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悦然：过一种“危险的文学生活”

每周二，作家张悦然都会去中国人民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影视改编课程，与作家班的学员讨论分析各自的小说作品。自从2012年被聘为写作班的讲师，教书便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最初的两年里，每次备课，她都有些如临大敌，常常在咖啡馆里待上一整天。

在许多场合，她偏爱黑色的穿着。人们偶尔也会在她的帆布包上发现糖果的图饰，那代表着她纯真烂漫的一面，但现在，成熟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总有人觉得她的生活过于完美，少年成名，诸事顺遂，但只有张悦然自己知道，内心的焦虑无法被外界的赞誉和误解抵消。开始的时候，纯美的想象与毁灭的激情同样吸引着她，促使她将文字变成感知一切的方式。但在名利的托盘不断加重之时，她却选择后退一步，从喧闹的盛宴中起身离席。

“我给大家留下的似乎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正面形象，但这些年来，我并没有捍卫或者扮演这样的形象。”张悦然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她觉得自己不适应这一切。“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十年前的时候就进入公众视野，不断抛头露面，参加活动，特别像是一种在流水线上的感觉，这种生活让我感到乏味。”

此后数年，她办杂志，进入大学教书，写短篇小说，生活的图景仍在不断延展，写作的秩序也更加稳固。2016年，《茧》的出版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扬，被认为是同辈作家中难得的突破之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前辈作家的讲述历史的方式。这部长篇小说在情感的迷宫中呈现出时代与记忆的回声，而不久前，她刚刚出版了新作《我循着火光而来》，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则让读者从那些孤独个体的挣扎与自救中窥探到了现代生活的精神裂痕。

“我们”的决裂与重建

2008年，曾经被称作青春文学“三驾马车”的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在出席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重新坐在了一起。三人都成名已久，韩寒和郭敬明更是公众的焦点，常常处在舆论的中心。相比之下，张悦然显得安静很多，她已经一年多没有发表新作品。

在此之前，一向以安静温和示人的张悦然曾在博客中撰文，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作家称为文化标本、商业手段和娱乐道具。“我们之中，是否有人真的察觉，这是一条与文学、与我们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的道路？”在文章中，她这样写道。

因为种种原因，她与同辈的写作者被贴上了共同的标签，但在她看来，那并不能称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我们”。此后，她开始从这条喧嚣的道路上抽身，并试图重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生活。

2008年起，张悦然开始主编主题杂志《鲤》，聚集了周嘉宁等青年作家。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体组织，她澄清道，这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朋友圈”。杂志不定期出版，每一期都规定了一个宽泛的主题。除了周围青年作家的新作之外，《鲤》也会将视野放宽，对国外同辈的作家作品进行译介。

除了做杂志，张悦然仍然在坚持写短篇小说，打磨技艺，寻找新的思路。新作常常在《鲤》上发表，几年下来，也积攒了十几篇。她像是一个不断热身的长跑运动员，直到长篇小说《茧》发表之后，人们才忽然发现，她一直都在坚持，为了一个更加长远的写作计划而不断准备。“原来她一方面在侍弄花朵，一方面在栽植大树。”青年小说家双雪涛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

如今，原本热闹的“80后”很少被人提及，许多当时出道的作家也已经转行，成为传媒公司老板、文化记者，或是导演、学者，坚持写作的人仍在，但远没有那时候热闹。十年之后，一度淡出大众视野的张悦然却凭借新近出版的多部作品而不断进入讨论的视域中。

“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后来不写了，便去批评他们。坚持写作需要长久的耐力，但终归是一个人的事情。”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童年丈量出了后来的距离”

曾有记者提到山东，想要问张悦然回去时的感受，她却打断了对方的提问，说自己很少回去。她当然会在冬天的时候回到那个被称为泉城的北方城市，但或许是因为早年经历的缘故，故乡的意义在她这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她出生在山东济南，从小居住在大学家属院里，对校园有种天生的亲切感。

2001年初，正在读高三的张悦然获得了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本可以直接保送大学，但4月出台的教委新规让她失去了这个机会。虽然有些沮丧，但张悦然还是重新投入复习，最终考进山东大学。但很快，她便选择转学，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计算机，在这个热带国家度过了酷热的五年时间。

尽管最终没能通过新概念获得直接保送大学的机会，但这个众所周知的比赛还是影响了张悦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2003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980》出版。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她更是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和《誓鸟》、短篇小说集《十爱》等五部作品。在出版社的宣传过程中，她曾和郭敬明一起被称作“80后”写作的“金童玉女”，也曾在《红鞋》等带有哥特风格的作品中展现出冷酷和强劲的一面。

高强度的写作伴随她度过大学时光。国外开放的大学环境让她一度感到释放，紧张的写作强度却让她在此后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她常常在后来的小说里写到下雪，并笑称是因为在国外习惯了热带气候，比别人少过了五个冬天。

