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君主及其战争技艺

娄林 选编 张培均 译
华夏出版社
2019年03月, 248页, 58元
ISBN: 9787508096469

内容简介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杰出代表,也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甚至被称为现代“奠基人”。但另一方面,他在何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奠基人”,却又聚讼纷纭。无论如何,鉴于他的思想影响,在他之后所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家,都不得不对他的思想表态。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及《李维史论》等重要作品为他赢得了“邪恶的教诲师”的称号,也使思想史上有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样一个名称。比起这些身后出版的作品,《兵法》是他生前出版的作品,但却显得不“马基雅维利”。何以如此?

这部精编的《君主及其战争技艺》多视角、多层面、立体式地接近文本,回答了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力地补充了国内目前还非常贫乏的《兵法》研究。

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思想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其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

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中,外交和军事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兵法》(又译《战争术》)就是借助对话这一文学样式,集中阐释他的军事思想。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发表的*作品。西方不少伟大的军事家,包括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和拿破仑(1769-1821),都受到过马基雅维利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与拿破仑同时代的军事理论家,在他的《战争论》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的影子,他本人也曾称赞马基雅维利“对军事的判断很有道理”。

遗憾的是,比起《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国内对《兵法》的研究极其有限。因为钟爱“永久和平”的现代学者已经不爱谈论甚至厌恶战争。但马基雅维利以为,战争恰是政治社会的首要前提,军队才是维持一国之根基,因此君主也必须是懂得战争技艺的统帅。他的《兵法》一书专论君主与战争技艺的关系,在整个16世纪一直受到高度推崇,这本《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精选了9篇解读《兵法》的论文,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地接近文本,发掘马基雅维利在《兵法》中的写作意图和思想意蕴,以期重启国内学界对《兵法》的研究。



目录

编者说明 娄林1

《兵法》引论 曼斯菲尔德13

重审马基雅维利的《兵法》 克里斯51

《兵法》中修辞术的军事“德性” 维特霍夫77

马基雅维利与战士的修辞术 雷蒙迪94

敌对行动中的政治:马基雅维利的《兵法》 斯帕克曼115

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平民主义 温特135

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方案及其《兵法》 霍恩奎斯特164

奠基者 皮特金185

《兵法》的新秩序:重塑古代事物 林奇224

精彩书摘

一部非马基雅维利特色的马基雅维利著作

摘自曼斯菲尔德《兵法引论》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马基雅维利的《兵法》(Art of War)不像他的其他重要散文作品那样具有马基雅维利的特色。《君主论》(Prince)、《李维史论》(Discourses on Livy)和《佛罗伦萨史》(Florentine Histories),都初版于1531和1532年,而马基雅维利1527年便已去世,这几本在他身后出版的著作充满邪恶说教(wicked sayings)——或尖刻或温和,但都令人过目难忘。比如,“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君主论》第17章);“过程纵使可议,效果却使得当事人理直气壮”(《李维史论》卷一,第9章);“忠实的奴仆总是当奴仆,诚实的人永远受穷”(《佛罗伦萨史》卷三,第13章)。但这类妙语没有出现于1521年出版的《兵法》。



确实,《兵法》卷六列举了33条一位首领可能觉得必需的诡计,卷七补充了被围城者可能遭遇的来自其包围者的一系列计谋,但《兵法》中“马基雅维利式的”部分相对温和,没有显露马基雅维利只要愿意就可以释放的毒液(venom)。而且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邪恶可以谅解,因而也有其限度。在战争环境中,好人被迫去做和平时期无法设想的坏事。马基雅维利并未企图将源自战场的邪恶做法延伸到和平时期的政治中——如他在其他作品中所为。这些邪恶做法看起来始终是那些必须战斗者的肮脏的必需,而他没有把这些做法推荐给所有追逐功名者作为武器。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马基雅维利在《兵法》中对兵法的温和看法。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曾经宣称,兵法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专业”:

 

因此,一位君主除了战争及其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再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技艺,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技艺。(《君主论》第14章)

 

他继续说道,有此技艺而无国家的君主,常常能取得国家,有国家而无此技艺的君主,则将痛失其国。事实上,对一位君主来说,“拥有武装”并不意味着他手持武器或拥有一支军队,而是他懂得兵法。马基雅维利举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为例,他因为“拥有武装”而由一介“平民”跃居米兰公爵。似乎他需要的一切就是学习成为一名军事专家,他拥有的战争知识令他取得政治成功。那种知识不仅至高无上,而且是全面的技艺,也许除了好运,不再需要此外的知识。这里的战争和政治看起来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去《兵法》中为《君主论》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找一个解释,我们只会失望。《兵法》中没有提出兵法的定义,对话者似乎满足于停留在对战时与平时的传统区分,而传统区分否认《君主论》关于兵法的帝国主义主张。只是,偶尔,我们会看到,谈话将战争的逻辑(logic)带到触及边线的地方,这一边线将兵法保持在其通常的界限内。


