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永不止步的文学梦

【程光炜，1956年12月生，江西婺源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2005年起，带领博士生团队开展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研究，主编“八十年代研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处于前沿位置。代表著作有：《文学史的兴起》、《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主编有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曾与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开展过多次学术合作和交流。】

2013年11月8日，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颁奖典礼在沈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获此殊荣。“程光炜是近十年来有建树的当代文学史家之一。他以重返八十年代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对八十年代作家、作品、思潮、制度、刊物、事件的重新解释，深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他以文学史家的厚实与内敛的笔致，参与当下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一组被学界称为‘史家批评’的精彩文章，为当代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段颁奖词是对程光炜数十年学术活动的高度评价。

数十载坐守书斋，程光炜对荣誉看得很淡。与文学为伴是寂寞的，他却认为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如今回顾研究生涯，一切看似水到渠成。但每逢个人选择的重要关口，实则有着面对各种可能和偶然时的当机立断。在这次采访中，程光炜回顾了几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畅谈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而用“经验”与“感觉”重返历史，也一直是程光炜文学研究的独特品质。

从“知青”到“校园诗人”

1974年3月，18岁的程光炜来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省新县插队，在农村一呆就是两年多。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程光炜笑言当时的自己就像个“知青少爷”。初涉农村生活自是充满了各种不适应，而恶劣的住宿条件成了他最大的困扰。那时他被分到农场分场，和其他几个小伙子一起挤到土地庙里，大个儿的山老鼠在房梁上盯着这几个来自城市的陌生少年，床铺上满是虱子，咬得人难以入眠。逼得没法，几个人只好向老乡讨来农用杀虫剂“六六粉”抹在身子上，才能勉强躺下。

在大别山插队的这两年，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他依然不忘阅读和创作。他爱看李瑛的《红花满山》，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背诵一段，也爱看当时在知青中广受欢迎的浩阳的《艳阳天》和《郭小川诗选》等篇章。同时，程光炜还尝试自己创作，最初写的是四句一行的“十七年诗歌”，“写朦胧诗是上大学以后了，那时候写的还不是朦胧诗”。因为给县广播站写通讯稿，他受到宣传部杨文谋先生的赏识，被抽到新县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来临，数百万人走进考场。程光炜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3月，他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当时班里最大的学生有三十出头，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虽然大家的年龄相差不少，可学习气氛却很热烈。当时我们学习不是为了谋取学位，也不是为了毕业找工作，完全是内心的冲动，想让自己丰富起来，因为历史欠我们太多了。对于77级学生来讲，我们是从这样的出发点来进入新时期文学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始创作“朦胧诗”，逐步成长为一个打上时代烙印的年轻诗人。

程光炜在甘肃的文学杂志《飞天》的“大学生诗苑”栏目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是该杂志的早期作者，也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那时的他刚从历史的禁锢中走出，充满青年的热情和冲劲，只想把自己满腹的感情和思考倾吐给时代。“80年代的很多人、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都把文学创作当成一生的志业，我那时候也是那么想的。总觉得写诗比做学问层次高、有才气，做死学问算什么啊”。“那时候我年轻无知，也很狂妄”，程光炜笑言。此时，一心要做一名诗人的程光炜，没有想过走学术研究这条路。

从诗人到诗歌批评家

1983年，程光炜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校园中感受到浓厚学术氛围的他，渐渐由单纯地诗歌创作转向诗歌批评，并与于坚、周伦佑、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等“第三代诗人”交往深厚。直到如今，程光炜还保存着当时与他们之间的几十封通信。“当然，因为多年的诗歌写作，我也养成了诗化的、跳跃性的文学思维，这对做学问肯定是大碍。”但不可否认的是，曾经的诗歌创作经历同样也是无可替代的财富，“受过诗歌训练的人，再来谈诗歌会更加游刃有余，一定可以很到位。诗歌对人的训练是最难的，如果你一开始搞评论，再谈诗歌，那不一定能行。”从诗人到诗歌批评家，程光炜的人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努力让自己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

如今，80年代的诗歌热潮已过，文学青年群体不比飞扬的80年代，诗歌创作似乎也已远离了文学的主流。然而在程光炜看来，当代诗歌仍然很“热”，还有不少人坚持着诗歌创作，而且当代小说家都非常尊重诗人。“像莫言一直偷偷在写诗，这几十年都不断在写，阎连科也在写诗。作家格非有一个观点，认为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朦胧诗。”不过他也承认，诗歌的整体品质还是有所下降，“这几年我感觉诗歌写作整体偏技术化了，出自内心的东西越来越少。诗歌的高潮在朦胧诗时期到90年代的高潮过去后开始走下坡路”。今日的诗歌创作与80年代相比更为小众，多了很多日常的、琐碎的东西。程光炜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当今这类风格的诗歌，他调侃说这是由于自己年纪大了的缘故，“我年轻的时候，当然也很喜欢青春的诗歌；而现在，沉郁的诗歌似乎更能够打动我。”

