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第六届博士生工作坊“古代世界的第一本书”在苏州举行

2024年8 月 22-26 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欧文明论坛”之学科国际前沿讲座暨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第六届博士生工作坊“古代世界的第一本书”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举行。本届工作坊以“古代世界的第一本书”为主题，由四位从事中西古典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带领四十余位海内外名校的博士生及青年学者共同探讨古代中国、古希腊文明以及古罗马早期书籍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本届工作坊四位指导专家分别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古典学副教授Jackie Elliott,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讲座教授Martin Kern，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希腊语文学荣休教授Glenn Most，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

四十余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慕尼黑大学、汉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马萨皮恩扎大学、热那亚大学、墨尔本莫纳什大学、都柏林圣三一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了工作坊并分享自己的最新相关研究成果。

22日，Martin Kern教授以“从实践到文本：古代中国的第一本书”为题进行了报告。他首先古籍中“书”“著”“篇”等最初都是动词性质，表示写作编纂，后来才发展成指代文本作品的名词。早期的很多文献实际上都不是单一作者的著作，而是编撰者的整合结果。这表示早期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这种文化实践对于理解古代文献的生成机制极其重要。他接着讨论了早期文本与物质载体的关系，他承接自余嘉锡至李零对古书形态的观察，指出古书经历了从气态到液态再到固态的历程，时代上大致对应战国前（单篇简牍）、两汉（抄本）和唐宋（刻本出现）。他提出早期文本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播，他们是较短的文本单元；后来作为书籍制作者的编纂者、校订者和注释者会根据特定文本群体的需求和限制来制作“书籍”，他详细介绍了这个发展历程的多个方面，并指出诠释和注解是当时凌驾于文本这一书写客体（或曰“物”）之上的具有更高（元）地位和规范性力量的因素，也就是说“作者”对文本的控制实际是由这些编纂者和注释者所承担的。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概念是从帝国时期开始的，代表知识的文本与国家制度的推行和统治相互渗透，国家也有能力和动力去建造图书馆来传承文本来合法化其政权；这些文本的工作者则需要作者、标题和书序等来整理文本成为书籍。在此机制下一个关于知识和历史的模型被构建出来，甚至被后世不在此场景的人们所相信，从而成为了后人想象早期知识和历史的“规范”。也因此，制度化的文本缺乏个人化的声音，但制度化赋予文本的“作者”却开创了后世作者性的表达。以某种章次结构组织文本也是书籍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此时期的“作者”甚至会写一个“序”来表达自己的书或文本群的总体含义；不过这些作者也是与帝国关系密切的。最后，Kern教授分析了出土的早期《诗经》抄本中的异文及其原因，他提出，文本被书写下来时固然暗喻了固定的含义；但读起来一样的文本也意味着其被书写下来后可以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读到该文本的人，未必能知道作者的意思。它需要被解读，这意味着它又是不固定的。帝国的出现，尤其是其背后整套社会实践的变革，以及从口头到书面背后的文化实践变革，是进入早期中国文本研究的重要路径。

23日，Glenn Most教授深入探讨了古希腊文化中第一本书的概念及其演变历程。他首先从“什么是书”这个基本问题开始，对比了不同书写材质如贝叶、泥板、莎草纸、羊皮卷等的特点，以及阅读形式从卷轴到册页的转变。其中，他提到，我们常见的书写支撑“桌子”一词出现得很晚，也并非在早期被使用。教授指出，这些物质载体的可得性和加工成本,都会对文字知识的传播与积累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早期希腊社会中，阅读是朗诵与分享的集体公共的行为。接下来,教授探讨了为什么古希腊人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赫西俄德的作品视为最早的书籍。他解释说,这与古代对这两位作家的身份和创作方式理解有关。荷马和赫西俄德被认为是歌者和编者,他们的作品最初以口头表演的形式流传,后来才逐步转化为书面文本。这反映了古希腊文学从口述到书写的过渡过程。在第三部分中，教授还讨论了为何古希腊人将某些哲学家的著作视为最早的书籍。他指出,这与哲学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兴起密切相关。哲学家们通过撰写散文论著,阐述各种关于家庭、城邦乃至宇宙的观点,促进了公共辩论的发展。与此同时,莎草纸的广泛使用也为这种书面知识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些哲学著作以作者名字和第一人称开头,体现了作者的公民身份和面向整个希腊世界的立场。在第四部分，教授通过详细的阅读材料的分析，探讨了为何将伊奥尼亚哲学家斐瑞居德斯（Pherecydes）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著作视为古希腊最早的书籍。他指出,尽管他们的先驱泰勒斯（Thales）也是公认的重要哲学家,但他并未留下任何著作，而他们二人的作品则包含了有关宇宙起源和自然描述的内容,因此被认为是开创性的著作。最后，教授阐释了为什么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书比斐瑞居德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的多。他通过两句例子分析了格言警句简短精干、朗朗上口，易被记忆且被反复品读的特点，但同时指出大量对赫拉克利特名言的引用亦有被改写的风险。总的来说,Glenn Most教授在这次讲座中全面探讨了古希腊世界中第一本书的概念及其演变,涉及材质载体、文学传统、哲学兴起等多个层面。他深入分析了古代人对这些早期著作的理解和评价,揭示了从口头表达到书面记录的转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涉及的复杂社会文化因素。

