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解玺璋：走近路遥，反思路遥

 

“路遥文学奖”是为纪念作家路遥设立的年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奖，由路遥生前好友、《收藏界》社长高玉涛于2013年1月8日创建，并在启动仪式上联合中国民协等单位和云南高为华等共同发起。自2013年1月8日启动以来，它的合法性、延续性和权威性颇受各方争议，更遭到路遥家人的反对。顶着各方压力，“路遥文学奖”在体制外执着开路，在两年内接连评选出年度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和《黄埔四期》，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代表民间立场的评价标准的标杆。

今年是“路遥文学奖”收获果实的第三个年头。6月11日和12日，“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将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走近路遥·作品演诵会”，届时，路遥及其他相关作家的优秀小说选段，将通过形式独特的舞台表演呈现给广大读者。为此，我们采访了“路遥文学奖”的监督观察员，著名作家、批评家解玺璋先生。

“来自民间的声音”

（以下Q为记者提问，A为解玺璋先生的回答）

Q：解老师您好！这次的“走近路遥·作品演诵会”，将把路遥和其他作家的一些小说片段搬上舞台，对读者来说应该是很不一样的体验，不知道您怎么看？

A：这段时间大家确实花费了很多精力来组织这场活动，这场演诵会可以说是“路遥文学奖”的一个延伸吧，先预祝活动成功。办这场演诵会的主要还是为了给“路遥文学奖”制造一些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说，当然是一件好事。用这种方式能让更多人了解路遥，了解路遥的作品，了解“路遥文学奖”。按说“文学奖”通常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儿，应该是关起门来去做的，但它刚开始起步，影响力不是很大，所以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文学奖，通过其他活动来增加它的影响力。我本人没有参与这项活动，所以具体情况了解不多，没办法给出适当的意见。

 

Q：“路奖”对自身定位是“中国民间特色的社会公益文学奖”，杨新岚老师也提到过“路奖”的“民间道路”和“民间声音”，不知道对这里的“民间”一词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定位与其他文学奖有何不同？

A：“民间”一是说奖项的资金来源是自筹的，来自民间；二是评奖方式和评奖过程不受政府或者官方机构干涉，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当然现在各种奖都很多，但缺少真正来自民间的声音，所以它要在官方和体制之外找到一种代表民间立场的评价标准和方式。

 

Q：“民间”这个定位是不是也与选评作品的标准有关？评选是否因此更看重表现民间生活、民间文化的作品？或者说，沿着“路遥文学奖”所标举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路子？

A：可以这么说。“路遥文学奖”强调现实主义的出发点在于（当然不仅民间，官方现在也还是强调现实主义的），路遥本身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精神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奖既然以路遥命名，自然也会坚持路遥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比较注重描写社会的作品，尤其是直面当代的作品，这一点本身就带有“民间”的观照和关怀。当然，怎么理解“现实主义”，用哪一种“现实主义”作为评判标准，这一点也是今后“路遥文学奖”评选可能会深入讨论的问题。官方坚持的“现实主义”，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从民间的角度看，他们更多倾向于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传统。我在文章里也写过，如果我们今后做“路遥文学奖”，不一定局限在路遥式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上，可能会向外扩展一些，因为有一些深刻地表现现实的作品，可能他们的创作方法不是沿着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但我觉得也可以纳入到评审的考量范围里面来。当然这是需要大家进一步讨论的。

 

“写自己真实看到的这个社会”

Q：我注意到您之前的文章里面提到路遥及其作品在整个80年代文学谱系中的尴尬地位。的确，不同学者编写的当代文学史中，提及路遥的地方都不多，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被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但二十世纪末一直到近几年，突然出现的一股路遥风潮，席卷了各大图书销售榜、电视剧改编。为什么在经过了80年代的多元多向的探索和重构之后，“现实主义”又回归到所谓“路遥传统”这样一条路径上来？

A：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路遥自己本身的原因，所谓“路遥精神”，《平凡的世界》的确带有一种普适价值，一种激励年轻人奋斗的精神，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俩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奋斗经历激励着在社会底层徘徊、挣扎、苦苦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能从这个作品找到共鸣，这是这部小说至今仍被许多人看好的原因，特别是网络发展更带动了它的传播。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文学在这几十年中的变化，80年代现代主义非常流行，实验小说、先锋小说等等探索性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到了9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慢慢退潮，当然原因很复杂，有政治原因，也有市场介入的原因，因为从读者角度来说，一般读者接受的还是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的讲故事模式，如果完全是实验性的、探索的、过于先锋的，可能在市场上就卖不动。这些情况反馈给作家，作家也会考虑自己到底怎么写。很少有作家再坚持在文本上、语言上、结构上去探索小说的写法，当然也还有，比如残雪这样的作家，不过这些作家的书肯定不如那些写得通俗的、流行的作家的书卖得好。基于这两个原因，造成表现上看好像是现实主义创作方式重新流行了。但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现象，这其中应该是有很大问题的，是很值得反思的。

