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程光炜：读《动物凶猛》

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停滞灰暗的一段时期，也是五十年代这代人叛逆和茫然的人生阶段。在八九十年代交集的恍惚间，王朔将中篇小说《动物凶猛》交由上海《收获》杂志刊登（1991年5期）。王朔创作过4部长篇，20多个中篇，5、6个短篇小说，他认为最好的作品还是《动物凶猛》。（1）“我自己喜欢的，确实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它们是“《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许爷》”。而“我最后悔的是写了《动物凶猛》。我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这也是我现在搁笔的原因之一。”（2）“我的作品中令我最激动的是《动物凶猛》。”“这是我的一个大小说的素材。”（3）1988至1995年的王朔，先有“1988”小说和电影改编双丰收的“王朔年”，接着是与知识分子批评家激光四射的鏖战。但他因何在人生的高潮时去写最令人沮丧的题材《动物凶猛》？其中缘由还没人做过探讨，我实在充满好奇又疑惑不解。

一、闲逛

四十年代就追随中国革命，在位于北京六部口的中国广播事业局和“毛选英译组”任高级翻译的美国人李敦白在回忆六七十年代之交这座城市的景象时说：

北京充满了围城的气氛。《人民日报》落入文革小组手中。陈伯达带军队进驻报社接管。……

从广播事业局沿着长安街走去时，我看到无数红卫兵举着红绸子旗，扛着巨幅的毛泽东肖像，边走边唱朝着广场挺进。……

到了王府井，看到一片狼藉。在林彪的指示下，红卫兵彻底破除“四旧”。穿着仿制军服的红卫兵将每家店面色彩鲜艳的木招牌或霓虹灯招牌拆下来，砸成碎片。还将商店的大门拆掉，将墙壁上的油漆刮掉。任何代表资产阶级情调的古老精致的东西都在劫难逃。卖奢侈品的商店、北京烤鸭店以及带有宣传迷信，或是缅怀旧时代的商店字号都被迫关门，或被砸得粉碎。……

他视线里没有游行示威的北京，却是萧瑟、寂寞闲散和空荡荡的：

街上不算太挤。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都还在上班，所以只有几辆车零星地来往于马路上。唯一看到的骑车者是刚下课的高中生。（4）

这位高鼻子的美国左翼人士不曾料到，他的书无意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理解王朔小说的时代镜框。彼时全国的干部被整并下放干校，工人武斗，学生先是造反接着被赶到农村，这是少年王朔这代人暂时脱离家庭和社会监护的一个“历史空挡”。但却为王朔和他小说人物的“十年闲逛”提供了另一座舞台。

作品主人公坦然承认：“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他其时正念初三，对每天从东城乘公共汽车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去上学，感到非常无聊。少年人的时间太过漫长，老师在课堂上的装腔作势令他们气愤不已，他于是逃学，用钢丝钳把收集的各式钥匙改装成“**”。他把很多人家的大人上班后，撬门偷偷潜入他们家里去窥测当成“闲逛”的主要乐趣。这种行动当然危险，所以他必须蹑手蹑脚，瞻前顾后。他经常光顾的学校前面那栋宿舍楼，住的可能是一般机关干部，家里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有一家大概是司长，稍微阔气，也只是“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家具仍嫌简单。主人公发誓，他开锁不为偷窃，纯粹出于喜爱好玩。进门后，只是在“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一次竟然在主人床上睡着，只到中午下班，楼道响起脚步和说话声时才匆忙逃走。有一天下午，“老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昏昏入睡，但努力睁大眼睛勉强听课。我又撬开这栋楼顶层一家的门房。笔者怀疑，这是小说进展到一半出场的那位女主角米兰的家。因要为后面的故事铺垫，《动物凶猛》作者竟把米兰家描写得相当仔细和用心：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床，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铺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

