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追仿怀瑾握瑜的教化——刘小枫谈古典教育

[编者按]2015年1月10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出版350种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新京报》书评周刊对刘小枫教授作了专访,刊于该刊2015214日。因篇幅所限,摘要刊发,这里刊出全文,以飨读者。

新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刘老师,终于有机会和您聊聊。我看了“古典西学在中国”的专题资料,想请你谈谈古典西学和古典教育……

刘小枫:看来你事先为这次专访做了文案功夫。你想要谈的主题,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说过许多,恐怕不一定会说出什么新东西。


【经典与解释,“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与现代意识达成平衡”】

记者:在“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这套书中,为什么要强调译介西方传统经典的“整全”?比如,您提到“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

刘小枫:你知道,我国学界引介西方典籍仅有百多年历史,而且有两个时代特点。第一,西方的坚船利炮胜过中国才促使国人翻译西方典籍,因此,在选择典籍时,一开始难免带有较强的实用目的。第二,内乱和外敌入侵使得我国学人长期缺乏安静的处境从容审视和认识西方文明的整个传统。严格来讲,改革开放后的前十五年,我们也缺乏这样的处境和心态。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才渐渐开始致力树立从容心态,这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我们走出自己的旧“我”。强调“整全”地认识西方传统经典,首先需要我们有从容心态。这意味着,对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既不张皇失措地自卑,也不莫名其妙地自傲……

记者:国人常强调中国传统经典的重要性,但对于西方传统经典,相对来说较有隔膜。在您看来,对西方传统经典的隔膜乃至陌生,结果会怎样?

刘小枫:前面说过,我国学界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具有的时代背景是,我们遭遇西方现代商业科技文明的全球性扩张时才真正开始积极了解西方文明。西方的现代文明与西方的古代文明有明显的断裂,否则我们很难理解西方的“文艺复兴”“古今之争”“启蒙运动”等一系列近现代文化事件。对西方传统经典的隔膜乃至陌生的直接结果会是,我们看不到西方现代文明与西方古代文明之间既断裂又承继的关系。这样一来,即便我们强调中国传统经典的重要性,也往往不得要领。

记者:对于古典传统,我们流行的做法是对古典进行解释,以符合现代社会。甘阳认为,这样做是“先天性地认定现代社会是好的”,从而导致对现代社会“没有一种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力。”对于这一做法,您怎么评价?

刘小枫: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解释古典,并非晚近才流行起来的做法,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做法。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这个“运动”就是否弃古典。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很快就出现反弹,出现了论争。颇有影响的反弹之一就是: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重新解释古典。熊十力就先天性地认定现代民主政制是好的,我在《共和与经纶》一书中有过详细考察。他以及他的学生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时,都力求符合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理念。在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新儒家”那里,乃至在当前的“新--新”儒家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解释模式。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解释古典传统,目的是什么?

刘小枫: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是要认识到,不仅我们中国的古典传统与现代西方所追求的民主政制文化在品质上根本不同,西方的古典传统同样如此。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迄今为止,西方学界人士大多还以为,“古今之争”仅仅是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治原则的优劣之争。“古今之争”不仅使得西方国家中甚至有共同学问基础的知识人分裂,也使得整个基督教欧洲知识人共同体分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古典学知识人的分裂,一些研究古典的知识人真心实意地心仪古典,另一些则以专找古典这样那样的不是为己任,比如,那个比沃尔夫早大半个世纪提出“荷马问题”的奥比纳克神父(Abbé François d'Aubignac),他的《伊利亚特》考据研究(1715年出版)为的是证明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荷马这个诗人。奇妙的是,这类人在西方被视为现代古典学的先辈或文本考据学的前驱,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伦敦古典学家沃顿William Wotton)和皇家图书馆馆长本特利Richard Bentley),整天浸淫于古书,做考订的功夫很好,心性上却并不服膺古书,而是服膺现代观念,古书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件技术活儿的修理对象。斯威夫特早就尖锐嘲讽过这类古典学家,谁如果上高中时读过《木桶的故事》,他一定会知道。总之,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已经导致基督教欧洲各国出现内部分裂,“古今之争”不仅加剧了分裂,而且使得分裂更为错综复杂。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没有充分展开,以至于我们对“古今之争”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

记者:我大致看了一下“经典与解释”几百本书的书名,看到有很多子系列,涉及面相当广,也相当深入,其实远远没有限于施特劳斯学派。阅读这些书是不是必须有相当于博士的水平,我们一般读者怎样进入?

