪朗山、赵澧、吴大琨、马奇等。何其芳讲文学理论、创作经验、文学思潮和文艺政策；蔡仪当时正在负责主编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之一的《文学概论》，与此同时，也系统地给我们讲授文学概论，经常给我们通报《文学概论》编写、讨论的情况，以及周扬的指示和讲话精神。缪朗山系统讲授西方文论；唐弢主讲理论文学问题；毛星讲典型问题和形象思维；王燎荧主要介绍跟《讲话》有关的情况；马奇讲美学；冯其庸讲过《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问题。他们讲课的内容，分门别类，各有侧重、各有不同，但是，无不体现文学概论、古典文论、现代文学、美学四大专业学科的基本要求。

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名家余冠英、钱钟书、范宁、陈友琴等，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系列，余冠英讲授的是《诗经》，钱钟书讲中国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陈友琴讲唐诗人文学论；范宁讲元、明、清文论。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名家冯至、卞之琳、罗念生、李健吾、叶水夫以及戈宝权、叶君健等，则讲外国文学系列，罗念生讲授的是古希腊文学；李健吾讲授的是法国文学和法国戏剧，讲到高兴时、精彩处，还即兴演唱起来，令我们高兴而难忘，他的讲授风格洋洋洒洒，放得开，收得拢，是最活跃的课堂之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朱光潜、宗白华、游国恩、季羡林、杨周翰、吴组缃、季镇淮、林焘等，都为我们讲课，朱光潜系统讲授西方美学史；宗白华系统讲授中国美学史；季羡林讲印度文学，其他教授的讲授，也都涉及四大专业学科的广泛领域，既有深度也有广度。

此外，还邀请当时在北京编写全国文科教材的各专业组的名家名师学者，光临文研班授课，让我们受益匪浅。其中，有《美学概论》编写组的王朝闻、洪毅然、李泽厚、叶秀山、甘霖、周来祥等，王朝闻主讲美的欣赏，特别是对自然美、艺术美的欣赏；洪毅然主讲大众美学、生活美学；李泽厚主讲艺术分类学。他们讲授的内容，有的非常专业化，有的高深莫测，有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非常实在。《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王季思、肖涤非等，《文学概论》编写组的蔡仪等名家名师，还有各地包括北京的名家名师，如周振甫、陈迩冬、黄肃秋、高亨、殷孟伦、王达津等，都来讲课。

为了扩大我们的知识面，何其芳还请各种艺术门类的名家，来文研班开专题讲座课。刘开渠讲雕塑，讲首都人民纪念碑的创作；华君武讲漫画；马可、赵讽讲音乐；周贻白讲中国戏剧和《牡丹亭》、《梁山泊与祝英台》；景孤血讲京剧的行当与流派；舒强讲话剧；阿甲讲导演；陈荒煤、崔嵬讲电影。这些名家讲课，个个都有理论深度，又富有实践经验，人人都有独到见解，讲课时，常常是精彩纷呈，让人应接不暇，感到这些名家，的确名不虚传而不可多得！

教学面面观

从名师阵营之强大，专业学科之考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文研班教学的方方面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给我们讲课的众多老师，无一不是学问家，在学问上，称之为全国一流的名家名师，应该说是当之无愧。其中，不乏可享誉泰斗、大师称谓的大家、名家、名教授。他们的著术，他们的课程，代表全国最高水平，也并非夸张之词。他们不但给我们开课授课，而且指导我们如何阅读，如何作学问，如何作人。要求我们多自学、多读书，何其芳为我们开列的书目，古今中外四面八方，就有300部之多，他要求我们树立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鼓励我们“立远大志向，走艰苦道路”，谆谆告诫，用心良苦。

