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无论做菜还是做学问，材料都是最重要的

徐建委，1976年出生，山东东营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文本与学术，魏晋南北朝史学、文学与艺术，著有《<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等。

 

那是一个云压得很低的下午，微风携着厚重的水气，能把汗毛吹贴在皮肤上。而在和老师的交流当中，却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一种如沐春风的和煦里，倒并不是因为室内冷气开得足。

现在想来，每当说起徐建委老师，文学院半数的姑娘眼睛都亮了，另半数已经开始详细地道起男神充满魅力的课堂瞬间，四周空气里都飘浮着眩光一般，被晃得有些晕的男生们只好默不开口，重重地点着头，眼神明亮地“嗯！”着。

然而“男神”毕竟是一个太过虚无缥缈的词。徐老师的个人魅力与教学魅力，大多也仅是我们今日眼前之所见。经历与经验，是时光的馈赠，在一次次的选择与被选择中，沉淀了心性，坚定了信念，柔和了目光。

从最初的画家梦想说起

中学的时候，徐老师已经开始学习国画，这个爱好一直持续至今。始终作为中文系一员的徐老师说，他最初是想要成为一个画家的。

徐老师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热衷于国画的徐老师，在大学期间对美学也十分地爱好。大一时就翻遍了图书馆里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艺术类杂志，包括美学类杂志，以及一些普通的社科刊物。彼时他对文艺理论怀有一种纯粹的兴趣。

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徐老师在山东大学几位老先生的建议下决定考研，随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的刘跃进先生门下。徐老师坦率地表示，当初选择社科院是因为社科院考的科目最少，就他而言，需要看的只有英语和政治，专业课尤其是文艺理论则完全不用复习。此后便开始了学术生涯。

当时身为曹道衡先生弟子的刘跃进先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同时对汉代也颇有兴趣。徐老师读研期间，方向定在汉代，研究的却不是文学，而是画像石，硕士论文便做了西汉、东汉画像石的研究。因而徐老师笑称自己“一开始就是个跨学科的人”。

“刘跃进老师是一个视野特别开阔的人。他提倡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一直希望学科边界可以宽泛一点，希望可以从画像石来看汉代文学。不过我写到最后，”徐老师有些无奈地笑了笑，“硕士论文里面已经一点文学方面的东西都没有了，最后做出来的可能更多会与社会史、文化史相关，与文学史的关系便非常小了。”

而在研究画像石的过程当中，因为画像石自然会涉及到一些故事，所以徐老师当时特别关注了一些书如《韩诗外传》、《说苑》，再往后的博士论文也便随之做了《说苑》研究，这其中有一个延续性在内。

同时，徐老师对文献材料的重视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文献是基础，材料是关键

“最重要的基础是在硕士阶段打下的，在于非常偶然地发现了文本之间的空间。”徐老师认真地说，不同文献对同一事物记载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在分析这些差异的时候，会发现许多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契机是刘跃进先生的一门秦汉文学导论课程。刘老师极其重视文献，布置作业的时候就强调一定要仔细阅读文献，于是当时研一的徐老师把《史记》和《汉书》一页一页地对照着读了一遍。在读的过程中，发现两书有数千个注是一样的，遂意识到二者间或许有关系。随后便把《史记》《汉书》当中每一条注都找出来作比对，整整一个暑假，一页一页，一条一条。那是2001年的夏天，没有电脑，更没有电子检索，而徐老师找了四、五千条。

在这四、五千条注里，徐老师发现二者依照了共同的文献，通过查目录找到了这部书，是现今已佚的东晋蔡谟《汉书注》。而后写成论文并发表。

“研究过程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再厉害的学者，做一个新研究的时候，也一样是在逐渐学习。”徐老师说，那篇论文他并不满意，之后又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与重写，“但那是我最重要的基础。”

这种扎扎实实做学术的方法，如今徐老师在课堂上总是尽可能地想要教给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这样。但这要下苦功夫，而且要有运气，能碰到这样有趣的东西。”

徐老师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袁行霈先生。博士论文《<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通过《说苑》与《汉书艺文志》、《春秋》三传、《春秋繁露》、战国至西汉《诗》学、诸侯列国故事的文献比较，论证了《说苑》一书作为战国秦汉间文献累积的价值和学术史意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事实上，徐老师原初的博士计划是继续做两汉方面研究。之前研究画石，大量涉及到《说苑》、《韩诗外传》方面的内容，并且当时徐老师隐约觉得刘向比较重要，所以博士论文想要做关于刘向的研究。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涉及诸多方面，只有四年的时间，不容易做好。于是徐老师选择缩小范围，比之《新序》、《列女传》之单一，最后选择做《说苑》。这些都是在博士入学后两个月之内就决定下来的。

选择了刘向，选择了《说苑》，徐老师却在开始研究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先秦的书，《说苑》包罗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现在想来，我做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选择，选择了刘向、《说苑》。尤其对于先秦来说，刘向是一个最最关键的点，因为所有先秦的书，都经过刘向的整理，我们看到的是刘向整理后的先秦文献，所以他才是整个先秦文学史的七寸。”

“所以，”徐老师说，“你的研究是与你的材料有关的。所有的研究方法，研究最后的取向，得出的结论，总是要与你的材料有关。材料非常重要，你的材料的性质是什么，最后决定了你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向。”选择了材料，也是被材料所选择。

徐老师的功夫在于，哪怕《说苑》中涉及到一条先秦相关的内容，他都会翻遍所有与此相关的研究书籍。“我把北大图书馆里所有研究先秦的书差不多全看过了。”徐老师回忆道。如此，虽然博士论文只有二十多万字，事实上这二十万字背后的工作量却是更为可观的。

