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权力与欲望

解读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的通信
[美]约翰·纳杰米 著 刘学浩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07月, 472页, 88元
ISBN: 9787576004687

内容简介

谁都知道马基雅维利,但只有专精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和文学的专家们听说过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甚至其中很多人也只认为他不过是马基雅维利的一位朋友,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并留存。因而,对很多人而言,这两位之间的通信具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不平衡关系,以至于人们更多地关注马基雅维利而忽视韦托里。

本书作者纳杰米以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1513—1515年间的书信作为研究对象,既对其进行了详细解读,也尝试着将这一段著名的书信体对话放到马基雅维利转变成为一位作家和政治理论家的背景之中。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两人关于政治论述的不同基本预设之间的冲突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写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那些潜藏在看似闲笔之中的文学和历史典故在这场纸上交锋中发挥了独特的暗示和推动作用。



《权力与欲望》英文版封面

目录

前言

缩写

导论 书信在马基雅维利研究中的地位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信

佛罗伦萨书信写作的社交世界

彼特拉克与古人

人文主义者与他们的书信集

书信与文学

指南与理论

第二章 语境:个人的与政治的

国务秘书及其书信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共和国危机中的友谊与政治

第三章 “前国务秘书”

放逐中的“论述与概念”

“一个活跃的开端制造者”

第四章 说起话来像罗马人

“有些东西我们只能想象”

“自然的情感或激情”

瑞士人和“统治的甜头”

救赎性德能的创造

第五章 “寄送给”韦托里的《君主论》

韦托里读的文本是什么样的?

“有效的真理”与“想象”

安全与权力

可理解性、权力和爱

第六章 盖塔与“古人”(1513年12月10日信)

“但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盖塔大师和他的新“知识”

“我完全代入了他们”

第七章 “一场荒唐的变形记”

“有哪种作家可能不被批评吗?”

“我认为它值得讲给一个君主听,比之我今年听到的任何事都毫不逊色”

文本中的欲望

第八章 “长达一千年之久”

“这些君主都是像您和我一样的人”

“唯独对我来说,特洛伊好像还没有灭亡”

“又征召您去玩那陈旧的游戏”

第九章 诗歌与政治

圣卡夏诺的科里东

文本中的变形记

结语《李维史论》的诗人们

索引1 马基雅维利著作

索引2 人名、地名、术语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六章 盖塔与“古人”(节选)

(1513年12月10日信)


“但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韦托里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吗?马基雅维利在8月的信中的语气和风格应该已经清楚地表明,他正在进行写作或正在准备写作。关于这位前国务秘书具体在做些什么,韦托里可能是从他们的共同朋友菲利波·卡萨韦基亚那里知道的,马基雅维利给后者看了《君主论》的第一稿,后者也在那年秋天的某个时候向韦托里谈起了这本书(韦托里本人则在12月24日的信中告诉了马基雅维利这件事)。无论如何,韦托里最终在11月23日打破了为期三个月的沉默。他“久未写信”以致不知从何说起:韦托里这样说意味着,如果他们要继续通信,那么他们就得写点别的了。

事实上,这整封信就是在拒绝接续之前他们中断的内容。他坦陈自己弄丢了马基雅维利的上一封信,只记得那是一封“以狮子和狐狸的故事(novella)开篇”的信。但是,他之所以不回复则另有原因。“事实上,”他解释道:


我当时没有及时回复是因为我担心,有时发生在我和潘扎诺身上的事,会发生在您和我身上:我们开始打肮脏的旧牌,并派人去取新牌,等信使带着新牌回来时,我们两人中的一人已输得精光了。同样,我们过去讨论在这些欧洲君主之间缔结和平,他们却继续在打以前的牌局,我担心当我们耗费笔墨为他们说和,他们中有人已经输光了。我们上次通信以后,发生了许多[新的]事件。牌局尽管尚未结束,不过看起来有些沉寂了;我认为在它再次开始之前,最好别去谈论它吧。