2006年，大学结束后，张悦然选择回国，在北京居住。相比之下，尽管在济南生活了十多年，她却没有机会真正地熟悉这个家乡城市。回想过去，她忽然发觉自己除了写作，还没有真正地工作过。而在结束了高强度的职业写作之后，她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写作本身的事情。直到2012年，她才有了人生中除了写作之外的第二份工作，在大学里教书。

在这个过程中，她去过很多个国家，在国外的那些城市旅行，短暂地停留。而在文字中，她习惯了用书面语写作。在后来的那些短篇故事里，人物往往身处一种隔膜状态，这些也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也许是童年丈量出了后来的距离。”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直到后来开始写《茧》，她才在这个长篇的小说世界里为生活于其中的人物角色重建了一个文字意义上的故乡。

生活的图景与写作的秩序

2008年5月，张悦然与一位朋友共同前往四川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到了四川之后，她搭车直接到了北川。在北川，当地的山民不断寻找着失去联系的家人，张悦然则跟其他志愿者一起发放物资。但很快她就意识到，相比于救灾现场，志愿者应该去的是后方。随后，她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那更像是一种自我教育。”张悦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让张悦然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家中的保姆便来自四川，但她在确认没有家人伤亡之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家乡。或许对于这位保姆来说，留在城市里打工赚钱，便是最好的支援家人的方式。这样的思维差异让张悦然开始转换自己的思考方式。她与保姆的这段经历后来成为短篇小说《家》的起点。

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裘洛与同居的男友不约而同地决定离开那个被称为家的房子，只剩下保姆小菊继续留守在这个陌生的现代都市。在小说的开篇，现代生活的种种面孔被展现在读者面前。电动窗帘、化妆品、卷发器，以及超级市场里的清洗剂和复合维生素，这些物品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忽然有一刻，觉得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裘洛在失神的时候这样想。而男友则在留给裘洛的信中写道，“我逃避的，可能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地震发生后，保姆小菊留在了城市，而男友则决定去四川灾区。意外的是，小菊在电视里的救灾画面中看到了裘洛的身影。

如果说出走和参与救灾是裘洛们从隔绝的现代生活中突围的方式，这篇小说本身则同样为张悦然打开了某种写作的出口，也被一些评论者看作是她后来写作的某种起点。实际上，她很早便开始关注这些从外地来到城市的女性。“我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接触到这个人群，都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对她们有天然的了解，缘分很深。”张悦然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此后，张悦然的作品里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场景，比如社交舞会、家庭聚会和发布会，但在此之外，她的笔下开始有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展露，比如超生和上访，以及贪腐和抢劫。这些问题并不是张悦然想要着重书写的对象，但作为故事的背景，为小说中的情感与角色增添了更多现实逻辑的支撑。

而在那部酝酿长达七年、日后备受好评的长篇作品《茧》中，她还写到了“文革”，写到了下海。经验的匮乏和历史感的缺席曾是很多批评家在批评包括张悦然在内的“80后”作家时的常见论调，但她近年来的这些努力无疑在刷新人们对这一代写作者的惯有印象。

历史阴影下的追忆与逃亡

庞大的长篇计划开始于一枚生锈的钉子。

1977年，高考终于恢复，一位文学青年离开了工作的粮食局车队，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次年，他将“文革”时经历过的一次事件写成了一篇小说。

13岁时，在他父亲工作的医院大院里，一位熟识的医生遭人迫害，在批斗时头部被钉入了一枚钉子，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变成了植物人。小说投给了《上海文学》，但最终因为调子灰暗而没有发表。这位青年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结婚生子，写作的书桌则被一张婴儿床代替。1982年，女儿张悦然就出生在那位植物人所在的医院大院里，钉子的故事则一直停留在这位父亲的记忆里，偶尔才会跟女儿讲起。

2011年冬天，张悦然回到山东过年，在从小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又见到了童年时遇到过的一些人。张悦然忽然发现，童年世界里的一切在她离开后仍然维持着自身的秩序。

此前，张悦然决定将父亲说过的那个钉子的故事写进小说里，为此她回到了那座医院，找到了那位植物人的档案。那份档案里记录着特定时代下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出生、参军、退伍、工作，但这一切却因为一枚钉子戛然而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位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里，并在1980年代末“呼吸衰竭死亡”。

张悦然觉得，父亲讲述的这个故事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跨越代际从而进入历史的通道，但她却在这个通道的入口处停留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叙述方式。直到回到从小居住的家属院，张悦然发现那里的很多事情停留在了原地。她觉得惊恐，某种盘根错节的东西在这个原来的世界里兀自生长，居住在其中的人受困于记忆，这些都是习惯了外地生活的张悦然不曾预见到的。于是，另一个叙述人的形象找到了她，作为那个植物人的后代，不断追忆与逃亡。她为之取名为程恭，与那个批斗参与者的后代李佳栖一起，由此形成了以对话和追忆共同构成的双声结构。