这样的工作自然十分辛苦，而徐老师却乐此不疲，因为他是真心地热爱着学术。“做博士论文是很累的，但只要你有兴趣，你就会很快乐。你会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过的问题。”

做菜如做学问，做菜也是一门学问

三尺讲桌，一方厨台。热爱国画，热爱学术，徐老师同样热爱着厨艺。有幸尝到过徐老师手艺的师兄师姐们，每每讲起都赞不绝口。

徐老师称自己的厨艺是被磨练出来的。起初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而后某一天忽然意识到，做菜其实和做学问一样，都有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会做得非常容易。“你要了解这个材料的特点，了解调料的好坏，了解火的软硬对于菜成熟度的影响。再要明白，中国菜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烹饪方式。”

确实，聊起做菜，徐老师一如讲治学一般娓娓而谈。他说，做菜和做学问一样，最根本的就是材料。比如做排骨，倘若肉质不好，手段再高也徒劳。学会挑拣食材非常关键，之后会逐渐摸清，哪几种食物搭配起来味道更好，这就是经验了。经验到后期，已然成为了直觉，即便是买回来的生菜，只要闻一闻便知道它适合与哪些菜搭配来做。再比如原本一直不太会做猪排的徐老师，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发现，只要放一点镇江糯米醋，效果超群。同样是能提鲜，醋比黄酒的功效还要好，浸在其中，脂肪消化很快，而肉变得更加有韧度，怎么炖都不会烂。可见做菜也是一门学问，自有一番功夫在内。

徐老师坦言，做菜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十年厨龄，近三、四年手艺更是突飞猛进。曾经一度觉得做菜有些麻烦，如今基本什么菜都能够很快做好。在家里，徐老师全揽做饭任务。小师妹现在八九个月了，她的饭也由老师特别制作，像早晨一般会做南瓜苹果，借鉴的是国外婴儿食谱，只不过把梨换为苹果，因为苹果和南瓜搭配在一起味道会更好。“南瓜蒸熟，和苹果打成泥，再放一点奶粉，味道好极了。小孩吃得很开心。土豆、胡萝卜、西兰花打成泥儿也不错，小孩特别爱吃土豆泥和南瓜，还有香蕉泥。”讲起孩子，徐老师笑意渐浓，语气愈发温柔，满满洋溢着身为人父的幸福感。

“家庭是最重要的。”在几乎要菜香飘飞的空气里，徐老师温和地说。

突破研究框架，回归传统文本

在授课方面，徐老师更倾向于用相对涉及面宽广、文化史背景丰厚的内容来教授，而不是以原先单一的文学史的方法。徐老师的《诗经》导读课在全校都非常受欢迎，课上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多角度、全方位地运用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来分析品读《诗经》当中的诸多篇目，许多同学从中受益匪浅。可以说这也是一贯延续了老师从硕士期间便坚持的研究方法。

徐老师主张，应当尊重传统。传统不会单一地拿出其中的哪一部分，只有综合起来研究才有意思。比方研究清代的词，会涉及到朱彝尊等人，而事实上朱彝尊的经学研究非常了得，倘若只研究他的词，则会忽略这个人一生当中花去精力最大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所有的课，都是不特别强调文学的课。”徐老师如此说道。

并且，徐老师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将要发生一次非常根本的变化，大家会抛弃原来的研究方式，进入一种新的研究阶段。比如先秦两汉这部分，总是被认为已经研究殆尽，很难再找出新题目来做了。事实上有的是题目可做，问题在于原先的研究范式、发现问题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实际上我们采用的是西方的方式，我们现在的“文学”，是literature，是西方的文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文学。

“正如我们山东地区是苹果的主产区，出口苹果会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拿一个方框来把关，套上去大小正好的才算合格，所以最后出口的苹果大小一模一样。小一点的、大一点的，都不够出口标准。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很像这样选择出口苹果，”徐老师说，“一定要选择符合我们所理解的literature标准的作品、作者来进行研究，这相当于在用一个小框，不停地从古代来筛选东西。从根本的学理层面来说这是错误的，是选择性的，而不是一个依照根本层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一定是有问题的。”

现在的研究者大多会用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去选择、去寻找题目，所有的问题都要去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这样问题就大了。”徐老师严肃地说，“因为文学史本身是从整个历史当中摘取创造出来的。要突破这个框子，就要从文学史层面突破到文本，所谓文本，就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我们要以文本为中心，凡是文本材料，都应当是我们中文系人的研究对象。”

文学是从一堆文本材料里选出来的。从这堆文本中，选出了文学，选出了史学，也选出了哲学。“事实上没必要苛求这样选，正如研究唐代史学的人，也要看《全唐诗》和《全唐文》。”

以文本为中心，所有文本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范围。所谓文学，是研究如何写的学问，那么所有写下来的东西，都是研究“如何写”的对象。墓志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讲话发言也同样是，都应当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而并非是我们只选“文学作品”，只选“优秀”的“文学作品”。

一旦突破了这个框架，很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许多研究方式也都要变。这既是对传统文本的回归，也是一条新的路子。

曾在师兄师姐那里见过老师年青时的照片，英俊沉稳，气宇轩昂，如今岁月更为他镀上了亲切随和、儒雅卓然的光晕。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是一位手艺超绝的大厨，他是一位爱家顾家的好父亲，他是我们的徐老师。

文：14硕 卫一帆  编辑：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