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女人、阉奴与政制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讲疏
施特劳斯 讲疏 黄涛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06月, 252页, 68元
ISBN: 9787567549944

内容简介

1965年冬至1966年春,施特劳斯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孟德斯鸠研读课,讲疏《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为阅读方便,我们将《波斯人信札》讲疏单独刊行。本稿中的第一讲到第七讲,对应的是1966年春季课程的第十讲到第十六讲。

以小说形式探究重大政治问题,是西方文史的传统手法。因此,《波斯人信札》不仅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名著,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小说中,孟德斯鸠假托两位阿拉伯人离开祖国出游欧洲后写的书信以及他们与各色人等的通信,表达了启蒙思想的基本诉求。

本书基于施特劳斯于1966年开设的孟德斯鸠课程中对《波斯人信札》的疏解。施特劳斯将《波斯人信札》共161封信分为七个部分,并针对每个部分的每一封信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施特劳斯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波斯人信札》中的基本论题和《论法的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对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论法的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目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1

“《波斯人信札》讲疏”中译本说明(刘小枫)/1

英文编者说明/3

英文编者导言(潘戈)/5

第一讲/19

第二讲/38

第三讲/69

第四讲/103

第五讲/138

第六讲/173

第七讲/207

精彩书摘


前言:《波斯人信札》与中国



1965年冬至1966年春,施特劳斯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孟德斯鸠研读课,讲疏《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全部课程共33讲,第一个部分是《论法的精神》讲疏(共26讲),第二个部分是《波斯人信札》讲疏(共7讲),按录音整理的记录稿约60万字,篇幅很大。为阅读方便,我们将《波斯人信札》讲疏单独刊行。



▲ 孟德斯鸠(1689-1755)


以小说方式探究重大政治问题,是西方文史的传统手法。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不仅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名著,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这部小说中,孟德斯鸠假托两位波斯人离开祖国出游欧洲后写的书信以及与他们通信的各色人的书信,曲折地表达了启蒙思想的基本诉求。两位主人公之一郁斯贝斯在离开祖国前往欧洲的途中写信给朋友说: 


由于渴望增长知识,我跟里加离乡背井,抛弃平静生活的温馨,辛辛苦苦出来寻求智慧,在波斯人中,我们可能是头两个。我们诞生于繁荣的王国,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王国的边界并不就是我们知识的极限,不应只用东方的智慧来启迪我们。


请告诉我别人怎么议论我们的出游,不要光说好听的。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赞同。[1]


小说人物当然是虚构,但作家编故事往往会有现实原型。让今天的我们难免有些惊讶的是:代表东方文明的阿拉伯人郁斯贝斯的原型竟然是个名叫黄嘉略1679 - 1716)的中国人。此人出生福建莆田的一个富裕家庭,喜欢游历,结识了来华传教的神父李斐理(La Blanc),被收为义子。

23岁那年(1702),黄嘉略随一位名叫梁宏仁(Artus de Lionne)的法国传教士航行8个月后到达巴黎,从此定居下来。黄嘉略在巴黎学习法语,十年后还结了婚(想必娶了个巴黎姑娘),后来进了王室图书馆当翻译。[2]十多年前(1697),白晋神父从远东带了一批中文图书回去,收藏在王室图书馆需要整理。


▲ 18世纪的巴黎

孟德斯鸠20多岁时到巴黎游学(17091713年),多次到王室图书馆找黄嘉略攀谈,了解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方方面面,还在黄嘉略指引下阅读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据说,在逗留巴黎期间,孟德斯鸠就开始为写作《波斯人信札》做准备,记了不少笔记,包括与黄嘉略谈话的笔记。[3]


也许由于水土不服,黄嘉略年仅37岁就去世了。这让我们难免想到《波斯人信札》中与黄嘉略相关的另一个“八卦”。小说中的另一个游历欧洲的波斯人里加在信中写到: 