“少女的闺房”立即震惊了这位业余撬门人兼无所事事的闲逛者。在性压抑的七十年代社会，这种窥视经验令他兴奋得几乎窒息。那时候，即使一个院子的男女孩子，在院里偶尔一起玩玩和说话，到学校就装着不认识，形若路人。性的蒙昧，令这个孩子对闺房的感觉突然放大，这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不免俗气，但对大多数男孩来说，少女的闺房永远是清新神秘的，有如古老的禁地。而我要说，在那无情无爱的年代，美和爱则是对被禁锢的青少年心灵的抚慰。主人公此时有点迷糊，被震晕了。他半晌才从那屋里走出，一下午都在同学们面前若有所思。作者这时也对主人公心生怜悯，就像红娘怜惜失恋中的莺莺。他浪费整整一页篇幅对本民族女孩子发育的身材、面色、头发长短，幼儿园时期的耳鬓厮磨，成人淫秽书刊，以及手抄本《曼娜回忆录》里的两性关系大发议论，絮叨啰嗦近于北京胡同的老年妇人。他还采用早被成熟小说家遗弃的矫揉造作的语言：“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虽然它们早已偏离作品主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小说的视点忽然一转，这时主人公从业余小偷摇身一变为暗恋者。他每天痴情守在楼前，目睹这女孩父母上下班，见他们傍晚下班时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一捆青菜，车把上是几个西红柿。她父亲很瘦小，穿一身旧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戴着眼镜看人目光却有些茫然。他对她母亲的观察里已带着曲意迎合的意味：身材高大，是个迟暮美人；态度冷漠，却拥有一般普通妇女所缺乏的白皙皮肤和一头乌黑的头发。自然也含有对身体内部的暧昧想象。他一连几天蹲坑直到夜晚，“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始终未见少女身影。这像两个人的决战，尽管对方毫无察觉。他为了延长守候时间，天没亮就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开。失败的他决定冒险，“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子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这是他个人的长征，虽长途漫漫，崎岖坎坷，他仍然心怀秦皇汉武的宏图大志。

这是李敦白历史观察里的一个死角。或许连以观察七十年代灰暗中国而著称的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中国行日记》一书也未曾注意。这些大牌西方人士谁会注意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少年成长的“寂寞”？谁会在意他的卑微和失恋？他们视野里只有惊心动魄的东方政治黑幕和凝固在西方意识形态镜框里晚清抽鸦片的昏睡愚蠢的中国民众。（5）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少年“闲逛”这个独特的历史街区。我想把观察点从简易楼房移到热闹街头。“蹲坑”未果荷尔蒙却过盛的我又回到革命的大街：“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的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老师喊了一路口号。”那时游行示威像是全城居民的日常起居，不游行倒很觉得奇怪。大小机关和厂矿职工尽数出动，到处红旗招展，队伍雄壮振臂高呼口号，“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不过，我也感到游行示威“很累”，通常要走很远的路才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返回，回到学校再解散。“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太阳又很晒，领头呼口号的全校最结实的体育老师也声嘶力竭”，“大家一边懒洋洋地走，一边前后左右地聊天，看见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下密集的人群默不作声一望无尽。”威廉·富特·怀特提醒研究者：“政治家如果没有街头青年的支持，就无法取得成功。”（6）然而，怀特像李敦白和巴特尔一样注意的其实是青年而非少年。“文革”初期政治家主要依靠的是大学生、高中学生和青年工人，而非主人公这种懵懂的少年。革命的力量在青年，而非少年，这是天定的真理。这些青年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公开的情书》和《伤痕》里的主人公。中国的“文革史”研究虽然在海外汉学和国内现代史领域取得了赫然成就，但被青年红卫兵和工人巨大身影罩住的“少年”群体，这个被怀特称作“街角社会”的社区仍“默不作声”，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在这个角度看，《动物凶猛》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眼光独具。《动物凶猛》继续写道：

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纷纷掉过头来看我，笑嘻嘻地指着我喊：

“没劲没劲。”   ……

许逊递给我一支“恒大”烟，我便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奇活现地乜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

