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温儒敏：大学传统与大学文化

感谢同学们，邀请我回到母校来参加文学节这个有意思的活动。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大学传统与大学文化”。现在社会上对大学教育和整个教育的批评议论很多，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讲大学传统与文化，大家很自然会联想到自己的学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人民大学。人大的传统是什么，或者说应当怎样来认识与表述人大的传统？我不敢妄加评论，只是从一个校友的角度谈点看法。

不妨采取一个比较随意的方法，就是把都在海淀区这一带的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做个比较，看看彼此不同的传统，最后讲讲大学文化问题。

我1964年进人大语文系读本科，五年学制，本来应该1969年毕业，但是碰上“文革”，挖防空洞挖到1970年，在人大就待了六年。我的青春年华，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是在人大度过的。从1978年到现在，我又在北大33年，先是读研究生，接着留校当教员，还当过近十年的中文系主任，应该说对北大也是了解的。我和清华也有些关系。90年代初我在清华教过两年的课，后来还在清华南边的蓝旗营住了十年，现在又从清华的南边搬到北边，散步、买菜都在清华园。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以及导师的导师朱自清先生，都是清华的，学术上也有清华的渊源。我是人大的学生、北大的教员和清华的居民，对三所大学都比较熟悉，可以做点比较评说。

我从校训说起吧。校训往往凝结了一个学校的历史，体现一个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能让人感受一个学校的个性、气质、文化，给学生激励。学生毕业离校后，也应该能够记得校训。先说我们人民大学的校训，那就是校门口那块大石头上镌刻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句话可以追索到《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提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的引申意思是对待和处理问题不夸大，不缩小，切合实际。这句话本来不太出名，是因为毛泽东才广泛流行使用。毛主席在很多场合强调“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基本的工作方式。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席这样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现今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就命名《求是》。人民大学把这句名言作为校训，表明一种精神追求，也体现我们这所大学的理想。我觉得对人大传统的理解，可以从这里开始。

在我的印象和记忆中，人大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这个“实”，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实际，这个“是”可以理解为是革命的真理与理想。人大是共产党一手办起来的大学，从延安抗大、华北联大，到人民大学，都是直接在党的领导下，为训练培养干部而存在的，所以强调联系现实，紧跟时代，服从革命的需要，是她的传统。我考大学是1964年，记得当时招生简章是把人大放在北大、清华之前，地位很高的。人大和一般大学不同，开始主要做干部培训，调干生很多，类似于党校，60年代初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生。人大当时最好的专业都是和社会、政治关系密切，或者能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如党史、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新闻、以及财贸、统计、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等。人大历来政治风气浓，讲党性，强调紧跟时代风潮，培养意识形态的战士。我们刚上大学，还没有学多少东西，就投入“文艺战线大批判”，批《早春二月》、“中间人物论”，等等。人大语文系办过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班，出来很多大批判的写手，其中也有不少后来成为各重点大学文艺理论学科的骨干。我上大学时，几乎每周都有政治报告，介绍国内外形势，在校园里能强烈感到时代的脉动，同学们也都时时被告诫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忘记社会责任。我们上的很多课都是紧跟时代的，所培养的学生有比较开阔而又务实的思维。这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人大的传统。当然，在过去那种政治化的年代，所谓务实，实事求是，也容易被庸俗化、简单化。紧跟时代是好的，但不一定也不等于紧跟“潮流”，后一种紧跟，可能就是“趋时”了。所谓“趋时”，跟进太过迫切，未能保持必要的距离，也就难于做冷静、科学的思考与研究。在风口浪尖上跟错了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从这个方面看，我们人大校风中可能又有不那么“实事求是”的表现。在我的大学生活中，“文革”之前，就感到精神上有些压抑，缺少独立思考的空间，很难实行个性化的学习。过于“趋时”，也导致基本功训练不够扎实。

