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隆重举办“创造社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无疑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文学社团之一。从前期注重“为艺术而艺术”到中后期更具有革命性的精神面貌，创造社可称得上20世纪2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团体。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亦是创造社成立一百周年，为纪念创造社在中国文学与文化方面的卓越贡献，全方面回顾创造社丰厚的精神遗产，12月11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逸夫会堂隆重召开“创造社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现代文学馆、郭沫若纪念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乐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科研院所，以及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国学院大学、静冈大学的国内外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共赴大会。80余位海内外学人、文化领域工作者与创造社成员后人相聚于线上、线下两个会场，氛围热烈。

12月11日上午9时，“创造社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颜梅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致辞，他代表文学院对海内外及线上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创造社的核心骨干成仿吾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领导，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本次研讨会责无旁贷，也义不容辞。他希望本次会议的召开能持续深化对中国新文学社团的研究，搭建起中日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次盛会特别设置“致敬环节”，邀请创造社核心成员的后人莅临会场。在会议开始之前，文学院师生陪同创造社成员亲属代表前往校内成仿吾雕像前献花，共同缅怀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新中国杰出的革命者和教育家。

在会场致辞中，成其谦（成仿吾之女）分享了创造社建社的历史细节，强调了创造社成员们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大意义，寄望年轻人具有“天将降大任”的责任意识。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回忆起郭沫若晚年在病榻上与成仿吾无言相伴的感人情景，向他们的青春与友谊致敬。郑幼敏（郑伯奇之女）尽管嗓子受伤，但她亲临会场，在由人代读的发言中对本次盛会加以热情肯定。

后人代表们也寄望学界重审对创造社的既有评价，楚泽涵（穆木天外甥）通过穆木天误将“粉笔头”当成“烟头”的趣事，提倡后人应该宽容地看待创造社成员的历史局限性。欧阳维（田汉之孙）亦认为创造社的成果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要以跨学科的方法、客观的态度重新总结。

88岁高龄的张傲卉是中央党校教授、成仿吾资深研究专家，也是成仿吾还在世的学生，她的丈夫是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的最早的研究生。张傲卉高屋建瓴地指出研究者们要突破对创造社“才子加流氓”的固有印象，突破文学教育和文学史的学科框架，把创造社百年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结合起来研究。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旨演讲由杨联芬（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商金林（北京大学）以丰富的史料勾勒了闻一多等人对新文学的认同过程，其中闻一多与郭沫若“真诚”与“真心”的君子之交让人感佩。铃木将久（东京大学）从创造社成员彭康的京都经验入手，检视了革命文学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以此透视整个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思想课题。吴俊（南京大学）阐发了创造社成员的日本经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结构性生成之间的重要联结，号召彻底破除“文化反哺”概念背后的文化宗主意识，提倡推动“互为方法”式的中日文学研究与“文化互哺”共同体的生成。接下来，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对前期创造社“异军突起”的说法进行了审慎的重估，他揭示了创造社重构“五四”新文学结构与动力机制的历史自觉。小川利康（早稻田大学）以周作人为何会对郁达夫“以德报怨”为问题，他的结论是，正因为厨川白村构成了二人共同的思想资源，才促使周作人为《沉沦》做出辩护。吴晓东（北京大学）的演讲则从小说叙事学的视角，讨论了审美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主体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参与主旨报告的六位教授各辟蹊径，以精彩纷呈的演讲开启了本次会议的六场主题讨论。12月11日下午，在姜涛（北京大学）的主持下，第一场主题讨论“创造社与新文坛”拉开序幕。伊藤德也（东京大学）在日本的文化语境中讨论创造社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为周作人与创造社的关系研究引入了新的史料支撑。秋吉收（九州大学）则将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与周灵均、张友鸾在《文学周刊》上掀起的批判并置于20年代初新文坛转向的整体性框架内，做出了富有洞见的阐释。路杨（中央民族大学）认为，新青年们作为罗曼司故事的热忱读者，也以写作重塑新文学和新的情感，他们的情感实践构成了“五四”时代伦理更新的动能。她对“文坛风尚”视角的引入也为文学史的症候式阅读提供了新的方法。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的分析则说明，赵南公帮助创造社出版丛书和刊物之举是基于他与后者在新文化理念上的共鸣，这有助于大家重新理解赵南公的历史形象。吴丹鸿（中国人民大学）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造社诗人富有调和性色彩的理论策略。姜涛认为本场所讨论的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坛之转换与构成问题意义深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随后革命文学的兴起与新月派、京派的创作实践都可以视为对20世纪20年代文学危机的回应。