他是为了一张烂牌而放弃了整场牌局。对于这种谈论政治、和平与君主们的游戏,玩家总是需要一个新鲜的和得到更新的牌库,从而不会在事件不断洗牌的过程中找不着北。但是,因为君主们一直在出牌,既不关心也不会等等看新牌中会有什么,政治的游戏局势总是超出写作政治的游戏。韦托里在此玩弄carta [纸牌/文书]和comporre [说和/写作]具有的双重含义。显然,“牌库”(carte)指的是他们的信件因此也指写作,而不那么明显却更有意思的是,comporre表示解决争端、调停,因而也就是达成和平,同时也表示写作。因此,当韦托里写下他们“耗费笔墨为他们[君主们]说和”时,他的文字也可以被理解为他们耗费笔墨“写君主们本身”,似乎君主们只存在于他们的信件之中。这个玩笑让人联想到他在8月5日信中关于路易国王走霉运的笑话。但是,这样的玩笑传递出一种信息,即他们的“牌库”——他们互相写给对方的信件——总是被发生的事件搞得毫无意义,在它们送达目的地之前就已经过时了:因此,韦托里其实是在委婉地要求,他们的“牌局”要告一段落了。
韦托里的信剩下的部分简短地描述了一下作为大使在罗马的主要的私人生活,同样有力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搬去了一个更小的新寓所,并且“就不再像去年夏天那样,住处附近有那么多粉头了”。但是,现在他的住所紧挨着教堂,“从房子去教堂十分便捷,我有多么虔诚您是知道的”。从教堂出发他可以进入一座花园,从那里可以到雅尼库隆山,他会在那里独自漫步良久,“据那些古人说”此地曾是尼禄的囿苑所在。韦托里打算在自己的新住所中过上一阵子更为简单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举办晚宴聚会,甚至把他借的银质餐具归还给了一些未写明姓名的人,他们借东西给韦托里是希望他能向教宗为他们讨些好处。他希望摆脱这些银质餐具和无法满足的请求。每隔两三天,他会去和教宗、朱利奥枢机主教说上几句话,或者跟朱利亚诺、皮耶罗·阿尔丁盖利(很快就会成为利奥的私人秘书)说上几句话,或者跟驻教廷的个别大使聊聊,但均无关宏旨。除了偶尔与朱利奥枢机主教吃顿午饭,他多数情况下都在家同家里的佣人们一起吃午饭,或者和几个客人一道,比如萨诺先生(我们稍后会看到更多关于此人的事)、“塔兰托来的托罗马索先生”(韦托里与马基雅维利1507—1508年间在塔兰托执行过外交任务)、乔瓦尼·鲁切拉伊(利奥教宗的表兄贝尔纳多·鲁切拉伊的儿子,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主要政敌之一),以及乔瓦尼·吉罗拉米(枢机主教索德里尼在法国宫廷的私人代表)。当马基雅维利读到这份名单时,他可能会略带醋意地想到,韦托里仍然与旧时佛罗伦萨政治藩篱的两边都保持着联系。
下午,韦托里会在花园中散步,或者在乡间骑马。夜晚用来阅读:“我搞到一批历史书,尤其是罗马人的史书”。他不嫌麻烦地提到了至少11位历史学家,有罗马人也有别的,包括:李维(这是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通信中第一次提到李维)、萨卢斯特、普鲁塔克、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以及其他“写到罗马历代帝王”的人。“我用这些史书来打发时间;我在思索,曾让世界发抖的罗马,这个可怜的城市,忍受过多少皇帝的暴政啊,所以若它[罗马]还容忍了像最近这样的两位教宗,那也毫不奇怪”,他这里指的是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大约每四天他会给在佛罗伦萨的十人委员会写一封信,还是像他在教廷的谈话一样,他表示这些报告只包含一些“无聊的、不重要的新闻,您想必能理解,我没什么可写的”。他在傍晚吃饭,和朱利亚诺·布兰卡奇与焦万·巴蒂斯塔·纳西讲故事。韦托里在自己罗马日常生活描述的结尾处,像开头一样同时提到宗教与女人。每逢圣日,他就去参加弥撒,
不像您,有时就不去了。如果您问我,我有没有狎妓,我会告诉您,我刚来的时候,就像我以前跟您说的,确实有几个相好;但后来,我被罗马夏日的空气吓坏了,所以戒掉了。不过,我有一个熟识的相好,她经常自己前来这里。她相当漂亮,与她交谈十分愉快。这个[新]地方虽说僻静,但我也有一位女邻居,您绝对不会认为她没有魅力;尽管她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她可从来闲不住(fa qualche faccenda)。
他对这位邻居的这一评价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但这里可能是在指他人与她发生性关系很容易,无论她是不是个妓女。