人大的确是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学校，对人大的传统应当容许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对过去的事物应当有历史的同情，不宜完全用当今的标准去衡量评判。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处于冷战时代，那时不仅中国非常政治化，西方也十分政治化。中国是在包围圈中挣扎，要独立自主发展，所以才那么政治化，一统化。毛泽东经常批评“三门干部”，批评教条主义和推理实际，作为共产党一手办起来的文科大学，人大追求“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在紧跟时代服务社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此我们也要以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做客观的评价。还要看到，人大有人大的特点，清华有清华的特点，北大有北大的特点。幸亏它们三个各不相同，如果都变成了北大，我看很糟糕，都变成了清华，也很不好，如果都变成人大，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再说说清华大学。这所学校成立于1911年，过些天，要迎来百年校庆了。本是一所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成为大学，它的背景是很欧化、美国化的。不过清华的校训“很中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含有丰厚的民族文化义蕴。“自强不息”这句出于《周易·乾卦》，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则出于《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乾”“坤”分别象征天与地，《周易》用这两卦来呈现天地运行的态势，同时又诠释符合天地规则的德性。清华校训能将“乾”“坤”二卦合一，用传统的思想精华来表述办学育人之道，激励师生奋发向上，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既符合规律又注重精神修养。这校训给人一种庄严阔大的感觉，据说这是梁启超命定的。现在一讲清华，就会提到二十年代的国学院，还有王国维、陈寅恪等四大导师。老清华的文科的确很不错，所谓清华学派，主要是老清华的西学与中学的结合，清华曾经是中西交融密切、非常开放的一所大学。但这个老清华的传统与特色，后来断了。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取消或合并到其他学校去了，成了单纯的工科大学。现在引为骄傲的老清华国学院传统，解放以后就不存在了。那么支撑现在清华的传统是什么？我看是新的传统，也就是五六十年代，在蒋南翔校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新传统。如果用比较概括的说法，那就是“听话、务实与纪律”。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的分工是培养工程类人才，以工科为主，这也是“务实”的原因吧。人大的“务实”是关注社会潮流，服务现实政治，跟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性质有关。清华的“务实”则比较侧重实业建设，如修水利、造机器、搞建筑之类。五六十年代清华每年新生入学，校园里挂出的标语是“清华－工程师的摇篮！”清华的培养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工科建设人才。但清华也同样是非常政治化的大学，是很有章法，讲求纪律与效率的大学。清华的党组织、工会以及管理工作，在全国历来是首屈一指的。虽然以工科为主，但清华培养很多干部，以及党政领导。清华的传统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听话、务实与纪律，的确有它的特色，也是这所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地方。不过清华校风也有不够自由开展的缺失。这些年清华虽然也在文科发展方面下了功夫，但在这所仍然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要恢复如同校训所提倡的那种“厚德载物”的阔大大气象，尚待时日。

下面讲讲北大。我在北大待的时间很长，就多讲一点，但不是“老王卖瓜”。

先讲讲校训。北大的校训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人说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有人说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有人说是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的校训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印象中，北大从来没有宣布过什么是她的校训。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字不错，讲的是治学，但很多学校似乎都在用这句话做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确是北大这一百多年来的追求，但也没有宣布过把它作为校训。至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很多人都熟悉这句话，但也不是北大校方正式宣布过的校训。20年前，北大中文系教授金开诚先生曾经建议把“兼容并包”正式作为北大校训。奇怪的是，本来是八个字，为什么金先生只说了“兼容并包”四个字呢？他可能有些担心，“思想自由”似乎立场不很鲜明，政治性不够明确。看来在校训问题上我们有些人是有个心结的，生怕一提“思想自由”就是政治自由化，讲到“兼容并包”就难免包容政治上反动的东西。这种思想禁忌几乎成为“集体无意识”了，大家就不要去碰了。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看看其历史内涵与文化积淀，就大可不必如此紧张了。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通常被看作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形态的大学，其实这个所谓“现代形态”时间有些提前了。1898年建校之后，有十多年时间，很难说就是现代的大学。当时文科基本上是桐城派与“文选”派的天下，学生则以官员或者官宦子弟居多，都是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来上学的，学校风气相当陈腐而且保守。学生称呼老师不是叫老师、教授，而是“大人”、“老爷”，老师可以放纵赌博、嫖妓，北大教师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当时北大甚至被民间加以“赌窟”、“探艳团”的恶名。中间有一段几乎就办不下去了。直到1916年，北大才开始转变这种风气，真正朝着现代大学的方向来办学。这是因为来了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1917年蔡元培走马上任，开门见山，在就任校长的演讲中就提出三点要求，可以看作是北大精神的第一道闪光。蔡先生说，第一，大学是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的机构；第二，学生不应当“专己守残”，意思是既要专精又要博雅，注重人格修养；第三，大学应当有思想学术的自由，不管是哲学里的唯心论或唯物论，文学艺术里的理想派或写实派，经济学里的干涉论或放任论，伦理学里的动机论或功利论，都可以“幡然并峙于其中”。他还画龙点睛，说了这样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放开胸怀，聘用各方面的才俊。这结果就使北大任用教员主要着眼于学问，不受政治、派系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干扰，只要有学问，言之成理，那怕观点对立，都可以在北大立足。当时北大聘用了一些所谓旧派人物，诸如刘师培、黄侃、林损、辜鸿铭、马叙伦等，他们比较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后来是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同时也引进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一批激进的改革的人物。

