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都要做出说服的努力。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并不是一定要不计代价说服清教徒,而是这种说服在社会上完全足以鼓励潜在的受害者抵御其恶劣影响,那么这种努力也许就不是那么希望渺茫了。……虽然可能无法说服清教徒改变他们的做法,但也有可能说服社会去怀疑他们是文明的无知敌人。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古希腊礼法研究丛编

程志敏 主编
  近代以来,西人即便在诗歌戏剧方面也从未“言必称希腊”,但在礼法方面,却往往“言必称罗马”:罗马政制和罗马法的确比古希腊礼法显得更为条理分明,而且也是西方现代制度和法学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城邦政制没有“法理学”(jurisprendence),实际上,在更为根本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方面,古希腊人比发明了res publica这一术语以及juris prudentia这一学科的罗马人有着远为丰厚的思想资源——这或许就是希腊与罗马巨大差异的一种缩影:在具体的实施技巧上,罗马人无与伦比,而在学理的深思明辨方面,希腊人则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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