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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先生

发布时间:2009-12-01
来源:先生,文艺,何洛,教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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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1912.2.5—1977.7.24),男,汉族 ,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

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曾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并出任班主任,为新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77年去世,享年65岁。

何其芳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曾发表新诗。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诗歌和散文。 1935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汀、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并随贺龙部队赴晋西北和翼中根据地。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又调往中央马列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从1953年起,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代末,在周扬等的支持下,参与创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前身),并出任班主任,与何洛等人一道主持“文研班”的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培育人才。

何其芳最先以诗人的身份被大家熟知,诗歌也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何其芳早期的诗歌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细腻而又华丽,往往在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展现着寂寞和忧郁,彰显了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而到了延安以后,他逐渐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在诗歌方面,其代表作有诗集《汉园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等。

在散文创作上,何其芳也卓有建树。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丰富的颜色和图案,因而他的散文别具风格。1937年他的散文集《画梦录》出版,其中的散文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关注点的转变,在文学研究和评论领域,何其芳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的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论〈红楼梦〉》、《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等,对现代格律诗、典型等问题都有理论上的建树。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

【回忆录】何其芳先生与人大中文系

(本文作者系程光炜,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文艺思潮研究所所长。)

如果说何其芳先生与人大中文系(现称文学院)的“历史渊源”,应该先说几句他在中国新诗史、文艺评论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何其芳(1912-1977)是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获1936 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这些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和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此后几年,他参与了左翼文学内部的诸多文艺论争,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或构筑了左翼文学发展的思想脉络,是研究四十年代文学思潮的重要参考资料,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1953年起,他长期领导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组织工作,论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在50、60年代,他在“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和红楼梦研究等领域,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成立,周杨任主任,何其芳先生和何洛先生任副主任。“文研班”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的专家。人大中文系,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

以上是何其芳先生的个人简况,以及他与人大中文系的渊源,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创立,开始就具有了两个特点:一是建系之初就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思想史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被纳入这一“传统”之中。它构成了文艺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基础。众所周知,我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是蔡仪、汪金丁和林志浩三位先生。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形成了这个学科的第二个高潮,他的创造性的工作,虽然容易被看作是“个人成就”,然而不能说与何其芳没有关系。一位著名的现代诗人、散文家担任文研班副主任,其意义也就是以最早的系主任的身份组织、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这就是我说的“关系”的理由之一。二是与左翼文学的关系。我们知道,何其芳先生开始并不是左翼作家,而是“现代派诗人”,但是后来,由于他人生道路的变化,成为重要的左翼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而当他担任人大“文研班”副主任,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中文系的时候,他的理论背景和知识结构,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延伸、发展并产生影响,这为我系后来形成马列文论的强势地位有很大影响。可惜,当时何先生在人大中文系只是“兼职”,并不是实职的系主任。假如他真的成为系主任,并长期指导和领导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其“意义”就可谓深远了。

何其芳先生担任我系文研班副主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儿。当我来到人大任教时,他已离世多年。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向何先生求教。不过,当我走上大学讲台,就一直在讲授何先生的新诗作品,这又是我和他的一种文学“缘分”。我之所以交代何其芳先生与人大中文系的历史渊源,不是要在社会学层面谈论我们系的“光荣历史”,乃是把学术看作一个社会公器。何先生之与我系的历史联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在人大中文系的一次新的建构,是前者对人民大学人文文化和氛围的丰富浸润与奠基,这是一直在激励我们这些后学者的一个原因。所以,仅凭这一点,就让我们永远对何其芳先生怀着深深的感谢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