他们都在学术上独有建树，在教学风格方面，也都各有特色。一种是严谨型的教学风格，朱光潜、蔡仪、周振甫等讲课，一字一句，一板一眼，都不枝不蔓，是那么简洁明快，深思熟虑。他们实行的，是严字当头的教学，对自已严，对学生严。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史，就如他的著述那样，语言严谨，叙述流畅，言简意赅，没有多余的话，他在课堂上要求很严，每次授课都向我们提问，大家心里紧张，听课也特别认真。蔡仪讲文学概论，很讲究论点论据与推理判断，对理论的概括与抽象，功夫很到家，讲得似乎无可辨驳，不可置疑。周振甫讲古典诗词、讲《文心雕龙》，轻声细语，慢条斯理，逻辑严谨，没有废话，记录下来，就像是一篇好文章。另一种是开放型或者说洒脱型教学风格，是活字当头的教学。周贻白、李健吾等讲课，神思邈远，神采飞扬，自由奔放，开怀畅谈，洋洋洒洒，又主题明确，主次兼顾。周贻白讲戏剧，讲到《牡丹亭》、《梁山泊与祝英台》的名句名段，便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享受，也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李健吾讲法国文学、法国戏剧，始终声音宏亮，充满活力，讲到精彩之处，更是慷慨激昂，肆意渲染，让人耳目一新。当然，更多的课堂是，亦严亦活、亦庄亦雅，兼有一、二两种类型的长处，不足的地方是，缺乏鲜明的特色，在教学风格上，似乎稍逊一筹。

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与扩展，我们还常到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话剧院的小剧场去看彩排，像《一仆二主》等剧目，正式演出前，先一睹为快，既免费又享受，真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我们也到中央美术学院去参观印象派、现代派绘画作作品展，请美院教师讲莫奈、毕加索等人的作品，边讲解边欣赏，这是我初次接触印象派、现代派作品，让我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我们还参加国内外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如1960年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1961年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1963年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文物展览、纪念印度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演出活动，在演出期间，我还特地阅读了《沙恭达罗》，被作品优美生动、如诗如画的描写所感动，认识到印度的文学作品，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美妙。此外，故宫、天坛、琉璃厂、荣宝斋、美术馆、历史博物馆、颐和园、圆明园、西山八达处、居庸关长城、周口店、芦沟桥等众多名胜古迹，以及其他文化设施，都是我们旅游观光、文化考察的理想场所，大大地丰富了我的人文知识，觉得没有虚度在北京的3年、读研究生的美好时光！

老师们和教学辅助人员，在教学之余，还给了我们一份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专业学科的经典性系统资料。如《中国古代文论》选编、《中国古代美学论著》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西方古代文论》选编、《西方美学论著》选编、《西方现代文论译丛》等，还有悲剧、喜剧等专题系统资料，有的是32开本，有的是16开本，有的是印刷版，有的是打字本。所有这些难得一见的资料，多是任课老师，也有教学辅助人员，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选出来的，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却无私地奉献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成为我们科研道路上的铺路石！数十年来，这些经典资料，一直伴随着我，对我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永远感谢恩师们和教辅人员！

