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都要做出说服的努力。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并不是一定要不计代价说服清教徒,而是这种说服在社会上完全足以鼓励潜在的受害者抵御其恶劣影响,那么这种努力也许就不是那么希望渺茫了。……虽然可能无法说服清教徒改变他们的做法,但也有可能说服社会去怀疑他们是文明的无知敌人。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古今自由主义

[美]施特劳斯 著 叶然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06月, 370页, 88元
ISBN: 9787567591257

内容简介

作为施特劳斯非常具有现实相干性的自编文集,《古今自由主义》涵盖了施特劳斯思索终生的一系列重要主题,揭示了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分,探讨了如何通过自由教育塑造好公民与好社会。

自由教育是以文化为内容或目的的教育,是倾听伟大心智之间的交谈;而在今天,自由教育几乎等于一起阅读伟大的书。

面对眼界一步步降低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几乎单枪匹马地恢复了古典政治哲学,也不断地拷问着社会科学的良知。

目录

中译本说明 /1

序 /1

前言 /1

一 什么是自由教育? /1

二 自由教育与责任 /10

三 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 /34

四 论《米诺斯》 /83

五 卢克莱修简注 /97

六 如何着手研读《迷途指津》 /177

七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236

八 后记一则 /258

九 《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前言 /289

十 关于好社会的诸视角 /346

鸣谢 /366

人名索引 /368

精彩书摘

1
什么是自由教育

施特劳斯 撰  叶然 译   



自由教育是以文化为内容[1]或以文化为目的的教育。自由教育的最终产物是文化人。“文化”(cultura)的原初含义是耕地(agriculture):[2]按照土壤的本性,培育土壤及其产物,照料土壤,改善土壤。“文化”的衍生含义——也是如今的主要含义——就是:按照心智(mind)的本性,培育心智,照料并改善心智与生俱来的(native)诸品质。正如土壤需要土壤培育者,心智也需要老师。但老师不像农夫那样容易产生。老师自己也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但我们不能无限地回溯上去:最终必须有些老师不是学生。这些并非学生的老师就是伟大的心智,或曰最伟大的心智,[后一种叫法]是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出现任何含混。这样一些人极其罕见。我们不大可能(not likely)在任何课堂上遇到他们中任何一位。我们不大可能在任何地方遇到他们中任何一位。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人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算交了好运。出于所有实践意图,学生无论手艺多么精湛,要想接近并非学生的老师,要想接近最伟大的心智,都只能凭靠伟大的书。所以,自由教育将是,以适宜的悉心,去学习最伟大的心智留下的伟大的书——在这种学习中,更有经验的学生将帮助更没经验的学生,包括初学者。

这绝非易事,尤其当我们思考我刚刚提出的这个定义时。这个定义需要一番长长的疏解(commentary)。许多生命已然且仍会耗费于书写这样的疏解。例如,应该“以适宜的悉心”去学习伟大的书,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此刻,我只提及一个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明摆着的难题:在最重要的一些主题上,并非所有最伟大的心智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纷争(discord),甚至多种多样的纷争,撕裂了最伟大心智的共同体。无论这会导致什么进一步的后果,这无疑导致了如下[直接]后果:自由教育不能只是学说的灌输。我还要提及另一个难题。“自由教育是以文化为内容的教育。”什么文化?我们的回答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可西方文化只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通过把自己局限于西方文化,我们不就使自由教育陷入了一种褊狭主义(parochialism)吗?褊狭主义不是无法兼容于自由教育的自由主义、宽容、心智开通(openmindedness)吗?我们的自由教育观念似乎不适合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意识到,不存在唯一的(the)人类心智的唯一的文化,只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显然,文化如果可以用作复数,则相当不同于作为一种singulare tantum[单数之物]的文化,后者只能用作单数。正如人们所说,文化现在不再是一种绝对之物,而是变成了一种相对之物。人们不容易说清楚,可以用作复数的文化意味着什么。正因有此含混,人们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文化就是任何一群人共有的任何行为模式。所以,我们毫不犹豫便谈论郊区文化,或者少年帮派文化,包括不违法的和违法的。换言之,精神病院之外的每个人都是文化人,因为他参与了一种文化。前沿研究已经开始追问:精神病院里的病友们就没有各种文化吗?如果我们对比“文化”的当今用法和它的原初含义,那么,似乎有人会说,培育一个菜园,[如今]成了放任这个菜园里扔满空罐头盒子、威士忌酒瓶,还有任意飘散的各色废纸。我们想到这一点之后,便会认识到,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已经走错了路。因此,我们还是重新开始吧,为此我们需要追问:自由教育在此时此地能意味着什么?