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使这所大学能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行“思想自由之通则”。除了聘用前面说的旧派与新派的人物，北大那时还汇集了许多非常有学问有特色的学者，例如马寅初、陶履恭（社会学家）、王星拱（最早提倡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陈大齐（心理学家）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开创性角色。正是因为实行“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在很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最有激情与抱负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几年内形成了各种学派、思潮与主义交锋的一个平台，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都在此时亮相北大。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北大汇集了各色人物，大都是有个性的角色，彼此学术理路和文化立场都不一样，怎么才能相安无事，有自由、有竞争，又有协和呢？北大自由、活跃、宽容的学风是如何形成、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那主要就是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做的第二件大事：建立起教授会和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这些措施是仿效德国大学管理方法。

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没有这种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潮学派宽大包容的胸怀，也就没有北京大学，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立足之地。没有蔡元培这种办学理念，象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后来的毛泽东这些共产党人，他们能够拥有最初发言的平台吗？现代科学民主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正是依赖北大这种自由的宽容的学术环境才得以诞生和成长。我们不能忘本了！不能一提到“思想自由”，仿佛就是洪水猛兽，一提到“兼容并包”，就说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就把好东西都推出去了，多么可惜！

以上我们回顾了蔡元培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理念，以及北京大学如何靠这一理念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并不只是蔡元培一人的思想，而是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代表性思想，或者说，是北大所以成为北大的精神支柱。北大思想自由的宽容的校风很有关系，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虽然也有过许多阻扰与挫折，但这种风气还是艰难地多少传承下来了。

一个学校除了有大师，有大楼，还要有校园故事，有许多能成为一代代学生不断传说下去的故事。北大总有许多性情中人，许多有风骨个性的学者，他们的故事往往就负载着积淀着北大的精神传统。比如辜鸿铭，太怪了，但有学问，而且他的某些见解在事实上对五四新思潮激进的一面有牵制作用，或者说，起到某种结构性的平衡作用。虽然他是个反对新文化的保守人物，但在一代代传说中，又成为一位有个性有主见的怪才，大家都觉得应当容纳这样的人物，这就是一种理念的传承。

又如马寅初，当过北大校长，却那么“死心眼”，认准了自己经过研究的学问观点，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即使面对众多大批判，哪怕是巨大的政治压力，自知年近八十，寡不敌众，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如果当时当局能听取这位学者意见，也就不至于弄到人口膨胀十多亿才着急实施计划生育了。从政治角度看，马寅初先生真是不识时务，但在北大居然有这样坚持真理不畏权贵的校长，也是独特的风景。诸如此类很多有个性有的学者，他们成为北大精神的支柱。不要小看这些故事，我们一代代北大人所接受的学校传统教育，很多就是从中获益的。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所以也是传统深厚的精神高地。当一种校风形成，代代相传，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种氛围之中，人们比较宽容，尽可能给学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这里不是没有矛盾，也肯定会受到外界各种压力，但多数人都一心向学，也比较习惯给他人以空间，缝隙就比较多，一般情况下不至于被逼到墙角，化解外界压力的可能性也比较多。这正是北大可爱的地方。