文海新航

在茫茫的文海中，在严峻的现实中，我们幸运的是，有名师的引领，也有自我的探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边学习边战斗，提倡革命性、战斗性，与政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边读书边专研，提倡谦虚、刻苦、实事求是，力求在专业方面取得成果。大家在政治与专业、专业与政治之间，明白政治的敏锐性与专业的特殊性，找到二者的结合点与平按点，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文学研究班，一开始就以战斗的姿态扬帆文海，而在文坛上小有名气。文研一班的学兄学姐们，原本多是高等院校的青年教师与高才生、文艺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的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他们的理论水平都很高。1959年他们一进文研班，就投人了全国正在兴起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们集体写的批判文章和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用“马文兵”的笔名发表，由于质量高、针对性强，在现实斗争中有鲜明的战斗性，结果一炮打响，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受到周扬的肯定与赞扬，说：马文兵既自负又谦虚。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名尖兵，这正是周扬所欣赏的。文研一班的学兄学姐们，开了好头，作了榜样，我们文研二班紧跟其后，也以战斗的姿态出现，用自已的方式扬帆文海。在对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中，有组织地看了一些内部电影，如赵丹主演的《武训传》；此外，看了《还乡记》、《第41个》、《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等。不过，只是看一看，议一议，没有写批判文章。我们更多的是上课听课、读书看报、参加学术争论。我们读研究生的3年间，正是3年经济困难时期，各种政策比较宽松，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气象，调整文艺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随之而来的是，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许多学术问题渐次提出，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争论。当时，我是文学理论战线的新兵，对山水诗、风景画，平时很少接触与思考，多是一知半解；虽然上师范时，我学过音乐，平常一个人时，也喜欢随意哼哼唱唱，但是，对轻音乐的争鸣问题，却一无所知；至于戏曲改革、歌剧民族化、文艺作品的共鸣、“两结合”创作方法、艺术典型、社会主义悲剧、美学讨论等问题的学术争鸣，我都不甚了了，犹如一张白纸，思想非常单纯，无暇作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但是，在争鸣中我学得比较认真，关心报刊上的争鸣文章，不同观点的文章都看，作比较，作辨析，分辨是与非，目的在于提高自已。在学术讨论中，我听得比较用心，同学间议论问题，比较随意，比较深人，不乏真知灼见，用心听，让我受益不浅。在学术争鸣中，认真看，用心听，让我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3年的学习当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听课、读书方面。不管什么课程，不管那位教师主讲，是必修的还是选修的，我都认真听课、认真记笔记，课后还整理笔记，即重新看一遍，把记错的的纠正过来，把漏记的补充上去，把重要的经典的划出记号。在读书方面，主要阅读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如中国古代三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看《三国演义》，则与《三国志》对比看，了解二者的异同。看《水浒传》，则与《荡寇志》对比看。看《红楼梦》，则120回本与80回本对比看。这种对比看，是我初次尝试，与过去比较，效果良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重点放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名家的代表作品上。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重点同样放在名家的代表作品上，如塞席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等。对重点作品，我看得比较认真，了解得比较深入，对非重点作品，多是浏览而已，只作面的扩大，看得多了广了，自然另有一番收获。由于长时间白天黑夜地看书，结果有一段时间，弄得我神经衰弱，晚上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3年间，我很少写文章，有时也练练笔，不过，只是写一些读后感、体会、随感之类的小篇章，作为日后在教学上，或写作上的参考，由于水平有限，从未向报刊投稿。写毕业论文，是每个同学必须要写的，而且是研究生毕业的依据，不能有半点马虎。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在选题上不选高精尖的艰难课题，而是选择《评江西红色歌谣》。用“评”字而不用“论”字，在我的构思里面，既可评而论之，也可只评不论，可深可浅，可平可奇，比较灵活方便，这是取题的考量。二是我的家乡赣南，是江西红色歌谣的故乡，我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语言特点，我小时候，就听过邻家嫂子唱红色歌谣，而今还回响在脑际，因而写评论时，我占有天时地利的方便，毋须作文字考证。三是红色歌谣，在文字上平白、通俗、顺畅、生动，都是我熟习的语言文字，它在当地的特殊涵意，构思的特殊意境，我容易把握，评论起来得心应手。选题时，我征求过指导老师丁浦和同班同学、赣南同乡陈仰民的意见，初稿送丁老师审阅，并按指导老师的意见进行修改，同时，请陈仰民同学一起修改。定稿以后，正式送丁老师审阅，他审阅以后，用毛笔字写了好几页评语，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我的毕业论文，也相应指出不足之处。这一纸评论，让我荣获了“校长吴玉章”署名的研究生毕业文凭，当时，全国高校均未设学位，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与学位无缘。然而，我们照样兴高彩烈、满怀信心地在茫茫文海中，扬帆启航！

生活点滴谈

1960年至1963年，正是我国经济特殊困难的时期。60年8月底，我带着灾荒的阴影离开武汉，上北京读研究生。当时，我的同窗女友，陪我从武昌到汉口火车站。候车期间，我们在站外餐馆用餐，凭粮票一人买一碗炒面，我们在靠窗户的餐桌上吃面，一只手突然从窗外伸进来，把我们正在吃的一碗面一手抓走，边走边吃，这惊恐的一幕，令我们终生难忘。