他们在谈女人，这是个新话题。……

政治家搭建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舞台，真的让这些孩子们倍感无聊。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包括吸烟、打架、蹲坑等待女人等，就是孩子们对大革命明确教诲的消极反应。“没劲没劲”，《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我”也这样说过。吸烟、打架和蹲坑等女人，是从未被历史承认过的一种偏激的生存方式。直到1977年问世的刘心武的伤痕小说《班主任》，还把这种人塑造成“坏少年”典型也情有可原。

二、打架

脱离家庭和社会监护的这帮少年又卷入了街头械斗。九十年代初，有人采访王朔时问得相当直接尖锐：“当年，你在故事描述的那个圈儿里么？”他答：“当然在。我不在红卫兵那圈儿里，但《动物凶猛》的圈儿里就是我们这帮人。”采访者又问：“当时你是那种冲在前面的人么？”王朔断然否认：“事我都见过。你不能用小说套我的个人表现。”他接着撇清：“我不是举着板儿砖冲在第一个的那人，肯定不是。”（7）按照文学规律，作者是或又不是他们小说中的“原型”。但他们毕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1968年：反叛的年代》的作者阿里和沃特金告诉读者：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特拉哥拉夫大街上挤满了欢乐的人群，在与试图阻止他们游行的加利福尼亚州警察进行了六天的暴力冲突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宣布自己是这条大街的主人了。”“阳光炽热，整个法国已经停止了运转。”“布里特尼的郊外，普里苏尼克大型减价商场被女售货员占领了，女孩们晚上就睡在经理室的安乐椅上。”（8）当时出于崇高目的的“打架”之风，在各国青少年中竞相传染，左翼思潮几乎席卷七十年代的世界各大城市。《动物凶猛》怎能阻挡这一气势汹汹的历史潮流？

起因是汪若海被东四六条的几个孩子打了。这令被成人冷落在大革命边缘的无聊少年群情激昂，他们终于抓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个盲目愚蠢的机会。“高晋、高洋陪着汪若海从里屋走出来，汪若海一脸伤痕和红肿。”“他们个个表情严肃，阴郁地低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摆弄钢丝锁，抡得呼呼生风。”“我二话没说，气势汹汹地转身在屋里找家伙。所有的改锥、锤子或菜刀包括水果刀都被握在手里装进书包。”“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都被动员起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走吧’。高晋下令。我看到他把一柄日本三八枪刺刀揣进斜挎在胸前的军用挎包内。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束，像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去打土豪的农会领袖手中挥舞的系红绸子的驳壳枪令人羡慕。”他们骑上自行车，前后吆喝一路呼啸地向心目中的战场出发。“院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女孩子别去了。”打架是七十年代男孩子的专利。这种当时极具中国特色的行为方式在努力控制和塑造他们的人格世界。

24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膊少年正在沙堆上练摔跤。

“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

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见胡同就往里钻。

 ……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知道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开。……

“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

我骄傲地挺着胸脯微笑着，一边吹嘘着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

像文章第一部分描述红卫兵打砸王府井一样，在那年代，“打砸”就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是被最高领导人欣赏并煽动支持的“参与社会革命”的正当方式。这些少年暴徒于是断然认为这就是“革命行为”——当然我们还可以用红卫兵打砸是有“信仰”支撑而少年们纯粹是打架报复来做一次差别化的历史分析。

事隔四十年，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在《动物凶猛》械斗——中国六七十年代革命——欧美左翼青年运动之间建立历史联系，并作有效的分析毫无把握。尤其是当历史的结论还在移动、删改和自我修补，为了某种露骨的社会功利目的的时候。处在这个没有历史定论年代的敏感节点上的所有研究者，只能把某种良知作为基本出发点。他无法反抗大历史的倒行逆施或红尘滚滚。一滴记忆中的眼泪能否反抗失去理性的时代洪流？在我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就是细节，小说的价值也在细节。“把那块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开”，是我忘不掉的历史一幕。对我这个缺乏严谨的历史哲学训练、于“左右”站边毫无兴趣、对细节尚有一点敏锐感性体悟的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北京的一幕确实令人难忘。

