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才
发布时间：2014-06-16
来源：文艺理论教研室
陈传才(1936.11—2018.12.31 )，男,汉族,广东普宁市人。
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方面的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入职人民大学中文系, 曾担任中文系主任(1990.9-1993.1),2002年退休, 2018年去世，享年82岁。
1961年陈传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留校任教，长期在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担任中文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评审专家、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荣誉理事及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学，在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同时，陈传才在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研究方面更开拓了一片广大的天地，赢得了很好的学术声誉。其代 表性著作《艺术本质特征新论》（1986）、《文艺创作70讲》（199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994）、《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 （2002）等，分别对文学创作（生产）与欣赏（消费）的变化及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等深层性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代表性论文《也谈文学的人道主义问题》（1982）、《略论批判、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1980），被辑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1982）》。专著《文艺学百年》 （1999），在现代性历史脉络中清晰梳理各种理论思潮的互动与纠结的复杂关系，被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出版社确定为“中国学术百年”大型丛书之一种。《中 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2001），因其对当代文学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嬗变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好评。《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2002），先后为《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基于对文艺理论的卓著贡献，2004年陈传才荣获首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
教育背景
1957年8月-1961年7月 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工作经历
（1）1961年毕业留校，任中文系助教、系主任助理兼文研班教学秘书；
（2）1969年11月-1972年3月至江西余江县人大“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3）1972年4月-1979年3月下放安徽工作，任中共马鞍山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
（4）1979年4月调回人大，先后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务；
（5）2002年2月退休。
研究方向
（1）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
（2）中国文化与古代文论转型
教授课程
（1）文学概论
（2）文艺美学
（3）文艺批评鉴赏
（4）文学基本范畴研究
（5）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6）艺术本质特征研究
（7）转型期文艺思潮研究
（8）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
重要获奖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主编）获中国图书奖提名奖（1997）
（2）《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方向》获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
（3）《文学理论新编》，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02）
（4）获首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2004）
主要学术兼职
（1)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评审专家
（3）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4）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荣誉理事
（5）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代表性论文
（1）《文学应当干预生活》（合著），《人民日报》1997年9月11日
（2）《也论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问题一一与〈论当代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潮流〉一文商榷》（合著），（文学评论》1982第1期
（3）《对文学基本理论观念的更新的思考》，《中州学刊》1986第2期
（4）《当代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发展一一新时期小说创作管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第1期
（5）《中国国情与文艺变革一一一兼论当代中国文艺的特质与走向》，《文艺争鸣》1988第5期
（6）《略论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质与变革》，《商洛师专学报》1988年第6期
（7）《浅谈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光明日报》，1988年7月21诶
（8）《通向文艺新建构的必由之路一一文艺四十年的回顾与前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第5期
（9）《文艺本体论论纲》，《理论与创作》1990第1期
（10）《对个体本位主义文学主体论的辨析》，《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第1期
（11）《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主体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第2期
（12）《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著作概述》，《中国出版》1991第7期
（13）《试论〈讲话〉的理论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第3期