自由教育是某种识字(literate)教育:某种以文字为内容或以文字为途径的教育。不必[在此]论证识字能力有多重要,[因为]每一位选民都知道,现代民主制端赖识字能力。为了理解[识字能力]何以必要,我们必须反思现代民主制。什么是现代民主制?有人曾说,民主制是端赖美德的政制:在这种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年人都有美德;又由于美德似乎需要智慧,故在这种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年人都既有美德又有智慧;或者说,在这种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年人都高度发展了他们的理性;又或者说,这种社会是唯一的理性社会。一句话,此人[3]用民主制来指一种贤良政制(aristocracy),它已经扩大为一种普遍的贤良政制。在现代民主制出现之前,有些人曾怀疑,得到如此理解的民主制是否可能。正如民主理论家之中两个最伟大的心智之一所说,“如果一群人由神构成,这群人就会民主地统治自己。如此完美的一种统治形式(government)不适合人类。”[4]这个平静而轻柔的声音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功率喇叭。[5]

有一门完整的科学,我是宣称传授这门科学的成千上万的人之一,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科学,可以说它唯一的主题就是对比民主制的原初概念——或人们所谓民主制的理想——和如其所是的民主制(democracy as it is)。依据一种极端观点,即[政治科学]这个行当里的支配性观点,民主制的理想只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唯一重要的是各种民主制的行为,以及各种民主制中各种人的行为。现代民主制——它已如此远离普遍的贤良政制——会是大众(mass)统治,如果不存在如下事实:大众无法统治,而只能为精英所统治,精英就是处于顶层或有公平(fair)机会登上顶层的几群人,不管他们[抵达顶层]是出于什么原因;民主制平稳运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就大众而言,据说是不关心选举,即缺乏公共精神;[6]那些除了体育和娱乐新闻外什么都不读的市民们(citizens),正是现代民主制之盐,却实在不是大地之盐。[7]因此,民主制实在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能为那些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有,这种占有无需任何理智和道德的努力,而只需支付相当低的价钱。可是,甚至大众文化也需要——而且恰恰大众文化才需要——[有人]源源不断提供所谓新观念,即所谓创造性心智的产品:如果广告曲不随时变花样,连它们也会失去吸引力。可是,就算民主制只被当作一个坚硬的外壳,以保护柔弱的大众文化,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制也需要具备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品质:奉献、专注、广博、深刻。由此,我们可以最轻易地理解,自由教育在此时此地意味着什么。自由教育是一剂抗毒剂(counterpoison),用来医治大众文化,医治大众文化的腐蚀性影响,医治大众文化的固有倾向,即倾向于仅仅生产“缺乏精神或眼界的专家和缺乏热心的享乐者”。自由教育是一种阶梯,我们用它来试着从大众民主制上升到原初意义上的民主制。自由教育是一种必要的努力,即努力建立一种内在于民主大众社会的贤良政制。对于大众民主制那些有耳能[8]的成员,自由教育令他们记起属人的伟大。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自由教育观念是纯粹政治性的,它教条化地预设了现代民主制是好的。难道我们不能拒斥现代社会吗?难道我们不能回归自然,回归文字产生之前的部落生活吗?难道成堆的印刷品,[9]即那么多美丽而雄伟的森林的坟墓,没有令我们破碎、作呕、退化(degraded)吗?说这只是浪漫主义,说我们如今不可能回归自然,还不够:难道未来几代人,在一场人为的大灾难之后,不会被迫生活在无文字的部落中吗?难道我们关于热核战争的思考没有受如此前景的影响吗?无疑,大众文化种种令人憎恶的现象(包括由导游带队观光整个自然界[guided tours to integer nature]),让那种回归自然的渴望变得可以理解。无文字的社会在最好的状态下是这样一个社会,统治它的是古老的祖传习俗,它把这种习俗追溯到[它的]原初建立者们、诸神、诸神的儿子或诸神的弟子;由于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文字,所以晚出的后裔与原初建立者之间不可能有直接联系;这些后裔不可能知道,父辈或祖辈是否未尝偏离原初建立者的意图,或是否未尝以仅仅属人的增删来篡改属神的启示(message);因此,一个无文字的社会不可能一贯地按照“最好即最古”这条原则行事。唯有建立者传下来的文字,才使建立者有可能直接对最晚的后裔说话。所以,希望回归无文字状态,是自相矛盾。我们被迫与书生活在一起。可生命太短暂,以至于只能选择与最伟大的书生活在一起。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我们最好从最伟大的心智中挑出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具有常识而可以成为我们和最伟大的心智之间唯一的中间人(mediator)。苏格拉底从不写书,但他读书。苏格拉底有一番话说出了有关我们主题的几乎一切必须说的东西,而且说的时候带着古人高贵的质朴和宁静的伟大,我要在此引用这番话:


