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政治观念史稿》卷四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美]沃格林 著 孔新峰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08月, 448页, 78元
ISBN: 9787567581036

内容简介

《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

第四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详细考察了帝国-基督教统一性的崩溃,以及自主理性与教派反叛的崛起,即现代政治意识的两大滥觞——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马基雅维利和伊拉斯谟都希望凭靠一个强有力的贤良君主重塑秩序,莫尔则呼吁基督教的灵性,其“乌托邦”思想间接催生了深刻影响西方历史的多种观念。

本卷通过深入研究宗教改革之前的政治和宗教情况,对宗教改革做出了全新阐释,并剖析了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得失,对基督教宗派运动的研究,则构成了沃格林得出现代灵知主义及其影响之最终结论的历史背景。

精彩书摘

英译者导言(节选)


马基雅维利可谓西方智识史上最为迷人又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本书第一章是对马氏的一项精心研究。这一章又按照四个主要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导言,旨在提醒读者,沃格林将会尽力超越经常与马基雅维利之名相连的道义指责,在我们试图对其政治思想进行理论分析时,这种道义指责并没有多大作用。虽然嘲讽并不能使我们获得对马基雅维利思想内容的认识,但也的确让史家们警醒于这样的事实:某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对沃格林而言,马基雅维利的重要性端赖于其天才与时代环境独特的混合。


本章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检视马基雅维利生平中促使其思考的环境以及塑造其思想的资源。运用包括意大利治国术传统尤其是人文主义史家著述在内的这些资源,沃格林对马氏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理论分析。人文主义史家们利用古代资源——尤其是李维(Titus Livius)——作为自己的典范,与基督教历史编纂传统分道扬镳,并把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予以世俗化。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俗世中特定的个人及其行动之上。政治家与军事领袖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人物,而其活动的舞台则是世俗的国家。行动的判准变成了国家的利益,这也反映出帝国及其属世与属灵统一性的解体。史家们的另一关注之处,便是可以回溯到古典时代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争的、来自亚洲的(Asiatic)影响与神话。沃格林认为,对马基雅维利产生的重大影响之一,乃是帖木儿(Timur)在其“生平”中以一系列神话般表现展示出的形象。这种形象与亚洲发生的现实政治事件一道影响了意大利传统及其对于历史与权力的理解,也体现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之中。位于此种神话学(mythology)核心的,是一位在历史之中行动、依仗德行(virtue)直面命运的英雄——成为国家之中秩序的来源。


本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马基雅维利的三部著作:《卡斯特拉卡尼传》(The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李维史论》(The Discorsi)以及《君主论》(ThePrince)。在其分析中,沃格林展示了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对权力——被认为是超越于善、恶范畴以外——之展示(manifestation of power)的体验作出回应的。然而马基雅维利的回应并没有堕入虚无主义。相反,他认为强有力的领袖——君王——在命运面前具有德行,将会成为秩序的源泉。在《卡斯特拉卡尼传》中,英雄或君王的神话得到了最为完备的展示,当然在马氏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所体现。


本章的第四部分阐明了沃格林对马基雅维利所作的结论与评价。这一历史研究点明了对马基雅维利之典型成见(stereotype)的错谬之处,由此观之,沃格林的评价乃是正面的。马基雅维利既不是非道德(amoral)也不是反道德(antimoral);而是的确拥有一套自己倡导的精神原则。沃格林对马基雅维利的负面看法则来自他对马氏精神性(spirituality)的估价,认为它根植于异教的自然神话之中。在这里,问题依然不在于这种错误是本质上地(per se),毋宁说它是历史地(historically)。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一并产生了真理的历史分殊(historical differentiation of truth)。没有人能够让时光倒流,重返异教时代。既然真理已然分殊成为一种超越性的现实(a transcendent reality),逆流而动便意味着灵魂对那种现实的封闭,进而意味着一种向部落主义(tribalism)的返祖行为。尽管就其呈现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渊源与意图而言,沃格林的分析可谓公正;然而它也暴露出沃格林所经验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超越性的封闭(a closure to transcendence),就此而言沃格林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又是批判性的。