24日，Jackie Elliott教授讲述了古罗马文学与书籍是如何诞生的问题。Elliott教授分成了“书写材料”“文学实践发展的背景”“关于古罗马文学起源的古代叙事”以及“有关特定古罗马文学的记录对这一作品意味着什么”四个部分渐次论述。从古罗马时期幸存下来的壁画和传世材料可知当时有墨水、笔、蜡版、纸莎草纸、动物皮、铜板、亚麻纸和木板等，另外册子本取代卷轴也对书写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考古发现的材料及其上文本的长短、内容等性质能很好地反驳古罗马人自己（例如西塞罗在Brutus 75-6中的论述）关于文学及其物质材料的“大爆炸”（big bang）式的起源说。其实意大利半岛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就出现了字母，除了拉丁语，半岛上还有覆盖面更广的其他数种语言，但一般认为罗马文学和书籍的出现则要晚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在如此背景下，同一问题的两种问法都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如此的语言环境下（包括希腊语和文学的传入），罗马文学的诞生如此之晚？又或是为什么其他语言都没有，偏偏只有地域不广的拉丁语产生了文学，正如围绕华夏文明的诸多语言中只有日本和朝鲜诞生了较为发达的文学与书写？最后，Elliott教授讨论了现代版本的古罗马书籍的结构与当时的抄本残卷之间的关系。她提出了现代版本的卷目和卷序（book numbers）是谁赋予的？是如何给出的？又有着怎样的意义等问题，以对古代“书籍”的概念和研究路径提出新的想法。她认为更有意义的是去重建这些作品的古代阅读史：是谁在读，他们在读什么，在何种场景，又是在什么时机？要通过不同文体类型之作品的研究成果来总结出一个普适的方法；分析证据的特质是如何影响阐释的；在作品（结构）的转变历史中是否存在一个关键的干预时刻？根据残卷的年代或是其他特征且不以重构为目的来编新的版本，以及考虑书籍版本的功能以揭示过去关于书籍（面貌）之记录的问题而不是掩盖它们。

25日，徐建委教授讲述了从甲骨文时代开始中国“书籍”是如何生成的问题。《诗经》和《尚书》是我们目前知道古代中国最早的“书籍”，不过在他们被编撰成具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之前，这些文本中的篇章更多属于“文本”而不是“书籍”。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中后期礼乐和宗族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意识逐渐成熟之际，单一的文本在维系王朝和国家秩序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不少诗歌和策命文书甚至被制作和重构来传递宗族和王朝观念。孔子生活在这种观念已经衰败的时代，他依靠原来的诗歌、历史档案等文本来重编《诗经》《尚书》，可以说是标志了古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的诞生。孔子无疑是第一个以某种结构、意图和体例将“文本”编撰到一起而成“书籍”的。孔子还打破了贵族的壁垒，将这些知识传播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以吞并和扩张为目的，国家的形态和体量的增长向国家管理提出了更多专门技能的人才（贵族或非贵族）的需求。得益于孔子的功劳，更多社会阶层的人开始通过书写来展示自己治理国家的思想、能力或谋求职位，这些文本几乎是公元前3世纪以前思想类“书籍”的主体部分。此时期的气候和城市发展，“书籍”也成为了教育、学术和思想交流的必备品，各种形式的写作模式也基本形成。除了刘向校书对古代中国书籍形态的重塑作用之外，徐教授还指出在2 世纪以前，经典的传授以及各种娱乐文学的活态形式是口头形式为主的。经典的传播是以面对面讲授、质疑和论辩为主，物质文本是作为参考资料而存在。经过考古或盗墓发掘出来的公元前 4 世纪的竹简，大多数都在 45 厘米左右，并不是适合私人阅读的样式，而公元前2 世纪以后的书籍，除了礼仪性质的竹简外，大多在 25-30 厘米之间，与今天的 A4 纸的长度相似，显示了书籍正在由“观看”向“阅读”转变。2世纪，通过阅读书籍而不是聆听大师的教授来获取知识的方式，成为流行的模式，默读也开始替代朗读。这时以供个人默读和自我学习为目的制作的书籍，成为主流的书籍形态。当书籍并非产生于口头语言的环境，而且以阅读为目的而制作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

26日，四十余位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分成四组，各自由一位教授带头，分享和讨论了各自在其文明中与古代书籍文明的起源、其社会实践等相关话题。与会学员们均表示，这种跨文明的交流，不但为世界文明之起源这样的话题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藩篱，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为更包容并汇的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自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以连续举办六届国际青年学者工作坊，累计共有超过两百位全球顶尖高校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参与。本届工作坊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欧文明论坛”的活动之一。“中欧文明论坛”立足苏州校区国际化办学优势，汇聚学校相关学院、长三角地区相关高校、外方合作高校的丰富学术资源，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智库体系和“年度论坛+365天”运行机制，举办学术活动周、年度综合论坛、学术沙龙、专题工作坊、系列讲座等活动，为中西方顶尖学者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交流对话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