作者王朔想为处在革命风暴中无知少年的暴力行为找一个历史逻辑，他又发现徒劳无功：“我们搂抱着坐在黑暗中说话、抽烟。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又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这些话题是我们永远感兴趣的，那些称霸一方的豪强好汉则是我们私下敬慕和畏服的，如同人们现在崇拜那行流行歌星。我们全体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剁了声名最显赫的强人取而代之。”尽管喜欢在小说里写昏话鬼话，胡言乱语，我感觉王朔不是没有判断能力的小说家，否则他不会强调这“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9）学者王一川也努力让人相信：“红卫兵直接充当了打到走资派、武斗、打砸抢、上山下乡等运动的主力军，是革命的亲历者；而红小兵由于年龄的限制，在当时更多地只能充当旁观者、想象式造反者等角色”，而“红小兵与现成权威的想象式反叛和缅怀”，则“构成‘王朔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这是他在当代文学中创意性地发明了“顽主”人物形象包括创作了《动物凶猛》这篇小说的主要灵感。（10）二王希望从后叙述的角度重建小说的认知轨道。但我总怀疑这篇小说，包括王朔的大部分“顽主”小说的主要构思和灵感，可能多半来自流行于八十年代的美国小说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极大启发和影响。我甚至觉得这部西方叛逆小说给了徐星、刘索拉、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王朔等新锐小说家某种“小说的写法”。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施咸荣翻译的1983年版的（漓江出版社，第一版即印了46000册，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写到“美国顽主”霍尔顿与人“打架”和“闲逛”的场面：

这一拳本来想打在那把叼在他嘴里的牙刷上，好让那牙刷一家伙戳穿他的混账喉咙，可惜我打偏了。

我这样独个儿坐着，的的确确开始感觉到自己很像是一匹得了奖的马的屁股。我除了抽烟喝酒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

历史经常有异曲同工之妙：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和中国的青年都在为各自的主义而战，作为他们小弟弟的“中外红小兵”却满世界地打架和闲逛。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青年，少年被抛到历史潮流之外，但他们试图用这种独特的方式重返其中。塞林格真实记录了这些低龄者看似荒唐的历史行为，而“文革”则把中国的“夹缝层一代”永留在史书中。施先生在1982年12月写就的《译者前言》里告诫读者：“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我国的青少年成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党、团和少年队组织的亲切关怀”，当然不至于——但“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施先生说，这部小说1951年问世后，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也产生了巨大分歧。家长要求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这类图书，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的中学图书馆还把它当做禁书。很多年后，许多大学和中学又把它推荐为课外读物，它还荣登哈佛大学社会学课程的必读书之列。（11）然而王朔及其小说至今还是我国一些大学课堂被老师学生所疑心的作家作品。由此可见，我国的文学史家们还没有采用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学科视角来看待和研究王朔所代表的文学现象。（12）

“闲逛”和“打架”是上世纪中叶大时代间歇里各国少年共有的时代病，从中泄露出他们心灵里普遍的苦闷。我不想指出它就是这篇小说所参照的世界性图景。两天两夜后，被公安局捉走的高晋、汪若海放回来了。小说若无其事地写到高晋：“高晋在看守所里剃了个秃子，这时也就长出一层青茬儿，虎头虎脑的引人发噱，表情、架势则完全是个大英雄。”“他坐在三屉桌上，两腿晃荡着，把烟灰掸得到处都是。”他还像成年人那样吹嘘。“‘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高晋一支烟抽完，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他抽。”那年代男孩们不比谁学习好，只比打架勇敢。

三、追女孩

在读《动物凶猛》的几天里，我脑海里始终浮现出王朔说过的那句话：它是“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我的作品中令我最激动的是《动物凶猛》”。这令我企图介入这句话的思想情感的深层世界中去。

