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都要做出说服的努力。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并不是一定要不计代价说服清教徒,而是这种说服在社会上完全足以鼓励潜在的受害者抵御其恶劣影响,那么这种努力也许就不是那么希望渺茫了。……虽然可能无法说服清教徒改变他们的做法,但也有可能说服社会去怀疑他们是文明的无知敌人。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启蒙研究丛编

刘小枫 主编
  百年来,我国学界译介了无以计数的西方启蒙文化的文史作品,迄今仍在不断增进,但我们从未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待西方的启蒙文化传统。如果要更为自觉地继承争取中国文明独立自主的中国式启蒙精神,避免复制西方启蒙文化传统已经呈现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流弊,那么,我们有必要从头开始认识西方启蒙传统的来龙去脉,以便更好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事实上,西方的启蒙传统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同时形成了一种反启蒙的传统。深入认识西方的启蒙与反启蒙之争,对于赓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文明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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