小枫我不知道你指的“一般读者”是谁……“经典与解释”的书有一个底线:是思想文化性的学术书,而非文化普及读物。一般而言,它的读者对象是大学本科生以上学历,但绝非必须有所谓博士水平。据我所知,“经典与解释”的读者中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思想学术基于兴趣,只要有这类兴趣,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进入方式。反之,没有兴趣的话,即便是教授、博导,也不会看这类书。

如你所说,“经典与解释”的几百本书远远没有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但我仍然要说,即便我做的仅仅是推介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成果又怎样?谁不是在推介自己认为值得推介的学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太自然不过。谁要喜欢萝卜,也搞几百种出来,让广大读书人品尝,不是好事情吗?施特劳斯有30多种讲课录音记录稿留下来,绝大多数是对某部古希腊罗马或近代经典的解读,非常细致,解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的讲课记录稿就有三卷之多。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中心最近已经整理出数种录音记录稿,我们的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已经获得翻译版权,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顺便做个预告。

记者:“经典与解释”系列走到今天起了很强的普及作用,您认为能不能说今天学界的古典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小枫:哪有这回事哦……“经典与解释”系列不会产生普及作用,只会起应有的象牙塔学术作用。我也不会去指望学界整个儿提高古典意识,没这个可能,也没那个必要啊。应该指望而且能够指望的仅仅是,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与现代意识达成平衡。我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而是反对片面或单面的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完成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曾致力于深入理解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那些反对古典意识或古典立场的人花功夫深入理解过古典意识或古典立场吗?顺便说,《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今年就会重印。

【推动建立中国的古典学,“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


尼采

记者:您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这种打上引号的“国学”,具体是什么?为何要取代?

刘小枫:“国学”这个名称有些奇怪,也很含混,起码很难在国际学术环境中使用这个名称。不过,用“中国古典学”取代“国学”这个名称,并非仅仅为了让我国的古典研究在国际学术环境中具有沟通能力,更重要的是彰显“古今之争”的学术格局。毕竟,古今学问之争在西方学界迄今仍处于僵持状态,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僵持下去。中国的古典学应该而且能够参与到这场文明战争之中去。

记者:这几年,已有多所大学建立了古典学研究中心,开设古典学课程,甚至招收了硕士生、博士生。要真正建立中国的“古典学”,目前最大的障碍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刘小枫:谈不上有什么障碍,最大的难点也许在于缺乏建制性支持。无论新中国建设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文明建设应该是国家行为。如果由国家出面统筹安排,事情就很容易。晚近十余年来,西方国家坚持对华武器禁售,迫使我国只得采用自力更生的老办法,结果成就斐然,令人振奋。与此不同,在文明建设方面,西方国家不仅不会禁售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念,而且一直在积极推销他们的政制观念及其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文教制度。在这方面,国家行为的指导原则十多年来都是众所周知的“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要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就很难得到国家的支持,除非与西方的古典学接轨。这些年来,甘阳主持的“博雅学院”和我主持的微型“古典班”,实际上都是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得碰运气,如果不是偶然遇到明智且有远见的大学校长或院长,也会一事无成。我从南方转到北京任教,就是因为人民大学文学院领导愿意为我搞本科古典班提供一方小园地。

记者:尼采提到古典学展开的背景是“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在如今这个被认为道德滑坡的时代,您译介西方传统经典,推动古典教育,是否也是出于一种道德隐忧?

小枫:是,但不仅仅是。隐忧更多涉及到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明的未来走向,这需要更多年轻学子的承担。推动古典教育首先在于,让年轻学子有更为宽阔的眼界和从容的心态,如清末民初的著名学人皮锡瑞所说,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果不推动古典教育,按现在的文科教育体制,何以可能让天素优秀的年轻学子“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

记者:当前,教育趋向实用、功利,撇开教育,从整个社会来讲,也是实用至上。您多次提到“平衡”,主张用教养教育来平衡实用技术学科,用古典教育平衡文科的现代取向。问题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平衡能达成吗?

