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姚丹：从“表现”到“革命”——创造社时期的成仿吾

学人小传

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回国。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创立了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年在法国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巴黎、柏林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9月回国，在上海参与组织“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后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著有《长征回忆录》《成仿吾文集》等，译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

成仿吾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作为革命家、教育家的成仿吾，其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广泛认可，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成仿吾的贡献还未得到充分总结。今年是创造社创立一百周年，成仿吾是贯穿创造社前后期的最重要的理论家，我们有必要回顾其杰出的一生，并对其创造社时期文学理论探索的得失作出公允评价。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成仿吾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创造社树立了正面的文学观念，为已经进行了五年的、以写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新文学注入“想象的”“情感的”因素。他高举“文学是时代的良心”的旗帜，为郭沫若反映“时代精神”的《女神》做出最初的理论开路。同时，他又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对当时已获得广泛声誉的新诗诗人和小说家展开“旋风”式的批评，他对胡适《尝试集》、周作人所译日本俳句、俞平伯等人新诗、冰心所写小诗、鲁迅小说集《呐喊》的批评意见，是有艺术见地的。其批评的勇气以及在批评中所展现的才华和洞察力，都是值得嘉许的。成仿吾的批评，大大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然而，由于历史上他对鲁迅的“错批”，成仿吾对于中国新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贡献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用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当年的批评与论争，超越固有的思维定式，还原历史行进中的逻辑，总结成仿吾批评中建设性的部分，同时也不回避其历史的局限性。

弃工从文：留学生涯与文学启蒙

成仿吾开始其文学批评生涯时所使用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是德国表现主义，这和他的留学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10年，13岁的成仿吾跟随大哥成劭吾东渡日本，入名古屋第五中学读一年级。1911年成劭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而留在日本的成仿吾，则由名古屋来到东京补习学校，后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工科），进入大学预科学习阶段。成仿吾曾经跟着大哥编译过一本英语词典，再加上他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在冈山六高，他是唯一不用词典上课的中国留学生。六高的第一外语是德语，“外语课分量很重，而且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这是日本外语教学突出的特点，教师们把文学作品作为教材来讲授该国语言，这就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了解、欣赏了该国的文学。成仿吾对欧洲特别是德语文学的兴趣，是与六高时期的学习密切相关的。在那里，他学习了歌德、席勒的作品，此后又涉猎康德美学。他对表现主义的了解也起步于这一时期。学习作为语言读本的外国文学，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而在冈山六高结识的同校学生郭沫若，则是成仿吾投身文学活动的触媒。1915年夏天，两人一见如故，因为他们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都对文学有着狂热的爱。他们经常一块儿登山，一块儿划船，一块儿拍浪击水游向深海。更经常的，是在一起交流文学理想。即使后来他们考进东京帝国大学，一个学兵器制造，一个学医，对文学的热爱也未稍减。那时，刚刚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倡导白话文学，时代最新风潮漂洋过海传到日本。敏感的郭沫若首先跃跃欲试，他开始创作新诗，1919—1920年之间写作了《雪朝》，其中“我全身心好像要化为了光明流去”是最为成仿吾所欣赏的诗句。成仿吾也追随郭沫若，从1920年起开始写诗，他的诗“异常地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成仿吾、郭沫若又与同在东京帝国大学的郁达夫、张资平等人逐渐熟悉起来，商量着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其时，他们的文学理想都还比较偏于“浪漫主义”，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

深受文学理想冲击而不安于专业学习的成仿吾和郭沫若，于1921年4月，放弃学业结伴回到上海。两人一同进入泰东书局，中间遇到一些周折，最后成仿吾妥协去长沙工作，换得郭沫若留在泰东书局，这为创造社后来的出版业务提供了必要的准备。1921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成立了。此时在长沙兵工厂任技正（总工程师）的成仿吾，为了专心投入创造社的编辑和写作工作，又辞职前往上海。他在刊物约稿、审稿、编稿乃至出版发行的整个过程中费心费力，同时还兼做理论工作和创作，实在是创造社的“一根撑天柱石”。

炸出一片新天地：对创造社前期的理论建设

创造社前期，从1922年至1926年，成仿吾写有40多篇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于1923年的《诗之防御战》和《新文学之使命》两篇文章，为“创造社”炸出一片新天地。初登文坛的成仿吾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学理论背景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康德的西方古典美学，以及当时还是新锐的表现主义。