北京是首都，我是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当年，全国遍地灾荒，首都和大学是物资供应重点保障的地方，但是，物资也同样奇缺，生活也很困难。大学男生，粮食计划供应每月每人27斤，女生24斤，食量大的酌情增加1、2斤，我的粮食定量每月27斤，每月领粮票换学生食堂的饭票，平均每天吃9两。油、肉、蛋也按人定量供应，由食堂统一领取、统一供应，在菜谱中搭配。我在江西时期，大米是主粮，一年到头都吃米饭、稀饭；在武汉时期，米面是主粮，每天可以吃到米饭、馒头；到了北京，面是主粮，很少吃米饭，每天可以吃到馒头、窝头。对我来说，吃窝头是新鲜事，也是第一次。窝头多是玉米粗面作的，形状像个圆形的金字塔，底下有个小洞，色彩金黄，更像金字塔，有时掺杂一些加工了的桑树叶、槐榭叶，颜色由金黄变成深绿色，说是有叶绿素，有益于健康，吃起来口感很粗，但是，香喷喷的，又很耐饱，现在看来，属于保健食品，窝头比馒头更廉价实惠，我喜欢吃，睽逘40多年了，我还在想念北京的窝窝头！

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劳动成了各级学校的必修课，3年时间，我们只安排过儿次劳动，一次是秋天，集体去京郊，帮助农民在大田里收葫萝卜，仅仅劳动了半天；一次是集体去南郊，帮助农民在水田里除草，也只是一天时间；再一次是集体去南郊，帮助农民收大白菜，早去晚归，同样是一天时间。不过，校内的劳动是常有的事，每年秋冬，都要帮助贮存大量的大白菜过冬，准备大量过冬用的煤炭，还有每天轮换值班，照释寝室的取暖煤炉，及时加煤出煤渣，保证安全等。

我们的课外活动比较丰富多彩。虽然没有体育课，我还是注意体育活动，有时在校园里打羽毛球，冬天晚饭以后，有时从校园体育部门借滑冰鞋，去北海附近的刹什海滑冰场滑冰，冬天刹什海水面冻成滑冰场，场地开阔，四周是竹片作的围墙，学生门票非常便宜，从校园步行去刹什海滑冰场，只需半小时左右的路程，我当时年轻，从南方到北京，对滑冰觉得很新奇，也很有兴趣，决心去试一试，我们班上的同学，多属文弱书生，不太爱体育活动，也未见谁去滑冰，只是我独来独往，如天马行空，在滑冰场上滑行，也没有请人教导，滑冰场也未见教练，我和其他初学者一样，在现场一看二听三试，看人家是怎样学、怎样滑，听人家是怎样教初学者，注意哪些要领，再试着自已滑，先扶墙学步，再离墙起步，学滑行，学停步，初学时免不了跌跤，多数是臀部着地，学了一段，便可以独自滑行，或斜滑或直滑，我滑了一些时日，基本上把握了滑冰要领，滑冰的季节也就过去了。由于长时间看书，我用脑过度，一度神经衰弱，有时靠安眠药入睡，一方面放松心情，调整看书时间，体脑结合，另方面搞按摩，进行体育疗治，我买了一本《健身按摩》小册子，按摩方法类似“床上八段锦”，从头部按摩起，晚上睡觉时按摩几遍，早上有时也按摩，坚持一段时间，加上减少看书，心情宽松，睡眠情况有了好转，解除了神经衰弱的困扰。

节假日到郊外旅游观光，为我在北京的3年生活，带来许多乐趣。秋天喜欢去西山看红叶，有时和几个同学一起，带着馒头和水，也带上书本去西山，边走边看，边看边议论，走一走，看一看，一直上到“鬼见愁”至高点，才停下来细心观赏，坐看风云起，俯观红叶飘，放眼西山，远近景色，尽收眼底，远眺京城，如天际海市蜃楼，影影绰绰，一片迷茫。看得累了，就地躺一躺，饿了就啃馒头，渴了就喝喝水，想看书就打开书本，随意阅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放浪形骸，彻底放松，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就过去了，穷学生有穷学生的快乐！有一次我们去西山看红叶，在一个观景点上，意外地见到总司令、十大元帅之首、人大委员长朱德也在看红叶，他先是在藤椅上面山而坐，后来是在随身人员的陪同下漫步观赏，未见夫人康克清陪同在侧。领袖人物也好，平民百姓也好，此时此地都是观光客，群众在此没有围观、为难朱老总，朱老总也无须挥手致意，彼此友善，以礼相处。看红叶时，我们也观赏西山碧云寺，瞻仰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和苏联赠送孙先生的水晶棺。我还选择一些红叶和银杏叶作书签，寄一些回武汉，给我的另一半作纪念。我还不止一次地游览八达岭长城，也去周口店观赏山顶洞原始人遗址，山顶之高，山洞之宽之深，山顶洞人的生存之道，无不令人惊叹！观赏芦沟桥，实地体验“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句歇后语，别有一番情趣。桥上每根汉白玉栏杆上端，都雕有大小不一、数目不等、深浅不同、雄雌有别的石狮子，很难数清。芦沟桥管理委员会，已经数清石狮子整体数目是501头，准确无误。芦沟桥1192年建成，有800多年历史，全长200多米。清乾隆帝亲题“芦沟晓月”石碑，为燕京八景之一。凭吊芦沟桥，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观看旭日在地平线上冉冉上升，其喷薄之势，不正预示了：胜利属于中国，未来属于中国吗！