小枫:古话说,事在人为。能做多少算多少,平衡能否达成,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问题是:是否应该用教养教育来平衡实用技术教育,用古典教育平衡文科的现代取向。如果应该的话,只管埋头做事情就是,没必要在乎种种谤言碎语投杼下机。

记者:尼采认为,古典学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从古典教育的角度来看,您如何理解这四个字——“不合时宜”?

小枫:现代文明是商业化文明,这种文明的品质按尼采的说法就是把所有人的灵魂往低处拉平。古典文明认定,人的灵魂有太多差异,包括低俗与高贵的差异。古典文明追求灵魂的高贵,因此,在现代社会难免“不合时宜”。所谓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指的是抵御现代商业文明把本来天生高贵的灵魂也拉平为低俗的灵魂。

记者:当前,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小枫:我们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古今丛编”系列刚刚出版了一部译文集《大学与博雅教育》,从中你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以及他提倡的“博雅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些有古典眼光的学者如何看待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让我在, , , 这里回答这个问题,不如读读这本书,看看西方名牌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自己怎么说。

记者:在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以后,据说西方古典仍然在发挥作用。问题是,如何发挥?

刘小枫:古传经典不是实用性知识,不会发生时效性作用。就像大学中的学科,如果谁学的是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学,他学的知识会发挥时效作用。但如果学的是文史哲,他学的知识能发挥什么时效作用,如何发挥时效作用呢?如果说西方古典仍然在西方社会中发挥作用,恐怕首先在于锻造优秀青年的心性,使得他们的灵魂和眼界不至被现代的各式实用技术性知识拖入眼前的实际利益。反过来说,有了高尚的品格和高远的眼界,即便从事的是技术性工作,也不会唯利是图。据说有些高科技企业用高薪挖军工界的高科技人才,这些人才就是不去,这就是例子。

【译介二施,“学问之道应该关注文明政制的德性品质问题,而非成为现代式专业学科的奴仆”】

记者:八十年代起,您自己的研究领域转战诸多,从本世纪开始,可能也应该说从您开始做“经典与解释”起,您的领域更多地在政治哲学,且不见再转战,只见扩大和深入。很多人在谈论您近年来书和文章的转向,也有很多臆测,能简单说说其中的原因和历程吗?

小枫:所谓“政治哲学”有两种含义,一种指的是哲学中的一个专业,比如就像逻辑学、伦理学或宗教学那样的所谓“二级学科”。另一个含义指的是古典式的学问方式,就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西文语词的原初含义而言,“政治哲学”的意思是:立足于城邦热爱智慧。如果就前一种含义而言,就有你所说的所谓“研究领域转战诸多”,如果就后一种含义而言,就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转战”这回事。要说转变,唯一的转变就是从现代转向古典。我在九十年代做的基督教神学也是现代的,尽管这门学科很古老。反过来,即便现在我做现代的学问,立足点也很古典。这种转变基于一种领悟: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

再说,所谓“学术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的名堂,古典学问没有这样的划分。现代学人做学问,未必一定要按现代的方式做,也就是不要拘限于什么专业领域。施米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法学家,但他的著述涉及神学、诗歌、戏剧、史学等等。所以,他在西方学界是公认的具有古典修养且以古典方式做学问的大思想家。

施米特

记者:近年来,你总是引发争议,比如引介施米特就不断引起异议。前不久还有人写文章说,施米特使刚进入政治哲学的年轻人变得“杀气腾腾”,你如何看?

刘小枫:你指的是一个月前也就是去年12月初的一篇网文吧……我引介施米特在国内学界引发的异议早已停歇多年,突然又出现一篇攻击性文章,我也觉得奇怪。但回头一想又不奇怪,因为,12月初,我主编的“施米特文集”第三次再版。书刚上市,网媒上就出现攻击文章,真让我高兴。“施米特文集”在2004年首次出版时,得到学界广泛接受,第二年就重印,重印后又很快断版。如果你查看一下全国大学论文网站就可以看到,自2004年以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施米特的学术论文已经多达近四百篇,其中近百篇以施米特为题,博士论文也已经有近十部。可见,施米特的著述是有分量的学术遗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有法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如今我国宪法学界出了一个“政治宪法学派”,化用的就是施米特的宪法学说。凡此可见,施米特的学术思想在我国学界得到相当程度的接受。施米特以批判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制闻名于世,他的论著在我国学界广为传播,自由派知识人对我恨入骨髓,说明他们在学术上欠缺从容心态……急什么呢,慢慢看书吧。