读者接着读到，故意逃课的我晃荡在北京木樨地的大街上。这时地铁口出现了一个线条优美飘动的女孩的身影，他便跟了上去。“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小说写女孩性感的走路姿态可真有点大胆吓人。王朔此前曾在《空中小姐》写过纯情女孩王眉，在《顽主》里用游戏性口吻写过三T公司的女顾客少妇和刘美萍，可他从未这么露骨，也许他真是被这位走在大街上丰满美丽的米兰吸引和激动了。他冷傲、讥讽的“顽主口吻”突然变得柔情似水，而且毫无自尊。十五岁的青涩男孩去追逐高大成型的十九岁的姑娘，当然显得无耻。他闭眼克服着稚嫩胆怯：“喂，喂……”“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说完便抢到她前面拦住她。“她绕开我继续朝前走，同时好奇地打量她。“你等等，别走哇，听我说！”我手忙脚乱，书包在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屁股。“交个朋友吧。”“一看你就是一个坏孩子。”女孩们通常对这种擅长搭讪的街头少年百倍警惕。但如此纠缠，个别心软的女孩也会糊涂应允。最后我答应女孩做自己“姐姐”，还许诺“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她才同意与他暂时交往。她老练地“用双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是那种姐姐般的善意，她绝没想到这个“少年维特”居然爱上了自己。

米兰就是主人公潜入单位宿舍楼的楼顶房间，看过墙上那张照片，几次蹲守而未见的那家女孩。她在郊区农场工作，此时装病请假在家，同时在四处晃荡着。作者写一个未成年男孩对一个女孩成熟身体的“性幻想”，在小说中竟占八页之多，五六千余字，没有丝毫色情意味，而且那样饱满、美好和动人，对于王朔来说真可谓是破天荒的。读者跟着小说镜头，走进了米兰挂着暗绿色窗帘的闺房。世界上陷入初恋的人都像窃贼，但也犹如每天坐在火山口上。歌德的《绿蒂与维特写道：“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这孩子也承认，“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它“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米兰正在厨房里洗头，她神情放松地让我随便坐。“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我立马编出假话：“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这可能也是明知故问。普天下所有女孩子曾在父亲那里受宠，她们潜意识都在男性人群中寻找替代物，虽然遍地是白马王子或者成熟成功男士，完全靠谱的却少。但我想说有心无心者，此刻距离之近却远隔天涯。如此近地闻着香脂味、房间香气和潮湿的头发味，是主人公在母亲之外从未有的经验。他为女孩洗头的细微动作灵魂出窍，心砰砰直跳却装着若无其事，但难免恍惚走神。用目光热烈抚摸，是这位可怜少年的唯一权利：

她拧床单似地双手握着使劲拧那股又粗又重的头发，然后把头发转出螺纹，朝天辫似地竖起，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结成一个酷似古代少女头的发簪，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着迷。……

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燠热，她有几分胖，很怕热，便拉上了暗绿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隐蔽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

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申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

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掖掖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

我小心掸拂历史一角，仿佛窥见这间闺房正轻轻洋溢着一抹人性的光辉。众所周知，“文革史”解释权早被伤痕文学和左翼人士的强势叙述霸占，他们认为那里不是腥风血雨就是桃花源中，他们像十七年文艺领导那样激烈否认现实生活中还有难以归类的“中间人物”。“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着迷”，此细节在这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静场。变成远处教堂悠悠传来的温馨的钟声。它不禁令人泪泫动容。然而它又超越了肉欲的陷阱。“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这本来就是人性中的核心价值观，天赋人间，古已有之，任何邪恶势力都无法将它拒之门外。因而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惟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在东方的黎明里，个体性消失了，光明在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它自己的世界。西方的福祉有了这样的特性：即主体（在对象中仍）维持其为主体、并坚持其自身于实体中。个体的精神认识到它自己的存在是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就是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他强调：“精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不能是别的样子。”（13）中国当代思想界都没这种深刻见识。所以也不能要求这位女孩私密生活的偷窥者比我们站得更高。但这种见识可以加深我们对“文革”历史情境中的人的认识。同时也能加深对《动物凶猛》这篇小说的认识。这个莽撞少年是甘愿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痴人，他唯唯诺诺，极尽巴结奉迎。然而他感觉此刻应该发起进攻，“借书”、“看照片”是男女孩子交往中常用的伎俩，他小小年纪无师自通，仿佛深谙此道。写到此处我觉得需要暂时绕开这位失去理智的钟情少年，绕开小说重新回到文学史的框架当中。因为不注意王朔与文学史框架的关系问题，就很难找到重新解读王朔小说的办法，给它们以适当的解释。我们知道九十年代对王朔小说早有定论，众多读书人对他可谓深恶痛绝，发誓要把他钉在“痞子作家”的耻辱柱上，要重写这文学史一页之难，如穿越千山万重。因为王朔的口不遮拦（不谨慎），他与书写他的文学史的学者之间出现了很别扭的关系。在我看来重整这种关系，首先需要厘清以下这些关系：一、王朔的“文化痞子形象”是否应该成为一种文学评价标准，拿它去解读作家所有的小说；二、王朔与知识分子的口角是九十年代的特定产物，它是否意味着王朔因此就没有知识分子都视为本分的黑格尔所说的“主体性、人格性、自在性”，他因为不客观地批评知识分子是否就意味着他因此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知识分子性”呢；三、“调侃”和“玩世”往往被看做王朔小说的思想特点和审美意识，这种固化观点是否放大了他小说的某一部分、而压瘪了另一部分，从而失去了观察他小说全部内涵的机会？当然我更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史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纵深度和长度，对一个被误解的作家的认识，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我们想想，文学史上的“胡适现象”、“周作人现象”、“张爱玲现象”等等不都经历过这种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经受过历史的耐心吗？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我想先从王朔与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交恶中脱出身来，贴着这位主人公的细密心思观察他在想什么。或者我也想贴着写作《动物凶猛》时的作者王朔的微妙感觉，来做点什么。