特殊的婚礼

1961年7月，我的同窗女友，在原湖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我们沐浴爱河，已有经年，谈婚论嫁，双方高堂，均已认可，当时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她毕业！她办完毕业事宜，便带上未婚证明，由武汉直奔北京，我准时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她。那个时候，公众场合迎接情侣，不兴送花，更不会当众拥抱，否则，会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实际上，在商店里很难买到花，我靠助学金艰难度日，也没有宽裕的钱买花，所以，就无花可献！我两手空空，挤进人潮当中，她个头比较高，穿的是粉红的亮色，扎着短辫，我远远就看见了她，便高高地举起右手，向她打招呼，热情地表示欢迎，两人很快地走在一起了，彼此用欢笑与喜悦作见面礼，我接过她的行李，两人边说边走，双双向出站口走去。离开火车站，我们乘有轨电车，不一会儿，就到了东四十条张自忠路路口，下车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城内校园，也就是我们居住和举办婚礼的地方！

安顿下来第二天，我们持证明到社区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注册手续，当即领取了结婚证书，结婚日期，写明是1961年7月23日，是年我29岁，我的另一半是24岁，在那个年代，可视为晚婚。对于这样一件人生大事，我们新事新办，一切从简。在全国经济物资极端困难的灾荒年头，不能不简，也无法不简。虽然一切从简，可是人情不简，办得认真，办得热闹。我平常住学生集体宿舍，结婚时，正好学校放暑假，我在班上是学生班委，王俊年同学是学生班委会主要负责人，他住单人小房，也是学生班委平常开会商量工作的地方，他善解人意，关怀备至，主动安排他的住房，作我新婚之喜的洞房。洞房的床上用品，是我另一半的父母大人，千里迢迢，从湖南寄来的，桌上一对细瓷茶杯，是陈树萱同学赠送的。虽然有“良辰美景”伴“洞房花烛夜”，可是，只有“洞房”，而没有“花烛”，唯有柔和又柔情的电灯亮光，照得满房温馨、满房喜悦，营造“良辰美景”的优雅气氛，让我们欢度春宵千金第一夜！

我们的婚礼，办得简朴，办得热烈。这是由同班同学、赣南同乡陈仰民等同学筹备的。地点是一间教室，利用课桌椅布置婚礼场地，我的父母大人，千里迢迢，从江西寄来的熟花生、炒黄豆，分别摆放在桌上，这就算是招待客人的食品。陈仰民同学，特别准备了一块绸缎，用毛笔写上我结婚纪念的字样和时间，来宾在上面签名，共有20多位宾客。我们未发请柬，但是，知道情况的朋友都来了。他们主要是我班上暑假留下来的同学，也有武汉暑期来京的同学，还有我弟弟在北京的朋友。婚礼上，没有安排仪式和程序，没有设主婚人、证婚人，更没有伴郎伴娘与婚纱。宾客到齐后，由我以新郎的身份，致简短的欢迎词，接着，是边吃东西边随意交谈，话题是祝贺、祝福，也有闹新房似的玩笑与逗趣，还有宾客之间的叙旧与问候。武汉来京的同学，知道我们两人都喜欢跳交谊舞，要求我们表演交谊舞，热闹婚礼，答谢宾客。于是，我俩以新郎新娘的身份应命，起头跳交谊舞，大家也跟著跳了起来，虽然没有乐队伴奏，但是，我们都是同学、朋友、熟人，也都是囊里羞涩之辈，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知道活得开心就好，玩得开心就好，一直到大家尽兴而止，婚礼才圆满结束！