20世纪的西方古代史学的泰斗莫米里亚诺说过,当代西方学界一直有个怪癖,那就是用各种学者的八卦代替对他的学术评价,比如用谈论古史家霍斯曼(Housman)的同性恋倾向代替对他校勘疑难古书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用谈论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与其岳父蒙森(Mommsen)的乖张关系代替对他就古希腊典籍所做的杰出识读的评价,用批评迈耶尔(Eduard Mey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代替对他在识读埃及大象岛出土的莎草纸古籍显出的出色功夫的评价。同样,施米特的学术著述绝大多数写于1933年之前和1936年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只会拿施米特在1933年至1936年期间的事情说事。而且,即便在说这件事情时,也毫无学术水准可言。比如,纳粹政权从未封过施米特“桂冠法学家”,这个名称是当年流亡瑞士的反纳粹人士用来挖苦施米特的,意思是,施米特在纳粹上台前是个众所周知的反纳粹分子,但纳粹上台后又与纳粹政权合作,于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他。这件事情本身表明,施米特在1933年至1936年的政治参与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值得研究,即为什么施米特在纳粹上台前公开主张对纳粹党施行党禁,纳粹上台后又与纳粹合作,3年后又被纳粹解职,还差点儿被送进集中营?这本来可以是我们借以认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的一个很好的个案,我们却宁愿让自己脑筋简单。又比如,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德国是自由民主宪政,自由派知识人却不敢从学理上去追究自由民主宪政任命希特勒当总理的罪责。二战之后,美国为了让日本成为抗衡俄国和中国的前沿,积极扶植老牌法西斯分子重返日本政坛,这事也没见到自由派学人去追究。可见,他们看任何政治问题都不从学术上去思考,只有意识形态姿态。海德格尔也与纳粹执政初期有瓜葛,我国学界大力译介海德格尔不会受到攻击。译介施米特会受到攻击,不外乎因为施米特揪住了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软肋,自由派知识人坐不住合情合理。

一方面,“施米特文集”卖得很好,另一方面,自由派知识人又不断攻击我,两相比较,表明只习惯“政治正确”而不习惯思考问题的知识人毕竟是极少数,认真读书想问题的知识人是大多数。这些极少数人害怕大多数读书人读施米特,所以,“施米特文集”第三次重印,有人发网文攻击,我感到高兴,因为这证明我做得正确。现在的“施米特文集”并非仅仅是重印,还扩充了选题。毕竟,还有大量施米特的重要著述没有译介。其实,对自由主义法学的批判,仅仅是施米特重要著述的一部分而已,集中在1932年以前。三十年代末期以来,施米特转向了另一涉及西方文明史的重大问题。他提出有两个欧洲文明:传统的基于土地和农民德性的欧洲, 文明与现代的基于海洋和海盗习性的欧洲文明。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冲突,本质上是欧洲大陆的老传统与靠海洋贸易发家的英美新传统的冲突。战后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大政治家深受, , 这一文明史观的启发,比如,曾先后出任德国防长和总理的施密特在回忆录中说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与法国总统曾商议支持中国崛起,共同抗衡海盗习性的霸权。显然, 我们不能说施密特总理是反自由主义分子,毋宁说,他是头脑清楚的自由主义者……我们的“施米特文集”中有一本名为《施米特与国际战略》的书即将付印,作者曾长期出任德国总理的首席军事顾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施米特的思想迄今是欧洲大政治家战略思考的指引。作者相信,施米特的国际政治思想对现实政治的解释力极具启发。我甚至觉得,施米特的好些论著一直是西方大政治家的家传读物,从了解西方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多译介。美国学界眼下不就在积极翻译施米特在二战期间发表的有关“大空间”和国际战争新形式的理论著述吗?如果我们仅仅看到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就眼界过于狭窄。

施特劳斯

记者:你引介施特劳斯也引发争议,比如有人说你大力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是误导读书人……

