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布克哈特》是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冯·马丁（Alfred V. Martin，1882-1979）撰写的一部论述尼采与布克哈特思想的德语专著，1941年在瑞士出版。布克哈特是19世纪欧洲文史大家，与尼采是同时代人，但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对布克哈特缺乏足够认识。在本书中，冯·马丁将尼采与布克哈特并举，一方面总结了布克哈特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将其与尼采思想进行对比，从而让读者对布克哈特有更全面的认识。尼采与布克哈特，一个是倾向人文理想的人本主义者，另一个越来越成为人本主义的对立面，他们是两个对立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全部注意力就放在对这个主题的论述上，即论述何者在生平和个性方面具有更高更普遍的意义。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两位人物如何借助其内在本质，而必然对另一方产生影响。本书突出一种超个体和超历史的旨趣，这或许让读者获悉两者生平事迹的愿望落空了，但说到底，尼采和布克哈特只是时代的代表罢了，他们两人最终理解的精神史就是“为获取精神价值的奋斗史”。

尼采与布克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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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第二版前言

尼采与布克哈特的关系，被尼采本人罩上了一层重要友谊的传奇式光环。尼采的妹妹继而虔敬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她这么做很可能是出于真诚。约埃尔（Karl Joel）最先正确描述了这两个男人在世界观方面的要点，贝尔努利（Bernoulli）关于欧维贝克的著作，绘制出了第一张表现他俩的人际关系图，此图除去了往昔被涂抹的种种色彩。对贝尔努利此作的评论犹如廓清陈说的风暴刮进官方“档案”有意扩散的沉闷空气中。

尼采和他的妹妹

自此，对此论题的探讨尽管尚不充分，但还是表达了一些切中肯綮的见解。萨林（Edgar Salin）近期做了一个全面的论述，正是他的论述方式直接挑起他人的反驳，原因是此文一开始就把布克哈特置于一个依从他人的位置上：萨林将尼采对布克哈特的期许拔高为精神要求，而后者被衡量未达到此要求。故意被忽略的是，尼采和布克哈特在人文思想方面原本就是不同类型的两个人。

一个是取向于人文理想的人本主义者，另一个越来越成为人本主义的对立面，他们是两个对立的精神世界。本文的全部注意力就放在对这个主题的论述上，即论述何者在生平和个性方面具有更高更普遍的意义。

这个不到一年便问世的新版没有理由做重大修改，也不顾及那些对本文论述尼采和布克哈特“事实上的正确性”拥有批评权力的抗辩和异议。另一个问题自然是“最终真相”了。一位文艺批评家（此君站在远处发议论）甚至说，尼采“被漫画化”了，布克哈特被曲解了。

首先，有关布克哈特，只需提及菲舍尔（Eberh.Vischer）教授（巴塞尔市）的不当言论就已足够，他完全出于一时的冲动，对他不认识的作者写信道：他，以及与他年龄相仿仍健在的人过去都听过布克哈特讲话，都很了解布克哈特，他们对本文“如此妥善地”“理解和描述”布克哈特深表“敬佩”。而新教神学家波尔内曼（D.Wilh.Bornemann）教授——他从1898年至1902年作为欧维贝克的继任者在巴塞尔市任职并间或对布克哈特问题发表过意见——也出于一时冲动，迫不及待地对他也不认识的作者说，他完全同意本文观点。假如本文的陈述遵循了这位文艺批评家“原始的”“极端天主教”倾向，那么，“完全同意”是断难成立的。

此外，学界也提出质疑，对尼采的论述是否特别切中“本原核心”和尼采“本性”的“关键点”？但答案要么一味肯定，要么肯定的答案也不一致。尤其受质疑的是，从尼采的浪漫天性（与布克哈特的古典天性相反）看，对他是否应从类型学方面去理解：“争论的真正平台”展现在“生命哲学”这个问题上（与人本主义的“精神信仰”相反），这个观点在本文中确实占了不少篇幅。以“浪漫天性”为出发点，本文的论述选择了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途径，这绝非偶然。“生命”业已成为“浪漫主义流派”的核心概念。

杜尔森（Carl Dyrssen）曾指出柏格森（Bergson）哲学与早期浪漫主义的关系密切；而对于尼采哲学，上文提及的约埃尔也做过方向性的指点。

Karl Joel

约埃尔在强调布克哈特的“古典”天性时，有人对于文中未提“不和谐”而感到遗憾，布克哈特为了达到其（“后疑难问题”）超然淡泊，必须首先克服“不和谐”。那么在本文中，这一点虽未完全被忽略，但也只能粗略陈述，原因是，遗传学上的东西若非具有典型性，就很难进入类型学范畴。本文中，一切的关键是强调主要特征，由此不可避免导致“许多个人突出的特点”丢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文所展现的就不是“完整的”布克哈特，也不是“完整的”尼采。

