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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节回顾 |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动员与文艺实践

发布时间:202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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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八届文学节之“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人文楼200室举行。本次工作坊以“民众·大众·群众——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动员与文艺实践”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宋声泉老师召集。清华大学袁先欣老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齐晓红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石岸书老师三位学者分别就“‘民间’的浮现与作为运动的文化”“1930年代的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群众的制度与文学的基层”作主旨演讲。活动吸引了来自京津两地多个高校的师生报名参加。文学院党委书记颜梅出席活动,并对参会师生表示欢迎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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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伊始,中国人民大学宋声泉老师介绍了此次工作坊的缘起和题旨。江棘老师分析了新世纪以来学术语境的变化,并结合自身对熊佛西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和现代中国民众戏剧的研究体会,对三位主讲人的报告主题进行学理上的勾连,为本次工作坊作了精彩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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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 “民间”的浮现与作为运动的文化

袁先欣老师的报告以“‘民间’的浮现与作为运动的文化”为题,系统梳理了这一文化思潮的历史谱系。她从知识传播的全球视角出发,详细考证了该运动从19世纪俄国民粹派发端,经日本大正时期知识分子中转,最终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复杂历程。她特别聚焦于“民间”概念的语义嬗变,揭示出在1920年之前,中国语境下的“民间”要素已渐次成型,其中“民”与“间”的意涵在晚清到民初时期经历了转变。袁先欣进一步阐明,这场文化运动不仅在学术领域催生了现代民俗学,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产生了影响,也在其他领域和方向上留下深刻痕迹。在报告最后,她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当代学界在阐释20世纪文化运动时仍存广阔研究空间,或许可通过构建新的理论范式激发新的实践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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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中国人民大学吴丹鸿老师对《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的研究价值进行了深度阐发。她首先以“地泉涌动”这一意象为切入点,指出其生动隐喻了五卅运动受挫后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潜流状态——表面受阻却持续涌动,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状态恰恰证明了文化运动的有效性与延续性。随后,她指出了该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质:与传统的文学想象性研究不同,此项研究将文学现象放入社会结构之中,生动展现了文化运动如何以独特方式撬动社会变革进程,为学界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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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印筱萌就研究中宏观理论架构与微观案例的衔接问题提出疑问。针对该学术关切,袁先欣坦诚分享研究历程。她坦言在项目开题阶段的规划在正式写作时有过重大调整,彼时遵循单篇论文的写作范式,试图将每个章节都锻造成独立的学术单元。然而在整合成书过程中遭遇重大方法论挑战——如何为多元案例构建统一的问题意识。为此,导论历经多次修订,最终形成的文本呈现出理论阐述与案例解析的微妙疏离,这种学术张力既是因为修改时间拉长后思考的问题逐渐偏离原初材料,也源于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在写作范式上的本质差异。

本场报告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王秀涛老师在发言中指出,该研究堪称剖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文化运动与民众政治关系的典范之作,看到了文化、政治的及物性和实践性,建立了思想观念主张和大众之间的真实关联。“文化怎么样成为运动的”这一理念建构或者弥补了文化与大众如何发生关联的中间环节,使得文化成为社会实践和政治行动。该研究方式可以延伸到对20世纪中国所有文化运动的讨论中,具有显著的学术延展性和方法论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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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1930年代的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