刘小枫12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比较海德格尔、德里达和施特劳斯对同一篇柏拉图对话《斐德若》的解读。通过比较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施特劳斯的古典解读有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注重体会古典作品自身所传达的高贵德性,从而是怀瑾握瑜的解读。这种对古典的态度明显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式解读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式解读端正。所谓“施派”的古典解读,就是追仿施特劳斯本人怀瑾握瑜的解读。我们大力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也是要追仿怀瑾握瑜的阅读德性,正大光明,有什么不对?你提到“有人说”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就是“误导读书人”,如果真有那么回事,你就不妨请“有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写篇见功夫的学术论文具体指出施特劳斯的经典解读问题在哪里,就像我指出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问题在哪里,摆事实讲道理嘛,让学界广大同仁一起来探讨。天底下“读书人”那么多,他们都有自己的脑子,没那么容易被“误导”吧?8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类学的“欲望”与古典》,评一个时髦的西方人类学家的古典解读,指出他把古传经典当一堆社会科学史料,拿来为人类学式的欲望做辅料,这篇文章顺便还梳理了西方人类学式的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北大人类学系的王铭铭教授无意中看到了,不仅没攻击我冒犯了他的学科,还把文章要去收在他编的一个文集里,让他的同行们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作古的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至少引发过三次大的“传媒”争议,第一次争议就涉及施特劳斯与古典学的关系。当时有一位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古典学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惊呼施特劳斯学派已经占据古典学界的地盘,随即引发争议,最后是美国古典学界搞古希腊哲学的权威之一弗拉斯托斯出来说,施特劳斯的影响力在古典学界没那么牛,才使得论争平息下来。这次论争很有意思,因为其起因之一是,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大多不是古典学专业出身,却致力于识读古典,极大地影响了古典学专业的年轻人,使得古典学专业的教授们觉得自己的“领域”受到侵犯。到了90年代,美国的史学界也发出了同样的惊呼。十年前我读到一本翻译过来的讲美国所谓“复合共和制”的专著,作者在前言中抱怨,施特劳斯的弟子并非美国史专业出身,却已经占据了美国政制史研究的半壁江山。这种情形表明,施特劳斯开创的古典学风打破了现代式的专业化学科划分,使得新生代学子开了眼界,懂得了学问之道应该关注文明政制的德性品质问题,而非成为现代式专业学科的奴仆。习惯于据守专业门户的学人当然会把这种学风视为可怕的威胁,毕竟,他们掌控着比如说古典系或者历史系这样的建制,生怕失掉自己的学术“政权”。连美国学界都有这样的争议,如果在我们这里也出现类似争议,并不奇怪。值得庆幸的倒是,我国的古典学界或西方古代史学界中并没有美国古典学界或古史学界那样的心胸狭隘、食洋不化又自以为是之士,不然的话,我们这里也会出现类似情形。

记者:当然,这些质疑声得分两类,一类是基本上没有仔细读过甚至没有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他们的质疑可以说不入流,但另一类质疑声似乎研读过施特劳斯作品,他们的质疑声不过是反映了他们的困惑和意见……

刘小枫:我还没看到过有质疑者认真研读施特劳斯著述真见学问功夫的心得,据我的观察,质疑声反映的并非是什么困惑,而是在表达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情绪。有意思而且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情绪还是国际性的。自80年代我国学界大力译介现当代西学以来,从来没有西方的教授对我们说三道四,当我们译介施特劳斯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教授马上就开始发话,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拉(Mark Lilla)多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短评《在北京阅读施特劳斯》,传诵一时。去年的美国古典学学会年会设立了一个“古典学在中国”的专题,芝加哥大学古典系的一位教授提交了专题论文,与里拉在多年前的品评遥相呼应,其学术水准如何,扫两眼就知道。去年9月,台湾东吴大学与台湾中研院联合举办了一个题为“中文世界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国际学术会议,虽然参会学者主要是中国人,会议语言却用的是英文。这个会议的基调是自由主义派学人济济一堂,共同声讨我引介施米特和施特劳斯。有个中文名叫马凯之的德国汉学家宣读了一篇题为“现代、专制和危机:施特劳斯在中国”的论文,声称自己与“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有过亲身接触。这位长期在台湾任教的德国人从我的著述中搜集了种种只言片语,然后对我进行政治性的“诛心”批判。他承袭民主与专制的政治二元区分,把施特劳斯学派定性为支持专制,由此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刘小枫引介施特劳斯等于支持专制。这位德国汉学家不惜在论文中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臆断我主持的翻译乃至参与重大高研院建设与“出事”的政治人物有秘密勾连。一个德国学者哦,为文下作到如此地步,创下近年来谤文之耻的历史新高。在台湾的政治语境中,他的做法当然会获得喝彩。遗憾的是,他最终证明的仅仅是他自己身上有一股子自由民主的政治习气。这种习气使得即便是开放的社会也无法确保思想的内在自由,反倒让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蒙羞。其实,如果他真有学问功夫的话,认真读读我的《设计共和》,批判起来档次会高很多。