诚然，任何陈述无一不受其观察角度和方法的局限。由本文基本理念所产生的叙述形式，其局限也随之而来，以至尼采和布克哈特“总以伙伴的身份”出现，他们各自……在对方的本性中有所映现。当布克哈特“健康的宁静、根植于传统的自信……与尼采颇成疑问的各个方面形成强烈反差……，当一切都把尼采同19世纪初的颓废思潮联系起来”，人们是否会对这种对比的方法提出异议呢？这是否也会促使人们思考并进而得出结论呢？

当然，人们可以坚持这一立场：

像尼采这样具有极高天分的人，有权利要求别人在评论他时须符合他自己的准则。

布克哈特肯定也有这样的权利。人们必然拒绝双重肖像的写法，认为将两人分开并给予特殊的阐述才合理，只有这样，各人才受到“完全公正的”对待。然而，评论界恰恰从本书中尼采与布克哈特“具有典型性的对话”中发现了这种陈述方式的特殊魅力。经过深思提出上述疑问的人们，本来想获悉尼采和布克哈特的生平事迹，可惜他们这个愿望势必落空。但是，在本文突出一种超个体和超历史的旨趣时，他们的愿望就成为次要的了。——评论界对这个论断大体认同。“在论述布克哈特与尼采的关系时”，阐发另一种推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可能性前景，说到底，尼采和布克哈特只是时代的代表罢了。正如有人最近提出一个概念：他俩最终理解的精神史就是“为获取精神价值的奋斗史”。

指出本文中错误（事涉盖米勒，Heinrich von Geymüller）的巴塞尔市诸君，本书作者向他们谨致谢忱。他们是希斯（Ed.His）教授和菲舍尔教授。此外，根据出版社意愿，文本尽量不做改动。所以，插进的各种补充也载在附录中。

第一章私人关系

对尼采和布克哈特的来往信件和其他有关证据做公正审定的人都看不出二人关系中真心友谊的迹象，双方关系有严重的不对等。尼采在外表和内心总是渴求布克哈特的友谊，而布克哈特则表现出冷淡和自矜（尽管热度稍有变化）：显然，两人意识中原本就存在一种紧张心理。尼采虽然总是幻想着克服这种紧张，但他不得不经受失望连连的体验。他的思想演变引领他离开他俩原来尚属一致的基础越远，他的失望就越大，直至两人的思想和人际关系产生不可避免的（虽是默默呈现的）危机和实际的破裂。

尼采写给布克哈特的信

当布克哈特早已缄默地退避之时，尼采还在吹嘘那“伟大的恩德”，亦即吹嘘巴塞尔年代造就了他与布克哈特“真诚的过从甚密的关系”，然而这种“真诚”只能说是单方面的。至于尼采早期的言论，说他与布克哈特共处时的“真正美好的感觉”只有与极“少数”几个人的共处可比，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尼采一再搜索枯肠，在致布克哈特的信中寻找恰当的称呼，聊表他的情感需要，而且不触碰布克哈特那显露无遗的疏离意愿和客观现状。他希望布克哈特说一些尼采对布克哈特怀有的情感，比如“感恩的、永恒的忠诚”“诚挚的信赖”“伟大之爱”等，至少在信的末尾提一提，然而这种希望也落了空，布克哈特总是很少有变化——用常规套话回应，不涉及私人，语气生硬而无懈可击。

尼采在信中一再贸然要求同布克哈特当面交谈：“噢，您要是在这里该多好！！”而在布克哈特那里，人们读不到类似的话。就在尼采精神崩溃前的3个月，他在一封信的附言中乞求：“您的一句话就会让我感到幸福。”是时，布克哈特保持惯有的沉默已经两年了。

原因何在，尼采心知肚明。他早就“预感”到，他的文章“刺痛”了布克哈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比此前出版的书刺痛更甚。布克哈特只是对他确认：“您给凡人出了难题”，“此次更是为难了他们”。每当尼采给布克哈特寄奉新作，他心里都有些“惴惴不安”，不知是否应请他“再次”陈述“己见”。

尼采面对攻击和挑战布克哈特的哲学家们，以《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部分为史学家布克哈特的人品做道德层面的“辩护”。此书对布克哈特是否真的产生过影响？尽管他的礼貌和谦虚的方式让人会意，尼采这一类“辩护”本无必要。

自此，布克哈特便开始他那一再逗乐的“对不起”，说他“头脑无哲理，贫乏”，继而又以两人年龄差距大的暗示，说这颗“老迈的”脑袋情有可原，所有的哲学范畴“大大”超出它的理解力（因史学家眼界狭窄而受“局限”，因年老体衰而“弱化”），他“一辈子”过得太“肤浅”，“这把年纪”已是“老态龙钟”，所以他“跟不上趟”。

然而，布克哈特对尼采所论之事心知肚明；说到尼采的论述方式，布克哈特坦率承认，那种方式极易引起他内心的“恐惧”和“晕眩”，仿佛瞧见对面那个莽撞的攀岩小伙“在最高岩峰间勇敢无畏地四处攀登”，“老者”（他在辞去教职前的12年就如是自称）受到“恐惧”和“眩晕”的袭击。他从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那本书里已感到那“晕眩的岩峰”地带；两年后，尼采的《朝霞》又给他类似的感觉。“有些东西甚至让他厌恶”——这事被尼采“猜中”后，他也就索性承认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终于使布克哈特“动怒”，以至他起先想在信中这样写：从“现在”开始，只要尼采在场，他就得小心“保持沉默”。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封面　　