现在年轻人结婚，是先拍婚纱照。我结婚的年代，不兴婚纱照，也不见婚纱店，平常的作法是，结婚时双双到照相店去，拍合影结婚照，作为纪念，许多人特别是农村人，连结婚照都没有。相比之下，我算是幸运的。婚礼第二天，我和我的另一半，一起到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照相馆”，郑重其事地拍了结婚照。这是全国有名的照相馆，北京首屈一指的名店，我们拍了双人半身合影的结婚照，效果的确很好，我们还放大了一张8寸的作纪念。过了几天，我们去天坛观光，路过前门时，又在“北京照相馆”，拍一张双人半身合影的照片，也算是结婚照。北京照相馆，同样是很有名气的老店，拍的效果也特别好，在两人的瞬间表情方面，我们最为满意，多以此片加洗赠送亲友。我们居住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就在东四北大街旁边“东四照相馆”，虽然名气不如前两家，但是，在北京应属一流，平时我几次在这里拍照，每次都拍得满意，新婚期间，我们双双在这里又拍了一次合影照片，效果也很理想。在北京三次拍的结婚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男左女右、男高女低、女傍靠男的姿式，这是典型的传统式样，体现的是男女之间的古典之美、主次之美、刚柔之美。不知现在是否打破了这种传统格局？

父亲上北京

现在，经济条件好，交通又方便，一般人上北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即使今天，农村边远地区的人，要上北京也不是太容易的事。50年前的1960年代初，要从江西赣南山区上北京，山高水远，交通不便，更是谈何容易！然而，我的老父亲，不怕辛苦，不怕艰险，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终于实现了他平生的夙愿——上北京！

我的父亲，虽然是农民，与一般农民比，他有自已的特点。一是粗通文墨，能识字，能写字。他小时，家境并不富裕，我祖父不识字，可是，他有远见，让我父亲读了3年私塾，而享用一生。二是精通珠算，会算数，会记帐。这样，他不仅会劳动，会种田，也会作几种手艺，比如当主厨，为人操办红白喜事，在地方颇受欢迎，他不但厨艺好，红案白案都行，更重要的是，他会帮主家筹划计算，开多少席次，要多少鱼肉禽豆类酒水，共要用多少钱粮，他算得一清二楚，这是他能当主厨的优势所在，正因如此，在冬闲季节红白喜事多时，往往还应接不暇。三是思维活跃，他因时因地置宜，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农工商他都学都作，种地、开锅厂、作手艺、作小买卖，他都实践过，而没有困守在一块土地上。四是见识比较广。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他属于见识比较广的人，他靠粗通文墨和实际生活，了解许多事情，他爱看旧戏文，从中了解帝王将相，了解老帝都、老北京；解放以后，他更了解新首都、新北京，因而，北京从古到今、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父亲心中的圣地，而向往不已！

我弟弟曾经在北京学习，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父亲都感到自豪。过去连梦都没有做过，现在他三个儿子，有两个先后在北京学习，这在当地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现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他老人家怎么不高兴！这也使他更加向往北京。1962年秋末，他在我弟弟陪同下，终于如愿以偿地到了北京！其目的有四：一是来看我。父子俩几年未见面，我正在北京学习，这是来北京的最好时机，有我在北京，吃住观光都好安排，无须多花钱，无须多操心，而且安全可靠。二是来观光圆梦。千里迢迢，来到心目中的圣地，他就像朝圣一般，了却一生的夙愿，把梦想变成现实，要亲眼看一看，北京的紫禁城、故宫、天安门、天安门广场等北京名胜，是怎样的了不起。三是顺便考察。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急需发展农副业生产，尽早恢复经济，我父亲顺应时代要求，比旁人快走一步，捷足先登，运用自已一技之长，父子办起了家庭孵鸭场，帮助农家发展养鸭事业，有利于农家，有利于社会，也有益于自已，经营得好，赚了点钱，他想沿路顺便考察一下外地的情况。四是顺便购物。我最小的妹妹，已经定亲，准备年冬出嫁，当时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很难筹办嫁装，于是，想趁上北京的机会，顺便添置嫁装。可以说，父亲的北京之行，考虑周全，一举四得。