从里拉到马凯之让我们看到,西方自由派学人有如当年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联盟,哪里出现辨析自由民主的声音,他们就奔向哪里去制止。借此机会,我想告诉国际上的里拉们,施特劳斯著述的中译本很受欢迎,好些书上市不久很快重印。《城邦与人》被北京三联书店买下版权,中译本迄今尚未见书,网上却已经有了两个中译本,都是译者为了自己学习而翻译的,由此可见中国读书人对施特劳斯的热爱。我还想通知国际上的里拉们,施特劳斯的第一个全集将是中文版,因为,他的一些早期德文文稿尚无英译,我们已经全部翻译,好些英文论文和专著尚无德译,我们也已经全部翻译。中国读书人的头脑,无需国际上的里拉们来指导。

记者:年轻人在进入一个领域时,总是先靠已有的派别划分来定位自己的坐标。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您愿意定义自己的派别吗?如果不愿意,具体原因是什么?

小枫:不是不愿意定义,而是没法定义。毕竟,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派别划分都是现代式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是从现代式政制构想衍生出来的。一个有古典意识的学人,对现代式政制构想始终心存疑虑,即便古典式政制构想也有种种缺陷。就像17世纪末英国古今之争时期的崇古派代表人物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一文中一开始所说,现代作品很难取悦那些浸淫于古代典籍的人。既然浸淫于古典智识,何以可能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派别呢。

【“编一套丛书需要有学术大设想,或者说学术大战略眼光,这可不容易,我没那份功力”】


“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

记者:据网上统计,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中主持编辑丛书最多的学者,你是第一人,从80年代最早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到目前主持“经典与解释”丛书,是什么动因让你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主持这些丛书?

刘小枫:我主持的丛书不多,更谈不上“最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甘阳主持的,严格来讲,我仅主持过两套丛书:九十年代在香港主持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和新千年开始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至于文集性质的丛书如舍勒文集或施米特文集,都是个人文集,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丛书”。你可能说的是我选编并组译的译文集很多,也许吧,我没计算过。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编译文集,现在还在编,已经有三十年历史,算得上个业余老编辑。

至于为什么热衷编译文集,我想首先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受惠于学界前辈们编的译文集。比如,朱光潜先生主持编译的西方人道主义人性论文选,周辅成先生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文选,洪谦先生主持编译的逻辑经验主义文集,张竹明先生主持编译的古代城邦译文集,江天骥先生主持编译的新马克思主义译文集……这些文集让我学到不少东西。所以,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就经常想到应该把自己接触过的文献精选后编成译文集,让更多读书人分享。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就产生了不少译文集,现在还在不断产生。最近几年我关注西方启蒙思想的源头,想搞清楚改变中国思想的西方启蒙观念的来源,又编了几部文集,比如《托兰德与激进启蒙》,《古希腊修辞术与民主政制》,《西方古典学与现代性》,《谁来教育老师》,《论古今学问》等等。编译文集的学术积累比丛书来得快,做起来也容易得多,毕竟仅仅是点点滴滴而已。编一套丛书需要有学术大设想,或者说学术大战略眼光,这可不容易,我没那份功力。

记者:“文化:中国与世界”在八十年代的丛书热中就显出不同凡响的学术战略眼光,这套丛书不是当时最早的,却最有“问题意识”。能谈谈你当时被思考的什么问题吸引吗,你毕竟参与了这套丛书的主编工作。

刘小枫:丛书“热”是八十年代兴起的,打那以来,丛书“热”就没有冷却过,迄今还在不断涌现新的各类“丛书”,这首先得拜时代之赐。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个国运上升的时代。问题在于,时代给了我们机运,未必等于我们能做出正确的事情。中国文明的现, 代危机是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好几代学人都在力图寻求解决危机的良方。我相信,这还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我们的努力仅仅是无数代人的努力中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而已,微不足道。