在这篇小说中，60年代和90年代如同层层远景，随着两位叙述者的追忆而慢慢显露出它的侧影，像是一场初冬的落雪，在匀称的语调中不断增加重量。张悦然修改了很多遍，往往是写到后来，新的人物忽然出现，前面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她在电脑中建了很多个文档，记录着由经验和虚构生发出的各种细节，种种真实的经历被打散重组，比如父亲的大学执教以及他熟悉的医院大院。

在小说中，李佳栖的父亲在经历了种种历史的变故之后，决定不再教书，和许多人一样下海经商，常年在北京和俄罗斯奔波，总是酗酒，理想主义的烟云都成为过去。而随着故事的继续展开，上一代的恩怨与记忆对于他的影响开始浮现。最终，他在酒醉的情况下发生车祸，遇难身亡。

那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一次自毁，张悦然自己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种种变故与记忆如同一层一层的茧，不断积累和渗透，包裹着怀揣秘密的人们。他们在罪责与爱欲中奔走，逐渐失控，却发现有些东西无法被忘却，如影随形。“毕竟，童年的东西对于人的影响和瓦解还是最彻底的。”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张悦然常常觉得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有时也会在面对隔膜与孤独时选择忍耐，甚至“熟视无睹”，但这样的状态在写完《茧》之后发生了某些转变。在小说的最后，她写到了程恭决意离开，写到了平淡的日常生活。

“程恭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张悦然在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这在有些人看来有些离题，但她觉得，程恭的出走和日常的生活场景显示出人物对于逃离历史与记忆的渴望与努力。

“孤独在这个时代被确诊了”

曾有很多媒体记者向张悦然问起她父亲阅读《茧》的感受，她表示并不清楚。父亲也许会去加油站帮她给汽车加油，会在她忘记将驾驶证放在哪里的时候提醒她，但并不会问起关于那部有关钉子的小说。这样的对话不会出现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尽管如今父亲很多时候居住在北京，跟她生活在一起。对于她来说，物理距离的靠近或许可以给亲情保温，但并不会缓解各自的孤独。

张悦然觉得，与上一代所处的社会相比，自己这代人的生活发生了某种转变，这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上一代作家写的人物往往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邻里、夫妻，他们天然地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存在。”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道。

在最新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的新书发布会上，批评家杨庆祥曾将短篇小说《家》和鲁迅的《伤逝》以及巴金的同名小说相比较，但相比之下，家族的意义和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在现代都市的生活图景中被极大地稀释了。“在过去，隔膜与孤独也存在。但到了我们这代人，它变得更加明确和强烈，如同抑郁症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确诊了，而且明显和多发。”张悦然继续说道。

在新书收录的九篇短篇小说中，细腻的情感在精确的技艺与匀称的节奏中展示出幽深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孤独的症状几乎随处可见。雨雪等极端天气为故事投下了某种决绝的阴影，人物往往在不同的空间与场所中游离。“她的小说多有下沉和悲剧性的东西。”一位写作同行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评论道。

而在为新书发布会准备的连线交流活动中，小说家张大春注意到，这部小说集中的九篇短篇小说里，常常可以在人物身旁发现宠物的身影。“宠物是一种精神依赖，但往往会把人衬托得更加孤独，不能解决问题。”张悦然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地说道。

但张悦然觉得，她笔下的这些孤独个体虽然处境堪忧，却并没有放弃自己，常常试图开展一场自救，尽管有时这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们总是在奔跑中不断坠落，又试图在坠落的时候抓住某种解救的绳索。但与此同时，在那些物欲横流的商品与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之外，张悦然为自己的小说设置了某种隐喻装置，比如烟火和湖，火光与旅馆，这往往成为小说人物寻找意义的出口。

如今，张悦然已经习惯了写作和教书的双重生活，不断切换自己的角色。她把写作当做是一种内心的角力，过着一种“危险的文学生活”，而教书则是分享写作奥秘的过程。见惯了圈子里互相吹捧的浮躁，她希望在课堂上大家可以坦诚相待，多说说缺点，便以此作为讨论的原则。

在小说课堂上，她跟学员们讨论小说的方法，经常会提出小说视角的问题。因为有着丰富的写作和阅读经验，她的解读往往精准而确切。有些学员开玩笑说，《西游记》里有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张悦然则是“视角大王”。

“一个小说从哪进，从谁的眼睛看，人物之间的关系怎么能紧密勾连又有空间可以让小说呼吸，这是她真正关心的问题。”一位作家班的学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曾上过张悦然的小说课。“现在想想，那门课挺有意思，至少把文学带入了一个纯粹的场域，努力隔绝一些文学之外的事情。”他补充道。

记者/刘远航

本文转载于总第826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