这位可怜多情的少年果然不只为了欣赏米兰的美貌。他抢看米兰照片，已使他的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不过，他还是慷慨地把米兰介绍给了那些大院同伙，借以炫耀自己“拍女孩”的成果。米兰刚开始还忠诚他俩的私谊，但很快兴趣便转移到比我年纪更大更成熟的高晋身上。高晋此时也有意勾搭米兰，以介绍她到父亲的部队文工团弹琵琶为幌子。我反倒成为多余人，旁观者。我非常不服，于是加大与米兰的亲昵力度，比如让她夜里在家里留宿，结果被父亲偶尔撞见客气地驱除出去。王朔这一段小说写得痛快流畅，大抒这位被父亲严管少年心底之块垒，也愉快地向读者稍微展现他擅长以简洁方式讲故事，快速干净地推进情节的叙述才华。在小说结构上，这是在为最后高潮的到来做铺垫。不过王朔也深知小说应该剪裁缩减，给读者预留想象的空间。他为此工笔细腻，扎实推进，令人果真相信他所说创作它时的状态的自由自在。小说写高晋、米兰、方方、卫宁一帮人在假山的亭子里一首又一首地唱《三套车》等苏联歌曲的场面显得非常浪漫温煦，“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令人想到，七十年代虽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停滞灰暗的一段时期，可身处大时代边缘的寂寞少年的心灵并没有死掉。像黑格尔说的，“精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不能是别的样子。”穿越四十年的浩瀚烟雨，超越左右翼人士的激烈争吵，我仿佛又回到自己那些寂寞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就是主人公，我就是米兰。我所在的外地小城，与首都北京原来是同一座历史舞台，上演着相同的人生戏剧。共同历史境遇能让我轻易地贴近他们的玩乐嬉戏和说话方式，理解“坏孩子”的闲逛、打架等叛逆行为，包括“我”最后对米兰高晋暧昧恋情突然爆发的强烈嫉妒，以及反目为仇，我均抱着同情的理解之心境。

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出场时，“我”已变成怒气冲冲的爱情斗牛士。他把暗恋转化成了愤怒和挑衅。他不顾众人在场嘲笑穿泳衣的米兰“丫够肥的”，又“走到她身后，一脚把她踹进水里，站在那儿哈哈大笑。”“我除了背后对她进行诋毁和中伤，当面也越来越频繁地她进行人身攻击”：“你怎么吃这么多？跟头猪似的！”我还以玩硬币恶毒羞辱她少女的贞洁。一次次把她气哭。我险些与米兰新男友兼护花使者高晋大打出手，他们都仿佛是愤怒中气喘吁吁的公牛。然而，我的内心世界却早已刻骨铭心：“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她。每天一睁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激烈冲突对立的两种情绪使我的面孔变得可怕，使人性高度扭曲，然而也使小说的抒情达到了最高峰值。我要说这是王朔小说中少见的惊动人心的一幕。我很少像这次从外到里被他的作品如此地撼动。

