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袁济喜：生生不息的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亘古长存，生生不息的人文话题，在今天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唐人诗云“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古往今来，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生境界就是无法规避的问题。不是吗？面对今天中国触目惊心的价值荒芜与人文缺失，我们依然要时时对人生境界论作出探索与回应。

王国维写过一本名著《人间词话》，其中的主要范畴是“境界”，王国维在这本书中强调人生境界是文学境界的前提，没有人生境界是写不好诗词的。从王国维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境界则是中国传统学术孜孜以求的人文情怀。我以为，中国文化视野中的人生境界论是理想与现实、永恒性与当下性的统一，大体上有着这几方面的内容：

◎人生境界论的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格的学说。在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与人格境界直接相关。西方人比较强调人格的表演性，认为人的内在想法与外在的表现可以有两面性，不一定要做到内外统一，他们比较重视人的隐私性，大约也是出于这一点；而中国人自古至今，较多地从道德的层面上去看待人格现象。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格这个名词，但与此相关的“格”的概念早已有之，儒家经典《礼记•缁衣》中有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这里所说的“格”也就是指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

从孔子到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推崇的是内心的真诚无伪，慎独养心，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最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面派。所谓人格，更多的是指内外合一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境界的高低，建立在人生观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大部分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说，当然也就涉及人格境界的问题。中国古代推崇的人格境界，就是一种有着自我体认的道德精神与坚定意志能力，达到了与天地并流，与宇宙合一的超越境界。《易传》上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这种坚毅厚重人格境界的写照，一直到今天依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训条。

同时，人生境界还与一个人的基本道德相联系，它并不玄虚，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这些道德底线是不会改变的。在 2008 年 5.12 汶川大地震之中，一所学校的房屋倒塌了，一位老师全身趴在桌子上面，牺牲自己的生命，救下了桌子下面的四名学生。而在同时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师则在地震时扔下学生自己首先逃走，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在一群“后现代”的鼓噪下自我炒作，但两相对照，人生境界有天壤之别，这是不争的事实。

◎人生境界论第二个方面指心灵境界。没有心灵火光的照亮，也就达不到人格境界的高尚。按丁福宝主编的《佛学大辞典》的解释，“心之所攀援游履者谓之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灵所攀登游历所达到的层次叫做“境”，即境界，它是指对于世俗利益的解脱之后，达到的心灵修养境致。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为道德的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了解与知道，第二种是喜好，第三种才是乐以为之。这分明说的是三种道德境界的依次攀登升华。孟子在论述人格境界时曾经说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这种人格境界的划分依据其实就是尽心而知天，具有心灵体验意义，接近宗教信仰。

◎人生境界论的第三个方面，还指胸襟器度。古人常用“胸次”、“胸怀”、“怀抱”来形容之，认为是一个人道德层次与人生修养的显现。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往往从这方面着眼。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生的历练，当人经历了许多沧桑，往往对于人情世故有些看穿，胸次超然。宋人讲理学修养，往往从这外方面去体悟，比如北宋理学家程颢有一首著名的《秋日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抒发了一位历经世故、学问洞达的哲人“胸怀宽敞、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尤其是最后的一句“男儿到此是豪雄”，写出了中国文化中人格境界与洞穿世事，回归自我，胸次超然的特点。同时，古人一再强调，做学问如果没有胸襟器度，肯定是做不成大学问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说：“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则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提出，古来成大事业者，做大学问者，一定要有很高的心胸境界。

◎人生境界论的第四个方面，指人生品味与趣味。比如魏晋六朝是一个追求“雅人深致”的时代，所谓“雅人深致”，是指一个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与门弟血统。而这些最直接的显示便是一个人的趣味，也是人生境界高低的分水岭。同是“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被阮籍骂作“俗物”，就是因为他斤斤计较。北宋黄庭坚说过：“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他认为人不妨生活在俗世中，但心灵境界万不可俗，俗便无可救药，庸俗乃士大夫和读书人之大忌。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其中举了《世说新语》中两个名士的轶事来说明。一个叫祖约的人喜欢钱，一个叫阮孚的人喜欢屐(一种木制的拖鞋)，人们对他们的喜好不能分其高低。但有一天，客人造访祖约，祖约正在数他的财宝与钱物，一时收藏不尽，还剩两小筐钱，见客人来赶忙放在背后，生怕给客人看见，其鄙俗之“趣”可见一斑。客人又去拜访阮孚，见他正在给自制的木屐上蜡，叹道：“不知一生可穿几双屐？”说话时意态潇洒。于是客人通过这件事，终于分出了阮孚与祖约趣味的高低。梁启超举出这件轶事是想说明：“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因此，趣味问题显然与人生境界直接相关。

梁启超主张在青少年时，便要培养高尚的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梁启超重视对于趣味的研究，认为人生境界的高低与趣味直接相关。中国的人生境界论与西方趣味无争辩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中专门有一篇《体性》，谈到审美情趣与人生境界直接相关。面对今天充斥大众生活中的低俗，谈人生境界论当然不能不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如何激活“雅人深致”的文化传统，是重建我们人生境界论的重要方面。

(文章来源：人大党委宣传部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