他一向身体健旺，无病无痛，尽管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他依然精力旺盛，兴致很高，到达北京第二天，就急着要去观光故宫。我和弟弟一起陪同父亲参观，并充当导游员、讲解员、安全员的角色。我们从天安门进去，一直往北走，走一处停一处，经过端门、午门、太和门，进入紫禁城内，参观三大殿、东六宫、西六宫、御花园，从故宫北门即神武门，离开紫禁城。尔后，上景山，鸟瞰北京全景。尽管匆匆一瞥，如走马观花，却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我老父亲最感兴趣的，是他过去给我们说过的“皇帝上朝的金銮殿”，即故宫太和殿，这是过去皇帝上朝的地方，他看得很仔细很认真，围着“金变宝座”即龙椅，转来转去反复看，说皇帝坐得那么高，讲话恐怕会不太方便，在他心目中，皇帝似乎就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他看得特别认真的另一地方，是从景山高处，看紫禁城全景，鎏金错彩、金碧辉煌的宫殿群落，让他叹为观止！

我们顺着他老人家的意愿，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前，父子三人合影留念，见证父亲历史性的一刻！先后还参观了中山公园、天坛、北京动物园、颐和园、长城，也逛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东四大街、西四大街、前门大街。我们还乘火车，到天津一日游，吃天津“狗不理包子”，逛天津闹市区，人民商场。早上北京出发，天黑才回到北京，坐的是北京至天津的直达特快车，座椅可前后移动，这是我们头一次尝试，算多了一次见闻。我们父子三人，还乘长途公共汽车，去通县观光购物，买了衣服、手表。父亲在北京期间，游览观光，我都陪同在侧，上街购物，多由弟弟陪同，我留在学校上课。父亲的北京之行，先从江西安远老家出发，坐汽车经信丰、广东南雄、始兴，到韶关转火车，沿京广铁路北上，行程2000多公里，才抵达北京。返回是从北京坐火车，沿京广铁路南下武汉，转轮船沿长江东去，在我另一半工作的地方阳逻小住，尔后顺江而下，到江西九江，转坐火车至南昌，再坐汽车经吉安、赣州回返安远老家，返程也2000多公里，往返双程共5000公里，跨越江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安徽等9省市。这是我老父亲一生中，最长的一次旅程。难怪他老人家感叹：这一生值得！

学成南归

1963年7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毕业，虽然当时全国高校未设学位，我们与学位无缘，但是，我们获得了“校长吴玉章”署名的毕业文凭。毕业时，举行了毕业典礼，班主任何其芳，在典礼上讲话，鼓励我们多读书，要求我们“立远大志向，走艰苦道路”。毕业前，吴玉章校长与老师们一起，和我们毕业同学合影留念，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张照片。我们还与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他在大会上对毕业生提出要求和希望，鼓励我们在生活上要过好家庭关等6大关，叮嘱我们要经得起种种考验。