 

Q：可否理解为，80年代这个特有的语境发生了改变，作家言说方式必须随之变化，反而使原本就存在的现实主义写作重新浮出水面？像余华后来的转型，写《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A：对，一个时代的先锋文学可能只能在特别纯粹的文学青年的范围里流行得起来，一般的阅读大众其实很难接受。这是一个老问题，从民国时期就是这样的，你们学文学史的就知道。余华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们俩在90年代初就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就说他想换一种写法，因为他觉得以前的写法很难再适应90年代以后的社会形势了，所以慢慢从《许三观卖血记》，走到《兄弟》这样的路径上来了。中国近几十年的文学在余华身上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Q：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像路遥传统，或者路遥这样一种纪实写实的写法，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生命力，一种延续性？

A：当然，路遥这样的是一种写法，可以被模仿，被延续，但就像我之前说的，他那种延续其实是值得反思的，从文学本身来讲是值得反思的。因为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这些年来应该是退步的。陈忠实刚刚过世，大家悼念他，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只能出现在90年代初期，现在出不来这样的作品。像余华、格非、孙甘露、刘恒早期的那些作品，他们现在也写不了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弘扬路遥的精神，但是，不要局限在路遥的写法上，这种写法不是唯一的，也未必就是最好的。现实主义有过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但当然不只有现实主义才能出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我们敬佩他的写作精神，但文学奖不是一种道德竞赛，不是评“先进生产者”，根本上我们还是讲文学的。

 

Q：您刚才说路遥传统的延续本身是值得反思的，我疑惑的是当下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时代发展如此之快，临写现实的文本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为什么您反而觉得“退步”？

A：因为整体上未提出新的东西，或者说很少有作品能够提出新的东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国家从文化政策上，当然推崇现实主义，但这种现实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很多写作其实不能完全、真实地表达作者的声音，转而以歌颂为主，这样就很难深刻地认识、剖析这个社会。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没有继承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从49年之后就很少出现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我说的“退步”指的是这个，你会感觉这些文学没有了力量，没有了锐气。我们坚持“现实主义”没错，但我们必须坚持“批判现实主义”。这就需要作家突破话语控制，直面现实，写自己真实看到的这个社会。

 

Q：对于前两届“路奖”评出的作品，其实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比如第一届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旷新年教授作为评委，最后弃票了，他说他没有发现特别拿得出手的好作品，《活着之上》离他的文学标准还有距离，他说“它有点接近近年流行的官场小说的路子，批判现实浅显，缺深度，和现实贴得太紧，如果站得更高，有大的情怀，对人生有独特理解会更好。”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两届所评出的作品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A：个人来说，我觉得《活着之上》和《黄埔四期》在当年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作品。旷新年发表这意见时我在场，他有他自己的文学观和社会政治观，我们开玩笑说，他现在基本上是“新左”阵营的人，他对社会的认知肯定跟阎真不一样。他的评判基本还是从作品的内容出发的，是他的一种文学观。我几乎参加了这个奖的全部评审活动，评委们的发言都很坦率的。我也参加其他一些文学评奖活动，但我还没有见过作品已经投票获奖了，大家还在探讨它有些什么问题需要改进，这也是对作品认真负责的表现。

 

“它的荣誉首先属于路遥”

Q：您之前表示过对“路遥文学奖”的前景不太乐观？

A：不能否认，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形式其实是很严峻的，从我们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来讲，很难长久地允许一个民间文学奖的存在。官方部门，比如中宣部、文化部或者作协这些，现在可能没有“关照”到“路遥文学奖”，因为这个奖影响力还不够，一旦影响力够了，他们可能会把它“招安”纳入制度体系里面，再或者就是让这个奖停办。从我们国家这种文化政策和形式来讲，“路遥文学奖”要长久地办下去是不那么容易的。

 

Q：但它也坚持了三年，这届获奖作品还没揭晓，您作为观察员，还是会有期待吧？

A：你读过我的文章，我曾建议高玉涛先生和路遥家乡的当地政府合作，也可以邀请体制内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当评审，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热爱路遥的人，但他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凭一己之力把这个奖办起来了。我对高先生表示敬意，也希望他能把这个奖办下去。今年大约年底会公布获奖作品，还是那句话，无论这个奖授予哪部作品，它的荣誉首先属于路遥。

 文 2013本 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