他在《新文学之使命》这篇后来广有争议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这一命题，他所谓“新文学的使命”共三项，包括“对于时代的使命，对于国语的使命，对于文学的使命”。虽然后来创造社是以“为艺术而艺术”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但创造社并不是“唯艺术派”，成仿吾在其早期所提出的“三项使命”包含了“社会—审美”两面。文学是“时代的良心”，而这个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利、冷酷残忍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已经被虚伪、罪孽与丑恶充斥了”。成仿吾在文中大声疾呼时代问题，并认为文学是能够表现世间这些苦状而激起变革的希望的，相信文学如果使“表现自我的能力充实起来”，就能“把一切心灵与心灵的障碍消灭了”。

他宣告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感情的传达”，坚信“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情感便是它的终始”。这样的观点，很容易被理解为强调文学的“主观性”。但成仿吾的“主观”“客观”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根据俞兆平的研究，成仿吾是在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确立“主观的”“表现的”文学具有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俞兆平指出，“成仿吾所使用的‘主观’与‘客观’的概念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哲学概念不同”，而是能对应于康德认识论所论的“主观演绎”的三个阶段，即成仿吾所总结的“在意识中，凡直观等单系由经验所统一的皆为主观的统一，若再经过悟性Verstand的统一便可以称为客观的”。因此，成仿吾所论“主观”，是经验的综合，“含有超个人的性质”，即具有普遍性，因而也具有了“客观性”。这表明他提倡写“内心”的文学，并不是仅仅提倡写私人特殊的情感，而是希望以有特色的个体去展示时代的整体，即以特殊展示普遍。

在这个“普遍”与“特殊”的意义上，他区分了“表现”的文学与“再现”的文学，并以前者为重。能够“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的文艺作品，是他所肯定的“表现”的文学；而“以全部来示全部”的文艺作品，被他批评为是“劳而无功”的“描写”，是“再现”的文学。他呼吁作家要“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从而“使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描写终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描写”是“自然主义”的，是“浅薄的”“平凡的”甚至是“庸俗的”。以此为框架，他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展开了严肃而有价值的批评。他不留情面地将鲁迅《呐喊》集中的多数作品归为“再现的记述”的“庸俗”之作。郭沫若说成仿吾为创造社“炸出一片新天地”，其中几枚最重的炸弹是投给鲁迅先生的。成仿吾对《呐喊》的批评，主要是认为鲁迅长于“描写”而不善于“表现”。他认为《呐喊》集中“《狂人日记》为自然派所主张的纪录”，“《孔乙己》《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他指出《孔乙己》《药》《明天》“这样的作品便再凑千百篇拢来，也暗示全部不出”，而这样“死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长期以来，对成仿吾当年对鲁迅的批评，人们给出的多数解释是“误会”说。这其实是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善意的辩护。成仿吾以“表现”凌驾于“再现”之上，表明他有着与鲁迅不同的艺术观和文学观。和表现主义一样，成仿吾将“表现内心”作为文学的最高追求，因此《呐喊》集中被他高度肯定的是《端午节》，因为这篇小说充盈着作者“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而这“表现”是有可能暗示出社会的全部的。所以成仿吾对鲁迅作品的批评不是误会，而是基于自己表现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

转向“革命文学”：对创造社后期的理论贡献

1926年是成仿吾第二个“爆发期”，他开始转向“革命文学”。

1926年3月初，郭沫若应聘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到广州后，作《革命与文学》一文，这是第一篇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具有开创之功。成仿吾紧随其后，发表了《革命文学和它的永远性》。但对“革命文学”之“革命”的认识，还有点模糊。他认为，“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跃进。不问是团体的与个人的，凡是有意识的跃进，皆是革命”。可以确定，此处的“革命”还是在“国民革命”的范畴内。此时，成仿吾强调的是“革命”与人的情感及人性的关联，他将“革命感情”作为“革命文学”“质的规定性”：“革命文学不因为有“革命”二字便必要革命这种现象为题材；要紧的是所传的感情是革命的。一个作品纵然由革命这种事实取材，但它仍可以是不革命的，更可以不成文学。反之，纵然它的材料不曾由革命取来，不怕它就是一件琐碎的小事，只要它所传的感情是革命的，能在人类的死寂的心里，吹起对于革命的信仰与热情，这种作品便不能不说是革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是文学之感性特征，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文学的功用性。