（14）《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第6期
（15）《论世纪之交文学的嬗变与走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第3期
（16）《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悖立与互补》，《文艺研究》1996第1期
（17）《从百年文论史得到的启示一一关于文学价值取向与观念嬗变的审思》，《文艺研究》1997第2期
（18）《走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创新之路一一新时期文学思潮嬗变的宏观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第2期
（19）《〈文学价值论〉简评》，《文学评论》1998第3期
（20）《现代文学价值理论建构初探》，《文学前沿》1999第1期
（21）《文艺理论：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第6期
（22）《建构多维视野的文学批评一一一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点的理论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第6期
（23）《当代文化转型与文艺学的重构一一关于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思考》，《文艺争鸣》2003第3期
（24）《当代文论创新、拓展的必由之路一一略论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的指导意义》，《山西师大学报》2C03第4期
（25）《坚守与拓展一一一关于文学意义与价值问题的再思考》，《汕头大学学报》2006第3期
（26）《文学批评理论教材建设的崭新成果》，《中国图书评论》2007第9期
（27）《对古文论深层意蕴的有益探索一一简评袁济喜的〈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中国文化研究》2008第1期
（28）《论文学的精神价值诉求》，《当代文坛》2008第2期
主要专著
（1）《艺术本质特征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文艺创作70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
（3）《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5）《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
（6）《文学理论新编（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9）《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自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科研项目
（1）国家教委“七五”社科项目《文学的基本范畴、体系研究》
（2）北京市“八五”社科重点课题《新时期文艺理论思潮研究》
（3）国家教委“九五”重点教材项目《文艺理论》（修订本）
（4）北京市社科理论出版基金办公室赞助出版的项目《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论》
陈传才：秋色入梦忆校园
光阴荏苒，岁月迢递。转眼间，我在人大已度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在这里，我亲身参与母校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辉煌与挫折、改革与变化，复杂多彩的情感记忆，值得重温和回味。
一
我是 1957 年考入人大新闻系的调干生，在校期间曾发起组建学生文艺评论组，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引起了老师的关注。1961 年毕业时，组织上把我分配到新成立的语文系工作，担任系主任何洛教授的助手兼文研班的教学秘书。
1959 年在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开始招生，1959—1961 年连续招收学员 100 多人，1962 年后又招收了一届文艺理论进修班 30 多人。文研班创办的第二年，语文系正式成立，从 1960 年起招收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直到“文革”。在我的印象里，中宣部和周扬同志根据当时反资、反修斗争的政治要求，希望把文研班办成培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队伍的基地。在办学方向上，突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关注并介入现实斗争；同时，重视专业理论知识的广博汲取和艺术审美素养的培育。周扬反复强调：“关注现实斗争与认真读书是不矛盾的。”班主任何其芳竭尽一切可能地聘请文学、美学、哲学、历史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给学员授课，用一流专家、学者的学识、人格及研究方法引导学员成长。他本人给学员开列了必读书目 300 种，要求认真读书、系统读书，理论联系实践。回想起来，文研班重视马克思主义和专业文艺理论知识的读书风气还是令人眷恋的。
受到文研班办学方向和浓厚的读书风气的影响，语文系在何洛主任领导下，一方面承续从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一路走来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亟须培养专门人才的要求，强化本科教育的正规化和专业化，从而把物色富有深厚学术造诣的教师视作办学育人的关键。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语文系的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济济。由吴玉章校长亲自聘任的国学大师谢无量、曾天宇老先生坐镇语文系，著名西方美学研究权威缪朗山、莎士比亚研究名家赵澧教授先后加入到外国文学教研室，左联作家汪金丁教授主持现代文学教研室，何洛、马奇教授指导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工作；汉语、语言学方面聘请了丁毂音、刘益之、傅强等名家担纲。在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教师中间也不乏佼佼者，如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冯其庸（由冯其庸主编的《历代文选》上下册广受好评）、吴文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林志浩迅速成长为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文艺理论教师郑国铨和语言学教师胡明扬因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而引起同行关注。这些教师不仅认真教书，而且热情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回想当年，语文系文艺社团非常活跃，话剧组、诗歌朗诵组、文艺创作评论组成为学生放飞自由想象的天地，也是张自忠路校区一道独特的风景。何洛主任不但亲自指导，还经常客串节目，以至同学们也能跟着他哼上几段陕北民歌和日语歌曲。系里还经常邀请作家、诗人给学生讲演，《红旗谱》作者梁斌曾受邀给学生讲述他的创作体会；福建著名诗人蔡其矫曾为学生朗诵他的代表作，并畅谈创作感受。短短几年，新组建的语文系便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初步形成了严谨、求实、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与育人环境。