但不知怎么回事王朔忽然在最后一段使上马原《虚构》那种先锋小说的手段：

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

1990年的先锋小说已成残花败柳，但大多数人竟没意识到“转型”问题，虽然这段与小说的整体写实风格明显脱节但也可以谅解。不知王朔是否知道他的叙述忽然变线，却给《动物凶猛》带来意想不到的半真半假的效果。它是一种时代的“大幻觉”。七十年代在今天看来亦真亦幻，令人大惑不解。我尾随米兰经过东单、王府井、天安门、西单、电报大楼、庆丰包子铺和长安戏院，又经过木樨地、三里河路、中国科学院大楼、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拐进她家的宿舍楼里，在幻觉中热血沸腾地对她实施了暴力，但也遭到她的蔑视。在这里，他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自己的“生与死”。那个夏天我站在工人体育场的“五米跳台上，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形踪，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会有人为我伤心么？我伤心地想。”

王安忆早就提醒人们说：“我觉得王朔其实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伤痛呢，就会做出特别凶悍的样子，他会做出特别抵抗的样子，胡来胡闹，把事情搞成一团糟。”“我觉得这是真的王朔”，“有点可惜”。（14）她是个小说意识和技艺老到，看人眼光很毒却很客观理性的作家，她不相信“调侃”、“骂人”、“玩世”、“堕落”就是王朔小说的全部内容。这么一路叙述分析下来，我也觉得王朔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至少是一个不能再用简单标准去看待的作家。这篇小说非常不简单地写出了大风暴边缘的“街区一角”，写出粗暴年代人们身上残存的一点点温情。在反映“文革”的小说中，这还是我头遭看到作家用这种叙述方式去塑造复杂独特的少年的形象。

2014.1.15于北京亚运村

2014.2.7修改

注释：

1、笔者私下以为在当代文学“后三十年”，中国作家最拿手的仍然是中篇小说而非长篇，而短篇的成就紧追其后。为什么这种规模幅度的小说形式最适于这一代作家的表达方式，是值得人们细致琢磨和研究的地方。

2、《王朔文集·自序》，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0月 。

3、《创作谈》（王朔答问），参见《我是王朔》，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4、（美国）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209、211、213、197页，丁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李敦白1040年在美国念大学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卷入左翼运动。1945年9月，因到陆军服兵役脱离共产党，并来到中国昆明驻扎。由偶尔机会接触中共昆明地下党领导，赴延安参加中国革命，并与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王震等结识。解放前因被怀疑是敌特被捕入狱。长期担任中国广播事业局和“毛选”英译组的外国专家。“文革”时在广播局造反，一度任广播局革委会成员，又被文革小组抓捕。八十年代后，与妻子王玉琳及家人回美国定居。

5、 最早用罗兰·巴尔特的《中国行日记》的独特视角来分析中国七十年代著名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的，是我们课堂上的博士生胡红英同学。（参见胡红英《话语中的“围城”——〈沸腾的群山〉和〈中国行日记〉》，《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6、（美国）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第284页，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9月。

7、 《创作谈》（王朔答问），《我是王朔》，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8、 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1968：叛乱的年代》，第147、124页，范昌龙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

9、 《王朔文集·自序》，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0月。

10、王一川：《想象的革命——王朔与王朔主义》，《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11、（美国）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译者前言》，施咸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3年。

12、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和学生编选的《王朔研究资料》，给予了王朔很高的评价，认为没有他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当然这种观点不一定能被大多数人接受，但它的出现，却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研究性的参照。参见《对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13、（德国）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巻，第98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一版，本注释出自1996年6月版。

14、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234、235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6月。

来源：《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