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程光炜编选了《九十年代文学书系·岁月的遗照》。这本90年代诗歌选集在诗歌圈内引起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大讨论，也招致了一些非议。在这场论争中，程光炜受到一些著名诗人的攻击，其中几位甚至是他的朋友，这给他带来了不小打击。原先对诗歌怀有的某种浪漫天真的想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不过，如今的他已经释怀：“当然，今天我回过头看，这些都能原谅。那时都是年轻人，大家年轻气盛，可以理解，当时的20多封信我现在都还留着。”此后，程光炜放弃了诗歌批评，转向文学史与当代小说研究。

程光炜自认是一个性格比较灵活的人——“不那么死板”。2000年，程光炜与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一起研究“十七年文学”，很快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洪老师上大学时正好是反右时期，整个‘十七年文学’的呈现、怒放及落幕，洪老师是有体验的，在这段文学史中具有当事人的身份，而我没有。”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很快退出，回到与个人经历更契合的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我是77级大学生，1978年3月进校，经历的是新时期文学，所以我想作为当事人回到这个点。”程光炜这样谈到。从2005年开始，程光炜带着博士生开始“重返八十年代”研究，做当代文学史的清理工作。在他看来，八十年代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制高点，同时也是联系“十七年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枢纽。“我们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实际上做的是整理性工作，是对过去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反思。我们不会简单地认同那个结论，而是把它作为起点，思考那代批评家或作家为什么会这样想问题，背后支撑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想回到历史的复杂性里面去。”

在程光炜看来，“大学的课堂，尤其是高校的课堂，实际上是文学史的课堂。”通过多年带学生做“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经验，他逐渐不愿意写那种过于感性和率性而为的评论性文章，而是倾向于把作家纳入到一个文学史的视野里面。“大学老师就是文学陈列馆的讲解员，在现代文学史的庙堂里，会有几个大菩萨——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当然，这些菩萨也会变，后来又出现了沈从文、张爱玲等。”程光炜意识到，文学史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但对文学现场的清理，终究要以绵密细致的材料实证为基础。这也使他逐渐养成被人称为“史家批评”的笔致。

程光炜关于重建当代文学史的构想远不仅仅局限于八十年代。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是想要建立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这三个十年的历史关联性。也就是说, 建立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的整体性。在这样一种完整的架构下，才能够理出一条清晰的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

“大小文学史的梦想”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65岁退休的规定, 我还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七八年，我总说，这是我的一大幸事。”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对于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正步入研究的壮年时期，谈到未来的学术规划，程光炜难掩兴奋之情：“我打算写一个‘小文学史’和一个‘大文学史’。‘小文学史’的话，我打算写三本书，分为三个时间节点：1979，改革开放，是人的归来，大批知识分子回到社会舞台上；1985，文学转型，革命文学回到‘正常’文学；1993，文学面向市场，面对书商，开始调整。”

为了这新的学术构想，他每周尽可能抽出两个整天呆在图书馆看材料：“我想要把这三十年的杂志都看一遍。这虽然枯燥，却意义非凡。”他坦言这是受到英国作家汤普森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的启发，“他用的材料非常丰富。我做文学史也还是会尽量‘让材料出来说话’，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用三个时间点将‘后三十年’串起来，把每个时间点上的文学最兴奋的东西找出来。”在这一“小文学史”之后，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构想：“如果还能‘苟延残喘’的话，我会再写一个几卷本的文学史，也就是我说的‘大文学史’，也有可能是小说史，我还没有想好，不过这个太难了，可能是一个梦。”说到这儿，他笑了。而他的梦，正是以一个学者独有的方式，对这个社会所做的回馈。

“做学术，孤独和兴奋是相伴随的。作为一个老师，在社会中可能权力很小，但是在课堂上权力最大。作为学者也是，他们活在图书馆和资料室里，可能没有商人的利益来得那样直接。但如果说的夸张一点，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历史的编撰，把一段历史以独有的方式编下来，像历史的年谱一样留下来，我做这些事的意义也就在这儿。想到这一点，我就不觉得自己孤独。”在做学问的路上，他不曾倦怠，心中有梦的日子，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程光炜说：和文学在一起他不寂寞。

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做学问同样如此。有时候，转型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无论是从“知青少爷”到“校园诗人”，还是从“诗歌批评”到“当代文学研究”，他一直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毅然前行。背影纵然孤独，但他一直与梦同行，他的梦，亦是文学的梦。

文：朱敏（10本）  李芙蓉（12本） 图：中国人民大学图片与视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