为什么韦托里要写这些?从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罗马生活的描写具有某种针对马基雅维利的策略性目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马基雅维利在12月10日的著名回应中戏仿了韦托里的这一策略,也就是将他对马基雅维利的一系列评判隐藏在大量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如果我们假定,韦托里对于1513年秋马基雅维利书桌上正在成型的东西有着相当清楚的认识——这可能是从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处了解的,那么11月23日的这封信中的很大一部分便开始像是一种对《君主论》先发制人的偏离:警告它将不会像马基雅维利所期望的那样被接受。且不说韦托里对正式的特别是写出来的政治论述的可能性的一般性怀疑,他在第一段话中关于玩牌与下注的扩展性比喻就是在强调,对美第奇家族的任何进言都完全是徒劳的。即使当他真的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也只能“和教宗说上二十句话,和美第奇枢机主教说上十句,和朱利亚诺殿下说上六句”:就是这位马基雅维利希望进献《君主论》的家族成员恰好与韦托里的话最少,或许韦托里的意思是,朱利亚诺正是那个最没有兴趣倾听的人。
这一发生在教廷中漫无目的谈话的图景,从属于韦托里更高一层的对比:一方面是公共舞台上政治的严肃与拘谨,另一方面则是单纯却愉悦的私人生活。如果在教廷中的谈话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他写给十人委员会的信只不过是讲述一些“无聊的、不重要的新闻”,那么,丰富其生活、填补其空虚的就是与朋友们——无论男女——的谈话。即便是韦托里对罗马历史的阅读,也印证了他关于政治之粗鄙的看法。韦托里对“这可怜的罗马”的皇帝们的总体性指控仅仅是一个巧合吗?还是他可能已经了解到《君主论》中最长的一章(第十九章)恰恰是在致力于区分这些皇帝们的优点与错误?关于韦托里对亚历山大和尤利乌斯两位罗马不得不“忍受”的教宗的蔑视,我们或许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因为马基雅维利(在第十一章中)赞扬他们采取了大胆且前所未有的行动“壮大教会的势力”。当然,还有关于归还银质餐具以便摆脱向教宗讨好处的要求、摆脱居间调和照应他们的义务的言论:“不过我就是说了,对他们也没什么帮助;所以我决定不去管这个闲事了,省得惹恼或麻烦任何人,也免得自己被他们惹恼或麻烦。”(韦托里把用服务或者好处换取礼物说成是他不想继续下去的肮脏的“闲事”[faccenda],同样这个词在下一段结尾处也用在了邻居太太的身上,这当然使得这一用法多了某种色彩。)
这是在警告马基雅维利,不要再让自己向利奥或者在罗马的其他美第奇家族成员说情了,也不要带着期望向自己寄送任何东西,以为韦托里会更有意愿代表他去接触美第奇家族,或者他们会更有意愿倾听。就算马基雅维利在他的“牌库”(carte)中写入这样一个情节(scenario),它也不会出现在韦托里的牌库里。但是,我们怎么可能不将韦托里的警告与《君主论》的献辞——无论它写于什么时候——的第一段联系起来呢?马基雅维利在其中说道,不像那些习惯于向君主进献如骏马良驹、名剑奇甲、金缕衣、宝石以及其他装饰品等奇珍异宝以获取一位君主恩宠的人,他认为要获取恩宠,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没有什么比自己“通过对现代事务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务的持续研读而获得的关于伟大人物之行动的知识(cognizione)”更为宝贵了。马基雅维利将这种知识说成是他所有“东西”的一部分,就是在回应韦托里的警告:他有比银质餐具更好的东西,它们是如此珍贵以致他可以直接进献给君主,不需要经过中间人。当然,事情的结局并不是那样,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即使是《君主论》献辞的第一句话也受到了他与韦托里之间依旧紧张的对话的影响。
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中,韦托里转换了自己的策略,用一个愉悦的图景来诱惑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我的朋友,这就是我邀您来过的生活;您要是来了,我会感到高兴,然后我们一起回去。在这里,您除了游览风景,然后回家戏谑欢笑之外,什么也不用做。