时代诸问题: 1494年的创伤(文摘


尽管天才与生平环境的结合使得马基雅维利对发生在自己时代的事件作出了独具一格的回应,尽管他是那一时期唯一一位将新出现的权力政治问题提高到综合性思考层次的思想家,但是,马基雅维利所面对的问题本身并非他自己的杜撰。从较马氏年轻一些的圭恰尔迪尼的著作里,或是从较马氏年长一点的科明尼斯(Philippe de Commynes,约1447年—约1511年)的《回忆录》(Mémoires)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马基雅维利面临的那些问题,而且可以发现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要比马氏更为现实主义。现在就让我们转而讨论那个时代的此类诸多问题。


当时,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正在崩解为教会和民族国家。这样的总体概括要比所谓“封建时代的终结”或是“绝对君主制的兴起”更为恰切,因为后面的两类界定已经将当时的时代问题局限在特定方面的发展之上,并根据后世的世俗主义历史编纂学观点,强调15世纪政治的重要性。宗教与世俗领域中足以诱使利益分歧的个人之间展开有效合作的共同精神,以及在整体精神面前进行和解的义务感,都正在逐渐消蚀,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世界的解体同时影响了圣俗两界的秩序。从字面上讲,“解体”(falling apart)意味着从精神上获得生机的整体正在分裂成法律上的管辖主体(legal jurisdictions);它意味着对于权利固执的坚持,以及不顾整体秩序的破坏而对个人与机构利益的追求。就教会而言,我们已经在宗教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一节处理过这一问题。由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已经不能再有效地从属于共同利益,通过宗教会议改革教会的尝试,以及进一步给予教会一种持久的代表性权力组成方式(representative constitution)的努力,最后全都无疾而终。如若普世教会不愿陷入宗教议会式的停滞或分裂成各国的国教会(national churches),就必须由君主式的领袖掌控有效的代表权力。从宗教会议运动难以成为精神负载者的失败中,君主式的教皇乃成为体制的代表者。在观念领域,我们可以观察塞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以及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Cusa)等人从早先的宗教会议至上主义(conciliarism)向一种新的立场的转变,邓普夫(Dempf)将持有这种立场者称为“转投君主制主义者”(Monarchioptants)——即那些偏好代表性的权力组织方式,却俯首接受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最终成为君主制主义者(monarchists)的人。


在世俗领域,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机构整合以及在某一君主式领袖之下代表功能的集中化倾向。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乃是西欧的人身与封建组织形态得以解体、旧的政治单元在英法国家与领土性的疆域之内得以整合的伟大过程。紧随旧的组织形态解体而来的,则是内部秩序的强化。玫瑰战争(The Wars of the Roses)是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最后一场封建战争,这场战争于1485年伴随着都铎王朝(the Tudor monarchy)的建立而告终。与此同时,路易十一(Louis XI)自1469年之后,通过颁布政令强化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到了1480年,随着安茹王朝(the Anjou)在法势力被完全涤荡,他们的领土落入王室之手,王室权力得到了可观地巩固。同时,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之间的联姻,促成了西班牙政治上的统一,而1492年格兰纳达(Granada)战争的胜利则稳固了新王室的疆土。


在1494年风暴席卷意大利之时,上述三个欧洲君主国权力的强化过程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正如圭恰尔迪尼在其《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tina)中予以极好描述的那样,亚平宁半岛上五大政治势力——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制衡构成了当时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核心,乃是科西莫·德·美第奇为了制衡教皇国和威尼斯的势力而倡导的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与米兰之间紧密的默契关系。这种制衡是不稳定的;到了1474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为了对抗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又结为盟友。通过“伟大者”洛伦佐(Lorenzo Magnifico)的外交努力,接踵而来的流血冲突于1480年结束;以科西莫领导下的佛罗伦萨为核心的三强联盟的旧体系得以重建,并一直维系到1492年洛伦佐去世为止。随后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为掠夺米兰而结成的秘密同盟,致使鲁多维科·斯福扎向法国求助,进而引发了法军的入侵。一直以来,诸强权力的均势实际上都是意大利全国性政治组织的形式。尽管这种体系大乱偶发、小乱频仍,但它仍然得以一直存续下去,并为意大利向更为稳定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方向的内部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衡量观念领域中的碰撞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因素。