齐晓红老师的报告题目是“1930年代的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她以“大众”为关键词,阐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大众”形成过程的关系。在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大众作为一个新兴词汇,它内在的对抗性和叙述学上的吊诡都需要得到重视,因而大众与文学、大众与知识分子、大众与语言都是需要厘清的关系。报告最后以“两个口号”论争作为节点讲述了“大众”涵义的嬗变。齐晓红强调,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通过“大众”这一关键范畴,系统勾勒193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大众”的主体建构历程及其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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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今老师指出,该研究突破了传统范式将大众文艺囿于左翼文学内部讨论的局限,创新性地将研究对象置于“关系”性的体系,多方结构的文化斗争场域中进行考察,意识到它们时刻处于具体历史进程的互动、对抗与缠斗关系之中,重新打开了文学、社会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对包括她自己正在进行的抗战文艺研究带来重要启发。王今特别就 “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形态、路径及具体环节”展开追问,齐晓红回应表示,1930年代的大众文艺运动更多地呈现为理论探索和思想论争的阶段,它促使我们持续思考其实践性与文艺的边界问题。这一时期的理论积淀及文艺实践为此后持续的文艺大众化过程奠定了重要基础。她特别强调,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让“大众”获得了空前的主体性地位,这一历史进程与40年代的实践形态存在连续与差异。齐晓红指出20世纪中国文艺始终处于不断探索的革命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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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讨论环节,天津外国语大学孙若圣老师作了精彩发言。他介绍道:竹内好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的中国文学具有了“同时代性”、而丸山升等竹内好之后一辈的学者则更进一步,尝试从三十年代中国文艺中发掘“人民”的主体性。齐晓红回应指出,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与日本文艺界存在密切的思想互动。1930年代中日两国在大众文艺及其运动上有理解上的异同。齐晓红特别强调,竹内好对赵树理文学中人民性与集体性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这一研究不仅突破了以个人性为核心的现代性认知框架,更为我们思考个人表达与集体意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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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报告主持人北京大学路杨老师在发言中指出,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既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性意义,又显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位置和实践道路。她强调,这一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既与二十年代“民间”“民众”“民族主义”等概念形成对话,又不同于四十年代战争语境中形成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群众文艺”,因此既具有转承性的历史枢纽意味,又包含着自身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定性。路杨通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指出,“大众化”已经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观念基础和实践倾向,此后的群众文艺运动如何基于这些前提,因应新的历史情境,重新理解群众的主体性与实践路径,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理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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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 群众的制度与文学的基层

石岸书报告的题目是“群众的制度与文学的基层”。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将研究脉络追溯至瞿秋白的革命文艺理论,揭示出瞿秋白思想对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化的起源性意义。报告主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深入剖析了“群众”概念的两个关键因素——“人民的显形问题”与“群众概念的冗余性”;其次,他将研究聚焦于改革初期的新时期文学,指出这一时期文学繁荣与以文化馆制度为主体的群众文化系统活跃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最后,石岸书指出“文学基层”的形成逻辑,认为群众文化系统在基层的制度化建设既支撑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在基层培植出一个制度性的文学-文化空间。在结论部分,石岸书以学术反思的立场,客观探讨了群众文化系统和文学基层研究的若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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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中央民族大学赵天成老师以“三角结构”理论模型,凝练出石岸书研究的原创性内核:群众概念、群文系统与文学基层三者构成的动态互构关系。他指出,这项研究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更重要的是开辟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针对赵天成提出的“群众组织化程度”与“社会流动问题”两个议题,石岸书进行了回应。他以1980年代业余作者培养机制为例,具体阐释了必要的组织化为基层作者提供了制度支撑。关于社会流动问题,石老师分析了群众文化系统的“显功能”与“潜功能”,繁荣群众文化和基层文学是显功能,为业余作者提供了上升通道是潜功能,两者并不必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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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报告主持人中国现代文学馆马杰老师对研讨内容进行了精彩点评。他首先高度评价了两位学者的学术对话,认为石岸书对文化馆等新时期基层文学组织的“群众性”研究,在主流的新时期文学研究脉络之外开掘出极具学术潜力的研究对象,拓宽并更新了以往学界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认知与学术视野。通过对两位学者博士论文中关于张贤亮研究的比对分析,马杰认为二者在研究方法与结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分析案例。针对两位学者对话中关于“群众性”问题的讨论,他特别聚焦于“新大众文艺”这一前沿议题,认为我们正置身于由互联网平台、短剧、短视频、网络文学、电子游戏等新兴媒介形态所重构的新大众文艺传播生态之中,其创作范式与接受机制均呈现出与传统文艺截然不同的特质。最后,马杰用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的话为第三场讨论做结:“每个人必须成为自身境遇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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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馆陈艳老师对本次工作坊进行学术总结,她指出今天三位学者的报告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文学史的延续性,通过将“民间”“大众”“群众”等关键词和核心问题置于动态演进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多维阐释,实现了历史化与当代性的有机统一。三位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既彰显出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又饱含个人志趣,这种“有情之学”与“有我之思”的交融,恰是当代学术研究应有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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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洁宇老师最后发表致谢感言。她高度评价三位学者带着新一代的经验与认识进入历史,激活和推进了既往研究,也提醒年轻学者警惕将革命实践理念化和浪漫化的问题。她同样高度评价三位学者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实践,并提出方法不分高下,文学研究在史料处理中要保持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保持对情感、形式、语言等方面的敏感。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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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一致表示:身处新时代,文化动员正在经历着从纸质到数字的媒介转换。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为红色故事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短视频平台让主旋律内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当我们重新审视“民众—大众—群众”这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动员与文艺实践的概念谱系时,实际上是在寻找数字时代文化动员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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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向恩

图| 林爱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