在第二场主题讨论“创造社与日本”中，大久保洋子（早稻田大学）揭示了郁达夫在撰写文学论时主动进行“浪漫主义作家”自我形象构建的倾向。张广海（浙江大学）指出了新康德主义思潮对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深刻影响。裴亮（武汉大学）通过考察大内隆雄与创造社诸君的上海交游，强调了中日现代文学之间的交互式影响与“同时代性”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主持人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针对三位发言人的文章提出了精彩的评价意见。

第三场主题讨论聚焦“郭沫若研究”，李斌（郭沫若纪念馆）从整体性视野辨析了郭沫若关于“诗是写出来的”观点背后的哲理内涵与来源。刘奎（厦门大学）在“后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分化和重组的历史视野中重提郭沫若社会转向问题，揭示出参与社会调查对重塑郭沫若文学观的关键作用。张武军（西南大学）提出了作家南下与新国家再造之间的关联。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指出，穆木天诗论以强调民族的情绪与民族魂魄的特殊路径回应了当时国民文学的论争。主持人冷霜（中央民族大学）总结了四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1920年代新诗研究自身向外扩张的倾向，强调了对作家整体性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

在郭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持下，第四场主题讨论将视野拓展到“创造社同人研究”。滨田麻矢（神户大学）以白薇《悲剧生涯》的喜剧性特征切入中国作家生活与日本大正时代的文化经验。姜彩燕（西北大学）从地域视角打开了社团研究的新路径。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重审了周毓英从民族主义到大东亚认同的思想转向轨迹。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巫小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都向与会学者分享他们对张资平文献的崭新发现。

12月12日上午，第五场“郁达夫研究”专题讨论由付丹宁（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孙郁（中国人民大学）讨论了郁达夫辞章表达的内在冲突。高远东（北京大学）认为，郁达夫的零余者和人性起落根源的表达之中，隐含着对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批判，这些内容有与左翼无产阶级文学相对照意义。桑岛道夫（静冈大学）提示到，当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面临挫折时，便会退缩回旧有士大夫的话语体系之中，这种心灵的犹疑反映出当时中国所处的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微妙时刻。何旻（首都师范大学）指出郁达夫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失败及此后的选择，是以同人社团为核心向以新书局为核心的新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动表征。

第六场专题讨论在主持人罗雅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引言中继续将视野打开，探讨“创造社与世界”主题。郭建玲（浙江师范大学）是普实克著作的中文译者，她将我们的目光引向捷克汉学对郁达夫的研究：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中国现代文学“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反过去回应了欧洲的历史语境。林峥（中山大学）指出郭沫若、闻一多关于“国家主义”的论述因应着不同的文化语境而产生一定差异。刘潇雨（华南师范大学）认为，有别于文学研究会有意识地以文学丛书等方式对世界文学进行系统性译介的知识建构，创造社对“世界苦”的强调则是以共情机制的建立彰显了另一种世界主义视野。李海鹏（南京大学）注意到了王独清作为译者的面向，他的翻译工作与其“主情”“狄卡丹”“革命文学” 等阶段之间都形成了复杂幽微的阐释性关系。六场专题讨论，与会学者以国际性视野、多种文学理论视角重新打开了创造社的研究路径，重审以往被冷落的赵南公、周毓英等历史人物，发掘新史料的文献价值，在扎实有力的论述中新见迭出，令与会者深受启发。