语文系领导和老师们对学生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的育人方式，更是体现了重视个性的现代教育理念。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们对于那些具有“叛逆”性格且特立独行的学生，始终予以耐心的诱导和雕琢；即使他们发表的见解触犯了主流意识形态设置的“禁区”，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也从不嫌弃或排斥。1964—1965 年间，语文系学生中发生了两起惊动全校师生的政治性事件。那段时间，正是文艺天空乌云密布、暴雨骤起之际，中央报刊接连对那些曾经感动人的优秀电影（如《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不夜城》等）开展批判，把革命的、进步的文艺看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我们当时虽无法理解，却响应了上级号召，写了一些批判文章。而两位平素特立独行的学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替《早春二月》电影辩护的文章和赞美被批判的电影《北国江南》的文章。实际上，他们是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唱对台戏，这是人大这样的中央直属高校所不容的。学校有关部门很快做出反应，拟将这两名学生定为“反动学生”，予以开除。消息传来，不少老师坐不住了，纷纷找主持系里工作的副主任俞圣祺商议对策，希望从轻处分这两位犯了错误的青年才俊。后来，何洛、俞圣祺、马奇等系领导亲自到学校斡旋，最终保留了学生的学籍，批评教育，通报全校。
总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年轻的语文系是富有朝气的。正当她准备大展宏图、扶摇腾飞的时候，一场亘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却阻断了她继续前行的道路。
二
改革开放之初，学校同整个国家一样，正处于百废待兴的艰难腾飞时期。教学要走上正轨，学科要获得新生，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消除极左思潮流毒。我们语文系诸多学科受文艺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影响，把文艺观念的正本清源置于改革的中心地位。主持语文系（后改称中文系）工作的副主任俞圣祺抓住机遇，要求各学科的教师在拨乱反正的教学和科研中重新编写教材，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高等教育。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俞圣祺同志一个教研室又一个教研室找老师讨论编书的事，经常了解编书的进度和遇到的困难，尽系里的可能为老师排忧解难。短短四五年间，我系新编出版了《文学理论》《马列文论选讲》《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简编》《语言学概论》，后来又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理论史》（三册）。虽然这些新编教材对学科体系的观念方法的探索还很初步、很不成熟，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把文学艺术作为一门科学来学习和研究，并从文学实际出发总结我国的文学实践经验，这样就有利于研究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走向。
那些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及国外涌入的文艺新潮（如新人本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受到学生追捧，校园由此掀起了“美学”热。这些教材的出版，对有争议的文艺新作和理论新潮予以剖析，引导学生在诗意的阅读和体验中，弘扬真、善、美，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境界。有一次，一位学生在美学概论课的讨论会上做了一个主题发言，题目我仍记得很清楚，叫《美兮，魂兮归来》。他说：抒发真挚感情，寄予美好的理想追求，是古往今来文学能够感人肺腑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要呼唤美和魂的归来，从而对人民美好心灵的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位学生的学习体会恰好证明了新编教材对于引导他们掌握文学的基本理论观念，进而为探讨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和问题提供了指导或参照。截至 1991 年，中文系各个学科不仅出版了一批在全国影响广泛的教材和著作，而且有 10 项学术成果（包括代表性教材和著作）获教育部高校教材、著作一、二等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学校制定了多层次、多学位的人才培养规划，加大培养硕士、博士的规模和质量。此时，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从 80 年代初的 20 多名增加到 50 多名，还招收了文艺学、语言学的研究生班 30 多名。我本人除了带好自己的研究生外，还担任了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班主任，1987 年起还主管全系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指导研究生也好，办研究生班也好，关键要抓三个环节：第一，把好招生质量关。要求文艺学学生要有艺术感染力、理论分析能力，写作的基本功要扎实。第二，要把读书、讨论、写作结合起来。我们开列 120 部书目，要求学生在三年时间内读完，其中有 40 本是需要精读的，另外 80 本泛读即可。结合学生的系统阅读，我们把知识点划分为若干专题进行重点讲解，并在此基础上与学生一起讨论，鼓励学生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第三，把好学位论文答辩关。
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那就是如何看待西方文艺新潮的问题。那时，学生思想解放，思维敏锐活跃，但对西方新潮往往缺乏充分的辨析能力，因而在专题讨论时，我们从西方现代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深入探究这些文艺新潮的特点和问题。比如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强调无意识、潜意识及性意识。我们反复指出：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和性意识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过去我们不重视潜意识和下意识，不敢涉及性意识，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是，弗洛伊德把人的潜意识和性意识看成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这又是他的片面性。为此，我还专门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浅谈文艺创作中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文章，学生看过以后，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其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西文化之辨、中西文论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始终困扰中文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文艺学学科为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起，学界就一直围绕着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性、人道主义等理论难题，展开持久而激烈的论争。