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管他选择哪种形式……他总是着眼于他的时代,着眼于他的祖国最光辉、最优秀的人,并且着力描写为他们所喜欢、为他们所感动的事物。尤其是剧作家,倘若他着眼于平民,也必须是为了照亮和改善他们,而绝不可加深他们的偏见和鄙俗思想。

——莱辛《汉堡剧评》

刘小枫:何谓“怒而飞”?

 刘小枫 转自转转转启示与理性 7月1日
 

编者按:201210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开设“启示与理性”栏目,邀请张志扬教授主持。该栏目每年三期,根据主题分为“中西方古典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大专题。张老师每期撰写一篇导语,迄今已得20篇。2020年第3期“中国古典学专题,张志扬教授邀请刘小枫教授撰写了导语。感谢《海南大学学报》与作者授权本公号推送。说明:文中橙色字体,为原文中的“楷体字”。




 
何谓“怒而飞”?
 
 
按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说法,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我国的政治教育传统一直以习读儒家经典为主,未见把《道德经》或《庄子》作为必修的读本。这种说法让我很早就产生了一个困惑:既然如此,《道德经》或《庄子》在古代学士中是如何传承的呢?考上科举做官的人,有多少读过《道德经》和《庄子》?这个困惑迄今没有得到解惑。

显然,《道德经》或《庄子》绝非仅仅成了“道藏”经书,被藏之于密室。不然的话,苏东坡怎么会读到《庄子》呢?苏东坡阅读《庄子》的体会虽然仅只言片语,却非常有名。不过,其他大学士也谈读《庄子》体会的,的确不多。因此,《道德经》或《庄子》在中国古代政治人的教育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一直让我感到好奇。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首先因为无论《道德经》还是《庄子》都大谈政治。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两部经典都算得上政治哲学典籍中的翘楚。但是,无论《道德经》还是《庄子》又都被视为个体修德的经典读物,而这种修德又似乎带有非政治的取向

化用尼采的语式来讲,在中华民族成长的某个时刻,这个民族“最具洞察力亦即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一个阶层已然宣布,用来规定应该怎样生活的经验已经到头了,他们已经从充满实验糟糕经验的各个时代之中采摘了最丰富和最全面的果实。《道德经》和《庄子》无疑属于这类果实之一。

在先秦典籍中,《道德经》和《庄子》的文辞和篇章结构非常特别。《道德经》满篇格言,对宇宙和人世及其政争有着既超迈深切的理解。这些格言并非随意的堆砌,各章之间似乎有某种内在的推论线索。《庄子》更是如此,不仅文辞恣肆汪洋,内七篇浑然一体有如一串珍珠,但“三言”的交融则让人难得要领。与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儒家“四书”相比,至少从文辞上讲,《道德经》和《庄子》都不可同日而语。

我下乡当知识青年那年17岁,鬼使神差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的《庄子》,带到乡下有空就读。凭微薄得可怜的“文革”高中的语文水平,几年下来我没能读懂一篇,仅仅文字一关就没法过——除了《养生主》开头的那则“庖丁解牛”寓言。当时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这则寓言,老师在课堂上讲过。至于寓言的要义以及它为何出现在《养生主》开头,老实说,到现在还没想明白。

长大后,随着阅历增多才逐渐意识到,《道德经》和《庄子》难读而且读不懂很正常。比如,著名的《逍遥游》一开始就是一个寓言,其寓意迄今还不能说完全把握。

寓意说的是一只大鹏展翼高飞,而这只大鹏本来不过是只小鱼儿,突然极度膨胀变得很大,成了一只鹏鸟,飞升到了天上。这个寓言要表达什么呢?费解。



寓言的基调是说,有个生物不仅由小变大,而且离开大海到了天上,完全超出了自身的所谓“在者”拘限。鱼儿只能在海里生存,但这只鲲却能脱海而出升腾到天宇。这怎么可能呢?

“怒而飞”给出了解释:“怒”是动力,是鲲变鹏的动力因。“怒”在这里的意思据说是“努”,古代“怒”与“努”不分。但“努”具体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后来我读柏拉图的《会饮》,看到其中翻来覆去讲eros[爱欲],让我一下子想到这个“怒”字。我无意说“怒”就是eros,仅仅是一种联想而已。

鲲变鹏后不仅摆脱了自己在生存上的限制,而且飞向一个“非人所造”的“天池”。“天池”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很美,令人向往很自然。看来,“天池”是鲲变鹏的诱因,从而与“怒”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这“天池”激发了鲲之“怒”,以至于要“怒而飞”。



鲲在变成鹏鸟之前,自己的体形已经逐渐膨胀,变得非常之大。这怎么可能?寓言不可当真,但寓言所寄寓之言得当真。动物或人的身体不可能如此膨胀,但人的身体中有一个部位完全可能极度膨胀,不受身体形体的限制。哪里呢?当然是人的心。不是心脏的心,而是另一个不知在人身上哪个地方的心。“怒而飞”的“怒”从“心”,没有“心”,“努”从何而来?

由此看来,“怒”不仅是鲲之体形变大的原因,而且就是体形膨胀的具体位置之所在——心。“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如果把这里的“鲲之大”理解为“心之大”,那么,大得来“不知其几千里也”就不难理解,而且绝不荒谬。




人心不仅可能变得如此之大,而且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的确曾有人的心变得“不知其几千里也”,以至“欲与天公试比高”。为什么有的人心会变得如此之大,显然是因为向往“天池”,以至于鲲心变成了鹏心。

由此可以推想,所谓“怒”就是我国古人通常说的“志”

心志可以体现在好些方面。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们各有各的心志:有向学的心志,有治国的心志,还有这样的心志,即仅仅向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这是否就是“天池”景象,不得而知。尤其是,《逍遥游》中的“天池”寄寓了何种心志,不清楚。不过,《逍遥游》的作者并非没有流露出痕迹。鱼儿离不开水,鲲本是小鱼,生活在海水中。鲲因心志膨胀化为鹏鸟之后往南飞往“天池”[南海],从这个地名来看,那里是有水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想,到“天池”后,鹏鸟要复归为鱼,重新生活在水中。

虽然都是“水”,但天池的水与鲲从前赖以生活的海水显然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鲲赖以生活的生存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种变化仅仅是性质的变化,而非形态的变化。倘若如此,这种变化是否不过仅仅是鲲因心志膨胀、奋力南飞所致呢?



问题随之而来:《逍遥游》的这些言辞要说给谁听?即便读完整篇《逍遥游》,这个问题也未必能获得解答,甚至连贯地读完内七篇,也未必能获得解答。毕竟,人心之志的差异实在太大,何况,没有心志的人更多。

如果《庄子》内七篇都如此难以求解,那么,要进入《道德经》就更难了。就此而言,无论《道德经》还是《庄子》,对历代后人来说,永远是密书。但正因为是密书,自然就会激励历代后人的求解。当然,如谚语所说,“解铃还需系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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