专家学者们互动最热烈的两场圆桌论坛分别在12日上午和下午进行。第一场圆桌论坛由宋声泉主持，他指出，今天用以“日本的创造社研究的传统与现状”为主题的圆桌讨论向小谷一郎先生致敬，是缅怀这位朴实低调学者的恰当方式。岩佐昌暲（九州大学）详细梳理了二十年来日本郭沫若学会的学术成果，为会议提供了精心准备的成果目录。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认为小谷一郎先生忠实地继承与发扬了二战后以丸山昇先生为代表的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继伊藤虎丸先生之后极大丰富了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他朴实无华的研究精神值得后人效仿。大东和重（关西学院大学）和白井重范（国学院大学）也系统介绍了小谷先生的研究成果。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谈到，小谷先生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让人吃惊，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对他译介十分有限。蔡涛（广州美术学院）则以跨学科的视角，增加了小谷先生对王道源等人物的研究成果的介绍。王锡荣（上海交通大学）、张业松（复旦大学）、潘世圣（华东师范大学）、李浩（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学者皆回忆了小谷先生的学术方法对他们写作的深刻影响。与谈的各位学者亦动情回忆了与小谷先生的交往。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回忆道，小谷先生1980年代去他家造访时还一定要“脱鞋”，他为人的礼貌与谦逊让人印象深刻。高远东（北京大学）称赞小谷先生为日本学界的“劳动模范”，他描绘了小谷一郎先生在餐叙时千杯不倒的场景，怀念中日学者间赤诚相见，“心与心的交流”的时光。王风（北京大学）展现了小谷先生这位“板正学者”的亲切一面，在他们的私人通信中，小谷先生曾署名为“抽烟喝酒的坏哥哥小谷一郎拜上"。王风在生动的讲述中，表达了深深的不舍与怀念。

第二场圆桌论坛由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主持，主题是“创造社研究与重返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陈子善认为，当前学术界对中期创造社的研究不足，他还展示了一张创造社成员周全平的手稿，上面记录着当时创造社作家们在上海的记忆。李斌做了“十年来中国郭沫若研究进展”的报告，介绍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研究机构的成果与不足。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提出可以从更世俗化、人性化和情感化的层面理解创造社的转向，而不只局限于思想的推衍。本场圆桌的讨论主题集中，与会学者真诚地分享学术研究中的心得与困惑。段美乔（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可以把作家活动和城市区域文化的环境结合起来，以结构性的视角重新打量1920年代的文坛。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引入了香港视野。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自身的研究经验为例，说明了在报刊丛书研究中把出版人、发行人等要素纳入考察的必要性。宋新亚（大阪大学）通过搜索郁达夫留日期间的课程目录等资料，发现了读书共同体与郁达夫文学思想间的关系。讨论亦激发了大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反思的热情，颜浩（中国传媒大学）注意到，创造社的研究集中在域外影响和与其他社团的关系，相比之下，它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关系研究少有人涉足。熊权（中央民族大学）提到，相较于许多日本学者出色的双语能力，国内现代文学研究者在语言方面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王锡荣则认为日本同行的实证主义研究值得认真学习，他们资料爬梳的耐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一些浮躁之风。陈朝辉（清华大学）继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基础材料的考证成果上进行升华，从而揭示富有启示意义的思想。陈艳（中国现代文学馆）更加关心在一个日益体制化环境中，文学研究怎样才能突破幽闭，重获整体性视野，也让文学的主体创造出介入世界的有机联系。最后一位发言的唐仲远是一位70岁高龄的文化工作者，她跟大家分享了一部正在编排中的纪念创造社百年的戏剧。

12月11日至12日的学术研讨会由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总结致辞，他回顾了创造社成员在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指出创造社的遗产将永远发挥影响力。大会还在13日增设了硕博研究生专场，主题分别为“创造社研究”和“重返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打造硕士博士研究生分享创见的平台。

此次“创造社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反响热烈，线上线下共计有近千人次参与，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继“鲁迅文化论坛”（2016）、“百年回顾：文学与文化”（2019）等盛会之后的又一次大型学术交流活动。会议的成功举办是当前创造社相关研究的重要收获，面对当前的创造社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与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以饱满的现实感诉求，敏感的问题意识，展示了不同的分析、反思的探索路径。本次盛会也为中日学界搭起了桥梁，贡献了一场或许可以写进2021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国际学术盛事。

文：谢泽杰 马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