他不希望马基雅维利认为他真的过得像个大使,“因为我总是坚持无拘无束”。他拜访的枢机主教只有朱利奥·德·美第奇和贝尔纳多·多维齐·达·比比埃纳。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们[即韦托里在佛罗伦萨的上级]要是对我不满意,让他们把我召回吧。无论如何,我打算回去一年攒点儿钱,卖掉所有昂贵的衣服和马匹;我要尽可能地不花自己的钱”。他承认他没有非常努力地在罗马工作,不过教廷总是熙熙攘攘,难免和很多人会面、交谈。“实际上,很少有人让我感到满意,我没发现任何人,像您那么能谋善断。”韦托里表达了他对罗马生活的不满,想要过一种更为私人化的简单生活。在含蓄地希望得到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那些在外交和政治场合不得不打交道的人的陪伴之后,他用于聊以自慰的塞涅卡的老话肯定会刺激到马基雅维利:“但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韦托里的退隐之意既是针对他自己的不幸也是针对马基雅维利的,因为在接下来的几行中,他又说到了那些与他交谈以及通信的人的平庸,他表示对于“他们竟然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大为吃惊,并且认为构成这些人地位和声誉的除了“客套、谎话、传说”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段话对比了虽然平庸但仍身居高位的人和虽然极为“能谋善断”但却在野的马基雅维利。韦托里又说:“他们中极少有人出类拔萃”,但是这次他举出了一个罕见例外:贝尔纳多·达·比比埃纳。此人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教宗顾问、外交家,一位刚刚成为枢机主教的作家。他的喜剧《卡兰德里亚》(La Calandria)刚刚开始流行和成功。这部戏已经在乌尔比诺演出过,并即将在罗马上演。韦托里对比比埃纳的赞赏表明他熟悉这部戏:“一个思想敏锐的人,富于机智,眼光四射”。但是,他也提到了比比埃纳过度操劳以及令人担忧的身体状况,并将他用作一个不同的例子:“我们常常费心劳力地想获得休息,却并不成功。所以,我们及时行乐吧,无论结果如何。”韦托里对于比比埃纳的欣赏潜在地提出了一个建议:马基雅维利在经历过所有操劳和失望之后,或许能在另一种写作中找到宽慰和愉悦,写一些更类似于流行的《卡兰德里亚》的作品,而不是正在圣卡夏诺成型的阴沉严肃的著作。

作者简介

作者 约翰·纳杰米(John M. Najemy),康奈尔大学荣休教授,佛罗伦萨史和马基雅维利研究专家。著有《佛罗伦萨选举政治中的法团主义与共识(1280—1400)》(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 1280–140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权力与欲望——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1513—1515年通信研究》(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佛罗伦萨史(1200—1575)》(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Oxford: Blackwell, 2006);编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300—1550)》(Italy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1300–15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剑桥马基雅维利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译者:刘学浩,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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