  巴黎的居民好奇到荒诞的地步。我初到巴黎时,被视为天外来客:男女老幼无不以先睹为快。我一出门,所有的人都趴在窗户上看我……我去看戏,立刻就发现千百把长柄眼镜对着我……如此的殊荣不免成为一个负担。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如此稀奇、如此罕见的人,而且虽然我自视甚高,但我万万没料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大城市居然被我闹得鸡犬不宁。于是我决定脱下波斯装,穿上欧洲服,看看我改装后的面貌究竟还有没有什么令人赞赏的东西。这一试验使我认识到我的真正价值……我一下子落到可怕的毫无价值的境地……(《波斯人信札》,前揭,第30封信)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712年,据史家记载,黄嘉略正是在这年年底脱下中国文人的褂子,换上了西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没过几年就去世了。毕竟,他发现,脱下中式文人服后,自己在欧洲什么都不是……


黄嘉略不正是因为不以东方的智慧为世上唯一的智慧才去欧洲游历的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黄嘉略是有福之人,令人羡艳。毕竟,早在18世纪的开纪第二年,他就幸运地无需签证移民巴黎。他为何死得那么早、那么年轻,迄今还是个谜。在笔者看来,黄嘉略初到欧洲时很有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欧洲一如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变革:商业化文明将让人的自然欲望成为人的自然权利,古老的德性将变得一钱不值


十多年后,当黄嘉略明白这一点时,他就身患不治。得出这一推测的凭据是,《波斯人信札》讲的正是黄嘉略看到的当时欧洲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


孟德斯鸠曾用如今所谓比较政治哲学的语式论证说,“在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和谐中”(dans l’accord du despotisme asiatique),由于“政府不温和”,总是难免“实实在在的不和”(une division réelle,《论法的精神》页51)。在这里,孟德斯鸠用的“温和”(modéré)一词与“宽和”是同义词。


读到这句话时,我们难免会想到:按照儒家正统思想的自我宣称,儒家始终致力打造的不就是“温和”的政府吗?倘若如此,中国传统政制就不能说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专制”啊!在为写作《论法的精神》而准备的笔记中,孟德斯鸠曾这样写到: 


  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德性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视坚忍不拔和不顾风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论法的精神》,页880)


今天有哪个中国学人说这样的话,难免遭某些智识人围殴。然而,中国的某些智识人理直气壮地围殴这样的言论,又恰恰是因为孟德斯鸠并没有发表上述观点,而是发表了更为简单明了的观点: 


  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统治时期,疆域没有现在那样辽阔,专制精神可能略微逊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论法的精神》,页152


通过诉诸“亘古不变的经验”,孟德斯鸠成功打造了“反专制”的意识形态,造就出自由主义信仰的知识人和革命家,他们把实现孟德斯鸠的“普遍历史”法则视为自己的普遍历史使命。商业化的自由国家才是普遍有效的历史判准,凡没有进入这种政制的国家,都是落后(等于专制)的国家。如福山所说,一旦这些人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就会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来支配社会。[4]



▲ 郁斯贝斯插画


如果我们在阅读《波斯人信札》时,把郁斯贝斯里加的信都读作黄嘉略写给我们的信,那么,我们应该会感到更为切身,也因此而更有收获。何况,还有施特劳斯这位洞悉幽微的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读。



刘小枫

2016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注    释  


[1]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一封信。

[2] 据许龙明考证,黄嘉略前往巴黎是在1701年,参见许龙明,《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见《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三期。

[3] 参见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许龙明、赵克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44 – 47111

[4] 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新版序”,页4




作者简介

讲疏者 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其代表作有《迫害与写作的技艺》《城邦与人》《什么是政治哲学》等。

整理者 潘戈,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法哲学家。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学院教授、杰斐逊古典文献研修中心主任、施特劳斯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施特劳斯学派东岸领军人物之一、加拿大皇家学院终身成员、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学会海森堡纪念讲席客座教授。

译者 黄涛,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译有《黑格尔的伦理思想》《费希特、康德论权利、自由与法律》《<政治学>疏证》《实践理性批判通释》《康德的权利体系》(合译)《卢梭的政治哲学》(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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