就像其他人因为好马、好狗、好鸟而感到快乐,我自己则因为好朋友而感到甚至更大的快乐。……古代的智慧之人把他们的宝藏写进书里,传诸后世,我则与我的朋友一道打开并检阅这些书;我们若发现什么好东西,就把它挑出来;我们若因为它而变成了彼此的益友,就把它当作一个大收获。


记载这番话的人评论道:“当我听到这番话时,在我看来,不仅苏格拉底有福,而且他把那些倾听他的人引向了完美的贤人品格(gentlemanship)。”[10]当然,这番记载仍有缺陷,因为它压根儿没有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如何对待古代智慧之人的书中那些他不知其好坏的篇章。从另一番记载中,我们得知,欧里庇德斯有一次把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送给苏格拉底,问他对这部著作的意见。苏格拉底说:“我理解了的部分十分伟大而高贵,我相信我没理解的部分同样如此;可一个人要想理解这部著作,肯定需要某种特定的潜水员。”[11]

作为完美贤人品格的教育,作为属人卓越性的教育,自由教育就是让一个人自己记起属人的卓越、属人的伟大。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又通过什么途径,自由教育让我们记起属人的伟大?我们无法足够高超地思考,自由教育意味着什么。我们听说过,柏拉图认为,最高意义上的教育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探索智慧,或探索有关最重要、最高级、最普遍的事物的知识;他[柏拉图]认为,这样的知识就是美德,就是幸福。但人类无法获得智慧,故美德和幸福将永远不完美。尽管如此,[柏拉图]仍宣称,哲人——其本身并非绝对有智慧——是唯一真正的王者;[柏拉图]还宣称,哲人在最大程度上拥有人类心智能够拥有的一切卓越。由此我们必须总结道,我们不可能成为哲人——我们不可能获得最高形式的教育。我们见过许多人自称哲人,可我们不应该为这种状况所欺骗。因为那些[自称哲人的]人不过使用了一个宽泛表达,这个表达也许因为便于管理而有其必要。但他们的意思通常只是,他们是哲学系的成员。期望哲学系的成员成为哲人,正如期望艺术系的成员成为艺术家一样荒谬。我们不可能成为哲人,但我们能够热爱哲学;我们能够试着搞哲学。这样搞哲学,在任何意义上都首先是,且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倾听伟大哲人之间的交谈,或更笼统也更谨慎地说,倾听最伟大心智之间的交谈,因此这样搞哲学也是学习伟大的书。我们应该倾听的最伟大的心智,绝不只是西方最伟大的心智。阻碍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最伟大心智的,只是一种不幸的被迫(necessity):我们不懂他们的语文,而且我们不可能学习所有语文。

我重申一下:自由教育是倾听最伟大心智之间的交谈。但此刻我们面临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交谈就不会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引发这种交谈。最伟大的心智只会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化成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转化成“面对面”。甚至在写作对话时,最伟大的心智仍在独白。看柏拉图对话时,我们发现,最高等级的心智之间绝无对话:所有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的人与一些比他更低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似乎感到,一个人不可能写出两个最高等级的人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必须去做最伟大的心智没有能力做的事。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吧——这个困难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似乎把自由教育判定为一件荒谬的事。既然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事上相互矛盾,故他们迫使我们来评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对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话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我们无法胜任评判者的工作。