我再给大家讲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明北大的自由宽松学风。

现在都讲量化管理，学校管理部门权力很大，往往就用某些规矩把老师学生给卡死，不得动弹了。北大现在也是量化管理，也还比较严，但相对不会那么死板，有时可以给留个活口。我在文章中就写过这样一件事。1981年夏天，北大中文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要毕业了，我们都在进行紧张的论文答辩。同学中有一位是做“南社”的，是季镇淮先生指导的学生，文才出众，读书极多，有点“名士派”味道，可是论文准备得比较仓促，季先生很不满意，那时没有延期答辩一说，怎么办？要是现在，可能凑乎过去算了。可是季先生不想凑乎，又必须尊重程序，便打算邀请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做答辩委员。这位专家现在很有名了，但当时还没有高级职称，按说是没有资格参与答辩的。大概季先生认为懂“南社”的行家难找，而随便找一位专家又怕提不出具体意见，就亲自到学校研究生处询问，看能否破格让杨某参与答辩。故事便发生在这里了。你看我们的管理部门研究生处怎么回答？一句话：“您老认为可以就可以了。”这句话很“经典”呀，可以看出对于教授的尊重，也看出教学管理不搞一刀切，这就是管理水平，是北大的自由宽容。当然，这自由宽容的另一面，却又是严谨的。答辩时杨某果然提出许多尖锐而中肯的意见，并投了反对票，结果差2票论文没有通过。季先生对杨某投反对票还是很赞赏。有意思的是，杨某也是季先生的学生。对杨某来说，季先生有知遇之恩了，如今被恩师请来答辩，却又投恩师学生的反对票。而季先生呢，也不会因为师生关系不错，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就放宽论文答辩评介的尺码。1981年我们那一届中文系研究生（6个专业）19人答辩，居然有3人没有通过，确实非常严格。学风自由，却又严谨，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秉承学术的尊严的北大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北大就有这种自由、宽松而又活跃的空气，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可以用来抵御许多物质利诱。所以我觉得北大之所思想始终比较活跃，也比较具有批评精神，北大的学术空气之所以比较自由，以至于形成一种特别的与其他学校很不相同的氛围，就是因为有从蔡元培开始不断培育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承认不承认，“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就是北大最主要的精神传统，也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北大的校训。

北大也有缺点，跟清华、人大比，北大的缺点很明显。清华非常有规矩，北大好像没有什么规矩，主要靠某种习惯、风气在运转。这样的学校比较自由，甚至有点混乱，但是她比较适合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对北大，没有必要吹到天上，也不应该贬到地上。

下面，我还想结合当前实际，谈谈如何传承大学好的传统。我会讲到对当前高等教育一些状况与问题的看法。

这十多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前进中也出现新的问题，主要是这么四个方面问题，也可以说是“四弊”。

一是市场化。这种趋向日益严重，对大学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这方面每次两会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国家加大对教育投入。这些年基础教育投入的确明显加大了，但高等教育欠账很多。这是关键问题。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学校不断扩招，为了什么？学费。还有就是创收（这个词对于学校来说很不好），办各种班，赚了一些钱，可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现在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世俗、庸俗。市场化对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伤害是很大的。现在有几个学校和院系不办班创收的？当然也补贴了一些资金缺口，可是校风搞乱了。现今的大学太热闹了，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谁有钱都可以在大学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现在无论人大、北大、清华还是其他大学，校园都很商品化、世俗化了。什么时候能大学校园重新找回 “博雅”的气氛呢？

再说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我们许多教授往往都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搞到现在有些教授就是为钱上课，而且造成校内贫富不均，差距拉大，学校成了市场，人心搞得很势利，既不利于校风建设，也不利于学科建设。对此必需清醒。学校应当有些平衡，适当抑制，否则学校市场化弊害难除。

二是平面化。大学越来越失去个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质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很多大学合并之后，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但特色淡化了，都“平面化”了。