由于老师们既有的理论知识比较单一、陈旧，对新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尚不深入，所以难以破解上述的理论难题；倒是这些青年学生思维敏锐、善于质疑权威的探讨方式，促使我们改变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更新观念方法。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桩往事：1982 年春天，首届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即将开始，一位姓李的学生提供的毕业论文是《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他结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加以论述，力图突破文学的“人道主义禁区”。虽然他的观点有所偏颇，但确实切中时弊；然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正在批判那篇影响广泛的关于异化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所以他的导师没有给他通过。他不服气，希望邀请周扬、朱光潜等大家来审议他的论文。系里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俞圣祺找到了我（当时我是系党总支副书记）说：“这是你的专业，还是你找学生谈话吧，你劝他尽力修改好论文。”我与这位同学做了一番谈话，并把我发表于《文学评论》的谈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要点提供他参考，希望他把文章从论题到论述方式做些修改，但他坚持己见，不采纳我的观点。结果，他的论文没有通过，也没有毕业。十多年后，他出了一本文集，把这篇没有通过的论文收录其中，并把文集寄给我。我看完后，一方面为他不改初衷、追求真理的勇气所感动；另一方面，也对当年没有能力帮他完成论文答辩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中文系研究生善于独立思考、勇闯文学理论“禁区”的文化品格是难能可贵的，是学术创新的不可或缺的内驱力，也是中文系得以长足发展的精神资源之一。
三
1993 年以后，我辞去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硕、博研究生的工作。
中文系年富力强的新领导班子带领师生员工，经过十年苦干，终于实现了博士点授予权覆盖各个学科的夙愿，并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完成了从中文系到文学院的转型。
我在这段难忘的学术岁月里，秉持学人操守，潜心治学，先后完成科研课题五六项，出版了著作七本，讲授文艺学专业课程七门，培养了硕、博研究生近 30 名。每当想起当年教学和科研的往事，心里依然温暖。1994 年，我和周文柏教授一起完成了《文学理论新编》的撰写和出版。这本书是以我们 20 世纪80 年代初出版的《文学理论》为基础，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的指导观念。我们以该指导观念回应美国学者杰姆逊在北京大学演讲中所论述的后现代文艺观。不错，在一个商品化无所不至的现代社会，文化艺术的消遣性阅读已经成为缓解人们生存压力的一种娱乐性消费。这种情况是合理的。但是杰姆逊教授总是从现代文艺的商品化消费这个角度来谈文化所发生的变化，而并没有从现代文艺的意识形态认为他的观点是片面的。我们正是用这样的理论观点去辩证地处理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关系，文艺的商品属性与审美艺术特性的关系，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文艺的性质和功能。后来，这部教材被教育部推荐为高校文学概论课三本教材之一种，深受学生的喜爱。
从 1997 年开始，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界几乎同时掀起对 20 世纪的回顾和总结，以及走向 21 世纪的展望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 1997 年《文艺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较长的理论文章《从百年文论史得到的启示》；1998 年，又应《文学前沿》总编之邀，发表了另一篇长文《现代文学价值理论建构初探》。这两篇文章在学界中反响较大，也引起了北京市文艺学会同事们的关注。恰好在 1998 年春天，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为了出版一套中国学术百年丛书，邀请属下所有学会编写各自的百年学术史。于是，北京市文艺学会会长曹子西研究员找到我，委托我主编《文艺学百年》这本书。我接受了这个主编任务后，便找到了我的博士生组成了一个编委会。我们提出了一个大纲，征求了北京市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然后分工写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初稿终于完成，我又进行了修改和加工，直至 1999年 12月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通过《文艺学百年》的编写工作，博士研究生在学术史的研究方面受到了锻炼，整个研究能力和学术层次有了明显的提升。
2001 年，我又出版了专著《中国 20 世纪后 20 年文学思潮》。早在 1994 年，我承担了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的一个重点课题“新时期文艺思潮研究”，1996年完成初稿并作为研究生的辅导教材，研究生一致认为，初稿对 80 年代的文艺思潮分析深入细致，而对 90 年代的论述略嫌不足，故而建议我加强对 90 年代文艺思潮论述的分量。之后，我采纳了研究生和同行专家的意见，从 1997 年到1999 年两年间，重新增加了对 90 年代文艺思潮的几个重大现象，即“新写实小说”“后先锋写作”和“女性写作”的论述。我认为，这些新潮创作更多地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学及后现代理论思维的影响。从“思维论”方面看，后现代所宣扬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思维，无疑对拓展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思维空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从“价值论”方面来看，后现代是过度世俗化、私人化的价值取向，这不利于中国文学价值的现代提升。因为中国国情及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价值关系的参照重心始终固定在社会群体的基础上，人只能在现实存在社会群体的基础上去规定自我的价值、自我的行为方式、自我的人生选择，从而实现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总之，这些学术成果凝聚着我和研究生们的心血，也记录着师生相互切磋、教学相长的浓浓真情，不管社会如何变化，这种人间至情是永远不会褪色的。记得七年前我住院期间，曾同前来探望的学生重温那段美好的岁月，并口占短诗一首，抒发我对人大校园的眷恋之情。
时光流逝悄无声，
春风桃李思华年；
《风》《骚》依旧调未孤，
难忘也诗韵书香。
人生进退寻常事，
古稀告老别校园；
风景远去留胜处，
难舍也梦萦魂牵。
2015 年 10 月 26 日
写于回龙观寓所
（出自作者手写稿，尚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