7月下旬，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母校，离开了北京！由于黄河水灾，火车无法走京广线，我是由京沪线南下，经徐州西进郑州，再南下武汉，幸好，中途不用换车。我是作为定向培养，推荐考入文学研究班的，所以，不存在重新分配的问题，按计划回到原湖北大学语文教研室任教。我们教研室在南院32号楼1楼，资料室在2楼。单身教师每人一个卧室，全是宽敞的、铺白瓷砖的、四墙雪白的新房，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当时当地的大学教师，没有像中小学教师那样实行坐班制，而是在卧室办公，除了上课，参加教研室会议或公共活动，都在各自的卧室备课办公。这些卧室都在3楼，而4楼全是教室。我的卧室，门朝走廊，窗户朝西，与南院运动场相邻，窗外有高高的法国梧桐树遮荫，而不用受西晒之苦。我利用室内宽敞明亮的空间，简单地作了布局，我把五斗柳木写字台，安放在窗前左侧光照之下，对面靠墙是五层高的藤书架，门边是洗脸盆架，门右侧靠墙是床铺，墙上是我的头像侧面剪影，剪影与我的头一样大小，这是我在赣州工作时，一位同事特别按我的头影剪的，剪得逼真传神，富有青春气息，我特别喜欢，而且有纪念意义，剪影全是黑色，与白墙对比，特别耀眼。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是走资派，不是学术权威，政治上无辫子可抓，在人人都要接受大批判的阶段，好心的同事，就藉此剪影，在小会上批评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让我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当时，我的另一半，已身怀六甲7个月。我安顿好卧室之后，马上去阳逻，接她来我的住处度暑假。我的住处就在我俩当年上大学的校园里面。我俩成于斯、长于斯、爱于斯，在这里学习生活，在这里谈情说爱，营造我们的青春浪漫、多彩人生！当年，就是在这里，我赢得了芳心，迎得美人归，缔造新生活，拓展新希望，拥有一片灿烂的朝霞！现在，我不但迎得美人归，还迎来了我们的小生命！我既为人之夫，也将为人之父，这令我欣喜若狂，感慨万千！当时，没有条件自已作饭，何况物资供应特别困难，买不到所需的食品食物。幸好，我们一向习惯了食堂制，于是，只好将就着吃食堂。当时，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尚未普及，很少有娱乐活动，通常是去电影院看看电影。不过，我卧室南侧，有个乒乓球室，我们可以打乒乓球。她上大学时，喜爱文体活动，弹跳力强，打乒乓球也挺厉害。我们两人比赛，她怀有小孩已经7个月，还不顾一切地打，非要赢我不可，我只好慢慢打，乖乖地认输，而且要输得认真，输得没有破绽，就像对贾府的“老祖宗”贾母那样，不能败她的兴！要会奉承！要会幽默！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乐趣！

离开北京以后，我尽管在武汉工作，并且有了我的家庭和孩子。可是，多少年来，依然忘不了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和文学研究班，忘不了教导过我的老师和同窗共读的同学。出差北京时，我去母校看望何洛主任，他特别高兴，评教学职称时，他认真地为我的术著写审阅评语。教学上遇到问题，我向蔡仪老师请教，他亲笔回信指教。在新加坡图书馆，我看到学者研究何其芳主任出的专著，称何其芳为“文学大师”，我特别高兴，并在我的著术中引用了这个称谓。纪怀民老师去世，治丧机构发来讣告，我马上去电报吊唁。我不忘恩师，也不忘同窗的相遇之恩，尽可能互通信息，多联系，多交往，我与陈仰民、吴惠芳、李思孝，李希贤、缪俊杰、孟宪民、邹贤敏等同学，多年都有联系与交往，相互赠送各自的著术，他们都很关心我，给我许多帮助。蒋金虎同学的儿子在武汉建材学院上学，他的外甥在我校上学，我像对自已侄儿一样关心他们；凡同学托办的事，我都尽力去办。有些同学联系少，事实上也在关心，在新加坡国际书展上，我看到耿恭让同学的专著，在加拿大多伦多社区图书馆，看到易名善同学的专著《刘以鬯评传》，我都特别高兴，一睹为快！不管何时何地，我都忘不了老师的教诲之恩，同学的相遇之情！

赖世和简历

赖世和　男，1931年10月11日生于中国江西安远重石秧脚下。53年7月，省立赣州师范高师毕业后，在赣州市政府工作。60年4月，在原湖北大学法律系本科，提前推荐考取研究生。63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毕业后，一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及其前身执教凡30年。讲授文学概论、大学语文、美学、公共关系学4门课及从事相关研究。曾任中文教研室讲师、艺美教研室副教授、世华文学所教授兼湖北经管大学教授。曾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多年，主持中南财经大学办公室工作4年。在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8国区出版发表史、论、散文等著述含合著14部、单篇作品131篇、早期文章约20万字。中国美学会、文论会会员，湖北省美育会、文论会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加拿大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世华微型小说研究会、世华文学家协会永久会员，美国文心社社员。多次应邀出席国际文学盛会。在中国、新加坡、加拿大获有关荣誉奖项。在中国生活60年、新加坡16年、加拿大9年，足迹涉及美欧亚太22个国家与地区。

题诗：

嫣然一笑百媚生，眉宇含情也动人。

韶华易逝长江水，人生苦短太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