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高奕睿教授 (Imre Galambos) 学科国际前沿课程计划

时间：2019年1月7, 8, 10, 11， 1800-2030

地点：人文楼二楼会议室

高奕睿（Imre Galambos），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曾任欧洲中国写本研究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学、中古写本学、西夏学、中国与中亚交流史；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写本与朝圣者：有关十世纪佛教朝圣者的汉藏文献》、《译写与教授：黑水城的写本与印刷书》，至今发表《敦煌写本纸背的学郎书写》、《中国中古的组合式写本》、《<孔子和坛记>新论》、《佛教环境中的儒家教育：<蒙求>的中古写本与印刷书》、《中国中古的标识符号》等论文60余篇。

课程目标：

本系列学术讲座将以“还原中国中古时期写本产生的社会环境”为目标，由“写本的物质形态”切入，聚焦中国中古时期的写本文化，跨越传统的文本研究方法，对写本的文本布局、装帧形态、标识符号、书写方式诸多方面进行“考古”，以考察写本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及其功用。此外，讲座还将展现中国与中亚相互关联的写本元素，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揭示域内域外之间的文化交流。

课程大纲

1. 早期佛教写本 （2019年1月7日1800-2030）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与纸张作为一种书写媒介在中原被广泛使用的时期吻合。较早的一批纸写本是在中国西北干旱条件下发现的佛教经卷。本次讲座将考察公元4至5世纪手写佛经纸卷的手稿学（codicology）和文字学（palaeography/paleography）特征，展现前人利用书法风格和纸张形态对中古早期写本断限的尝试，并探讨文本布局和标识符号如何为判断写本年代和起源提供重要证据。 讲座将以若干卷轴为例，并分析它们的物质特征，以展示这些物质特征如何为我们理解文本内容及其生产和使用环境提供更多信息。

2. 组合式写本 （2019年1月8日1800-2030）

敦煌写本中相当一部分源于公元9至10世纪。其时正值吐蕃统治末期过渡至归义军时期。与我们常见的包含单个文本的长卷轴不同，此间许多卷轴都是组合式写本。它们由不同的物质单元拼接组成，其中一些部分的制作时间要早许多。利用早期残片创建新的写本无疑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并且因为保留了写本的原初形式而被认为具有价值。 这也是为何这种制作写本的方式相较重新抄写旧文本，更受当时人偏爱。 本讲座将探讨创建此类组合式写本的实践，通过考察具体案例，指出其背后的动因。

3. 中国中古写本文化中的非汉元素（2019年1月10日1800-2030）

中国现存的中古时期写本主要有三个来源：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这些地区皆处于当时汉文化圈边缘，有着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环境。在这些地区发现的材料往往混杂着用多种语言书写的写本，体现了当时书写的跨文化特质。本讲座旨在展示非汉写本文化和汉写本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们会看到各种书写文化的持续互动，幸存的写本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种互动体现在书写材料、书籍形式和写本内容等诸多方面。

4. 九至十世纪敦煌写本所体现的“文化认同”（2019年1月11日1800-2030）

公元848年，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结束，敦煌进入归义军统治时期。归义军名义上臣服唐廷，实则是割据独立的王国，维持着与各邻国的通婚等外交关系。也恰是这一时期，敦煌写本及绘画显示出强烈的异族文化认同。例如，今存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写本，其中百余例皆采用了中原罕见的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虽然在中国的书写传统中零星有类似例子，但在敦煌归义军时期集中涌现，表明其背后有特定的原因。本次讲座将分析该现象背后的文化动因，并联系特定的时段，重新讨论前人对写本的断限，进而探察从左至右书写的所体现的文化认同问题。

报名方式：请添加助教微信（微信号：zq258963）进行报名，注明“姓名+学校+专业+年级”

要求：

1. 报名者须全程不间断参与讲座，不得缺席

2.名额十分有限，满额后不再通过微信添加申请

*报名成功后，将进入讨论微信群，不定时收到研讨会相关信息或材料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协办：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