三是官场化。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总的很不好，就是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还有，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下去大学做校长书记。还不是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有的教授争着当处长，这有点可悲。不是处长不重要，是这种风气不适合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我到过一些学校，甚至支部书记权利也很大，可以支配院长、系主任，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诸如书记、院长、部长、主任之类，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北大这方面相对是最好的。我当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称呼我“温主任”的，那样称呼会让我不舒服。当总的看，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独立自主的文化！

四是多动症。过去搞运动，反复折腾，是“多动”。现在也也有点“多动”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搞各种工程，名堂、花样目不暇接。意图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怀疑。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改革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我称之为“无疾而终”。可是在全国被当作经验来推广了。接着又搞“元培学院”，也是着急出经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即使试验，也要有过过程，有跟踪。我们都有点沉不住气，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北大教师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气，这才是大问题。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这些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提倡“守正创新”，也是针对多动症和浮躁的学风。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

以上“四弊”谈得很多了。怎么改变？我想我们只能温习传承好的传统，用传统的力量来抵制不良风气，逐步创造条件，建立完善的机制，争取和保证大学的学术空气的自由、民主、活跃、宽容。所谓建设一流大学，讲了多少年了，的确下了很大力气，建了许多大楼，硬件可以说接近甚至超越一流了。可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是否往上走了？科研成果是否往上走了？还有，这个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以及她的声誉，是增加和提升了，还是减少与下降了？都可以讨论。这里我稍微展开说说对大学文化的理解。反过来可以检讨前面说的我们大学办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大学文化有什么特征？就是有相对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学对于校园以外的社会、对于政府，都是相对独立的。国立大学要从社会上拿钱，政府拨款，但不一定就要放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不是思想库吗？如果什么都听政府的，政府出台政策你做图解发挥就可以了，不容许有不同声音，不容许多种可能性的探究，也不重视那些超越现实的基础性研究，那么还要大学干什么？把政府的顾问班子以及宣传部等机构尽量扩大规模，就可以了。可见，让大学有学术思想的相对独立，是办好大学的非常基本的要求。蔡元培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核心就是让大学从金钱权势中保持相对的超越。学者也是人，如果放到名利场上，跟金钱、权势挂上勾，他们可能也就免不了要受到金钱权力的左右与牵制，学术研究就可能失去自主性。一个社会之所以要有大学，就是希望保留那么一块相对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的地方，养那么一批学者来思考、批判、论辩。这是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钱是重要的，没有钱办不了大学，可是拿了钱不等于放弃大学的功能。
　　大学文化和社会主流、时尚要适当保持距离，社会上、大学以外流行，校园里不一定就都跟进，对于流行的、世俗的潮流，大学往往是质疑、批评的。就是说，社会必须有一个地方比较清醒，不完全受瞬息万变的时事潮流所左右，这对社会保持平衡和长远发展是必要的。那么大学就是这样的地方。世界上有些事情变化莫测，人心与人性都有难于把握的时候，这时相对超越的知识分子与大学的作用就显出他们的重要了。大学是思想库，是人类各种知识集中的地方，也往往是自由的容许个性张扬的地方。各种学科的交叉以及各种学术观点的交锋，包括许多所谓“深刻的片面”，总是可以对社会生活当中那些偏至的东西，包括人性中非理性的难于把握的东西起到纠偏、牵制、平衡的作用。大学保持适当的独立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大学文化的魅力和它的价值所在。可是现在我们大学文化越来越媚俗，时尚，只强调服务社会，紧跟市场，校园和外边没有什么区别。哪里还有什么独立性和特色？什么流行的东西都想炒作都先到大学来，有钱就可以在校园里闹腾。你们看看每个星期在校园里挂的那些标语横幅，还有许多所谓的名人讲座。其实很多都和金钱有关。这些流行的甚至有拜金主义味道的东西在校园里张扬，是很不好的，搅乱了正常教学秩序，而且制造了某种庸俗势利的风气，对于学生身心发展非常不利。