他还表示：“如果文学作品是革命的，它的作者必须是具有革命的热情的人；如果要是永远的革命文学，它的作者还须彻底透入而追踪到永远的真挚的人性。”而“永远的人性”是指“真理爱、正义爱、邻人爱等”，也可统称为“人生之热爱”。他关于文学的定义是“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的”。这些显然都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那一套，并无多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只是说到“团体意识”的时候，才具有一点新兴阶级的气息了：“而我们维持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还须维持团体意识；我们维持个人感情的时候，我们还须维持团体感情。要这样才能产生革命文学而有永远性。”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1926年倡导“革命文学”的成仿吾，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还未到达“意识形态”“阶级意识”的高度。

1927年夏天成仿吾再赴日本，从后期创造社活跃分子李初梨等人那里获得新的理论启发，逐渐形成其较为成熟的“革命文学”观。李初梨、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20世纪20年代后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与1921年即已回国的郭沫若、成仿吾不同，他们正好处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再次兴起的时期。东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读书活动很活跃，李初梨等人都是积极分子，经常一起讨论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他们追随以福本和夫的理论为先导的日本无产阶级政治、文化阵营提出的“方向转换”口号，希望在中国文学界也实现“转换”。成仿吾到东京正是受了李初梨等人这种激进转换思路的影响，在日本即写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名文。所谓“转换”，一言以蔽之，就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从“小资产阶级文学”转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

在日本，成仿吾写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明显受到李初梨革命文学思想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原来对“再现的文学”的批评。与此前的文学观相比，成仿吾有几点比较明晰起来。第一，是关于“文学革命”的性质。第二，是创造社被他作为具有单独历史地位的“辛亥十年”一代提出，以区别于“文学革命”的一代，并作为走向“革命文学”的中介。第三，他明确提出作家需要克服自身的意识，实现“奥伏赫变”，这才有可能走向“革命文学”。从发表时间看，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是同一个月发表的，可以看作是倡导“革命文学”最重要的两篇开山之作。李初梨的文章理论性更强，而成仿吾的文章则立足于文学革命以来十多年间的文学史事实，因此更有血有肉。

首先，成仿吾明确将“文学革命”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对五四文学革命初期给予肯定，但对其整体状态并不满意；成仿吾对文学革命以降的整体文学看法是，这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作者为主体创作的文学，他们“创造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的恶劣的根性”。

然后，他把创造社当作文学革命唯一且最大的实绩加以肯定，甚至认为是创造社“创作方面的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由创造社的激励”，“新文化运动幸而保存了一个分野”。当然，在成仿吾已经接受了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视野审视之下，创造社的毛病也是极其明显的，这就是由作者们“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所决定的作品的“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的特点。但成仿吾又做了进一步的辩护与辨析。他认为，相较于资产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因此只要作者们愿意自觉地经历“奥伏赫变”——即意识改造，通过自我否定来“获得阶级意识”，那么他们还是可以“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的。延续创造社前期重视文学语言和形式的追求，要求创作中“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甚至说出了这样激越的话：“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结语

回顾成仿吾1922—1928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可以看到他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的局限性。从建设性角度来看，创造社前期，成仿吾在理论上为他们确立了“文学是表现时代的良心”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审美”双重追求的目标；在批评实践上，成仿吾通过自己的文章，为创造社杀出一条生路。创造社后期，他开始提倡“革命文学”，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思考，初步确立了中国“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内涵。

成仿吾的一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工作的实践集中于1922—1928年。此后，他的人生道路就逐渐转向革命。他与鲁迅的关系在1927年开始缓和。1927年年初，成仿吾起草《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联系鲁迅并取得其支持，共同署名发表该宣言。1933年在上海与鲁迅正面接触时，成仿吾对鲁迅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鲁迅逝世，他旋即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赞扬鲁迅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充分肯定鲁迅的政治认识达到了其时代的“最高水准”。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到陕北公学演讲，表彰“鲁迅精神”，将鲁迅称为“新中国的圣人”，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称赞他富于“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特别指出“尤其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不用讳言，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和成仿吾早年对鲁迅落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难能可贵的是，一生“心直口直笔直”的成仿吾，从没有为自己从前批评鲁迅的文字做翻案文章。他不文过饰非，在后来的岁月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完成自己当年在与鲁迅论争时所憧憬的事业——即做一个革命人，在革命事业中去养成革命感情，完成革命文学必须具备的前期准备。正如他对陕北公学流动剧团的同学所说“要流动到工农群众中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变化，进而实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让文学工作者略感遗憾的是，此后他没有再回到革命文学事业中来，而是终身奉献于教育事业。

今年是创造社创立一百周年，我们在充分彰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成仿吾创造社时期的理论和批评实践是富于建设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作者：姚丹，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1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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