在《兵法》的献词中,马基雅维利声称,他写作是为了反对当今时代那种强有力的观点:平民生活与军事生活互不相同。但这意味着应该使军事生活更接近平民生活,应该用公民军队(citizen armies)取代专业的雇佣军,而不是使市民生活更接近军事生活,从而促使政治家认为自己的专技是战争技艺。尽管马基雅维利赞美其中一位对话者科西莫,赞美他教给人很多对军事生活和平民生活都有用的事情(《兵法》卷一,页329),但这部作品给大多数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则是军事权威当从属于平民权威。献词先表明军事生活与平民生活并非如此互不相同,之后,马基雅维利将军事比作一座庄严宏伟的王宫的屋顶,赋予其防卫功能。在这一关于保卫的描述中,《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非常显著的获取(acquisition)的可能性(或者说必要性[necessity]),被悄然略过,在《兵法》的其他地方也几乎再未出现。


马基雅维利也没有用对斯福尔扎的事业的生动描述来款待我们,后者是《君主论》中以擅长兵法获得成功的典范。这样的描述见于《佛罗伦萨史》卷五。相反,我们领受了主要对话者法布里齐奥(Fabrizio Colonna)的智慧,这位雇佣军首领刚为阿拉贡王斐迪南(“天主教国王”)完成一项任务(《兵法》卷一,页329)。斯福尔扎在考虑如何欺骗雇佣他的米兰市民并成为他们的君主,而法布里齐奥似乎并不赞同他此时肯定会有的那些想法(《兵法》卷一,页335)。


“绝大多数人都满足于表象,仿佛那就是现实。影响他们的往往是事物表面所是,而非实际所是。”


法布里齐奥似乎谴责那种行为,他本人对于以兵法为职业持有道德上的怀疑。他随时职业雇佣军首领,却强烈反对使用雇佣军,并不断推荐“我的罗马人”——共和时期的罗马人——的军事方法。他的名字使我们想起法布里奇乌斯(Fabricius),一位以道德正直著称的罗马共和国将领,《兵法》一开始就引他为例(《兵法》卷一,页332)。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也有两处提到那个“法布里齐奥”,因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有德可表罕见其匹的榜样”(《李维史论》卷二,第1章),而且他让敌方将领知道他的一个熟人要毒死他(《李维史论》卷三,第20章)。马基雅维利评论说,法布里奇乌斯这一“气度宽宏”的行为使他能够将皮洛士(Pyrrhus)赶出意大利,而当时,罗马军队早已不堪大用。


但在《兵法》中,作为上述一系列诡计的第33条而出现的一个类似事件,则不太起眼(《兵法》卷七,页490)。马基雅维利并未像《李维史论》中那样,抓住这件事就道德德性(virtue)的本性和作用给我们以教训。在《李维史论》中他暗示,道德德性必须从外部、根据它能做什么来判断,而不能从其自身的角度判断它本身为好(in its own terms as good in itself)。类似的马基雅维利式教训没有出现在《兵法》中。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么说颇为保险:如果仅从《兵法》判断,马基雅维利将不会获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创始者之名。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这部作品谦和,而其他作品却展示出诡计多端的邪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马基雅维利写书的时间,但看来他在写作《兵法》之前的1513至1525年间写成了《君主论》和《李维史论》,而《佛罗伦萨史》则成书于《兵法》之后。这一时间表不允许我们推断他在思想上有了某种变化,因为无论如何,对此没有任何文本以外的证据。我在上文已提到,《兵法》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重要的散文作品。显然,可以假定马基雅维利对于挑战自己祖国的道德和宗教不得不更加小心——如果在他生前必须承受这么做的后果的话。他简单地找到了绕过这一难题的方法,即在死后才出版另外那三部作品。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以这种方式写作《兵法》,使其能在他生前出版?对这同一问题更大胆的问法是:这部明显有所节制的作品,如何共同承担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宣称的雄心勃勃的事业(impresa),即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引入一种新的政治、道德和宗教秩序?这是研究《兵法》时需要解决的入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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