大量轻易浮现的幻觉,对我们隐藏了这种事态。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更高超,即高于最伟大心智的观点——要么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时代的观点,而我们的时代晚于最伟大心智的时代,从而能够被预设为高于他们的时代;要么因为我们相信,每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并非像他所声称的那样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存在唯一绝对真实的实质性观点,而只可能存在一个绝对真实的形式性观点;这个形式性观点就是如下洞见,即每个普遍性观点都与一个特定视角(perspective)相关,或者说,所有普遍性观点都相互排斥,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对我们隐藏我们真实处境的那些轻易浮现的幻觉全都等于说:我们已然或能够比往昔最智慧的人更智慧。这引导我们不去充当专注而温顺的倾听者,而去充当乐团指挥或驯狮员。可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可怕处境,造成这种处境的是这样一种被迫:我们试图不只做专注而温顺的倾听者,换言之,我们试图做评判者,但我们又无法胜任评判者的工作。在我看来,这种处境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失去了我们曾经可以深信不疑的所有绝对权威的传统,失去了为我们提供权威指引的nomos[礼法],因为我们直接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有其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被迫以自己的力量寻找方向,不管这些方向可能如何有缺陷。

在这项活动中,除了它固有的安慰,我们不能获得任何其他安慰。我们已经得知,哲学必须提防那种想要施行启蒙的愿望(the wish to be edifying)[12]——哲学只能是内在启蒙。除非时不时理解某些重要事物,否则我们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理解力;这种理解活动会伴随着对我们的理解的意识,伴随着对理解的理解,伴随着noesis noeseos[对思考的思考],而且这是如此高超、如此纯粹、如此高贵的一种经验,以至于亚里士多德会把它归于他的神。这种经验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最初理解的东西令人快乐还是令人不快,美丽还是丑陋。这种经验引导我们认识到,如果[对恶]必须要有理解的话,所有的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必然的。这种经验使我们有能力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去接受所有落到我们身上的恶,而且是很可能令我们心碎的恶。通过意识到心智的尊严,我们认识到人类尊严的真正基础,随之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善;无论我们把这个世界理解成被造的抑或不是被造的,它都是人类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类心智的家园。

作为与最伟大心智之间持久的交流,自由教育是对最高形式的自制(modesty)——即便不说谦虚(humility)——的训练。同时,自由教育也是对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彻底脱离知识分子及其敌人的名利场上的吵吵嚷嚷、行色匆匆、缺乏思考、肤浅低级(cheapness)。它要求我们大胆,这种大胆蕴含在一种决心里面,也就是决心把所接受的观点仅仅当作意见,或者说决心把普通意见当作极端意见,极端意见至少有可能出错,就像最陌生或最不大众化的意见一样。自由教育就是摆脱平庸(vulgarity)而获得自由。古希腊人有一个很美的词表示“平庸”,他们称“平庸”为apeirokalia,即对美的事物缺乏经验。自由教育正好为我们提供对美的事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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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按]in culture,不译为“在文化之中”,因为施特劳斯在“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中使用过“以自由技艺[人文学问]为内容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liberal arts)和“以‘良好教养’为内容的教育”(education in “good breeding”)等表述,结构均仿此处。

[2][译按]句首的cultura为拉丁文,本义为“耕种”;相应地,agriculture在此等于其拉丁文形式agricultura[耕地],后者由ager[土地]和cultura[耕种]构成。

[3][译按]即前一句中的“有人”,即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里引述的是其《论自由》。

[4][译按]卢梭《社会契约论》,卷三,章4。

[5][译按]a high-powered loud-speaker,字面意思亦有意义:“一个大权在握的大声言说者”。

[6][译按]public spirit,其变体public spiritedness常用来对译古希腊的“血气”。

[7][译按]《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你们是地上的盐”(5:13)。盐比喻中坚。

[8][译按]《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11:15)。

[9][译按]the mass of printed material,语涉双关,直译为“印刷品构成的大众”。

[10][译按]以上两则引文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6.13—14。

[11][译按]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苏格拉底传》2.22。苏格拉底把这部著作比喻成水域,希望潜水员潜入水底一探究竟。

[12][译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第1节,第2小节,倒数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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