 最好的大学总是精神高地，有她的格调，气度，魅力。有些大学学生毕业后对母校没有很多感情，这样的大学是失败的。而有些大学学生走出校园多少年了，仍然会恋念他们大学里有过的青春岁月，这样的大学是成功的。大学以培育人为第一要义，年轻学子在大学期间不止是接收专业教育，更重要的还是人格素养的培养，是眼界的开阔，是思想力的锻造，一个学校在精神上对于学生的熏陶浸染，可能是根本的，是给终身发展打底子的。所以“重精神”也就是重良好学术氛围的营造，重博雅教育，人生教育。现在很多学校太过注重实际利益，前面说的市场化、商业化味道太浓，校园成为为升官发财做准备的地方，精神层面的东西受到压抑，学生变得非常实际，一进来就是为了以后找个舒服体面赚钱的职业，甚至一开始就为职业焦虑，哪里还有什么理想、抱负？他们看到老师一个个都在名利场中奔波，哪里还有什么精神的追求？我希望大学不至于丢失她的传统，她的精神的魅力。重精神，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务。大学的精神应当对社会有筛选、过滤、引导的作用，前面说的要保持相对的独立，也有这方面意思。

我还要特别说说一个观点，就是大学必须重视学术，尤其是重视基础性的研究。大学当然也有应用学科。这些学科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直接相关，当然非常重要。全国2000多个大学，绝大多数都是应用学科为主的。这当然是国计民生的需要。但这种重要性现在看来用不着去强调。因为社会呀、政府呀都很重视，愿意往这些实用的学科投入。而在市场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整个社会都很实际，很势利，你看每年高考，有多少家长愿意孩子考文史哲数理化的，都奔金融呀、管理呀、生物科技呀等应用性学科去了。这也不能说不正常，这些学科很重要，但大势所趋，不用强调也已经很热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偏，有些失衡，必须重新强调重视基础学科。基础学科不能象应用学科那样能迅速地为社会现实服务，适应市场和社会现实需要，也不能直接 “变现”赚钱，但往往关系到社会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文化中较高的部分。而这些年应用学科普遍发展很快，规模扩张很大，但基础学科越来越得不到重视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一下。一般来说，凡是大学都会有基础与应用两个部分，而最好的大学一定是重精神重基础学科重学术的。

不是说应用学科不重要，而是说应用与基础的功能不太一样，大学应当有所区分，而且适当平衡。象现在我们这样过于轻视基础学科，是非常近视的行为，绝对不是大学之道。社会上人心趋向现实利益，偏重应用学科，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学和大学的主管部门必须进行调整、平衡。一个社会若要长远健全发展，一定要在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之外，还有对长远利益的思考和关照；在考虑满足当下的功利性需要的同时,一定需要有对人类根本目的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主要就表现在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当中的基础研究当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所以要有大学,就是为了在社会追求眼前利益的主导潮流之外，创造另外一个精神的同时也是物质的空间，用这个对于长远利益的关照，对于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用这个空间来制衡人类追求眼前利益的巨大冲动,以此维持社会平衡,使船不至于倾斜得过于厉害而翻掉。大学可以有不同层次，各个学科功能不同，彼此无高下之分，但只要是大学，培养人才，就不能只是当着职业培训所来办。可惜现在连清华、北大、人大都快办成职业培训所了。这种风气很不利于人才培养。

以上我讲到大学的传统，讲到人大、清华、北大不同的传统与风格，讲到对大学文化的几点认识，也讲到我们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我侧重讲北大，其实对北大传统的理解领悟，也涉及到人大以及其他大学。我在人大文学节讲这些问题，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某些认识角度，知道问题的复杂性，有分寸感。只有对自己大学的传统、状况、问题都有比较立体的清晰的了解，我们才能充分利用学校的条件，发展自己，提升自己。

最后，我还想对在座的同学提示几句话。不要着急，要好好修炼自己。要有责任感，提高整体素质，学好本事。大学四年有人生“不可重复之美”，要好好珍惜、享受。通过大学几年，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有修养、有能力、有格调的人。

非常感谢大家！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学与社会”第五届文学节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