说到“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立意和设计,那也是甘阳的功绩。这套丛书虽然无疾而终,的确进入了历史,如今好些人乐意分享光荣。我觉得,就立意和设计的学术战略眼光而言,没人能分享。我虽然是“副主编”,不折不扣是个打工仔。在北大念研究生时,甘阳见我忙忙叨叨编译文集,看出我有自找苦吃的毛病,设计“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时就趁机拉我干活。当时北京学界群雄并起,甘阳喜欢聚合群雄……八卦我就不讲啦……当时甘阳规定,副主编必须是人在北京的。我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所谓“文化沙漠”深圳,他破自己的规定让我当副主编,图的不就是我肯干活嘛。现在我也这样,哪个年轻人肯干苦活,我就让他当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子系列有好些年轻主编。当时甘阳为了拉拢我干活,给我写过不少长信,有时长达89页,用的信纸有“中国共产党大兴安岭地区委员会”“燕翔饭店”和“中国社科院稿纸”之类的抬头……前些年我整理旧物时发现,居然还有十余封信保存下来,大约近四万字,恐怕是“文化:中国与世界”唯一留下的“历史文献”吧。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组译和审校。由于是学外语出身,组译比较有人脉。审校虽然辛苦,却非常练功夫。当时有个北大德语系的研究生翻译了一部社会理论名著,非常自信,被我审校出一些硬伤,那个译者很服气,甘阳很得意……

记者:有人说,你是学者中的编辑大家,每本书的清样都要过目,连封面也要审阅,用的字体都要过问,出版社有时头痛。有这事吗?为什么这些琐事也要管?

刘小枫:“编辑大家”不敢当,说得上编辑熟练工。由于喜欢读书,自然而然关注书的品相。我觉得,学术书得守旧、质朴。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界追求新颖,封面啊、字体啊、版式啊,越出奇越好。通俗书如此没有问题,学术书就没必要。现在有的出版社喜欢用各种艺术化的电脑字体,我就坚持学术书要用传统的正宋。有的出版社把学术书的开本搞得很大,我也反对,坚持老旧的正32开。学术书有不少特别的地方,比如注释啊,引文啊,还有强调的语词或句子等等所谓重点语词或句子,以前都用黑体,看起来扎眼,我主张改为楷体。这种字体圆润,夹在正宋字体中自然突显。但楷体字不能多,这种字体棱角不分明,阅读多了眼睛容易疲劳。对于长段引文,有些出版社编辑喜欢用楷体,读起来很累,我建议用仿宋体,并作独立引文格式,既明显又不太抢眼。学术书就这三种字体,没必要搞奇奇怪怪的字体。在二十多年的编书实践中,我摸索出一套格式规范,都是出于读书的感觉。封面设计也简洁清爽,不搞花花绿绿,图案繁复……学者生活简单质朴,学术书也应该如此。

【“学术问题,由于偶然原因被弄到网上才成了‘事件’”】

记者:对你来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可以说是在风尖浪口上度过的。你在大学校园读书会上谈百年共和的演讲被理解为提出了“新国父论”,引发空前争议,以至从不参与这类争议的你亲自出面澄清缘由。回过头去看,你如何评价这一系列事件?

刘小枫:“引发空前争议”恐怕不确切,事实上没有引发争议,倒是引发了据说“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让我经历了一次网络时代的“文革”式大批判而已……我向来躲避你所谓的“风口浪尖”,但人生充满偶然,很多事情都出乎意料,没法避免会撞上个什么罕见之人。我在大学读书会上讲的是学术问题,由于偶然原因被弄到网上才成了“事件”,否则也不会成为什么“事件”。不过,偶然的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记者:听说你还被推举为“长江学者”,但评上后又被取消了,这事学界曾一度议论纷纷,究竟怎么回事?

刘小枫:我没有主动申请过“长江学者”项目,人民大学文学院领导为了支持我的“经典与解释”翻译计划,坚持要替我申报这个项目。“经典与解释”翻译计划经营十多年来一直缺乏最为基本的编辑经费,运作艰难,我最后同意了申报。如你所知,教育部公示我的申报通过了评审。后来又被取消,听说是因为一位退休老教授写信“告”我

我的“长江学者”项目被取消,让我感到庆幸,因为2013年的那个所谓“新国父论”事件之后,评审结果才出来。幸好项目被取消,不然坊间会以为与事件有什么关系,难免谣言四起。所以,那位退休老教授“告”我,我真还感谢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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