只因为他把草稿中这句话压了下去——与他的谨慎做派相宜，所以在尼采与他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时，布克哈特只“说了”寥寥数语，且口气怪异，对此，尼采感到惊诧。其实，布克哈特仅想逃避而已。“关于《查》书必须对尼采说点什么”，这对布克哈特而言的确是一件“尴尬”至极的事——当尼采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这是一种“玩笑”的窘境，并设法加以克服之时，他对此状况自然就很难会意了。

两人自此再没见面；整整两年之后，布克哈特给尼采写了最后一封信，信末在“致崇高敬意”后，草稿中本来有“忠诚地忠实于您的××”，他有意降调改为“一贯地忠实于您的××”，委婉表达其沮丧情绪，认为这样才合适。尼采后来给布克哈特惠赠其作品，这事让布克哈特更加“尴尬”。尼采的妹妹——不顾二人那众所周知的趋势仍对所有涉及其兄之事加以美化——对于这“尴尬”只说是“有所察觉”，那是1895年她在巴塞尔拜访布克哈特时“无法回避的”事。

尼采与布克哈特的交往一直，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只局限在某些确定的而且大多是狭窄的范围内。布克哈特晚年做了补充说明，证明他们的“交际”局限在“不经常的”讨论上，而且他早期也只说他与尼采“迄今”不过是“交谈交谈”而已。他还说自己缺乏“哲学天性”，所以很难“说出”尼采“语言”的要旨。布克哈特由此进一步引申，说他自尼采受聘去巴塞尔时就已“认识到”这种交际满足不了“尼采的想法”，所以尼采一辈子渴求布克哈特友谊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姑且不谈布克哈特作为叔本华的门徒自然在哲学领域绝非泛泛之辈，而当时的尼采也是紧紧依傍叔本华哲理的。

如果说尼采对布克哈特这位“教育者和行善者”“伟大的、最伟大的导师”怀有“深切感谢”和“虔敬”之情，直到他开始精神错乱时对布克哈特的称呼从不可探究的心灵底蕴升出一个“你”来，同时感觉布克哈特就在自己的“上方”，那么，他的意图无非就是对布克哈特“无比尊敬”的纪念，最后通过文章为自己树立一座丰碑而已。

但他早已知道，这是一种不幸的爱。他把布克哈特对《朝霞》的回应称为一封“无言以对、令人沮丧的小信”；布克哈特对他所讲的一切，离他是那么的“遥远，遥远，遥远”。确实，布克哈特离尼采现在的见解异常遥远，所以不再另外给他写信，最后封了笔。尼采给布克哈特奉寄《善恶的彼岸》，数日后布克哈特对此书表示了感谢，这就是他写给尼采最后的话。

Hippolyte Taine

尼采承认，他身边的“落寞”（silentium）此时剧增。自此只有尼采还继续给布克哈特写信。在布克哈特断绝与他通信后，尼采还将他和泰纳（Taine）视为“暂时还是他的唯一读者”——当然只是为了补充说明：《善恶的彼岸》根本于他们不宜。然后，他心明眼亮地洞见了自己的悲剧：“此为孤寂：没有任何人与我共享我的否定和肯定。”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布克哈特在一些事情上采取有别于尼采的否定和肯定，所以他只能采取顾及别人的态度，亦即以沉默顾全他人。

洛德（Erwin Rohde）的确曾是尼采的密友，他不同于布克哈特，早早就躲避了尼采。事情的进程与这里所讲的类似。

其后果是，一度真实存在的友谊无可挽回地破裂了。这表明，像布克哈特和洛德这样的人本主义者必然会与尼采后来所走的道路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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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马丁（Alfred V. Martin，1882-1979）是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德国社会学创始年代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以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研究见长，先后于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任教。1932年，迫于政治局势，马丁失去了大学教职，转而对文艺复兴表现出了学术兴趣，同时，他对纳粹政权持明确的反对立场，《尼采与布克哈特》（1941）一书由此招来了纳粹新闻界的攻击，《雅各布·布克哈特生活和思想中的宗教》（1942）的第一版则被盖世太保没收。马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迪尔克·克斯勒（Dirk Kaesler）如此评价阿尔弗雷德·马丁：“基于他的怀疑论秉性，即使在1945年之后，他仍然是大学里的孤独者。他晚期工作的一贯主题是社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社会学家赖纳·莱普修斯（Rainer Lepsius）对阿尔弗雷德·马丁的评价是：“他有意识地为自己所知道的价值观服务，蔑视一切权力，鄙视适应性的技巧和策略，将个人独立性视为优先于制度影响力。”

阿尔弗雷德·马丁（188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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