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杨庆祥：出梁庄，见中国

梁鸿的新作《出梁庄记》毫无疑问是《中国在梁庄》的自然延伸：2010年，梁鸿将目光和笔触聚焦于她的家乡——河南省穰县梁庄，用口述实录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了一组对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描述，这就是《中国在梁庄》。2013年，梁鸿将视野延展开来，追踪采访走出乡村的梁庄人，记录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挣扎与困惑，以及身份的转换与重塑，这便是《出梁庄记》。这一创作路径基本上是一个必选之题：对于梁庄的乡愁式的描写只是中国这一巨大“现代神话”的半张脸，而另外半张，则在梁庄之外，在那里，无数的人群和无数的故事构成了奇怪的沉默之脸，高悬在“盛世中国”的城楼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至少在意识形态的探照灯下，我们默认了这张脸的表面性的存在，而把可怜的疑问，转化为酒足饭饱后的谈资。

但梁鸿与众不同。作为她的朋友，早在《中国在梁庄》还没有出版之前，在一次餐后的交流中，她偶然提到她正在书写的梁庄，语气与神态别有一种关切和凝重。我当时意识到，这会是一部特殊的作品，甚至不仅仅是一部作品，而更是一种特殊的关于我们此时代的存在方式。《出梁庄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梁鸿有一种特别的坚韧和勇气，她走得比我们都要远，远离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腔，远离不痛不痒的所谓学术和讲台；她走得远是为了走得近，她一步步走近一种更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看到了她的兄弟姐妹，她的亲人们——也是我的兄弟姐妹和亲人们——在他们巨大的沉默和失语中，有一种东西在击打着我们的心。

《出梁庄记》的版图浩渺广阔，梁庄人“西到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日喀则、曲靖、中越边界，南达广州、深圳，北到内蒙古锡林浩特。”梁鸿前后历时2年，走访10余个省市，采访了300多人。梁鸿的叙述具体而开阔，几乎每个被记录的故事都关联着广泛的现实社会问题：身份歧视、户籍管控、留守儿童、非法传销、环境污染等等。比如，全书以梁庄流浪汉梁军的溺亡开篇，而他的家人却迟迟不愿意认领尸体，由这个有悖人之常情的故事，梁鸿引出了“南水北调工程”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的深层隐喻，正是现代化的巨大工程与渺小失败的个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梁鸿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曾经说她“更倾向于把故事和情感的细节完全呈现出来，启发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来思考一个场景中所包含的大的社会矛盾”，而她的定位是“做好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它不是结论，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这样的梁庄，有多少这样的梁庄人，他们从一个个微如细点，在地图上无法标志的小村庄涌入城市，改变着自己同时改变着中国甚至世界。可以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这人类史上都少见的大流动和大迁徙吗？“漫游”显然已不合适，它太过于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盲流”更不合适，它带有奇怪的偏见和有产者的自高自大。也许只能这么说，他们遵循着让人惊讶的强大的生命本能去完成自我和历史，即使被冰冷的历史搅拌机搅成一堆肉末，即使在我们的理论词典里找不到一个词来予以命名。

梁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范本。但正是在这个小小的范本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看不见的阶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今日的中国——我想这个词应该是“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被围起来的中国”。这里的“围”有多层的含义，它可以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我们四面楚歌，坚持着某种独特而悖论的政治实践；它可以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我们拘囿于简单的经济GDP的观念，以巨大的破坏换来短暂的繁荣；它更是一种景观意义上，在中国的景观世界中，遍布着高楼大厦，CBD购物中心，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我们看不见那些具体的劳动和具体的劳动者，他们为这些景观所包围。这造成的后果是，我们生活在一种并不真实的生活世界中，这个世界以高度的现代化为其形式，却罔顾其肌理的血肉内容。从这最后一点来看，《出梁庄记》是一种反景观式的写作，也是一种突围式的写作。不仅要突破景观之围，更重要的是，要突破一种人心之“围”，在这一“人心之围”中，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意识形态——而拒绝去看见“景观”之内的东西，去看见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生存。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写作伦理，恰好是应该去看那些“他者”，那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缺席者的存在。遗憾的是，只有《出梁庄记》这样为数不多的作品意识到了并在践行着这种写作的伦理。

像那些伟大而残酷的时代一样，比如十九世纪，对于今日中国的观察要求我们有一种摄像机般的冷静和客观，去记录和呈现那些看不见的阶层和那些被过滤掉了的生活。他们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庞大的失语症患者群，但恰好是这群失语者的背后，有着丰富而庞杂的故事空间。当镜头打开，哪怕是像梁鸿这样一种朴素的采访式的扫视，单一的历史也变得丰富和生动起来。在此时刻，梁鸿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员，她更是一个倾听者，她要放弃自己的成见和经验，不仅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看，更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听。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论及现代之时，特别强调“讲故事的人”，但本雅明却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之后，在今日的中国，“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同样重要。只有在这种平等的“讲”与“听”之间，历史才不会被知识、观念、理论所阻隔。历史原来就是我们的父母先人，历史原来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历史原来就是亲人啊，只要我们放弃了姿态，他们就变得清晰可见，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人，在我们身边发出虽微弱却温暖的呼吸。原来他们并非失语了，他们只是被一种语言所阉割——那种所谓现代的、文明的语言，他们一直在以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创造并讲述着历史。

《出梁庄记》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是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谓的“农民的终结”，带有那么一点迟疑和审慎？是重新看见那“看不见的阶层”和看不见的资本的“手”，批评原始积累的恶贯满盈？是中国现代化的寓言，带着我们爱憎交织的情结？全部都是，也全部都不是。梁鸿或许会被这些概念和理论所绑架，并被胁迫进各种社会学、历史学的微言大义中，但是好在她有一个作家的敏感，她以一种直接性——他者的语言和他者的故事——突破了这种种的桎梏，在这个意义上，她不过是在写人——这亘古不变的，不服从于任何观念的动物——普遍的求生的欲望意志。在《出梁庄记》中有一幅“他们在西安”的照片，照片中的九个男性建筑工人笑容灿烂地面对镜头，他们背后，是高大的脚手架和尚未完成的景观楼体。——是的，他们在笑，这笑容感动了我，历史在此刻依然残忍，生活在此刻依然艰难，但是我们——这些活在历史和此时此刻的人——可以笑！这笑，似乎有一丝嘲弄和反讽；这笑，却又有更多的生生不息；这笑，如寓言一般蕴含着中国当下的种种复杂和神秘。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