在赤裸裸的权力领域之外,我们将很难理解法国、西班牙及德意志入侵者的胜利以及意大利诸邦国在政治上的渐趋无能。当时的意大利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度;也是当时欧洲文明程度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动荡并不等同于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面对经济上更为先进的国家时所产生的衰颓感;不等同于或许伴有第三等级的兴起和平民起义(populist uprising)的社会革命;并没有什么道德或政治原则卷入其中;也不存在像后来的宗教改革斗争中发生的那种宗教运动。简言之:经济、道德、社会正义原则、关于政治组织的观念、宗教运动或派系均与这一历史事件无关;很明显,这一事件乃是更为强大的权力、更为训练有素的军事组织对积贫积弱、军备松弛的政治势力的无情胜利。


我们必须认识到,而且哪怕与20年前相比,我们目前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时目睹世变的那一代人受到了巨大的创伤。那一代人中更为聪慧和敏感的人士,在权力政治的现实最为彰显的时刻,目睹它摧毁了秩序,而这种摧毁又是毫无根据、理性及观念可言的残酷事实。很难使这些人相信道义能够在政治中占据任何位置。对于道德家,他们已有曾经沧海之感,将会把政治中的道义主义者视为从现状中渔利的奸诈之徒或伪君子,他们自身的权力动机已将其带到一个想要竭力维持的位置,却希望其他所有人都能恪守道义、爱好和平。他们的这种心理诊断极为正确,并会被时刻加以运用。在这种背景下,将理论思考置于自身对权力政治的深切体验之上者如马基雅维利辈,在当时都是颇为健康和诚实的人物,与那些竭力鼓吹由道德的——毋宁说是不道德的——关于同意的谎言所铸就的既定秩序,并将权力政治的现状掩盖在这种秩序之下的契约论者(contractualists)相比,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物无疑是更为可取的。


不过,由于这种经验倾向于蒙蔽人们,使他们无法看到这样的事实,即权力的奥秘并非政治的全部——而我们有恰切的证据表明权力之诱惑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真相,因此这是一种创伤的经验。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对政治中的其他因素视若无睹,其对于政治现实的描述自然也就是模糊的;而我们必须历史地理解此种视角的扭曲,它是由其所处时代发生的变故对现实的扭曲所造就的。他的中心关注正是来自于这样的创痛(暂且不论我们即将讨论的其他因素),首先,在思考政治行为的合理性时,不去考虑道德或非道德的诸种原则;第二,强调有效的军事组织的重要性。意大利已经受够了那些业已强固的君主制民族国家压倒性的力量之害。而问题的答案不得不是:同样无情地建立一个强固的意大利民族国家,借以抵御侵略者,保护意大利,使之免于灾难的重演。法国征服事业的技术手段是其摧毁要塞的炮兵(artillery),而瑞士的法宝则在于其横扫雇佣兵(condottieri)骑兵分队(cavalry contingents)的步兵团(infantry)。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因应之策将是进行一场军事改革,特别是要创建一支国民军队——如果没有大众的共和主义爱国热忱,就无从创建这种军队,也就无法为意大利的复兴提供有效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改革观念与其统一的共和国观念融为一体。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兵法》。马基雅维利并不仅仅对炮兵的技术性问题表示兴趣,还把国民军队作为自己军事改革计划的中心。然而,国民军队的观念则是不合时宜的(out of season)。在其后直到法国大革命的若干个世纪中,《兵法》导致了职业军队(professional army)的发展。实际上,只有在共和主义德性(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在广大民众中得以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军队才可以成为有效的战争手段。尽管这种观念从历史来看不得其时,但它对我们而言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马基雅维利基本的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令人信服的证据。

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用尤金·韦伯的话说,沃格林“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代表作有《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秩序与历史》五卷本。


译者简介:孔新峰,法学(政治学)博士,1998-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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